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吴文人影响至巨者当为太伯、季札与言偃。比较而言，太伯主要是开启了吴地建邦立国的基业，而对于文教事业方面的记载几乎阙如。相反，有的仅是关于太伯披发、仲雍文身，亦即对于吴地土著文明的认同。因此，讨论季札对于吴文化的影响，最重要的参照系当为言偃。事实上，古人对于季札与言偃之于吴地文明的贡献都赞叹不已，视为不世高标。如清人梁清远云：“王遵岩序《唐荆川集》谓：“吴之文学有公子札、言偃，千载后荆川追二人而与之并。夫公子札言偃，世称大贤，荆川即负气节，能文章，岂能与二贤比似，人心于其伦作文似人亦须相肖，文用可传。如遵岩此言，不几过誉乎?”^①王慎中(遵岩)与唐顺之(荆川)是明代唐宋派的双璧，遵岩极赞荆川，遂有荆川追并季札、言偃之誉。明人陆深《江南行》诗云：“礼让季札后，文学言偃前。”^②清人王昶将季札与言偃并为吴地文学的肇始者，云：“自吴公子札与齐卫名卿赠答，而言偃复游于圣门，说者遂谓吴人独得文学之传。……吴中文学之传，虽谓之振于石湖可也，同年褚左峨学士，生季札言偃之乡，少时下笔为诗则已惊爆诸名宿。”^③这是因为他们确有相通之处，最突出的特点在于他们都熟谙礼乐文化。

言偃像

对于礼，季札受到孔子最明确的称赞在于被孔子称为“习于礼者”，并专程亲往嬴、博之间观礼。而言偃(子游)同样精通于礼。虽然子游与子夏一起被视为长于“文学”，但其内涵与今义差异甚大，杨伯峻的解释是：“指古代文献，即孔子所传的《诗》《书》《易》等。”^①子游与子夏又各有所长，朱彝尊《文水县十子祠堂记》曰：“徐防之言‘《诗》《书》《礼》《乐》定自孔子，发明章句始于子夏。’盖自《六经》删述之后，《诗》《易》俱传自子夏。”^②对于子游的贡献，沈德潜《吴公祠堂记》曰：“子游之文学以习礼自见。今读《檀弓》上下二篇，当时公卿大夫士庶凡议礼弗决者，必得子游之言以为重轻。”^③沈德潜所言甚是，从《礼记》中的记载来看，子游比曾子、子夏等人更加精于礼。《礼运篇》则是孔子与言偃的对话，论述了礼的起源、运行及作用，足可见言偃是得孔子礼学真传的贤者。

对于乐，季札观乐知政，是先秦文献中最为系统的文艺批评。季札观乐，见微而知清浊，因此也被视为最为精通“乐”的贤达。扬雄云：“延陵季子之于乐也，其庶几乎，如乐弛，虽札，未如之何矣。”^④其意是说，如果乐教废弛，即使延陵季札那样懂乐的人也莫之奈何。季札观乐以知政，大大提高了中原诸国对吴国文化的认知程度，季札精审乐理，乃至被视为东南文化的重要特质。据《三国志·吴书》记载，虞翻致信孔融，并示以所著的《易注》，孔融回信曰：“闻延陵之理乐，睹吾子之治《易》，乃知东南之美者，非徒会稽之竹箭也。”^⑤

同样，言偃也深谙乐道。言偃曾任鲁国武城宰。《论语·阳货篇》有这样的记载：

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

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

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

可见，言偃治武城施行乐教，以弦歌化俗。孔子不无自嘲意味的“戏”言，亦可见言偃在诗乐教化方面对孔子思想的发展。孔子的诗乐观以贵族阶层为本，他所谓“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主要是指贵族的人生修养。孔子说：“乐则《韶》《舞》，放郑声。”(《论语·卫灵公》)崇雅乐而贬新声，其诗乐之教主要是对上层社会而言的。这也是孔子适之武城，闻弦歌而有“割鸡焉用牛刀”之慨的根源。但子游借孔子之言，以“弦歌之声”体“道”，而使“君子”“小人”皆应学。子游对于孔子思想概念的置换也被后世学者所证实。如朱熹认为夫子所说的“道”即并非音乐之道：

