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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夫人物传记:进步思想的启蒙

作者:主编 时间:2022年11月28日 阅读:196 评论:0

到洛阳读书后,刚上小学高年级的晋夫,每天走在城内繁华的大街上,可以看到电灯、汽车等新鲜事物;在宽敞的校园里,能够阅读数不胜数的书籍和报纸杂志。这个时候,他的思想还是“做安分守己的学生,想将来在乡村做个教师”。

到洛阳城内读书的机会,不仅让晋夫得以开阔眼界和遨游于知识的海洋里,也让他走入有着革命斗争传统的地域,从而为他的人生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他的思想自此开始渐渐不同。

洛阳是河南省最早建立党组织的地方。1919年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就开始在洛阳传播。曾是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会员的游天洋和曾在长辛店工人夜校当过教员的白眉珊等人在洛阳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提高了工人阶级等劳苦大众的思想觉悟。1921年11月17日,陇海铁路洛阳机厂(陇海铁路修理铁路机车车辆的最大工厂)发生了比利时籍副厂长无端打骂工人的事件。工人此前早已不堪忍受帝国主义资本家的压迫,随即在游天洋和白眉珊的发动组织下,首先发动了大罢工。随后,陇海铁路沿线多地工人一起响应和声援。工人们发布《敬告全国各路同胞同业弟兄们恳乞救援宣言》,庄严发出宣告,“国人等不忍作亡国奴之耻,作无人格之工人”,恳请各地铁路工人“与本路工人作同一之举动,以救同人,为中国争人格,不受外人无理之欺”。当时诞生三个多月的中国共产党对陇海铁路大罢工十分重视。党的创始人之一、时任中共北方区委领导人的李大钊闻讯后,立即亲自主持召开北方区委会议,分析陇海铁路的罢工形势。为了确保罢工斗争取得胜利,李大钊随即派出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罗章龙前往洛阳,按照区委会议的精神指导罢工。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11月26日,罢工斗争取得了完全胜利,资本家被迫答应了工人的要求。陇海铁路大罢工揭开了中国北方产业工人革命斗争的序幕,也宣告了在洛阳建立党组织的条件已经成熟。1921年12月,李大钊、罗章龙介绍游天洋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要求他在中原地区发展党组织。12月24日,游天洋介绍白眉珊、王福顺入党。游天洋、白眉珊、王福顺三名党员成立河南省第一个党组织——中共洛阳小组,游天洋任组长。洛阳也成为全国建党较早的城市之一。

洛阳党组织从1921年12月成立后,历经多次破坏和恢复,在白色恐怖中一直坚持不屈不挠的斗争。到1931年晋夫前往洛阳城内读书时,县立一小也有进步的思潮。在晋夫入学以前的几年里,学校校园一直秘密设有地下党的党支部和外围组织赤色互济会。上级党组织安排到洛阳担任中心县委宣传委员的互济会特派员杨松柏,有时候就住在县立一小校园里。杨松柏借县立一小校园办养蜂传习所,以此为掩护,办了一期有30多人参加的干部训练班,并借以整顿党的组织。这批干部后来分赴洛阳中心县委所辖各县,大多成为领导各地群众斗争的骨干。1931年,党组织还计划在校园里举办军事训练班,为发动武装起义作准备。

就在晋夫入学前夕的1931年5月1日,洛阳互济会员在老城商场散发传单。随后,县立一小校长郎润民(赤色互济会员)被捕。党团员张瑞清、郑曼石、黄持平被迫出走北京,县立一小党支部被迫解体。

虽然在晋夫入读县立一小的时候,学校的党组织已经遭到了破坏,但是,“办学积极热情,教导有方,团结教职员工,爱护学生,享有很高的威信”的郎润民校长的被捕,反而让有些学生“对共产党产生了朦朦胧胧的好印象”。在党组织活动的延续影响下,这个时期就读洛阳县立一小的学生里后来走出了多位参加革命的校友。例如,1931年读五年级的郎镇岳,1938年入党,其后曾任洛阳县六区党委委员,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原成都军区军事法院院长。又如,与晋夫同一年入读洛阳县立一小的同学李冷文,抗战期间积极参加抗日宣传和抵制日货的活动,抗战胜利后作为作家参加革命……

