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襄公二十九年》有“吴子使札来聘”的记载。《春秋》有所谓“微言大义”“一字褒贬”。因称季札之名而非“公子”，遂引起宋人胡安国等人的物议，认为《春秋》对季札语含贬意。《春秋》被视为孔子所作，因此“吴子使札来聘”的记载而被后世一些儒士视为孔子对季札的微词。究竟孔子对季札的态度为何?这首先涉及《春秋》是否为孔子所作的问题。对此，唐以前的学者对其并无疑异，其中最有力的文献记述当数《孟子·滕文公下》，云：

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这段文献不但记述了孔子作《春秋》的缘起与背景，还引述孔子原话，更可佐证其实。稍后的一些重要文献亦有孔子作《春秋》的记载，如《史记·孔子世家》载：“子曰：‘……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①等等。但自唐代刘知几在《史通·惑经》中称《春秋》有“未论者”十二、“虚美者”五以来，《春秋》是否为孔子所作渐受怀疑。朱彝尊引南宋刘克庄语云：“《春秋》，史克之旧文也。”^②童书业更以《论语》中没有孔子作《春秋》的记载为证，说：“《论语》不涉及孔子修《春秋》事，此最为可疑。”^③学者更通过先秦文献的比勘，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孔子‘作《春秋》’之说不能成立。”^④论证颇为严谨，兹不赘引。由此可见，即使《春秋》的作者对季札语含贬义，也与孔子对季札的态度无关。但学者一般又认为孔子虽未撰写《春秋》，但修订《春秋》还是可能的。果如此，则并不能排除孔子据《春秋》而表达“微言大义”的可能。那么，《春秋》是否对季札语含贬义?后世持《春秋》贬季札观点的论者，多引宋人胡安国的《胡氏春秋传》为据。因此，我们亦引胡氏原文以说明。《春秋胡氏传》卷二十三《襄公下》“吴子使札来聘”条有云：

札者，吴之公子，何以不称“公子”?贬也。辞国而生乱者，札为之也，故因其来聘而贬之示法焉。……馀祭卒而夷眛立，夷眛卒则季子宜受命以安社稷，成父兄之志矣。乃徇匹夫之介节，辞位以逃夷末之子僚。僚既立，诸樊之子光曰：“先君所以不与子国而与弟者，凡为季子尔。将从先君之命欤，则季子宜有国也，如不从先君之命，则我宜立，僚乌得为君?”于是使专诸刺僚，而致国乎季子。季子不受，去之延陵，终向不入吴国，故曰：“季子辞国以生乱，因其来聘而贬之示法焉。”

或谓：子贡问于孔子曰：“伯夷、叔齐何人也?”曰：“古之贤人也。”“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子项以先圣贤夷、齐，知其恶卫辄之争而不为也。季子辞位，独不为贤，而奚贬乎?曰：叔齐之德不越伯夷。孤竹舍长而立幼，私意也。诸樊兄弟父子，无及季札之贤者，其父兄所为眷眷而欲立札，公心也。以其私意，故夷、齐让国为得仁，而先圣之所贤，以其公心，故季子辞位为生乱，而《春秋》之所贬，苟比而同之过矣。

或曰：吴子使札与楚子使椒、秦伯使术，一例尔。吴、楚蛮夷之国，秦介戎狄之间，其礼未同于中夏，故使人之来皆略之，而札何以独为贬乎?曰：《春秋》多变例，圣笔有特书。荆楚无大夫而屈完书族，王朝下士以人通而子突书字，诸侯公子以名著，而季友书子也。母第之无列者不登其姓名而叔(月兮)书氏，皆贤而特书者也。季札让国，天下贤之，若仲尼亦贤季札，必依此例，或以字，或以氏，或以公子，特书之矣。今乃略以名纪，比于楚椒、秦术之流，无异称焉。是知仲尼不以其让国为贤而贬之也。噫!世之君子盛德季札之贤于让国之际，以为礼之大节不可乱也。公子喜时，《春秋》犹贤其后世。于季札则何独贬之深也?曰：仲尼于季子，望之深矣，责之备矣。惟与天地同德而达乎时中，然后能与于此，非圣人莫能修之，岂不信夫。^①

可见，胡安国虽然提出孔子对季札的贬义，但仅限于夷(馀)昧去世后的让国而致生乱，即季札之失在于没有能够避免僚光之争。即使季札此时继位，是否能够保证此后吴国的王位继承得以平稳进行，而无兄弟喋血之祸，这是殊堪疑问的。而如果视《春秋》对季札含有贬义，最难以理解的是《春秋》中对于楚之椒、秦之术出聘的称呼与《春秋》记季札并无二致。原因是这些都是中原之外的国家，其礼不同于华夏，因此都不以“公子”称。但在胡氏看来，季札乃贤者而应破例“特书”而称“公子”，原因是“望之深矣，责之备矣”。由此可见，胡安国认为对季札应破例称“公子”，恰恰反证了孔子对季札“望之深”。不仅如此，胡安国还有为季札回护的另一例，《春秋传》卷二十六“二十有七年春……夏四月吴弑其君僚”条。对于不以公子光使专诸弑君而以“吴弑其君僚”，其原因为何?胡安国认为这也与季札有关，曰：“其称国以弑者，吴大臣之罪也。”^①其意是说，仅因不便过于归咎大臣季札，才“称国弑君”。从这个意义上说，胡安国所论，对季札明为贬而实为褒。尽管如此，胡安国所论还是受到了后世学者的驳议。

