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真三宗兼修，这是他的佛学特点，也是他的过人之处。鉴真的修行表现为净宗、律宗与天台宗皆修。其中，律宗从道宣南山律宗，净土宗追崇庐山慧远，天台宗则是追崇其师恒景律师。他的这个选择，主要来自于他对律宗判教理论的深刻理解。
 其实，按照近代佛学大师太虚的观点，戒律、禅修及净土均为佛教各家各派共同修持的法门，都不能或不应当独成一宗。不过，由于这些法门对中土大乘根机有着特殊意义，为了各摄一类根机，许多佛教大德纷纷著书立说，特别予以弘扬，从而蔚然成宗。
 印度传来的戒律，原本与汉地文化风俗习惯有着相当差异，在汉地通常被认为发源于小乘，因而不应受到大乘佛教重视。在诸部广律中，惟有《四分律》最为契合汉人的根机，因而得到了汉地佛教修行者的特别弘扬。
 律宗虽以弘扬《四分律》相为旗帜，但绝非局限于诠释该律内容，而是希望融通经、论于律中，试图建立一整套能够融合华梵、兼摄大小乘佛教教义的佛教戒律学或佛教规范哲学。这既是道宣律师创建南山律宗的初衷，也是后来鉴真以律学入佛教、“以台入律、以净行律”地进行佛教实践的一个内在动力。
 南山律宗的判教理论认为，释迦牟尼一代时教可分为两大类：一是“化教”，二是“制教”(行教)。这是道宣律师的一种创见，充分反映了隋唐时期中国佛教流行的“判教”方式在律学上的应用。
 道宣律师在撰写《行事钞》序中提出：
 “显理之教，乃有多途，而可以情求，大分为二：一谓化教。此则通于道俗。但泛明因果，识达邪正;科其行业，沉密而难知;显其来报，明了而易述。二谓行教。唯局于内众。定其取舍，立其纲致，显于持犯，决于疑滞。指事曲宣，文无重览之义。结罪明断，事有再科之衍。
 然而二教循环，非无相滥。举宗以判，理自彰矣。谓内心违顺，托理为宗，则准化教;外用施为，必护身口，便依行教。然犯化教者，但受业道一报。违行教者，重增圣制之罪。故经云：受戒者，罪重;不受者，罪轻。文广自明，所以更分者，恐迷二教之宗体，妄述业行之是非，故立一门，永用蠲别。”
 他认为，“化教”主要关注教化人性、成就佛性的义理，它往往推崇佛陀曾教导一切众生如何达到“定”、“慧”二学境界的一些具体理论及方法，所以，它涉及“三藏”中“经”、“论”两藏所关注的对“定学”与“慧学”的教化，这些内容被包含在《阿含经》、《华严》、《般若》、《中论》、《瑜伽师地论》等经论之中。
 “制教”乃指“制戒”等一类“制度”性质的义理，这是佛陀为了规范出家人净修善道的行为规则，即“律藏”内容。在“戒、定、慧”三学中，“制教”为第一学之“戒学”所摄，它是其他二学之“定学”与“慧学”的基础。“戒”讲究实践，必须从“身、口、意”这三业去力行。站在佛教徒立场来讲，“制教”是对四众弟子尤其是对僧尼说的，所以，制教也可被称为“行教”。在律宗典籍上，“制教”或“行教”二词是可以混用的。
 道宣律师的贡献在于，他紧紧抓住了戒定慧三学的入口，即若修习定学与慧学，则首先必须修习戒学。可以说，在道宣律师那里，戒学是定学与慧学的基础。进一步而言，道宣律师的这个创举，旨在将当时中国陆续创立或传入的佛教教派，归结为一种理论上可融通、修行实践上可参比的“佛教共同体”。这些努力，也是鉴真和尚一生为之奋斗的目标之一。
 道宣律师曾在《戒本疏》卷一中，以“化”、“行”二教理论对三藏经典进行了这样的划分：
