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公元前544年季札历聘中原诸国之外，前485年(吴王夫差十一年，鲁哀公十年)年近期颐的季札还曾有过帅师救陈的经历，其中可窥见季札的政治理念。据《左传》记载：

冬，楚子期伐陈，吴延州来季子救陈，谓子期曰：“二君不务德，而力争诸侯，民何罪焉?我请退，以为子名，务德而安民。”乃还。^①

当时吴王夫差正忙于北伐齐国，开疆辟土，以成就霸业。季札以近期颐之龄而帅师救陈。但他救陈之举，不为陈君，亦不为吴君的疆土计，只为陈国百姓免遭涂炭。因此，便有了军事史上鲜见的一幕：为生民而自求退兵，唯嘱楚人务德安民。体现出的政治理念概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君主的德行，关乎国家的治乱兴衰。季札对吴楚君主都甚为不满，谓之“二君不务德”。吴王夫差虽颇有大略，然心胸狭小，据《会笺》云：“夫差之所以亡也。定五年《传》云：‘子常唯思旧怨以败。’”^②吴王夫差在破越之后，骄纵之情渐生。据《左传》记载，当其讨伐与楚有盟约的陈国之时，楚国大夫都十分恐惧。但公子子西则认为夫差与其父阖庐“食不二味，居不重席”不同，而是“次有台榭陂池焉，宿有妃嫱嫔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从;珍异是聚，观乐是务;视民如雠，而用之日新”。^③在鲁哀公元年(夫差二年，前494年)入侵陈国之时，竟然砍伐了神祠旁大树，杀害染病之人，^④足见当时夫差的骄纵。“轻诸侯，凌齐晋”(《战国策·秦策》)，不听伍子胥的劝告，伐齐而放松了对越国的警惕。就吴国来看，虽然有伍子胥这样的诤臣，但因为君主的专恣乏德，最终还是难以避免吴国的灭亡。对此，楚国大夫蓝尹亹曾比较了阖庐与夫差的政德差异，云：“夫阖庐口不食嘉味，耳不乐逸声，目不淫于色，身不怀于安，朝夕勤志，恤民之羸，闻一善言若惊，得一士若赏，有过必悛，有不善必惧，是故得民以济其志。今吾闻夫差好罢民力以成私好，纵过而翳谏，一夕之宿，台榭陂池必成，六畜玩好必从。夫先自败也已，焉能败人?”他认为君主修政德才是国家盛衰的关键，即他与楚国令尹子西所谓：“子患政德之不修，无患吴矣。”^⑤因此，君主的德行直接影响一国之兴衰。吴王夫差因“不务德”而终致失国。同样，楚国自灵王以后，政治日渐腐败，“灵王虐”^①而不能纳谏。“楚平王奢侈纵恣，不能制下，检民以德，增驾百马而行，欲令天下人馁财富利明不可及，于是楚国逾奢，君臣无别，故上之化下，犹风之靡草也。”^②平王时杀害忠良，逼其后代逃往吴国，誓复家仇，最终攻克楚国都城郢，使楚昭王逃入随国。因此，季札痛斥“二君不务德”，既是对吴楚两国现状的不满，同时也体现了季札认为国君德行是国家政治的关键因素。

其次，军事乃政治的手段。季札虽然帅兵救陈，但这仅是手段。“民何罪焉”，安土保民才是其真正的目的。但如果不发兵救陈，陈为楚兵所占，陈地百姓必然受到楚国的侵夺。季札帅师救陈，在对楚军形成军事压力的前提下，提出“务德安民”的条件，然后退兵。季札是以军事的手段而实现政治的目的。

最后，安民是政治的宗旨。吴王夫差开疆辟土，经略北方，最终导致吴国灭亡。因此，季札对于吴楚两国君主“力争诸侯”而不务德的批评，恰恰切中了吴国国君的要害。救陈之后12年，盛极一时的吴国骤然崩塌。根本原因是穷兵黩武，不恤民生，“视民如雠，而用之日新”。^③不难看出，季札所说的君主“务德”，具体的内容以及最为直接的体现当是“安民”。季札帅师救陈，不为君主，不为疆土，唯以安民为期。由此亦可见，在季札的政治图谱中，民超越于君，超越于争疆辟土的事功，“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章句下》)。这是孟子民本思想最为精辟的体现，季札则早在两百多年前，通过军事史上独特的一幕诠释了其相似的政治理念。

①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哀公十年》,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656页。
②转引自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哀公六年》,第1633页。
③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哀公元年》,第1609页。
④[清]孙希旦:《礼记集解》卷十《檀弓下第四之一》:“吴侵陈,斩祀杀厉。”(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72页)　
⑤以上引自徐元诰《国语集解·楚语下第十八》,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525页。
①徐元诰:《国语集解·楚语上第十七》,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502页。
②[汉]陆贾:《新语》卷上《无为第四》,四部丛刊本。
③[晋]杜预集解:《春秋经传集解》第二十九《哀公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7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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