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江苏丹阳延陵季子庙内存有由唐代殷仲容摹刻的“呜呼有吴延陵君子之墓”碑(亦即“十字碑”)，相传原为孔子所书。是否为孔子手书真迹，自唐代以来便聚讼不已。最早对其有明确记载的当数唐人张从申^①，其《叙季札墓碑文》曰：

夫子篆季子墓，凡十字(臣曰：呜虖有吴延陵君子之墓)。历代绵远，其文残缺;人劳应命，其石湮没。在昔开元中，玄宗敕(姓犯庙讳)仲雍模拓其本，尚可得而传者。暨大历十四年己未岁，润州刺史兰陵萧定重刊于石，宪章遗范，以永将来，吴郡张从申记。^②

张氏乃萧定《改修延陵季子庙记》的书写者，^③张氏所记，对“夫子篆季子墓”未予质疑。后人所记或稍有区别，如明人陈敬宗云：“先圣孔子题其墓碑曰‘呜呼有吴延陵君子之墓’篆刻也。是刻久湮没，唐玄宗命殷仲容摹刻之，代宗朝润州刺史萧定又重刻之，宋徽宗时朱彦守常州又重刻之。凡三传刻矣，而古法古意尚不失孔子遗意，则重圣人之笔，谨之至而不敢忽也。”^①据陈敬宗所记，唐玄宗时最初摹刻的是“殷仲容”而非“王仲雍”。后世多以“殷仲容”为是。溯其源，当本于宋人欧阳修《集古录》卷八《唐重摹吴季子墓铭》。欧阳修据萧定重刻而录，遂题为“大历十四年”。分为“集本”“真迹”两条记录。^②后世多据此载录，如宋人刘宰云：“……相传以为夫子书，书之是否不可知，而历代宝传必有自。”^③宋人邹浩云：“延陵之北，地去七十里曰申浦，有吴季子墓、孔碑十字，掩映古今。”^④明人张衮云：“孔子十字碑，焕乎与昭回丽，庙一大治矣。”^⑤明人李东阳云：“……故以孔子之圣，与其合礼，至题辞以表之。非其人之贤，宜不得此。”^⑥以上所记虽较简括，但一般都视其为真迹。而明人都穆对此碑的判断与分析更加详细，云：

吴延陵季子墓，在常州江阴县西申浦。墓故有碑曰：“呜呼有吴延陵君子之墓。”自昔传以为孔子之笔，其大径尺，体势奇伟。考之，唐开元中元(玄)宗尝命拓其书。大历十四年，润州刺史萧定重刻石延陵庙中。今碑之存者，乃宋崇宁二年知常州事朱彦立。盖刻之者屡矣。欧阳永叔好集古文，其论此碑本之《太史公书》，谓孔子平生未尝至吴，不得亲铭季子之墓。又谓其字特大，非简牍所容。后永叔有赵明诚者，录古金石多至二千，而此碑不与，遂使好古之士不能不置疑其间。穆尝读《越纪》，见其中载越王勾践躬求贤圣，孔子从弟子七十人，奉先王雅琴治理往奏，则孔子固已历吴至越，其书近古，言似非伪，岂太史公未之见耶?况春秋之时，贤如季子，固圣人之所与。今观十字之间，辞约意博，宛然鲁史之法，有非圣人不能及者。盖不必亲登其墓而后表之，亦未可知也。

尽管如此，都穆也论列了存疑的理由，并对其可能性做了猜测：

但观之笔以竹而纸以代简，则自汉始。及观古法贴亦有是文，大不逾寸，而多二言，庶几竹简之书。宋黄伯思号称博物，定其非伪。今碑字若此，岂真是耶?抑后人转相传摩，扩而大之，又未可知也。虽然元(玄)宗尝命拓本，则唐以前已有刻字，而其来远矣，又岂后人所敢议耶?^①

其实早在欧阳修撰《唐重摹吴季子墓铭》时，即对该碑是否为孔子所书留下了存疑的按语：“孔子平生未尝至吴，以《史记·世家》考之，其历聘诸侯，南不逾楚。推其岁月，踪迹未尝过吴，不得亲铭季子之墓。又其字特大，非古简牍所容。”^②其后秦观^③、彭大翼^④都承欧阳修之说，疑其为伪作。此碑更令人生疑之处还在于碑文的内容，如明人郎瑛在《延陵碑》中有这样的论述：