首先，对于胡安国所说的“季子辞位而生乱”的观点，元人吴莱反驳道：“苟不顾人道之大伦以成其父兄之志，诚不若守匹夫之介节而得其退耕于野之安也。”因为，“长幼之序不可紊，君臣之分不可奸。将已乱也，非生乱也。”^②吴莱所论揭示了季札让国之“贤”最重要的贡献是守制以止乱。同时还指出，公子光使专诸刺王僚时季札正“奉嗣君之命而历聘乎上国”。因此，孔子并不会为此贬季札。

其次，对于胡安国所说的“太伯奔吴而不返，季历嗣位而不辞，武王继统而受命，亦不以配天之业让伯邑考也”，吴莱亦驳议道，太伯奔吴、季历嗣位是因古公亶父欲立文王。而武王继位乃遵制而行，因为其兄伯邑考已“见杀于文王之世”。因此，“使太伯返，则季历不肯承西伯之任;伯邑考在，则武王亦不肯任天下之责”。他从王位继承制及商末及西周初年的历史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父子，世常法也;兄弟及，则法之始变也。阳甲、盘庚之间，殷以是乱者九世。岂得季子之辞国乃生乱哉!”

再次，对于胡安国所说的“叔齐之德不越伯夷，孤竹舍长而立幼，私意也。诸樊兄弟无及季札之贤者，父兄眷眷焉欲立札，公心也”，吴莱驳斥道，伯夷以父命为尊，叔齐以天伦为重，理应被圣人称贤，但欲立季札则并不能称公心。他以鲁隐公与鲁桓公兄弟之间因王位相残的事例来比喻吴国的情形，寿梦即如同鲁惠公，诸樊兄弟即如同鲁隐公一般。针对胡安国所说的季札生乱于辞国，吴莱认为，如果季札“有其国，乱益甚矣”。

最后，对于胡安国所说的《春秋》中屈完书族、子突书字、季友书子、叔肸书氏以说明“《春秋》多变例，圣笔有特书”，因此，“若仲尼亦贤季札，必以此例而特书”。吴莱驳斥道：“圣人之特书者，特因四子以立义，岂得与季札之例言之哉!”因为《春秋》所记的是季札来聘，而不是季札让国。来聘可见，让国则不可见。因此，记载此事“犹楚子之使椒、秦伯之使术也，圣人一以是书之”。况且吴国与当时的中原诸国的文化交流还不及楚国之盛，因此，称“札”而不称“公子”亦属正常。同时，吴莱还认为，《春秋》作为鲁史，所重应在“吴之聘我”，亦即季札来聘，而非季札让国。因为“吴子之使聘者一国之事，季札之让国者，一家之事”。因此，如果季札辞国生乱，圣人也不能在此贬之。反之，圣人称其让国之贤，同样也不可以。因此，吴莱的结论是，认为所谓“《春秋》责贤”，其实是“失圣人之本旨”的臆说。

吴莱持论公允，论证十分严密，结论受到了后世的普遍认同。可见，即使《春秋》为孔子所作，“吴子使札来聘”的记载也并不能体现孔子对季札的褒贬之意。事实上，《左传》《公羊传》等都尊崇季札。《左传》书之以“吴公子札来聘”(《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公羊传》则直称季札为“贤季札”。《春秋》三传乃“依经作传”，其中《左传》虽然被学者称为“自为一书”，^①但并不能否定其解经的性质。从《左传》与《公羊传》中对《春秋》的解读来看，《春秋》虽不像诸传中那样对季札明确语含褒义，但决不存在贬季札的倾向。因此，孔子借《春秋》“微言”以贬季札的解释并无根据。

①《史记》卷四十七《孔子世家第十七》,中华书局点校本,第1943页。
②[清]朱彝尊:《经义考》卷一六八,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871页。
③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78页。
④刘黎明:《<春秋>经传研究·绪论》,巴蜀书社2008年版,第11页。
① [宋]胡安国:《春秋胡氏传》卷二十三《襄公下》,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382页。
①[宋]胡安国:《春秋胡氏传》卷第二十六,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445页。
②[元]吴莱:《渊颖集》卷五《孔子不贬季札论》,四部丛刊景元至正本。
① [明]黄震:《黄氏日抄》卷三一《读春秋左传》,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707册,第8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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