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吴文化的特征，学术界讨论甚多，但往往对于吴地文化之源的考察多于对流变的梳理。讨论得较多的往往是先吴时期太湖地区的良渚文化与宁镇地区的北阴阳营文化、湖熟文化，以及太伯仲雍奔吴时，当时的本土文化渊源所自等问题。但是，这种溯源主要限于文化的物质层面。文化还有更深层次的审美趣味、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等方面的要素。同时，我们更需要注意吴文化是一个不断积淀形成的过程。因此，当我们考察和厘定历史人物在文化史上的地位时，应更多地考察这些人物在特定历史情境之下所做出的贡献，以及在此后文化演变中留下的历史元素。早期的吴国尚被视为蛮夷之地，这在仲雍“断发文身，裸以为饰”，着意于与本土文化相应合的记载中得到了证实。吴王寿梦之后，北通中原，与中原文化的交流得到了加强。公元前576年，吴王寿梦在钟离会盟时，看到中原文化，曾感慨道：“孤在夷蛮，徒以椎髻为俗，岂有斯之服哉!”可见，当时吴国与中原文化的交流还十分有限。鲁哀公七年(前488年，夫差八年)，子贡在回答太宰嚭“国君道长，而大夫不出门，此何礼也”的问题时，也曾引仲雍为据以说明吴地先民不尚礼法，云：“大伯端委以治周礼，仲雍嗣之，断发文身，裸以为饰，岂礼也哉?”^①而从器物形态来看，吴地文明与中原文明的联系脉络较为清晰，尤其是春秋中晚期吴越地区卓越的铸剑技术当是汲取了北方青铜文化的元素。季札出使所佩之剑即是“吴之宝”。屡屡出土的吴越铜剑，经历二千多年仍寒光熠熠。可见，吴地的青铜铸造技术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并回馈于中原文化。

就吴文化而言，最具本然意义的应是商代末年至春秋末年吴国所创造的文明以及形成的文化特征，此前的吴地文明并不具有典型意义，这是因为“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显然，太伯之前，吴地称为“荆蛮”。从其名称即可看出，吴地处于楚越之间，兼有楚越文化的色彩，但太伯“自号句吴”之后，吴之文化必然已带有中原文明的些许色彩，而真正的吴文化应肇始于“自号句吴”之后形成的文化形态。吴国被灭之后，吴地文明必然与越文化交融在一起，因此也不再是典型意义上的吴文化。因此，研究与考察吴文化，应以“自号句吴”到春秋后期吴为越所灭之前的吴国所创造的文化为本。吴国的历史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太伯奔吴到寿梦继位之前，这时的吴国是一个地处长江下游的小国。虽然周章为君时，曾受到西周的封爵，但此后与中原文化的交流并不频繁，因此，《史记》记载，申公巫臣自晋使吴，“吴于是始通于中国”，这是吴国文化发展较为缓慢的时期。第二阶段是寿梦继位之后到吴为越所灭。这一阶段吴国国势鼎盛，文化迅速发展，也是最能代表吴文化本然形态的时期，是最具典型意义的吴文化的发展阶段。季札躬逢其盛，堪称这一时期最杰出的代表。亦即，季札的言辞、操行中所昭示的文化元素，正体现了吴文化的原初形态。从这个意义上说，季札堪称是一位作用于吴文化基因的贤哲，这是季札之于吴文化的形成与发展的历史的独特性与唯一性。即使是后世尊奉为“道启东南”的言偃也有所不及。因为言偃在南方的文化活动主要是勾践灭吴之后。虽然其后吴地的贤哲不断地丰富吴文化的内涵，但就其重要性而言，仅是繁其花叶、增其色彩而已，与季札作用于文化本根的独特贡献不可同日而语。季札与言偃对吴文化首要的贡献在于其促进了与中原文化的交流，为吴文化汲取中原文化的营养做出了贡献。比较而言，他们的作用主要在于精神文化层面，其中，尤以季札最为典型。季札对吴文化的内涵产生的贡献概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为吴文化留下了敏学尚文的文化基因。对于中原而言，吴地属于蛮夷之地，刘向云：“吴粤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①可见，远古的吴地文明带有尚武的倾向，这从其发达的铸剑文化中也得到了印证。据《周礼·考工记》载：“吴粤之剑，迁乎其地弗能为良，地气然而。”通过剑器表现出的尚武任侠精神、阳刚之气是吴、粤(越)地域文化所特有的。所谓“吴王好剑术，国人多瘢疮”^②，可见一时之尚。但是，其后的吴国故地的风习渐至柔美和雅，这在历代文人的题咏中可见其端倪。如陈文述《岘山堕泪碑》：“吴人性柔易感恩，公(羊叔子)以仁爱柔吴人。”^③而这种性柔的背后则是敏学尚文的文化取向。这是一个重要的变化，而这一变化是与季札等先贤们植根于吴文化基因的努力具有直接的关系。公元前576年(鲁成公十五年，周简王十年)，季札之父寿梦在钟离之会时还曾有身处夷蛮、不习礼仪的尴尬。可见，当时的吴国还是朴鄙不文，对于中原的礼乐文明还知之甚少。