 “今以化、行二教，用分诸藏。何名化教?如《阿含》等中，开演化导，令识邪正、因果、业性、界系诸法。言无所壅，义通道俗。意在静倒，离著为先。教本化人，令开慧解。本非对过而立斯教。言行教者，起必因过，随过制约。言唯持犯，事通止作。故教所说，非为静倒，但随行科。戒律一宗，局斯教矣。”“有人因此立化、制教。化即如前，制唯戒律。”
 显然，南山律宗判教，旨在防范或对治那些被分别归类为“化教”或“行(制)教”二者的不同对象就戒律而形成的犯戒后果。
 隋唐时期，中国佛教已开始形成不同宗派。鉴真身在国内的那些年代，中国已经陆续创立了三论、天台、华严、法相、禅、密、净土等宗派。按照南山律宗的“判教”理论，这些宗派都属于“化教”一系，它们都是依据佛祖所说《经》义以及各部派佛教之《论》理，并分别作为立宗依据(宗依)。
 相比之下，只有律宗属于“制教”，即以佛陀当年对僧弟子的行为规范为宗依。这便是律宗与其他佛教宗派之间最特殊的分别。正如当代国内佛教学者所公认的那样：把原始佛教中原先并不复杂的行为规则与团体规范，按照某种“判教”方法予以高度理论化，从而形成一种新型的“佛教法理学”，以此创造了中国特有的大乘律宗，这便是道宣为首的律师大德们对整个佛教发展的巨大贡献。也应当说，在此基础上，鉴真为之付出毕生精力“以台入律、以净行律”实践努力，则是为南山律宗的这种宝贵贡献“锦上添花”。
 进一步而言，鉴真是如何运用天台宗理论的?除此之外，鉴真还运用了哪些理论作为其弘扬南山律学的支撑呢?
 南山律宗实际上以“唯识法相宗”理论为基础，去建立它的“戒体”论。依据唯识理论，南山律宗把“化教”分为“性空教”、“相空教”及“唯识圆教”三教，把“制教”分为“实法宗”、“假名宗”、“圆教宗”三宗。
 就上述“三教”而言，在《行事钞》中，道宣律师云：“然理大要，不出三种，诸法性空无我，此理照心，名为小乘(性空教)。二者诸法本相是空，唯情妄见，此理照用，属小菩萨(相空教)。三者诸法外尘本无，实唯有识，此理深妙，唯意缘知，是大菩萨佛果证行(唯识圆教)。”又在《业疏》中，道宣律师云：“小乘极处，人法二观，对我观析，唯见是尘，对阴求之，但唯名色。求人求法，了不可得，是为空也。大乘极处，空识为本，初浅滞教，谓境是空;了境本无，性唯识也。”可见，南山律师主张以唯识圆教为最高境界，意在立戒、定、慧三学“圆融无碍”，故认为依《四分律》立宗的南山律宗，虽含一分性空教，却应判属唯识圆教。
 再就上述“三宗”而言，既然依“戒体”而立，故南山律宗可兼摄定、慧法门。即如《资持》中，道宣律师云：“凡欲考体，须识三宗造义浅深，两乘教相差别，纤毫无难，始可论体。一者实法宗。即萨婆多部，彼宗明体则同归色聚，随行则但防七支，形身口色，成远方便，此即当分小乘教也。二者假名宗，即今所承昙无德部。此宗论体则强号二非，随戒则相同十业重缘思觉，即入犯科，此名过分小乘教也。三者圆教宗。即用涅槃开会之意，决了权乘，同归实道。故考受体乃是藏识熏种，随行即同三聚圆修，微纵妄心即成业行，此名终穷大乘教也。”
 这里所考之“体”，乃指“戒体”。它关涉到大小乘佛教的业力思想，是律宗的核心理论。《四分律》通常应属“假名宗”。由于南山律师深取大乘“圆实了义”，决开《四分律》的权教，从而成立“一乘圆顿”的妙戒。所以，在上述三宗中，南山律宗应当能够以圆教宗摄。
 也正因如此，鉴真紧紧跟随道宣律师的创宗理念，依持其及“制教”(行教)理论框架，他在江南地区的弘法事业，尤其“融会大小乘佛教”方面，便能够“底气十足”。其中，南山律宗的“制教”理论，以“戒体”论为核心，进一步将戒律分为“止持”与“作持”、“通戒”与“别戒”、“性戒”与“遮戒”、“通受”与“别受”的分别，以及戒法、戒体、戒行、戒相四科。因此，鉴真的弘法，也据此而分为不同层次。
