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1月晋夫被分配担任司令部通信参谋的这支部队，完整番号是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一纵队(以下简称“决死第一纵队”)。
 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又称“山西新军”“山西青年抗日决死队”，在建制上属于阎锡山军队系统，是抗日战争初期由中国共产党组织和领导的具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形式的武装。称其为“新军”是为了区别于山西军阀阎锡山的旧军队。决死队编为四个纵队，分别在晋西、晋西北、晋东南等地进行抗战。
 决死第一纵队主要活动于山西中南部同蒲铁路平遥至临汾段以东，临(汾)屯(留)公路以北，白(圭镇)晋(城)铁路两侧及正太铁路以南，以沁县为中心的16个县的范围内，属于太岳敌后抗日根据地。
 太岳山又名霍山，位于山西省中部，东与沁潞高原相连，西以霍山大断裂与汾河地堑相接，北起于介休县的绵山，南经沁源、霍县、安泽、沁水直至绛县的横岭关与中条山相接。山体走向近于南北，长约200公里，宽约30公里，是汾河与沁河的分水岭。
 晋夫被分配到决死第一纵队前的一个月，山西抗战史上重要的历史事件“十二月事变”发生了。
 在抗战初期，长期统治山西的阎锡山迫于形势，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统战关系。但是后来他企图对日妥协，把山西新军视为极大障碍。在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中，阎锡山命令山西旧军向山西新军发动全面进攻，这就是震动全国的十二月事变。
 1940年1月中旬，蒋介石命令国民党第九十三军、第二十七军等部，向临(汾)屯(留)公路以北推进，攻击决死第一纵队。阎锡山也命令晋绥军第十九军暂编第二旅、新编第二师等部，分别由晋西北、晋东北南下，首先袭扰晋中地区，然后与中央军策应，企图一举歼灭决死第一纵队。为了配合决死第一纵队的作战，八路军总部命令陈赓率第三八六旅主力进入太岳区。1月30日，第三八六旅一部与第三八五旅主力等部，在榆次东南地区全歼晋绥军第十九军暂编第二旅。2月2日，在榆社以北歼灭晋绥军第十九军新二师大部。至此，阎锡山进攻决死第一纵队的计划破产。十二月事变以旧军的失败而宣告结束。
 晋夫到决死第一纵队入职后，被分配到司令部第三科担任通信参谋，并很快代理科长一职。
 晋夫上任时正值十二月事变刚刚被粉碎。此后虽然从统战角度考虑，决死第一纵队一直到抗战胜利时都始终保持独立的建制和番号，但是，部队此时已完全发生了变化。1940年初，决死第一纵队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领导之下进行了整军。整军后，纵队从旅到连的各级指挥员，全都由八路军来的干部、政工人员以及完全倾向党的进步的旧军官担任。之后，决死一纵队按八路军编制进行了整编，编入了八路军序列，归总部建制，军事行动上由一二九师指挥，从此走上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纵队司令部以前是按照旧军队的建制建立的，没有设立科室。“司令部第三科”是在晋夫到任时刚刚按照《八路军各级司令部(军、师、旅、团)暂行工作条例》设立的，是负责通信联络的科室。科室里一共有三位参谋人员：晋夫、郭盛之^①、杨鹤祥。另有收发一人，负责内部信件和文件的签收和发送。
 第三科此时还管理和指导归司令部直属的电台大队、电话局和通信连。电台大队有5部电台、12名无线电报务员;通信连辖有电话排、骑兵通信排、步兵通信排和司号排。整个纵队的无线电通信、有线通信(包括电话总机和电话线架设业务)、人力传递通信和战地号音通信工作，都是司令部第三科的业务范围。并且，电话局当时还负责根据地几个县的军事长途电话。第三科分管的通信业务门类众多，工作压力也很大。晋夫此前没有从事过通信工作，但是为了确保部队的通信畅通，他立即运用在参训队参谋业务里学习到的通信知识，带领科室同志一起投入到各类业务工作中。
 郭盛之和杨鹤祥都是1938年冬被党组织派到纵队司令部担任参谋的，对情况较为了解。而晋夫此前刚在参谋训练队学习过，有很扎实的参谋业务理论功底。在山西省沁源县阎寨村的纵队司令部驻地里，他们三个人发挥各自优势进行通力合作，迅速推动整军后的纵队通信事业重新起步。
 第三科在技术人员较多的电台大队建立了学习制度，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特别是党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学习社会发展史、党的基础知识，重点学习了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些学习活动提高了同志们的政治觉悟，有几位同志先后写了入党申请书。虽然当时决死第一纵队一定程度上仍处在统战环境中，但是整军以后，党组织不用完全秘密地进行活动。晋夫一到纵队司令部就担任了支部书记，入党近两年的他开始接受新同志的入党申请书。纵队领导机关还设有党总支，晋夫也以党总支委员的身份参与许多党务活动。