问：“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曰：“‘君子学道’，是晓得那‘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与‘乾称父，坤称母’底道理，方能爱人。‘小人学道’不过晓得孝弟忠信而已，故易使也。”^①

言偃武城弦歌，虽然秉持了孔学的传统，认为君子、小人智愚不一，体现了其理论的局限性，但将音乐教化施及于全民，显然发展了孔子的诗乐理论。

不难看出，言偃之于“文学”的贡献主要在于礼、乐两个方面。而知礼、论乐也是季札见著于历史的重要表征。但是，季札与言偃又有明显的不同。

首先，从时间次第来看。关于言偃的年齿，文献有两种不同的记载：一般认为其少孔子45岁，如《史记》载：“言偃，吴人，字子游。少孔子四十五岁。”^②另一种记载则是比孔子小35岁，如《续文献通考》载其“少孔子三十五岁”。^③史家多采《史记》的记载。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周灵王二十一年，前551年)，则言偃当生于周敬王十四年(前506年)，季札的生年正史虽无载，但吴庆臣《吴氏宗谱》载其生于周简王十年乙酉(前576年)，与《左传》等文献中季札的行谊相吻合，基本可信。可见，季札早于言偃达70年。即使依《孔子家语》《续文献通考》等文献的记载，两者之间亦相差60年之久。因此，就其对吴文化的影响而言，季札明显早于言偃。同时，季札稍早于孔子，季札的行谊与言辞之中体现出的儒家思想的因子，堪称是儒家思想的滥觞。

其次，从里籍及传“道”的内容来看。虽然子游有“道启东南”之誉，但其说甚迟。据同治《苏州府志》载：“四十四年，圣祖仁皇帝南巡，御书‘文开吴会’四字，颁榜祠(吴公言偃祠)中。乾隆十六年，高宗纯皇帝南巡，御书‘道启东南’四字，颁榜祠中。”^①可见，所谓“文开吴会”“道启东南”分别是康熙与乾隆所题，此前则并无记载。但对言偃之于东南吴文化的贡献不能仅以清代帝王的旌表为据。事实上，对于言偃的里籍向有不同的记载，《史记》中为“吴人”，而《孔子家语》则载之曰：“言偃，鲁人，字子游，少孔子三十五岁。时习于礼，以文学著名。”^②唐人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已注意到了两说，云：“偃仕鲁为武城宰耳。今吴郡有言偃冢，盖吴郡人为是也。”^③虽然清人崔述、近人钱穆都认同《孔子家语》之说，但由于《孔子家语》成书晚于《史记》，且常熟境内亦有与言偃相关的地名可征。因此，一般认为言偃为吴人。但尽管如此，关于言偃的里籍问题仍频见于史籍。如南北朝卢辨注《大戴礼记注》云：“言偃，鲁人也，字子游，为武城宰。”^④大约唐代以后，关于言偃的里籍问题渐至统一，如唐人陆广微《吴地记》载：“桥梁五所：言偃、信义、文学、仙、通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直斋书录解题》卷九：“言子三卷，言偃，吴人。相传所居在常熟县。”(清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宋人范成大《(绍定)吴郡志》载：“言偃，字子游，吴人。”^⑤乃至《家语疏证》等著作中，亦从《史记》说。^⑥尽管如此，关于言偃里籍记载的两说还是对言偃作为吴文化的重要代表之一产生了某些疑问。

言偃对于文化的贡献和影响主要是与孔子的影响联系在一起的。事实上，言偃地位的提高，最为关键的是朱熹在《平江府常熟县学吴公祠记》中对言偃的推崇。朱熹云：“悦周公仲尼之道，而北学于中国，身通受业，遂因文学以得圣人之一体，岂不可谓豪杰之士哉?”^①在朱熹看来，言偃的最大贡献在于“得圣人之一体”，亦即言偃对东南文化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儒学南传的历史之中。诚如明人姜渐《吴县修学记》所言：“自言偃北学于圣人，而吴知有圣贤之教。”^②孔子自己也说过：“吾门有偃，吾道其南。”因此，言偃自唐朝以来，列于十哲配享。从这个意义上说，乾隆所说的“道启东南”之“道”，还仅仅是儒家道统之中的一部分：礼乐文明。这与发论于孔子之先的季札明显有别。

