离开郑国后，季札又聘问卫国，最终到达晋国。

首先，聘问卫国。在卫国时，季札与当时的卫国诸贤甚为相得。因为有多位贤明君子，季札遂对卫国的国政做了无忧之评。据《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季札)适卫，说蘧瑗、史狗、史、公子荆、公叔发、公子朝，曰：‘卫多君子，未有患也。’”

季札论列的数位卫国君子中最重要的当是蘧伯玉与史^①。蘧瑗，字伯玉，卫国大夫，是卫国的贤君子。明人薛应旂谓之“笃行慎德，老而不倦”。^②蘧伯玉历仕卫献公、殇公、襄公、灵公。从蘧伯玉的行谊来看，他是一位德行高洁的仁者。据《淮南子》载：“蘧伯玉以其仁宁卫，而天下莫能危也。”^③将蘧伯玉与臧武仲，共同视为能够保证卫国与鲁国社稷安宁的贤人。据《古列女传》载：卫灵公与夫人夜坐，听车声辚辚，到宫阙附近时车声渐失，过了宫阙声音又起。卫灵公即问夫人曰：“知此为谁?”夫人曰：“此蘧伯玉也。”卫灵公问夫人何以知之。夫人曰：“夫忠臣与孝子，不为昭昭信节，不为冥冥惰行。蘧伯玉，卫之贤大夫也。仁而有智，敬于事上，此其人必不以闇昧废礼，是以知之。”卫灵公派人去察看，果然是蘧伯玉。^④可见，蘧伯玉是一位表里如一、不愧屋漏的忠荩之臣。

史也是卫国的大夫，名，字子鱼。对于其行谊，《韩诗外传》载：“昔者卫大夫史鱼病且死，谓其子曰：‘我数言蘧伯玉之贤，而不能进。弥子瑕不肖而不能退，为人臣生不能进贤而退不肖，死不当治丧正堂，殡我于室足矣。’卫君问其故，子以父言闻君，造然召蘧伯玉而贵之，而退弥子瑕，从殡于正堂，成礼而后去，生以身谏，死以尸谏，可谓直矣。《诗》曰：‘靖恭尔位，好是正直。”^⑤除此，《孔子家语·困誓篇》等文献亦有记载。可见，尸谏的行为最见史鱼之“直”。

与聘问其他诸国时，季札言论多涉于政治、人事的细节不同，而论卫国纯粹以君子人格为是。显然，在季札的政治伦理中，为政者的德行直接关乎一国的治政，这也是其后孔孟及儒家思想的基本价值取向。卫国是季札在历聘诸国时唯一的一次没有提出具体的政治建议，而做出无忧之评的诸侯国，这是因为季札认为得贤士即可国安，显示了为政者的道德因素在季札的政治理想中占据突出的地位。

其次，诤言孙林父。在自卫适晋的路上，季札经过卫国大夫孙林父的封邑戚。孙文子(即林父)^①，良夫之子，是卫国世卿，曾帅师伐齐。在卫成公时曾参与钟离、戚会盟等。但是，孙文子的德行颇受非议。据《左传·襄公七年》载，孙文子聘问鲁国，当时就出现了倨傲违礼而不悔的尴尬，受到了叔孙穆子的蔑视：

卫孙文子来聘，且拜武子之言，而寻孙桓子之盟。公登亦登。叔孙穆子相，趋进，曰：“诸侯之会，寡君未尝后卫君。今吾子不后寡君，寡君未知所过。吾子其少安!”孙子无辞，亦无悛容。穆叔曰：“孙子必亡。为臣而君，过而不悛，亡之本也。《诗》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谓从者也。衡而委蛇必折。”^②

此前季札聘问鲁国时已与时贤叔孙穆子相交甚笃，因此，季札当时对孙林父可能已有所了解。从鲁襄公七年(前566年)的聘问仪式来看，孙林父乃是失礼而不知悔的虚骄之人。更重要的是，孙林父还有逐君，乃至以封邑叛卫附晋之举。他曾与宁惠子一起逐献公，立殇公。后宁惠子之子宁喜与孙林父因争宠于殇公而交恶，殇公派宁喜攻打孙林父，孙林父逃至晋国，请求晋国支持献公复位。卫献公当时在齐国，齐景公得此消息，与卫献公一起到晋国共同伐卫，俘获了卫殇公与宁喜。献公复位即诛杀了宁喜。孙林父与宁氏都是献公、殇公君位更迭的主使者，深陷于权力争斗的中心。季札经过孙林父的封地戚邑^③时，献公甫卒。《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有这样的记述：

自卫入晋，将宿于戚。闻钟声焉，曰：“异哉!吾闻之也：辩而不德^①，必加于戮。夫子获罪于君以在此，惧犹不足，而又何乐?夫子之在此也，犹燕之巢于幕上。君又在殡，而可以乐乎?”遂去之。文子闻之，终身不听琴瑟。^②

