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车经过开封以后,冒着敌机的空袭走走停停,行军速度一下慢了下来。经过当时被日寇进逼、即将沦陷的徐州以后,部队进入了苏北地区。晋夫和战友们从此开始了在敌后战场的战地生活。
当列车驶入苏北炮车车站(位于今江苏省邳州市炮车镇)时,发现铁路已被敌人摧毁,于是,部队在炮车车站下车改为步行,从苏北奔赴鲁南战场。
当第六十九军各部队从郯城县以西和峄县以东的区域陆续进入山东境内,徒步赶到台儿庄附近时,台儿庄战役已经结束。部队里的地下党员带领进步青年们凭吊战场。据第六十九军党工委组织委员吴铎回忆,当时极目所见,一片焦土,不见一户人家。战场上人烟断绝,万籁俱寂,“在战场上盘桓了半个小时,没有见到一个当地人,真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①。家园被毁、生灵涂炭的情景,让大家更加真切地感受到日寇的罪恶,激起他们满腔复仇的怒火。
晋夫自从弃笔从戎、投身革命以后,第一次亲眼看到抗战战场的惨烈情景,这让他更明确了身为一名抗日军人,肩上担负着怎样的责任。
随后,台儿庄大捷的捷报鼓舞了部队上下,晋夫和连队战友们走过台儿庄战地以后,士气高涨地北上鲁中地区,从事敌后游击战。
在敌后进行游击战争时,四面都是日寇,部队随时可能陷入重围,行军打仗也没有独立的后方可以进行补给。所以,军民关系紧张、军纪涣散败坏的旧式军队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很难在敌后战场生存下来。而1938年5月石友三部进入山东敌后时,包括晋夫在内的各个派到一线部队的政治指导员,对于改善部队纪律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他们在官兵中宣传党的抗日统一战线,宣传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与官兵一同行军作战,同甘共苦,打成了一片。部队每到一地,指导员就带领士兵帮老百姓担水、扫院子、收割庄稼。在他们的影响下,石友三部队的风气逐渐好转,部队不再像一般国民党部队那样祸害老百姓,改变了过去副官、事务长找房、抓夫、征粮的老办法,改由政工干部协同军事干部打前站宿营,对老人称“老大爷”“老大娘”。群众看到这个部队抗日是积极的,打仗是勇敢的,群众纪律也较好,因而改变了对这个部队的看法,部队很快获得当地群众的拥护。②
正是各个政工人员的努力,使得第六十九军在鲁中地区站稳了脚跟,继而可以和中国共产党当时在山东建立的敌后武装并肩作战,共同打击日本侵略军。
第六十九军的指导员们在改善军民关系的同时,也逐步改变了旧军队军官随意压榨和打骂士兵的情况,从而改善了部队内部的官兵关系。在业余时间,指导员总是与士兵在一起,成了士兵们真正的朋友。士兵有困难、有病痛,或者受了委屈,都会去找指导员。通过卓有成效的教育,军官打骂士兵的少了,官兵关系以及军民关系都比以前和谐融洽得多。
指导员的职责还包括使官兵们懂得为什么要抗日,识破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阴谋;使这个部队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搞好和群众的关系。在指导员的努力下,有的中下层干部思想开始转变了,尤其是共产党工作人员不打人、不骂人、平等待人、热诚教育的作风令广大战士深受触动,他们逐渐开始热爱共产党、羡慕八路军。
晋夫作为连队指导员,到任以后一直履行岗位职责,积极参加改变部队风气的工作。就在部队进入沂蒙山区的1938年5月,因为工作中表现突出和思想积极、要求进步,晋夫被部队里的地下党组织吸纳为共产党员。
