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寿梦之“朝周，适楚”，与鲁成公以及列国大夫会盟于钟离之后，诸樊继位之后的十几年并没有遣使与中原交通。馀祭四年(前544年)，季札聘问中原诸国，其“通嗣君”实乃是向中原诸国通报寿梦之后尤其是馀祭继位以来的吴国国政。与春秋时期使臣穿梭于诸国之间主要从事与政治军事相关的外交活动稍有不同，季札之聘问中原客观上更是一个文化交流活动。

季札聘问中原，其职与《左传》中所称的“行人”有相似之处。如，《左传·襄公四年》载：“韩献子使行人子员问之。”杜预注曰：“行人，通使之官。”但《左传》中并未称季札为“行人”。从《左传》中的记载来看，晋、秦、郑、卫、陈、鲁、宋等国有行人之称，吴国自申公巫臣使吴之后，寿梦即曾以巫臣之子狐庸为行人，^①但作为三辞君位的季札，地位远在使适四方、协九仪宾客之事的“行人”之上，故而《春秋》《左传》并不以“行人”名之。

季札此次中原之行，首先到鲁国国都曲阜。接待季札的是鲁国的著名政治家、外交家叔孙豹。叔孙为氏，名豹，穆子是其谥号，故史书多称其为叔孙穆子、穆叔，是鲁国世家叔孙得臣之子。鲁成公十六年(公元前575年)始任鲁国亚卿，与季文子、孟献子同掌国政。其间除了襄公五年(前568年)季文子去世后，因季武子少幼而曾掌几年国政之外，其余都是主要负责盟会、聘问及军事事务，正如叔孙豹自谓“叔出季处，有自来矣”。^②叔孙豹堪称是春秋时期最为杰出的外交家之一。鲁国封国之初虽然是上等诸侯国，但春秋以后，地位逐渐式微，经常受到强邻齐国的侵凌，同时，还常受到霸主晋国和楚国的轻忽。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叔孙豹以卓荦的才华，折冲樽俎，委蛇于诸大国之间，维护了鲁国的尊严和利益。叔孙豹学养深厚，娴于辞令，尤其是精通《诗》《书》。他常常借《诗》以传达难以明言之义，优雅婉曲，征引极其精准得体，迥出于同侪之上。如果说季札是春秋时期品鉴诗乐最为全面、系统的贤士，那么，叔孙豹堪称是用《诗》最为娴熟自然的才俊。孔子所谓“不学《诗》，无以言”，恰可成为叔孙豹外交实践的注脚。根据《左传》记载，季札在见叔孙豹之后随即就遍观周乐。季札聘鲁，叔孙豹乃副卿，执掌聘问、会盟事务。不难想象，季札在鲁国的种种行谊就是在叔孙豹的陪同之下进行的。《左传》中之所以对季札观乐记载十分详细，与其他篇章风格迥然有别，不能排除是由精通诗乐的叔孙豹陪同时记述了观乐的过程，而后为史家所采用。季札初到鲁国即见到叔孙豹这样的博物君子，堪称是知音相得，其臭如兰。这从季札对叔孙豹的诤言相告即可看出。对此，《左传》载：

吴公子札来聘，见叔孙穆子，说之。谓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择人。吾闻君子务在择人。吾子为鲁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举，何以堪之。祸必及子!”^①

叔孙穆子虽然才华卓荦，为了鲁国尊严与利益死生以之，但季札还是指出了叔孙穆子存在举贤不力的弱点。季札对其“不得死乎”以及“祸必及子”的预言也为历史所印证。叔孙穆子早年因其兄叔孙侨如之贪虐而去鲁适齐。叔孙侨如被放逐以后，季孙氏将叔孙穆子召回国，成为叔孙氏的继承人。但叔孙穆子曾在齐国与村妇生有一子，名竖牛。当叔孙穆子年迈之时，家政为竖牛把持，对此，叔孙穆子空叹奈何。竖牛屏断了叔孙穆子与外的联系，并虐待叔孙穆子，把送给叔孙穆子的食物倒掉，使其病饿而终。^②虽然我们不能推知季札何以得此判断，但季札的率直诤言足可见他们之间的交谊之笃。

在鲁国期间，季札遍观周乐，并一一发表了观乐感悟。这是春秋时期唯一的一次系统的诗乐批评记载。虽然春秋时期，赋诗言志在聘问、会盟时蔚成风气，但系统地观乐论政则始于季札。季札品评论鉴的基本取向直接开启了儒家文艺观的核心内涵。从这个意义上说，季札堪称是中国儒家文艺评论的先驱者。(详见《观乐篇》)

①详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成公八年》,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835页。
②[晋]杜预集解:《春秋经传集解》第二十《昭公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178页。
①杨伯峻:《春秋左传注·襄公二十九年》,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161页。
②详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昭公四年》,第12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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