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对季札的评价在《论语》中没有涉及，但《礼记·檀弓下》中有关于季札葬子的记载，全文如次：

延陵季子适齐，于其反也，其长子死，葬于嬴、博之间。孔子曰：“延陵季子，吴之习于礼者也。”往而观其葬焉。其坎深不至于泉，其敛以时服，既葬而封，广轮掩坎，其高可隐也。既封，左袒，右还其封且号者三，曰：“骨肉归复于土，命也!若魂气则无不之也，无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于礼也，其合矣乎!”^①

季札曾两次出聘北方，对于季札葬子的时间，孔广森曰：“襄二十九、昭二十七年，季子皆出聘。襄二十九年，孔子才九岁，此云‘孔子往观其葬’故知为昭二十七年。”孔氏之说甚是，此当为鲁昭公二十七年(前515年)季札出聘之时。清人孙希旦对此有这样的训释：“坎，圹也。深不至泉者，足以藏棺椁而已，不过深也。封，加土也。横曰广，直曰轮。广轮才足掩坎，不过大也。人俯而可以手凭，不过高也。”由此可见，季札葬子仪式颇简。诚如孙希旦所云：“季子在途葬其子，其视常礼，盖有所杀矣。故孔子善其合礼而不质言，正以见其能随时斟酌而得乎礼意也。”^②可见，孔子对于季札葬子的仪式甚为认可。仪式虽简，但诚所谓“礼从宜”。孔子称季札为“吴之习于礼者也”，语含赞佩之意。吴在当时被视为蛮夷，与中原上国的文化交流尚不及楚，吴国在寿梦时才与中原产生正式的文化交流。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季札已为鲁国的孔子所知，且有甚高的评价。孔子得闻季札之名，一方面因其让国，另一方面则可能是观乐。季札让国置父命于不顾，本质上是执守王位继承之礼。观乐以知政，则体现了季札察微知著的政治洞察力与审美鉴赏能力。这深契孔子之意，并对孔子的文艺观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孔子专程前往嬴、博之间观礼，并做出“吴之习于礼者”之评，其赞佩之情昭然可见。

值得指出的是，后世儒者为了尊孔而贬季，往往附会出种种“微言大义”。如王安石曾作《季子》一文^③，其中对季札葬子提出质疑，并为后世释解《礼记》的学者所引用，曰：“先王之制为长子三年服之，如此其重，则其哀戚不可不称是也。三号而遂行，哀不足矣。孔子曰：‘丧事不敢不勉。’又曰：‘丧不若，礼不足而哀有余也。’谓其葬，于礼为合尔，称其合于礼所以讥其哀不足也。哀不足则不可谓仁矣。”^④《礼记》所载明显是孔子称赞季札通乎礼，记述的季子葬子与将军文氏之受吊、汪踦之勿殇都是变礼而得乎正的范例。诚如明人袁中道所云：“昔延陵季子葬子嬴博之间，嬴博隔吴千里，未常以之归也，故孔子以为礼。礼者，合于大道，不同妄情之谓也。”^①王安石何以对季札如此苛责?这与其为学特质不无关系。王安石及其所创的“荆公新学”以弘传儒学为目的，王氏变法活动为儒学的新阶段——理学的兴起提供了政治环境，王氏思想以尊孔孟而薄老庄为特色。在《季子》一文中，他将季子葬子与庄周丧妻鼓盆而歌相比附，认为庄周丧妻、东门吴^②丧子时的情境，都是“弃人齐物之道，吾儒之罪人也”。同样，他认为季子葬子“哀之不足”，乃是“尽礼则近于弃仁义、薄祖考”。可见，尊孔贬季，是与其重儒薄道观念一脉相承的。其实王安石所论并不合孔学精神，孔子先期重礼，后期重仁。仁与礼是内外统一的关系，即孔子所谓：“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第十二》)“人而不仁如礼何?”(《论语·八佾第三》)冯友兰先生认为，孔子就是要通过“仁”与“礼”的统一来建立一个完全的人格。他说：“一个完全的道德品质，就是‘礼’和‘仁’的统一。一个完全的人格，就是这个统一的体现。”^③孔子肯定了季札葬子合于礼，其实就是对季札仁爱之心的肯定，而绝非其所说的“弃仁义、薄祖考”。事实是孔子对季札简朴的葬子仪式深为认同。途次丧子，季札的哀伤之情每每为后人所论及，如“不见延陵季札葬子于嬴博，三号直抵宋玉之《招魂》”。^④季札葬子，于情于礼于理，均能得允执厥中之意。后世的苛求与曲解，并非孔子原意。孔子远赴羸博之间，亲观葬礼，足以体现孔子对季札的崇仰，绝不可能求疵于季札。因为这既不合孔子对季札的整体认识，同时，苛责他人于失子之痛之时也有违孔子所秉持的道德原则。