 1940年8月，晋夫正式担任科长。司令部第三科也于10月更名为通信科。纵队整军后，通信部门仍有部分岗位留用了有专门技术的旧军官，其中就包括担任电台大队队长的李嘉瑞。晋夫等几名通信科里的党员干部对他格外用心，既从政治上予以帮助，也在生活上特殊照顾，“当时我们共产党员每月津贴2元，可是每月发给李嘉瑞同志50元津贴”^①。
 由于电台大队旧技术人员责任心不够，新的技术人员又很匮乏，无线电至1941年初有4个多月与八路军总部、一二九师师部都联系不上，仅能依靠通信科派出通信员给总部和师部送信。但是沿途山高路远，人力通信往返一趟就要十一二天^②，严重影响了上下级之间的沟通。晋夫身为通信科长，对此十分焦急。
 为了恢复无线电通信，按照上级要求，电台大队撤销，重新成立无线电中队。同时，总部支援给纵队3部电台和一些元件、电池，又派出了新的技术干部到决死第一纵队，全面接手纵队无线电工作。
 1941年春节刚过，晋夫终于迎来了八路军总部派来的无线电中队队长、参加过万里长征的老红军秦华礼。一路上10个多小时没吃饭的秦华礼走进纵队司令部后，午饭也赶不及吃，立即操作电台，与八路军总部和一二九师师部的电台恢复了沟通。
 看到无线电通信顺利恢复了，晋夫和原电台副大队长马克绍等人的心都放了下来。随后，晋夫和秦华礼进行了工作上的对接。
 担任无线电中队队长的秦华礼比晋夫年长4岁。他于1932年在家乡四川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6年5月毕业于红军通信学校，曾任红四军军部无线电台台长。前往决死第一纵队接手无线电工作前，秦华礼是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部电台队长。
 晋夫和秦华礼二人1941年春节后联手，迅速改变了一纵队无线电通信较为落后的局面，带出了一支合格的通信队伍。时任无线电中队报务员的张凌云评价道：“通信科长晋夫同志是一位老党员，无线电中队长秦华礼同志是一位经过长征的红军干部。在他们领导下成长起来的通信队伍，政治素质好，责任心和纪律性非常强，技术上也过硬。这是在历次战役、战斗中完成通信任务的根本保证。”^①
 无线电中队建立后，各电台岗位如何重新配备人员?内部应重新建立哪些制度?这些对通信科而言迫在眉睫的问题，晋夫都充分听取了秦华礼的意见。他们很快就制订出一份对电台人员的整顿计划，并得到了纵队领导的批准。此后，决死第一纵队的无线电通信再也没有出过问题。
 秦华礼来到通信科之后，和晋夫编在一个党支部中。当时新军部队的党组织还没有完全公开，“晚上开党支部会都是在山沟里面，也没有灯，秘密地、偷偷摸摸地开会”。党员们坚持“每天晚上都有一次小组会”，在党小组会上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发扬了从严治党的精神。^②
 秦华礼带领的无线电中队不直接参加战斗，打仗时直接跟着首长，跟着纵队的“最高指挥部”。而身为通信科科长的晋夫因为要确保他负责的有线通信畅通，却是“直接参加战斗多”。作战时，纵队要求有线通信要能够与一线连队沟通，仗打到什么地方，电话线就要架设到一线阵地上连队的连部里，因此，“打起仗来有线(人员)很辛苦，直接到最前方”。
 晋夫虽然是科长，但却能做到身先士卒，常亲自带着队伍架设电话线。秦华礼很清楚地记得，在激烈战斗中，“我们队伍攻到城墙上了，连指挥部也攻上城墙了，他就直接拉个电话线、电话机，也攻到城墙上面了，直接到这个最前面去指挥部作战”。对此，秦华礼对晋夫表示深深的敬佩：“打仗嘛，他很勇敢!”
 晋夫对下属十分关心。当时，无线电中队夜间必须有人值班。白天如果要行军转移，电台人员必须要有足够的马匹，以保障每个值夜班的人可以一边骑马转移，一边趴在马脖子上补睡一会儿。担任中队长的秦华礼值夜班尤其多。于是，部队打了胜仗缴获了马匹以后，晋夫立即报告领导，及时为秦华礼选择合适的马匹。为了确保在敌后游击战时作为非战斗人员的秦华礼也能有合适的手枪防身，晋夫与领导沟通后，很用心地从缴获武器里为秦华礼选了一把勃朗宁手枪，配发了80发子弹。这把寄托了战友深情的勃朗宁手枪，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秦华礼南征北战时都带在身边，他一直用到新中国成立后转业到地方上工作，才依依不舍地上交给组织。
 在秦华礼的记忆中，晋夫不仅“人特老实，非常亲切，也很热情”，“工作很积极，也肯干”，“脑子也很灵活”，办起事来“效率很高”，还是个擅长打篮球的运动高手。没有作战任务的时候，他们几个司令部的年轻人每天下午都一起打篮球。当时，晋夫和司令部作战科的一个参谋都是决死第一纵队篮球队的队员。篮球队经常和附近中学生、太岳抗日根据地其他一些单位的篮球队举行比赛。战事的间隙里，有几次还通过封锁线到八路军总部等地参加篮球赛。篮球场上阳光活力的通信科科长晋夫，也成了战友秦华礼永不磨灭的一份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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