因此，《左传》称叔孙乔如等人“会吴于钟离”是“始通吴”^④，但是，当鲁襄公二十九年(前544年)约30年以后，季孔已是一位深谙诗乐、礼仪，名闻诸国的贤者。其观乐所论堪称是先秦文艺思想史上最为系统的论述。同时，聘问中原，洞明政理，见微知著，中原贤士为之折服。诚如陆机所咏：“穆穆延陵子，灼灼光诸华。”^①可见，通过季札的好学敏求，作为使臣的季札所表现出的吴文化的精神风彩已与中原文化伯仲难分了，与其父30多年前钟离会盟时的两种文化表现出的落差有天壤之别。这是贤者季札的明敏智慧而又勤奋努力的结果。吴国经过多年兵戎相向，在物质层面取得了与楚国分庭抗礼的国力之外，季札为吴国文化注入了丰富的人文、精神元素。正因为这一元素，使得中原诸国逐渐消减了对吴国蛮夷之邦的认识，在文化上已平等相待，渐至在此后的黄池之会中能与晋侯一争雄长，从而为吴国的霸业奠定了文化基础。在这一过程中，季札的个人因素尤其卓荦。同时，敏学尚文也是吴文化在其后发展过程中体现出的主导性的文化品格。其后吴文化在历史积淀中形成的诗乐文明，渐至充盈着性灵的风采，乃至家握灵蛇，文教不绝如缕。即使是“布衣韦带之士，亦能摛章染翰，而闾阎畎亩之民，山歌野唱，亦成音节，其俗可谓美矣”，^②并具有鲜明的特色。史载“吴音清柔，歌则窈窕洞彻，沈沈绵绵，切于感慕”，^③吴地的尚文传统，渐成衣冠之薮、文物之邦。其文教兴盛，人才荟萃，后世更是冠绝海内。清人徐乾学云：“季札勾吴彦，言偃文学科。后贤踵厥武，比屋诵读多。”^④吴地的尚文特征从科考的情况即可得到证明。如据《常州府志》载：“(宋)大观三年巳丑贾安宅榜，是年合天下贡士，而毗陵五十有三。上赐褒诏曰：‘进贤。’”^⑤明清以来，吴地的文教事业更加兴旺，状元数量冠于海内。明代自洪武四年(1371年)到思宗崇祯十六年(1643年)，全国共有状元90名，吴地即有14名。清代自顺治三年(1646年)开科取士，至光绪三十年(1904年)，全国共有状元114名，其中江苏达49名，绝大部分出于吴地。诚如明人徐有贞在《苏郡儒学兴修记》中所云：“吾苏也，郡甲天下之郡，学甲天下之学，人才甲天下之人才，伟哉!”^⑥这与季札等先贤开启的尚教重文的传统一脉相承。诚如清人所云：“沐浴于泰伯、季子之教泽者既泽矣。”^①

其次，诚信精神为吴地商业活动的发展营造了良好的道德氛围。吴文化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重商的色彩。吴地有海陆之饶，河网密布，交通便利，商贾并凑，经济发达。春秋时期即有物物交换的“市”存在。据史料记载，伍子胥曾“乞食于吴市”。^②在吴越争战时，越国的文种曾对越王描述吴国的情形曰：“吴民既疲于军，困于战斗，市无赤米之积，国廪空虚。”^③西汉时吴王刘濞在吴地“招致天下亡命者盗铸钱，东煮海水为盐，以故无赋，国用饶足”。^④春秋末年直至汉初，吴地的工商业水平甚为发达，据载：“夫吴自阖庐、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亦江东一都会也。”^⑤孙吴时期“商船千艘，腐谷万庾，园囿拟上林，馆第僭太极，梁肉余于犬马，积珍陷于帑藏”。^⑥《隋书·地理志》载：“京口东通吴会，南接江湖，西连都邑，亦一都会也……宣城、毗陵、吴郡、会稽、余杭、东阳，其俗亦同。然数郡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故商贾并凑。”^⑦唐宋时期吴地的商业活动更是班班可考。如唐代诗人杜荀鹤诗云：“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古宫闲地少，水港小桥多。夜市卖菱藕，春船载绮罗。遥知未眠月，乡思在渔歌。”^⑧宋元时期吴地的商业活动借舟船之利而远至海内外，据载，当时的吴郡“舟航往来，北自京国，南达海徼，衣冠之所萃聚，食货之所丛集，乃江外之一都会也”。^⑨迄至明代，商品经济的新芽在吴地首先得以萌发，据张瀚《松窗梦语》记载：“余尝总览市利，大都东南之利，莫大于罗绮绢纻，而三吴为最。”^①明代的闤闠港“漕运万艘，行商千舶，集如林木，高楼大宅，琳宫梵宇，列若鳞次”。^②《(同治)苏州府志》描述当时苏州的商业活动曰：“列巷通衢，华区锦肆，坊市棋列，桥梁栉比，梵宫莲宇，高门甲第，财货所居，珍异所聚。歌台舞榭，春船夜市，远土巨商。”^③可见，吴地商贾称盛的历史从未中绝。虽然季札作为吴国显贵，并没有如范蠡、子贡等人治产殖货的经历，但是，季札履心诺而挂剑于徐君墓前的义举，被旌表为诚信的典范，并被视为吴文化的一个重要表征。他通过挂剑行谊所体现出的人格与道德规范，为吴地商业活动的开展、兴盛提供了良好的伦理环境。商品经济是建立在信用基础上的交换经济，因此，诚实守信是市场交易的基本规则。经济学中的信用是商品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其基础则是主体的诚信。只有恪守诚信的人格基础，商业行为中授信人对受信人偿传承诺才能得以实现。因此，人格诚信是商业信用的基础。善商是吴地重要的经济文化特征，而由季札所彰显的诚信之德，为商业活动的开展提供了重要的道德氛围。