晋夫能够在两个月里就从进步青年发展为党员,在当时的统战环境下是一件十分难得的事。“按照当时统一战线的工作原则,我们不宜在友军中进行党的组织和发展党的活动。……但是按照党章的规定,党员必须参加一定的党的组织,不组织起来是不行的。因此,在石友三部队党的组织是极端秘密的,支部大会很少召开,以小组会的形式开会为多,有不少党员还采用单线联系的办法。至于发展党员,则采取更慎重的态度,虽然有所发展,但发展不多。”①
在党组织秘密活动的背景下,晋夫成为少数可以光荣入党的进步青年,可见他确实表现突出而且思想上积极向党组织靠拢。当时,第六十九军的“一团、二团、四团、教导总队和军政治部里建立了中共党支部”,晋夫正是被他所在的一团秘密党支部发展为党员的。
因为党组织的组织生活是完全秘密进行的,晋夫入党的时候很遗憾未能进行宣誓仪式。但当他接到党组织批准他入党的通知之后,内心深处涌起的是最为朴素的念头:“想做个好党员,工作积极负责。”①
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晋夫继续在政治指导员的岗位上积极负责地工作着。在这一时期,作为徐州会战后最先入鲁的国民党正规部队,石友三部在山东与中共地方党组织合作较好。1938年5月30日,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②书记郭洪涛致电中央,报告战略计划时提到,“最近石友三有五六千人开到泰山北部及冀边其他各地”③。6月6日,毛泽东和刘少奇电示郭洪涛:“石友三部队中有党的组织,并有许多民先队员及政治部工作,望你们即去发生关系。”④省委遂派匡亚明到第六十九军,石友三委任匡为该军政治部副部长。随后石友三部的党组织在北方局的领导下,各项统战工作进展很快。
进入山东以后,在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石友三部队的抗日情绪更加高昂,多次与八路军协同作战,有力打击了日伪军。
1938年7月,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建议由石友三召开山东军政人员会议,以协调关系,团结抗日。参加会议的有山东八路军代表和国民党地方军政官员。会议达成协议:八路军供给石部粮食,石部支持八路军第四支队在鲁中活动。会后,我党以六十九军政治部名义开办民运训练班,训练了一批爱国青年,派到各县担任民运指导员,开展民运工作。石友三按照会上达成的协议,派进步人士梁竹航(后为中共党员)任莱芜县长,派中共党员张克威任新泰县长,派进步人士杨荆石任蒙阴县长。当地县委借助这一有利形势,积极开展了创建根据地的斗争。
顺利发展的统战局面之下,1938年8月,晋夫升任一八一师第一团第二营的营政治指导员,带领全营下辖的第六、七、八三个连队的连政治指导员①一起开展政治工作。
在统战背景下,“党对干部的要求,是在工作上和生活上起模范作用。在统战工作的场合,要工作积极,生活刻苦,密切团结联系群众,以利争取友军的好感,把自己的工作做好”②。入党以后的晋夫,严格按照党组织的要求开展政治指导员的工作。
石友三部的旧军官们长期受到旧军队里风气的影响,思想觉悟不高。晋夫就利用一切机会耐心引导他们,向他们讲解共同抗日的道理。他针对旧军队里讲求“忠义”的情况,在思想工作中讲述旧军官们喜闻乐见的“忠义”历史故事,例如岳飞精忠报国的故事、关羽身在曹营心在汉的故事等,从而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对他们进行勇敢抗敌的教育。晋夫在工作中也很重视与士兵交朋友。他看到营里的一些士兵因贫穷而买不起新鞋,穿着磨破了的旧鞋子,以致在长途行军时耽误行进速度,就用自己的津贴买鞋送给士兵,而他自己却穿着一双补了又补的旧鞋。行军打仗时,他从不打骂掉队的士兵,而是经常主动到行军队伍末尾,帮助掉队的士兵背枪,以实际行动鼓励掉队士兵。不论是在工作上还是在生活上,他都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起到了模范作用。时任二营第八连指导员的地下党员张宝细这样评价晋夫:“我们亲密相处,并肩工作。在艰苦复杂的斗争中,他充分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崇高品德和优秀工作才干。”③