延陵季子碑在镇江，其文曰：“有吴延陵君子之墓”，世传为孔子书，《学古编》以为古法帖止云“呜呼!有吴君子”而已，篆法敦古，似乎可信。今碑妄增“延陵之墓”四字，除“之”字外三字是汉人方篆，不与前六字合。又音“君子”字作“季子”，显见其谬。盖汉器蜀郡、洗郡，郡字半片正是此君字也。欧阳公《金石录》又以为孔子平生未尝至吴，盖以《史记》世家考之，推其岁月踪迹，南不逾楚之故，复引张从申《疑记》云：“旧石湮灭，玄宗命殷仲容模拓以传。”是开元以前已有本矣。予按欧阳、子行皆辨非孔子，明矣，或者即仲容所书，借孔子以欺世，此秦观所以疑唐人之所书，有见也。^⑤

从“十字碑”原非十字，且为“君子”而非“季子”，判断“十字碑”当为伪作。但郎瑛又是一位“委身载籍”的学者，他还记述了另一种可能：

《丹铅续论》又谓陶潜作《季札赞》曰：“夫子戾止，爰诏作铭，谓题‘有吴延陵君子’。此可证为古有据。”^①此则子行敦古，可信之言，又是也。但陶集无此赞。载《艺文集》^②。知今非全集也。^③

孰是孰非?众说纷纭。即使博雅如欧阳修，也采取了折中的办法，在《跋延陵王墓铭后》云：“第以其(十字碑，引者注)名传之久，不可遽废，故录之以俟博识君子。”存疑而不妄为定论。今天，我们亦可效欧阳修审慎的态度，存众论而不轻妄断。但综合诸文献的内容，我们仍可做出以下推论：

其一，从“呜呼有吴延陵季子之墓”的内容来看，这显然不是专为题碑的语气，而是口语感叹句。从目前的文献来看，孔子使用“呜呼”一词的仅见于《论语·八佾》，原文为：“子曰：呜呼，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论语·八佾第三》)释者云：“呜呼者，孔子更说季氏之失，故先叹而后言也。呜呼，叹也。”^④孔子对季氏(据《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及《汉书·刘向传》，此之季氏疑为季平子，即季孙意如)甚为不满，《八佾》开篇即“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而此句则是针对季氏将要去祭祀泰山，孔子希望冉有去阻止，但得到冉有否定的回答之后，孔子以“呜呼”开篇，是表示因不满而产生的失望情绪。如果此碑内容确出于孔子，以“呜呼”见之于碑首，亦当是叹而录之。

其二，多处有延陵十字碑的记载，可见季札影响的扩大，季札与孔子之间的关系得到了更广泛的认同。关于延陵十字碑，不但存之于江阴季子墓前。据明末曹学佺《蜀中广记》记载：“又云，季札墓铭在巴川县，相传以为孔子所书。”^⑤其实，早在宋人王象之的《舆地碑记目》中即有两处关于季子碑的记载。卷一《江阴军碑记》中有“季子墓铭：有十大字，云：‘呜呼有吴延陵季子之墓’。按欧阳公《集古录》云：‘……相传以为孔子所书，张从绅记云，旧石湮灭开元中，玄宗命殷仲容模拓其书以传。然则开元之前已有本矣。’”卷四《合州碑记》：“季札墓铭：在巴川县，相传以为孔子所书。张从申记云，旧石湮灭，玄宗命殷仲容拓本传，之历中再刻。此从申所纪也。此刻未知何人所模。”^①可见，疑为孔子所书的延陵十字碑出现于远离季子故土，季子和孔子都未远及巴蜀，这说明碑文与孔子是否亲见已无关系。虽然巴川十字碑最早见载于宋人著作中，但分处东、西，说明季子影响的扩大，季札与孔子之间的联系得到了更大范围的认同。

其三，传为孔子所书的碑文仅比干、季札两种，并非偶然。除了季札墓碑之外，相传为孔子所书者仅有“殷比干墓”。据《水经注释》卷九：“曹氏安，太师比干录曰：按卫辉府旧志云，殷少师比干墓在汲县西北一十五里，墓前有殷比干墓四字，碑年深石断，字画不全，世传以为孔子所书，今此碑见存。”^②唐鉴在《朱子学案·序》中云：“大禹之《岣嵝碑》，远矣!尚矣!比干、延陵季子，其墓碑之祖欤!”将比干、延陵季子碑共同视为墓碑之祖，显然认为两碑均为孔子所书。清代著名学者赵翼在《陔馀丛考》中亦认为该碑为孔子所撰，并视其为古碑之始，云：