孙林父有逐君之行，并且曾将戚邑叛附晋国，堪称卫国之贼臣。季札对于孙林父身处危境而犹自作乐深为不解，谓其：“夫子获罪于君以在此，惧犹不足，而又何乐?”将其比喻为筑巢于帷幕之上的燕雀，身处危境而不自知。加之，献公卒而未葬，作乐亦不合为臣之礼。因此，虽然季札对于卫国的诸贤大夫深为赞叹，但对卫国的另一大夫孙林父则甚为不满，乃至决意“去之”。^③值得注意的是，孔子对孙林父亦很反感。他对子贡述及孙林父时云：“食其禄者，必死其事。孙子知卫君之将不君，不念伏死以争，而素规去就，尸利携贰，非人臣也。臣而有不臣之心，明君所不赦。”^④可见，孙林父缺乏忠义之德，亦鲜礼仪之行。季札聘问中原列国，与时贤遍结兰臭之谊，但也有不淑之遇。尽管如此，孙林父听闻季札之言即“终身不听琴瑟”。^⑤据此，宋人吕祖谦就认为季札更高出于著名贤士蘧伯玉：

以是知有国家者不患有小人，而患无君子。盖有君子则小人已为他移夺变化。卫之蘧伯玉，夫子亦尝称之以君子，就当时言之，伯玉地位已高，亦未易及，然把伯玉比季札，只看这一事，知文子逐君之时，伯玉不能止之，不过从近关出而已。何伯玉不能化文子于久处之余，而札能悟之于一言之顷?以是知伯玉之地位固已高，而札之地位又高于伯玉也。伯玉不能已文子于未逐君之时，而季札数语能使终身不听琴瑟，则伯玉与季札已争数等。如不有季札，则伯玉地位已仅高，看札方知地步向多，在学者当如此看。^①

洵为肯綮之论。据《孔子家语》载，孔子闻之，曰：“季子能以义正义，文子能克己服义，可谓善改矣。”^②对于季札以义匡正孙林父，孙林父知错而善改，都予以称赞。

最后，聘问晋国。从卫经过戚，季札到了当时的中原霸主晋国，这也是季札出使中原的目的地。^③对于季札适晋，《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适晋，说赵文子、韩宣子、魏献子，曰：‘晋国其萃于三族乎!’说叔向，将行，谓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将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于难。’”^④

晋国是与吴国关系最为密切的诸侯国。吴国“始通于中国”^⑤，即首先是从晋国开始的。吴王寿梦二年(前584年)，楚之亡大夫申公巫臣自晋使吴，带了“两之一卒”即30辆兵车帮助吴国训练军队，并且还留下“偏两之一”(《左传·成公七年》)即15辆兵车给吴国，使吴国的军事实力大为增强，并且确定了两国共同抗楚的方略。其后，晋吴之间的外交活动日渐频繁。寿梦时代即有钟离之会、鸡泽会盟、戚之会盟等等。诸樊继承位，仍延续了晋、吴结盟的传统，诸樊元年(前560年)吴伐楚，战败。次年春天，“吴告败于晋”，晋“为吴谋楚故”，会诸侯于向(今安徽怀远县)。不但如此，公元前550年，“晋将嫁女于吴”(《左传·襄公二十三年》)，晋吴之间还以联姻的方式强化两国的盟好。晋吴联盟堪称是吴国日渐走向强大，从而能够抗击强楚、逐鹿中原、成就霸业的外交基石。季札出聘晋国，更是晋吴交流史上的精彩华章。

季札对于晋国公室衰微、权力下倾的情况深有体察。当时晋国政坛为六卿左右，叔向对此深以为虑，曾对晏婴说：“虽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马不驾，卿无军行……民闻公命，如逃寇雠。栾、郤、胥、原、狐、续、庆、伯，降在皂隶。政在家门，民无所依。”^①晏婴对此亦深表认同。^②季札所谓“晋国其萃于三族乎”“大夫皆富，政将在家”，表达的正是与叔向、子产等时贤相似的政治判断。

对于叔向，季札的评价与孔子也颇为相似，孔子曰：“叔向，古之遗直也。治国制刑，不隐于亲，三数叔鱼之恶，不为末减。曰义也夫，可谓直矣。”^③据《左传·昭公十四年》记载，晋国的邢侯与雍子为田界发生争执，久而无决。当司法官士景伯出使楚国时，由叔向的异母弟叔鱼代为审理此案。事实是雍子违法，但雍子将女儿嫁给叔鱼，叔鱼断邢侯有罪。邢侯一怒之下在朝廷上将叔鱼与雍子杀死了。韩宣子问叔向怎么办，叔向认为三人同罪，于是将邢侯处死，三人陈尸于市。孔子对叔向的评价便是就此事而发。季札见叔向是在襄公二十九年(前544年)，而叔鱼之案则是在鲁昭公十四年(前528年)。季札十几年前对叔向的评价在叔鱼之案中得到了体现，并在孔子那里得到了应和。季札见微而识人，显示了惊人的洞察力。