最后，从对吴文化贡献的内涵来看。季札对于文化的贡献除了有与言偃相似的礼乐之外，还体现在高洁的德行风节方面。如晋袁宏《东征赋》曰：“言偃以文学遗风，季札以让国称仁。高节显于华夏，端委行乎海滨。”^③杨维祯云：“(吴郡)有太伯季氏之高风，言偃氏之文学，故其俗重道义，尚文雅。”^④袁宏称颂季札的是“让国称仁”的高节。杨维祯称颂的也是季札与太伯相似的让国高风。而左思所谓“由克让以立风俗”^⑤则深刻地揭示了季札之于吴地风习的垂范立则之功。除此，季札还挂剑酬心，敦行信义。又曾诤言孙林父，被孔子称为“以义正人”。凡此种种，都体现了季札正是孔子道德人格中的极致“主忠信，徙义，崇德也”(《论语·颜渊篇第十三》)的典范。司马迁亦称叹：“延陵季子之仁心，慕义无穷。”^⑥可见，季札之于吴文化的贡献除了对吴文化注入了礼乐文明等形在层面的因子之外，还在精神道义的内在层面为吴文化注入了丰富的内涵。“道义”“文雅”兼及，乃季札所独有。

当然，季札与言偃也各有所胜，他们共同为吴文化的肇兴与发展做出了贡献。比较而言，季札是以让国公子的独特身份以及本于内修而自然呈现出的诗乐、仪礼素质，成为吴地文化的精神标志。季札之于吴文化的巨大影响力在于显要的身份与高洁的行谊。而言偃则不同，言偃被称为“南方夫子”，^①亦即言偃的重要影响在于将孔学传诸南方，亦即“传圣”。同时，与季札相比较，言偃的作用还在于传承孔学，在孔子与思孟学派之间起到了过渡与传承作用。可见，言偃是与儒家学派的形成与发展分不开的。事实上，《论语》《孔子家语》《礼记》等儒家原始文献中都留下了子游的印记，并融入了孔子思想体系的构建之中。因此，无论是《孟子》中所谓“有圣人之一体”(《孟子·公孙丑上》)，还是朱熹称其“因文学以得圣人之一体”，都准确地揭示了言偃对于吴文化具有的“传圣”特征。宋人王爚就曾汇辑《论语》诸书中所载的有关言偃的问答，而成《言子》三卷，^②这也从侧面印证了言偃的这一特点。当然，言偃的影响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特点。战国时期，“子游氏之儒”曾受到荀子的批评，荀子所斥于史无证，其中掺杂着“儒分为八”之后确立儒学正宗的某些情感因素。言偃地位的提高与中唐以后儒学传统的悄然变化以及南宋时期中原沦陷的社会背景不无关系。孔子第四十八世孙孔端友随宋高宗南渡，“衍圣”于南方，对于继承传统具有独特的文化意义。言偃则于北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被封为“丹阳公”。南宋度宗咸淳三年(1266年)被封为“昊公”。其在吴文化中的地位也得到了明显的提升。比较而言，季札的影响力则并未受时代的影响。