最后，对吴地的文化自信与审美取向产生了双重影响。在季札之前，吴国在与中原列国的交流之中，因其“蛮夷”之域而具有明显的文化自卑心理，最为显著的当数寿梦于公元前576年钟离之会时，闻中原礼乐、三代之风时发出的“孤在夷蛮，徒以椎髻为俗，岂有斯之服哉”的感喟。但是，当公元前544年季札聘问中原时，讽评时政，观乐识微，时贤为之叹服，中原诸国自是对吴地文明刮目而视。其后的吴国在与列国的盟会交流之时卑微心理为之一扫，乃至雄视列国，争仪礼于鲁邦^④，衡次第于霸晋^①。虽然其后吴国国祚不永，但自此形成的文化自信已深契于吴地民众之中。吴地民众在漫长的历史中创造出的绚丽多姿的文化样式，多独步海内，翘楚一时。

更重要的是，季札的人生态度以及审音悟道、明几察微的审美体验为吴文化注入了丰厚的内涵。吴人具有灵动机智的禀赋、秀逸温婉的审美取向，这一方面与吴地文化及其独特的地理环境有关。吴地河网交错，气候温润。孔子曰：“智者乐水，仁者乐山。”(《论语·雍也第六》)吴人从灵动温润的水文化中汲取营养，吴地水文化赋予了吴地温柔雅致、随物赋形的文化特质。另一方面也与季札在吴文化形成的根蒂之中注入的闲散雅逸的因子有关。当阖庐、夫差骎骎于服诸侯，称霸业之时，季札则“洁身清行，仰高履尚”“富贵之于我，如秋风之过耳”^②，这与夫差等“刚猛而毅”^③的尚武好功迥然不同。夫差恃其国而伐其功，虽然能够逞一时威加诸侯之快，但“吴日敝于兵，暴骨如莽”^④，最终盛极而衰，为勾践所灭。从吴文化的发展轨迹不难看出，春秋时的尚武精神逐渐消解，而季札为吴文化注入的灵逸雅致的风韵逐渐显现了出来，并成为吴文化主导的价值取向与审美特征。这种精致雅逸的情韵与吴地独特的地理环境完美地融为一体，诚所谓“地卑而多水，人柔而鲜争”。吴地的亭台楼阁誉冠海内，明人陆容云：“江南名郡，苏、杭并称，然苏城及各县富家，多有亭馆花木之胜。”^⑤他们远离宦场，或啸傲行吟于山际泽畔，或以心造境，筑园构亭，将园林看作是士大夫文人的精神驿站，观清流碧潭、亭台楼阁之胜，赏曲径回廊、奇花异卉之趣。这样的人生情怀与审美趣味在季札的行谊中隐约已见端倪。就绘画方面而言，元人吴地画家倪瓒的山水，画面空疏，被称为“疏体”，以“写胸中之逸气”著称，其作品天真自得，逸趣自多。不但笔简，象亦简，一木一石，自有千岩万壑之趣。意境清远萧疏，构造了远离尘嚣、清新飘逸的审美境界。这种疏逸的审美趣味亦依稀可见季札的人生情怀与审美理想。同样，吴中画派的领袖沈周的画中人物往往意趣悠然，诚如其《题画用东城休字诗韵》所云：“手中自保一竿玉，世上万事如浮沤。”其诗画境界与吴文化的重要肇基者季札所标示的“富贵之于我，如秋风之过耳”的人生襟怀何其相似!从这个意义上说，吴文化闲雅静逸的审美趣味中，隐约可见春秋时季札蒇珠韫玉的人生态度为吴文化植下的灵逸雅致的基因。

季札观乐洞识几微，这种精致细腻的审美鉴赏风格在其后吴文化的发展中得到了充分的传承与发展。如，作为中国四大名绣之一的苏绣即以精细雅洁著称。苏绣针法细密，缩千里于尺幅，绣万趣于指下。而这一传统又是吴地文明不断积淀与传承的结果。春秋时，晋平公遣叔向聘问吴国时，吴国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迎候的人群中即“有绣衣而豹裘者”。^①东吴时“吴王赵夫人，丞相赵达之妹，善书画，巧妙无双，能于指羊以彩丝织龙凤之锦，宫中号为机绝”。^②可见，苏绣和顺细密的特质直接可远溯至季札所在的时代。同样，起源于吴地而被誉为“百戏之祖”的昆曲，也以曲调婉转、柔丽妩媚、流丽悠远、优美动人著称。这些艺术形式无不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成为中国艺苑中的瑰宝。吴地文化的独特风采是经过绵长的历史不断演变、积淀而成，凝聚了吴地人民的智慧与才情，同时，也是吴文化肇基者季札的艺术品鉴能力与审美取向留下的“基因”生生不息的结果。

①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哀公七年》,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641页。
①《汉书》卷二十八下《地理志第八》,中华书局点校本,第1667页。
②[明]王鏊:《(正德)姑苏志》卷十三《风俗》,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清]陈文述:《颐道堂集·诗选》卷二十九,清嘉庆十二年刻本。
④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成公十六年》,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876—877页。
①[晋]陆机:《吴趋行》,见[宋]郑虎臣编《吴都文粹》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明]王鳌:《(正德)姑苏志》卷十三,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明]王鳌:《(正德)姑苏志》卷十三。