公元前544年，季札历聘诸国，强化了吴国与中原诸国的联系。季札在汲取中原文化精华的同时，也展示了吴国文化精神风貌与对中原文化的融摄能力，扩大了吴国在中原的政治影响力。季札的中原之行，与当时列国诸贤观乐论政，见微而知著，群贤为之倾服。其后，司马迁亦称叹曰：“延陵季子之仁心，慕义无穷，见微而知清浊。呜呼，又何其闳览博物君子也。”^①

①如《史记·卫康叔世家第七》:“(卫献公)三年,吴延陵季子使过卫,见蘧伯玉、史,曰:‘卫多君子,其国无故。’”(中华书局点校本,第1597页)
②《四书人物考》卷二十一《传十八·蘧伯玉》,周群、王玉琴校注:《四书大全校注·附录》,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288页。
③陈广忠译注:《淮南子·泰族训》,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203页。
④参见刘向《古列女传》卷三《仁智传·卫灵夫人》,四部丛刊景明本。
⑤韩婴撰、许维遹校释:《韩诗外传集释》卷第七第二十一章,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64—265页。
①服虔曰:“孙文子,林父也。”(《史记》卷三十七,中华书局点校本,第1597页)
②杨伯峻:《春秋左传注·襄公七年》,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952—953页。
③《左传》记其地为“戚”,然《史记·吴世家》《卫世家》均作“宿”。当以《左传》为是。《史记索隐》:“戚既是邑名,理应不易。今宜读为‘戚’。戚,卫邑,孙文子旧所食地。”(《史记》,第1458页)《索隐》虽以音转强为之解,并不足信,然其溯《史记》之本,归于《左传》,恰是实情。
①对于“辩而不德”,清沈钦韩《春秋左氏传补注》:“服曰:辩若斗辩也。夫以辩争,不以德居之,必加于刑戮也。按‘辩’与‘变’通,以臣逐君,非正也。既为变乱,而又不德,则其戮必重。《易·坤卦》:由辩之不早辩。《音义》:荀作变。《礼运注》:变当为辩。是辩变互易也。”(《春秋左氏传补注》卷八,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54页)而俞樾更有别解:“辩而不德。《集解》曰:辩犹争也。樾谨按:杜氏不解德字。《史记注》引服虔曰:‘夫以辩争,不以德居之,必加于刑戮也。’其说非是。苟能以德居之,又何争乎? 德当读为直。德字古文作惪,本从直声,故即与直通。《周易·系辞传》‘有功而不德’。蜀才本作置。德之通作直,犹置之通作德也。争辩而不直,故宐加于刑戮矣。”(《群经平议》卷二十六,《续修四库全书》经部第178册,第429页)而杨伯峻认同梁履绳在《左传补释》中的解释,认为“辩”应读为“变”,“以臣逐君,非正也。既为变乱,而又不德”。(《春秋左传注·襄公二十九年》,第1166—1167页)虽然诸家对于“辩而不德”训解不一,但大意都认为这是季札对于孙林父出君之举提出的批评。
②杨伯峻:《春秋左传注·襄公二十九年》,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166—1167页。
③对于季札过戚闻乐,《史记·吴太伯世家》与《卫康叔世家》记载不一。《吴世家》与《左传》大致相同,然,《卫康叔世家》载:“过宿舍,孙林父为击磬,曰:‘不乐,音大悲,使卫乱乃此矣。’”(《史记》,中华书局点校本,第1597—1598页)《史记》所记显然事出《左传》,然《史记·卫康叔世家》似多推衍痕迹。诚如《史记索隐》释《吴太伯世家》中季札“自卫如晋,将舍于宿”段云:“太史公欲自为一家,事虽出《左氏》,文则随义而换。”(《史记·吴太伯世家》,中华书局点校本,第1458页)
④《孔丛子·记义第三》,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39页。
⑤杨伯峻:《春秋左传注·襄公二十九》,第1167页。
①[宋]吕祖谦:《左氏传说》卷九,《吴季札聘列国观人材》,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杨朝明、宋立林主编:《孔子家语通解·正论解第四十一》,齐鲁书社2013年版,第474页。
③[汉]刘向:《新序·节士》载:“延陵季子将西聘晋,带宝剑以过徐君。”可见,此次季札中原之行的目的地是晋国。
④杨伯峻:《春秋左传注·襄公二十九年》,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167页。
⑤《史记》卷三十一《吴太伯世家第一》,中华书局点校本,第1448页。
①[晋]杜预集解:《春秋经传集解》第二十《昭公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219页。
②据《史记·晋世家》记载:“(晋平公)十四年,吴延陵季子来使,与赵文子、韩宣子、魏献子语,曰:‘晋国之政,卒归此三家矣。’十九年,齐使晏婴如晋,与叔向语。叔向曰:‘晋,季世也。公厚赋为台池而不恤政,政在私门,其可久乎!’晏子然之。”(《史记》卷三十九《晋世家第九》,中华书局点校本,第1684页)
③[晋]杜预集解:《春秋经传集解》第二十三《昭公四》,第1397页。
①《史记》卷三十一《吴太伯世家第一》,中华书局点校本,第14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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