古碑之传于世者……究而论之，要当以孔子延陵吴季子十字碑为始，或有疑季子碑为后人伪托者。唐李阳冰初工峄山篆，后见此碑，遂变化开合，如龙如虎，则非后人所能造可知也。自此以后，则峄山之罘碣石等，虽非冢墓，亦仿之以纪功德矣。^③

清人汪价在《比干少师太师考》中亦载：“比干墓在汲县界，即武王所封者，墓葬前有石曰‘殷太师比干墓’乃先圣孔子所书，科斗文。余于己亥夏过其地拜谒，亲见之，然则比干当为太师，非少师也。容再考之。”^④汪价所见的“殷比干墓”乃科斗文。就字体而言，与延陵十字碑稍有不同。那么，“殷比干墓”是否为孔子所题?后世存疑。就科斗文的出现来看，吕思勉先生说：“科斗之名，昉见于东汉之季，而魏、晋后人承之。”^①如果科斗文果是魏晋时期的文字，那么，这极有可能是伪作。但是，文献又多载科斗文为周代古文字。如段玉裁《说文序注》云：“古文出于壁中，故谓之壁中书，晋人谓之科斗文。王隐曰：‘科斗文者，周时古文也。其字头粗尾细，似科斗之虫，故俗名之焉。’”^②《书序疏》引郑玄曰：“书初出屋壁，皆周时象形文字，今所谓科斗书。”十字碑虽历经多次摹拓，但果如王隐所云，则为孔子所题亦可理解。孔子对季札甚为尊崇，孔子专程到嬴、博之间观季札之子葬礼，谓其为“吴之习于礼者”，更叹其为“天民”，因此，当得闻季札卒后，孔子叹而书之于简帛，俟后摹刻于碑石之上，并非没有可能。

诸史记载可能是孔子所题的仅比干与季札两碑，似乎并非偶然。季札被孔子视为“习礼者”，且观乐以知政，熟谙音乐。比干是商代贤臣，被殷纣王所杀。据《史记正义》引《括地志》：“比干见微子去，箕子狂，乃叹曰：‘主过不谏，非忠也。畏死不言，非勇也。过则谏，不用则死，忠之至也。’进谏不去者三日。纣问：‘何以自持?’比干曰：‘修善行仁，以义自持。’纣曰：‘吾闻圣人心有七窃，信诸?’遂杀比干，刳视其心也。”^③可见，“修善行仁，以义自持”乃是比干的精神支柱。孔子论学的核心主要在于“仁”“义”与“礼”“乐”。从相传为孔子作墓碑的两位先哲来看，比干以生命践行了“仁”“义”，而季札则以“礼”“乐”独擅，并且被孔子称叹为能“以义正人”^④者。如果所传为孔子所书，正可见其对儒家思想资源的推尊，为孔子所书也不难解释。

就季札对孔子的影响而言，似乎超过当时的任何一位贤者。一方面，孔子明言季札为“习礼者”。而“礼”乃为孔子学术思想的核心之一。故而对于习礼者之尊崇当在情理之中。另一方面，季札的文艺观、诗论都对孔子有直接的启示，其中的“乐而不淫”等关于中和之美的观念，对于儒家诗教具有直接的启示之功。因此，孔子对季札的推重亦在情理之中。就与时贤比较而言，据《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孔子曾问礼于老子，孔子曾有这样的慨叹：“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①但司马迁所记的老子颇具神秘色彩，是否征实，尚可存疑。同时，孔子之儒家与老子之道家分属于不同学派的创始人。更重要的是，根据《史记》记载，老子或“莫知其所终”。更有这样的记载：“自孔子死之后百二十九年，而史记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始秦与周合，合五百岁而离，离七十岁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②即使孔子欲为老子立碑，亦会因为“莫知其所终”而不能。因此，比孔子稍长的习礼的贤者，当以季札为最。就此而言，孔子为季札题书碑文于情理亦可通。

虽然延陵季子十字碑的真伪早在欧阳修时已难以辨清，论成定谳尚留待于新材料的佐证。就十字碑本身的讨论也不便轻下结论。但记为孔子所书本身，即已显示出季札与孔子独特的关系，并为后世广泛认同。