在洛阳县立第一小学读书期间,晋夫不仅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也和很多同学一样感受到了爱国思潮在校园内外的影响。

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爆发。在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之下,东北的土地迅速沦亡于日寇之手。当时,许多城市的大、中学生举行集会游行,发表通电,开展抗日宣传,建立抗日团体,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武装民众,出兵抗日。随着东北事态日趋严重,学生运动的浪潮愈益高涨。

东北沦陷的消息传到洛阳以后,洛阳各校学生也在共产党的号召下,响应全国各地的抗日运动,散发传单,张贴标语,揭露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宣传抵制日货,并举行抗日游行。当时对国家大事还很懵懂的晋夫,平生第一次近距离目睹了抗日救亡运动,内心受到很大震动。

随后,以省立第四师范等学校为首的洛阳学生迅速组织起来,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日宣传。省立师范的进步教师、学生组成宣传队,坐火车沿路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当时,学生们每到一地,就同当地百姓交流,宣传“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学生的抗日运动,引起了国民党洛阳当局的极大恐慌,他们责令各校提前放假,学生一律离校。于是,学生们就回到家乡,把抗日的火种从城市引到了乡村。洛阳社会上对学生们的爱国行动予以热情支持。洛阳铁路职工当时允许佩戴印有“宣传员”字样的黄绸条的学生免费乘车,让他们到各地进行宣传活动。

此前,晋夫仅从小学课堂上学习过粗浅的国家和民族概念,而今,他从洛阳城里的学生运动浪潮里,渐渐知道国家正被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三省同胞沦为亡国奴。他接受了一次爱国主义的启蒙教育,心灵里萌生了对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憎恶、愤恨情绪。

九一八事变仅仅过去四个多月,1932年1月28日,淞沪事变在上海发生了。战事开始后,侵华日军的军舰可以“自由航行”于长江之中,中国当时的首都南京直接受到敌寇舰炮的威胁,被迫决定临时迁都洛阳。3月,国民党在洛阳召开四届二中全会,正式确认了以洛阳为行都。这是为了使战争条件下的中国在中原内陆有一个安全的全国政治中心。

国民政府紧急迁都这一事件,引起了洛阳全城民众的关注。当时,洛阳街头巷尾都在谈论着政府将都城从南京迁至洛阳的事情。这些变化太过突然,让还是高小学生的晋夫认识到战争并不遥远,进而对课堂上讲时事说到的“国难”有了更直观的认识。

国民政府迁洛办公期间,洛阳本地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又一次风起云涌般展开了。1932年2月,河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的学生在开学后组织起来,在市区主要街道游行示威并包围行政院,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学生们组织宣传队宣传抗日,扩大影响。2月13日,全国抗日学生联合会驻洛办事处在洛阳明德中学成立。

虽然国民党里汪精卫等要人在洛阳不敢回应学生的爱国呼声,但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开展,震动了行都洛阳的社会各界,也为更多洛阳少年学子树立了榜样。这些大哥哥大姐姐们在洛阳街道上为抗日奔走呼号的情景,又一次给当时还是高小学生的晋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让他逐步明白了学子对于民族和社会的责任。

1932年5月5日以后,《淞沪停战协定》正式签订,国民政府以对日的妥协让步,换来了暂时的和平。大部分迁洛办公的政府官员陆续离开洛阳返回南京,洛阳市区暂时恢复了平静。受到抗日救亡运动鼓舞的晋夫继续在洛阳县立一小里刻苦学习。洛阳城里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让他初步接受了进步思想的熏陶,悄悄萌生了为祖国和民族而努力学习,长大作出自己贡献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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