石友三部开展了较为完善的政治工作,战斗力因此得到提高,其敌后游击给鲁中地区的侵华日军带来很大威胁。因此,侵华日军很注意石友三部的动向。8月1日到8月10日,驻山东侵华日军第一一四师团《司令部战时旬报》④记录“第六十九军石友三部队仍然位于莱芜、泰安县,编成‘大中队’①,分驻到各个村落”。8月11日到8月20日,《司令部战时旬报》里记录“津浦线(泰安、临城间)东侧的山区地带”,“石友三军”等部队“依然蠢动”。这些文献从敌寇的视角,记录了石友三部和其他敌后武装一起对日军进行的袭扰作战。
晋夫入党以后,不仅在部队里担负政治工作,还先后担任了党支部组织委员、支部书记和总支委员等职务。部队持续和日伪军激战,有一定的损失,如何确保官兵们保持士气和战斗力?晋夫担任营政治指导员以后,带领下属的三个连队指导员继续从思想教育入手,帮助部队官兵明确抗战形势和任务,通过稳定军心提高部队战斗力。
当时,上级曾给政治指导员们发放了毛泽东的著作《论持久战》。这本书里的纸张虽然发黄粗糙,但书是铅印的,字迹清楚。晋夫和指导员们接到这本书之后,立即认真阅读和学习,随后以此为教材给官兵们进行授课。
《论持久战》在石友三部官兵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有的团、营长停下军事训练,集合队伍,请政治指导员宣讲《论持久战》。这时虽然是国共合作时期,但在国民党的部队中公开宣讲毛泽东的著作,实在罕见。毛泽东关于持久战的思想,深入石部官兵心里,使士兵们明白了全国的形势和自己的责任,激发了爱国热情,增添了战胜日寇的勇气和抗战必胜的信心,对提高石部官兵士气发挥了巨大作用。
在中共党组织的帮助下,1938年底,已经从第六十九军扩编为第十军团的石友三部,兵力从入鲁时的万余人迅速发展到了五六万人。石友三部在敌后战场的发展,是与其部队里包括晋夫在内的每一个共产党员的努力分不开的。“全军的共产党员都像忠于职守的医生,及时发现部队的问题,及时纠正,做大量教育和补救工作,保证石友三部队有较严密的组织纪律性,有较强的战斗力。所以,在1938年抗战最艰难的时候,虽然六十九军与日本侵略军打过一些恶仗,部队伤亡减员严重,但是,所到之处老百姓参军很踊跃,部队编制逐渐扩大。原来只有万把人的一八一师,到1938年年底,即扩大到五六万人,先扩大为六十九军,后又扩充成第十军团。在敌人疯狂扫荡、屠杀的敌占区,部队实力能如此壮大,实在是我党帮助的结果。”①
石友三在山东与我党我军合作抗日,国民党顽固派恐惧异常,忌恨异常。11月,蒋介石从重庆派来以臧元骏为头目的一批特工人员,开始对石友三进行拉拢。石友三立即发布命令:免去张友渔军团政治部主任、赵濯华政治部秘书职务,免去司令部秘书处长陈壮猷的职务,免去政治部各科共产党员科长职务,改组政治部,任命臧元俊为政治部主任。臧元骏控制了整个政治部。12月,蒋介石又以冀察战区副总司令兼察哈尔省政府主席的职务为诱饵,令石友三从山东进驻河北南宫、冀县一带。随后,第十军团主力经过长途行军,从鲁中山区移驻冀南。
在渐渐复杂的统战环境里,晋夫和其他政工人员都继续为保持部队战斗力而努力。部队此次离开山东进入河北后,要秘密穿越津浦铁路上的日军封锁线。为了快速突破封锁线,必须一日行军百里,官兵们都很疲劳,可晋夫仍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继续到队伍末尾鼓励和帮助掉队士兵。行军路上,晋夫不顾自己,帮助掉队士兵背了两支枪。营里的士兵们都感动地说:“我们的军官都能像吕指导员这样就好了!”②在移驻冀南以后,晋夫在部队里的威信和影响日益增加。
石友三部驻扎冀南后因立足未稳,仍继续保持着和八路军的统战关系。冀南八路军在物质上竭力相助,宁肯自己的部队吃杂粮、穿单衣,把节省下来的白面、棉衣送给石友三的部队。共产党领导下的冀南妇救总会还发动过“千封信,万双鞋”运动,对石友三部等“友军”表示慰问。