④[清]徐乾学:《憺园文集》卷九《圣驾南巡诗十首之五》,清康熙刻冠山堂印本。
⑤[清]于琨修、陈玉璂纂:《常州府志》卷之十七,第9页。《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第36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据康熙三十四年刻本影印本,第348页下。
⑥引自[明]钱谷《吴都文粹续集》卷三《学校》,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①[清]于琨修、陈玉璂纂:《常州府志》卷之十五,第1页。《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第36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据康熙三十四年刻本影印本,第288页上。
②[汉]刘向集录:《战国策》卷五《秦三·范雎至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86页。
③周生春:《吴越春秋辑校汇考·勾践伐吴外传第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61页。
④[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三十五《荆燕吴传第五》,中华书局点校本,第1904页。
⑤《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第六十九,中华书局点校本,第3267页。
⑥[晋]葛洪著、庞月光译注:《抱朴子外篇全译》外篇卷三十四《吴失》,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641页。
⑦[唐]魏徵等:《隋书》卷三十一《地理志》下,中华书局点校本,第887页。
⑧《全唐诗》卷六百九十一《杜荀鹤·送人游吴》,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7925页。
⑨[宋]朱长文:《(元丰)吴郡图经续记》卷上,民国景宋刻本。
①[明]张瀚:《松窗梦语》卷四《商贾纪》,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85页
②[明]陈伸:《太仓事迹序》,《(嘉庆)直隶太仓州志》卷六十三《旧序一·太仓事迹序》),清嘉庆七年刻本。　
③[清]冯桂芬:《(同治)苏州府志》卷二,清光绪九年刊本。
④《左传·哀公七年》:“夏,公会吴于鄫。吴来征百牢,子服景伯曰:‘先王未之有也。’吴人曰:‘宋百牢我,鲁不可后宋。且鲁牢晋大夫过十,吴王百牢,不说可乎?’景伯曰:‘晋范鞅贪而弃礼,以大国惧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礼命于诸侯,则有数矣。若亦弃礼,则有淫者矣。周之王也,制礼,上物不过十二,以为天之大数也。今弃周礼,而曰必百牢,亦唯执事。’吴人弗听。”([晋]杜预集解:《春秋经传集解》第二十九《哀公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747页)
①据《左传·哀公十三年》载:“秋七月辛丑,盟,吴、晋争先。吴人曰:‘于周室,我为长。’晋人曰:‘于姬姓,我为伯。’”([晋]杜预集解:《春秋经传集解》第二十九《哀公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791页)
②周生春:《吴越春秋辑校汇考·吴王寿梦传第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0页。
③周生春:《吴越春秋辑校汇考·夫差内传第五》,第73页。
④[晋]杜预集解:《春秋经传集解》第二十九《哀公上》,第1711页。
⑤[明]陆容:《菽园杂记》卷十三,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56页。
①向宗鲁校注:《说苑校证》卷第九《正谏》,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23页。
②[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四《吴》,明津逮秘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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