季札与言偃对于吴文化影响的另一个区别在于，季札与中原文化的交流，以及作为屡辞君位，在吴国堪称最具影响力的贤士，对吴国的文化风习的影响非他人所能及。诚如宋哲宗所褒赞：“深仁熟义，乐道养廉;能让千乘之国，退耕延陵之地。是以铢视轩冕，尘视珠玉。清风足以竦万古之人心，高节可以励千载之愚俗。”^③季札为吴国与中原文化的融合、会通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并为吴王实现霸业做了必要的文化、外交铺垫。因此，季札对于吴文化的影响是显性的，并直接通过吴国国力的隆盛体现出来。而言偃则不同。言偃生于吴王阖庐九年(前506年)，而罕有对其卒年的记载，仅《重修常昭合志》载其“殁于贞定王二十六年”，^①亦即公元前443年。但前473年越灭吴。而孔子在世时言偃则在鲁国，孔子去世后又居丧三年。孔子卒于公元前479年，经居丧三年，言偃当是在前476年才回到吴国。其后三年，吴国即为越国所灭。因此，言偃对于吴国文化的影响十分有限。吴灭国之后，吴越文化的交融则更加深入，如果言偃这一时期在故吴之地开坛讲学，传播儒学，其影响也仅限于吴越文化融通之后的吴文化。因此，就其对吴文化本原的贡献而言，言偃尚不能与季札同日而语。季札在南方文化中独特的地位也为历史所证明。据《唐语林》记载：“狄内史仁杰始为江南安抚使，以周赧王项羽吴夫概王春申君、赵佗马援吴桓王等神庙七百余所，有害于人，悉除之。惟夏禹、吴太伯、季札、伍子胥四庙存焉。”^②其中夏禹、吴太伯、伍子胥都以事功见著，唯有季札因对吴文化肇基的独特贡献而见列，由此亦可见季札之于吴文化的唯一性。

①[清]梁清远:《雕丘杂录》卷四《巡簷笔乘》,清康熙二十一年刻本。
②[明]陆深:《俨山集》卷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清]王昶:《春融堂集》卷三十八《褚山峨学士诗钞序》,清嘉庆十二年刻本。
①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10页。
②转引自程树德《论语集释》卷二十二《先进上》,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743页。
③转引自程树德《论语集释》卷二十二《先进上》,第743页。
④[汉]扬雄、[晋]李轨注:《扬子法言·问神卷第五》,四部丛刊景宋本。
⑤[晋]陈寿:《三国志》卷五十七《虞翻本传》,中华书局点校本,第1320页。
①[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第四十七《论语第二十九·阳货篇·子之武城章》,中华
书局1994年版,第1179页。
②《史记》卷六十七《仲尼弟子列传》,中华书局点校本,第2201页。
③[明]王圻:《续文献通考》卷一百九十九,明万历三十年刻本。另: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同文书局石印影宋蜀本、台湾中华书局影印宋蜀本《孔子家语》都有言偃“少孔子三十五岁”的记载。(见杨朝明、卢梅《子游生年与礼运的可信性问题》,《史学月刊》2010年第7期)
①[清]冯桂芬:《(同治)苏州府志》卷二十七,清光绪九年刊本。
②杨朝明、宋立林主编:《孔子家语通解》卷第九《七十二弟子解第三十八》,齐鲁书社2013年版,第434页。
③引自《史记》卷六十七《仲尼弟子列传第七》,中华书局点校本,第2201页。
④[汉]戴德:《大戴礼记注》卷六,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⑤[宋]范成大:《(绍定)吴郡志》卷二十,择是居丛书景宋刻本。
⑥见[清]孙志祖《家语疏证》卷五,清嘉庆刻本。
①[宋]朱熹:《晦庵集》卷第八十,四部丛刊景明嘉靖本。
②引自[明]钱谷辑《吴都文粹续集》卷四学校,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引自《艺文类聚》卷二十七,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④《(嘉庆)直隶太仓州志》卷六十三《练川志序》,清嘉庆七年刻本。
⑤《吴都赋》,引自[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03页。
⑥《史记》卷三十一《吴太伯世家第一》,中华书局点校本,第1475页。
①见钱泳《履园丛话·丛话十九·陵墓·周先贤言子墓》。
②详见宋人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九。
③《赐封嘉贤庙号文》,见于丹阳市延陵镇季子庙内。
①张镜寰:《重修常昭合志》,铅印本,1949年。
②[宋]王谠:《唐语林》卷三《方正》,清惜阴轩丛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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