然而,冀南人民数以千计的慰问信、数以万计的军鞋,都没有拉住石友三在反动路线上越走越远的脚步。
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召开。这次会议之后,国民党的政策从“联共”为主变成“限共反共”为主。国民党的反共活动空前活跃,其频率和规模都大大超过了从前。
3月间,国民党对石友三软硬兼施,促其积极反共。惯于投机的军阀石友三动摇了。这时,蒋介石又从重庆派出了石友三的胞弟、反动军官石友信,继续对石友三进行拉拢。石友信到达石友三部以后,对其部下张西铎(曾奉令看管被集中到浆水镇的政工人员)说:“我原来还不知道咱们的队伍赤化得这样厉害。你看,上面跟人家朱德总司令、刘伯承师长等人交朋友,下面用那么多危险分子,甚至各连讲民主、闹进步,公然设立连俱乐部、连训练班。连长保升士兵要通过连指导员盖章同意,连指导员写一封信给我哥哥就能把连上的官长调职撤换。咱们的人都是跟总司令多年的老部下,搞得一点权都没有了。你想,一个连长吃几个缺、打骂士兵都不行,中央军哪个部队不吃缺、不打骂?这够多危险呀!简直不成体统了……”他对哥哥石友三进行“劝说”。石友三起初还对胞弟说:“有共产党,部队很能打仗。”石友信则抓住了石友三心理上的薄弱环节,说:“部队能打仗,打光了中央不补充,你总司令干不成有什么好处呢?”对于石友三而言,其军阀本性首先是看重手里有军队,进而有功名利禄。被石友信这么一说后,他此前坚持的统一抗战思想彻底动摇了。他立即采取行动,将晋夫和部队里的各级政工人员以“集训”名义撤了职务,统一遣送到河北省邢台县浆水镇。
名为“集训”,实为集中监管。石友三反共投蒋之心已定,随时有翻脸不认人、大开杀戒的可能。①
石友三悍然破坏与我党的统战关系,完全走上了反共、反人民的道路。所幸,邢台县此时是共产党抗日根据地,驻扎有八路军一二九师先遣支队第二大队,还武装了数以千计的人民抗日自卫队队员。浆水镇的大街上,就是邢台县抗日民主政府的驻地。石友三和石友信等虽然倒行逆施,但还不敢在这里公开挑起摩擦。
4月初,石友三部1万多人在邢台县召开纪念孙中山先生的大会,邢台县第一区区委书记武百登受邀出席。武百登针对石友三到冀南以后开始掀起的反共逆流,在发言中痛斥石友三是“孙中山先生的叛徒”,“起了汉奸的作用”。①石友三部一个师长气势汹汹地蹿到主席台上,举起手枪对准武百登的头部。邢台县游击队员们也立即举枪对准那个师长,并进行警告。面对地方抗日武装英勇斗争的表现,色厉内荏的石友三及其反动军官最后未敢直接对抗。
由于共产党领导下的邢台县地方抗日武装实力雄厚,而且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石友三对此有些忌惮,因此,虽然石友三和石友信软禁了其部队里的各级政工人员,但是始终没有敢对他们下手。
与此同时,军团党工委将“工作已经不能继续下去了”的情况汇报给北方局。北方局随即作出决定:“在石部工作的党员干部一律撤出。”②军团党工委成员随后面见石友三,公布了一份共产党员名单。
邢台县委以“八路军工作团”的名义进行工作。工作团主任刘毅(邢台县委书记)热情接待了晋夫等从石友三部撤出的185名党员。这些党员在浆水镇党组织的怀抱里,第一次按照各自支部,分别公开举行了支部大会。
当时,“同志们兴奋地拥抱在一起,像孩子一样又蹦又跳,你高声叫我‘同志’,我大声叫你‘同志’,就这样一个最普通的称呼,能让我们这些长年战斗在国民党军队中的秘密中共党员感到如此温暖,如此亲切,大家分明是笑着,可那激动的泪水,却不听话地流了一脸。因为我们终于回到家了!说实话,不是为了统战工作的需要,谁又愿意待在国民党部队呢?”①
成为党员已近一年的晋夫,终于能够公开和自己的党员战友们互称“同志”,这让他十分振奋。同时,在旧军队中一年多的经历,也让他更加盼望回到组织的怀抱,像在新乡刚投身革命时一样,在党的领导下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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