①此前南朝宋人范泰《吴季子札赞》有云:“夫子戾止,爰诏作名。”(《艺文类聚》卷三十六,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宋文》卷十五亦载)虽隐见其意,然未确记。
②[宋]郭忠恕:《汗简》卷七,四部丛刊续编本。陆心源编《唐文拾遗》卷二十二亦载,题为《重刊季札墓碑记》,内容与郭忠恕所载同,唯“玄宗”为“元宗”。将犯讳之姓径改为“王”。前有张从申小传:“从申吴郡人,大历中进士,检校礼部员外郎,官至大理司直,工书文。弟从师、从义、从约,称张氏四龙。”(清光绪刻本)《万姓统谱》载:“张从申,吴人,善书,世称独步,擢第为秘书省正字,弟从师、从仪、从约皆工书,得右军风规,人谓四绝。”(明凌迪知:《万姓统谱》卷三十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见《(咸淳)毗陵志·词翰》《(至顺)镇江志》卷八。
①《季子庙十字碑记》,见卢文弨《常郡八邑艺文志》卷三上,清光绪十六年刻本。
②唐人萧定撰有《改修吴延陵季子庙记》,《全唐文》卷四百三十四,清嘉庆内府刻本。
③[宋]刘宰:《漫塘文集》卷二十一《重修嘉贤庙十字碑亭记》,民国嘉业堂丛书本。
④[宋]邹浩:《先贤徐君墓碑记》,《常州府志》卷三十六《艺文》。
⑤[明]张衮:《张水南文集》卷六《重修延陵吴季子庙记》,明隆庆刻本。
⑥[明]李东阳:《怀麓堂集》卷六十六《重修季子庙记》,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①以上引自都穆《延陵季子墓碑考》,《江南通志》卷三十九《舆地志》,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宋]欧阳修:《集古录》卷八,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宋]秦观:《淮海集》卷之三十五《仲尼书》:“然则季子墓铭,其真者犹疑非仲尼书,又况依仿为之者欤?”(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④[明]彭大翼:《山堂肆考》卷一百三十《文学》:“昔吴季札葬孔子,题其墓曰:‘呜呼延陵季子之墓’。或云季子墓铭自来相传为孔子所书,但孔子平生未尝至吴。又考之《史记·世家》历聘诸侯而不逾楚,推其岁月,踪迹未尝过吴,不得亲铭季子之墓也。”(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⑤[明]郎瑛:《七修类稿》卷十九《辩证类·延陵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197—198页。
⑥[明]徐象梅:《两浙名贤录》卷四十七《文苑·文学郎仁宝瑛》,明天启刻本。
①[明]杨慎:《丹铅总录》卷十八《季札墓碑》:“陶潜《季札赞》曰:‘夫子戾止,爰诏作铭。’题季子有吴延陵君碑也。此可证其为古无疑。秦观疑其出于唐人,未考陶集乎?”(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按“夫子戾止,爰诏作铭(名)”乃范泰而非陶潜所作(见《艺文类聚》卷三十六)。
②即《艺文类聚》。原文见《艺文类聚》卷三十六,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明]郎瑛:《七修类稿》卷十九《辩证类·延陵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198页。
④[南北朝]皇侃撰:《论语义疏》卷二,清知不足斋丛书本。
⑤[明]曹学佺:《蜀中广记》卷十八《铜梁县》,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①[宋]王象之:《舆地碑记目》卷四《合州碑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南北朝]郦道元撰、[清]赵一清注:《水经注释》卷九,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清]赵翼:《陔余丛考》卷三十二《碑表》,中华书局年1963年版,第681—682页。
④[清]汪价:《中州杂俎》卷八《比干少师太师考》,民国十年安阳三怡堂刻本。
①《魏晋“科斗文”原于虫书考》,《学林》第五辑,1941年出版,转引自《吕思勉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590页。
②引自刘宝楠《论语正义》卷二十四,《何晏论语序》,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777页。
③引自《史记》卷三《殷本纪第三》,中华书局点校本,第109页。
④杨朝明、宋立林主编:《孔子家语通解·正论解第四十一》,齐鲁书社2013年版,第474页。
①《史记》卷六十三《老子韩非列传第三》,中华书局点校本,第2140页。
②《史记》卷六十三《老子韩非列传第三》,第21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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