孔子对季札的尊崇之意在《上博楚简·弟子问》一二号简中也得到了印证。

第一简：前(延)陵季子，侨而弗受。前(延)陵季子，侨而弗受。前(延)陵季子，其天民也乎?子贡

第二简：子曰：“前(延)陵季子，其天民乎?生而不(因)其浴(俗)，吴人生十□^①。

孔子称叹季子为“天民”，亦即季札有天纵之资。而称叹季札的根本原因在于循礼让国，这也印证了《礼记》孔子称季札乃“吴之习于礼者”的内涵。孔子因慕季札“习于礼”之名“往而观其葬”，而非因葬子得礼之宜而得出“习于礼”的结论，可见，季札所习之礼具有更加丰厚的内涵。上博楚简文字恰恰也从侧面印证了这一点：循礼而让，倗雁而行，这就是季札所禀的“天民”之德。

孔子对季札的尊崇还体现在对季札过戚而诤言孙林父的评价方面。孔子在得知孙林父在听闻季札的批评后，终身不听琴瑟，遂赞叹季札道：“季子能以义正人，文子能克己服义，可谓善改矣。”^②季札不以孙林父的喜好为意，诤言相劝，唯义是从，是一种不计个人利害的君子行为。季札正是孔子所称叹的“质直而好义”(《论语·颜渊第十二》)者。孔子云：“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论语·卫灵公第十五》)在义与礼的关系上，孔子以义为本而形诸礼。在孔子构建的“仁、义、礼”学说中，就义与礼的关系而言，“义”更具有本质的含义，即所谓“摄礼归义”。从这个意义上说，孔子称颂季札“以义正人”堪称是比“吴之习礼者”更高的评价。孔子对季札的赞叹是基于其德行的全面肯认，《论语·颜渊第十三》中，当孔子回答子张何以提高品德、辨别迷惑时，曰：“主忠信，徙义，崇德也。”其义是说诚信秉义即可提高品德，而季札正是这一典范。其挂剑酬心，践其心诺，乃“忠信”之极致;诤言孙林父，以“去之”相胁，乃“徙义”之高行。因此，在孔子看来，季札堪称是“崇德”的典范。

教人成德乃孔子以及儒家学派的基本特征，孔子曰：“君子怀德，小人怀土。”(《论语·里仁篇第四》)为政以德，是他的政治理想，即所谓“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第二》)孔子视季札为“崇德”的典范，还体现在其对于泰伯的评价方面，孔子曰：“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论语·泰伯第八》)在孔子看来，泰伯三让天下是“至德”的象征，乃至民众都无法称叹了。对于季札让国，孔子虽然没有直接的评述，但通过其对泰伯的极度尊崇亦可以推得。孔子对于季札的推敬，是以德、义为本，礼为用的全面的人格肯认，“天民”之叹，乃孔子对季札的由衷赞佩。

①[清]孙希旦:《礼记集解》,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94页。
②以上引自孙希旦《礼记集解》卷十一《檀弓下》第四之二,第294—295页。
③[宋]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卷第六十八,四部丛刊景明嘉靖本。
④引自[宋]卫湜《礼记集说》卷二十三,清通志堂经解本。
①[明]袁中道:《珂雪斋集》外集卷十五《拾遗·病中纪事》,明万历四十六年刻本。
②《列子》卷六《力命第六》:“魏人有东门吴者,其子死而不忧。其相室曰:‘公之爱子,天下无有。今子死不忧,何也?’东门吴曰:‘吾常无子,无子之时不忧。今子死,乃与向无子同,臣奚忧焉?’”
③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四章《前期儒家思想的形成———孔丘对于古代精神生活的反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45页。
④[清]赵良澍:《肖岩诗钞》卷二《与同乡上义冢》,清嘉庆五年刻本。
①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五)》,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268页。
②杨朝明、宋立林主编:《孔子家语通解·正论解第四十一》,齐鲁书社2013年版,第4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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