 这就是鉴真在弘传南山律过程中，一方面继承了道宣律师以唯识思想进行判教、以至于能以律宗统摄各宗，另一方面充分运用天台圆融理念统摄大小乘佛教的基本特点。
 鉴真受到天台思想影响、以至于能“以台入律”，也具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天台宗在扬州的影响由来已久。隋炀帝杨广在其未登基之前被封为晋王时，曾邀天台宗创始人智顗大师来扬州，为自己亲授菩萨戒。因此，借助帝王扶持，天台宗在扬州的影响根深蒂固，智顗在扬州的活跃活动，也使天台宗得以迅速推广普及。
 从史料上看，鉴真本人对天台宗具有非常特殊的认识和崇敬，主要与他所受佛学教育的经历有关。
 鉴真早在长安就曾跟随他的具足戒传戒和尚恒景律师，学习天台宗“止观法门”长达一年多时间。表面上看，恒景和尚是一位传戒律师，而且崇仰南山律宗，实际上，他也是中国佛教史上担纲天台宗玉泉寺系统天台学弘传的代表性人物。
 天台宗以隋代慧文、慧思两位和尚为先驱，由智顗和尚于陈宣帝太建七年(575)开始创建。当时，智顗和尚入浙江天台山隐修九年，悉心研修慧文、慧思所立“止观法门”，完成了天台宗的奠基著作“天台三大部”(即《法华文句》、《法华玄义》和《摩诃止观》)，终于创立了一个以“圆融实相”为核心理念的天台学说，并深受陈宣帝的大力支持。
 隋灭陈之后，于隋文帝开皇十年(590)，当时的晋王杨广担任扬州总督，为发挥佛教教化一方民众的社会治理作用，他邀请天台宗创始人智顗和尚前来主持传戒法会，为自己授菩萨戒并请授法名“总持”菩萨。因为仅仅出于感念陈宣帝往年的扶宗之恩，智顗和尚对身为隋朝皇子的杨广只是应付而已。
 传戒法会一结束，智顗和尚便依照来时曾与杨广有“四项约定”(即一是“愿勿以禅法见期”、二是“愿不责其规矩”、三是“愿许为法，勿嫌轻动”、四是“若丘壑念起，愿放其饮啄，以卒残生”)为由，匆匆离开扬州，前往庐山、潭州、南岳。最后，智顗和尚抵达自己的家乡荆州(即湖北江陵)当阳县，在覆舟山修建了一座寺庙。后来，此事被隋文帝得知，敕赐寺额，再赐寺名“一音”，后改赐“玉泉”，覆舟山因此也被称之为“玉泉山”。
 上述便是智顗和尚创立天台学的一段过程。其中的玉泉寺，便是恒景律师研修天台学的一处重要道场。也就是说，从恒景律师的学养和个人兴趣来看，他更多地关注于天台教义。因为，在唐代中宗(684—709)时三度受诏入京城为朝廷传戒师之前，他一直住在玉泉寺跟随智顗修习天台止观法门。后来，在为鉴真传戒并收其为关门弟子之后仅一年，恒景律师便向皇帝申请离开京城，而归隐覆舟山玉泉寺。因此，鉴真自其接受师父传戒及教诲起，便始终接受着恒景律师传授天台教义，以至于影响了他对天台教义的一生追习。
 在离开恒景师父且后来为东渡日本却不幸辗转东南地区期间，前后约二十年，鉴真一直怀着探究天台教义的未了心愿。甚至在他66岁最后一次准备东渡日本时，也依然觉得自己对天台教义还没有研究透彻。因此，他随身带往日本共约四十八部佛教典籍，其中就有八部是天台宗基本典籍。
 据《唐招提寺缘起略集》记载，它们分别是智者大师的《摩诃止观》计四十卷、《法华玄义》和《法华文句》各十卷、《四教义》十二卷、《次第禅门》十一卷、《法华三昧忏法》一卷、《小止观》一卷、《六妙门》一卷。即使到了日本，在讲律传戒繁忙之间隙，他也讲过不少次天台教义。
 日本天台宗的创立者虽为最澄和尚，但实际上真正推兴日本天台宗并集其大成者，则是鉴真的四传弟子圆仁和尚，以至于日本佛教界至今仍将鉴真尊称为日本天台宗先驱。此情正如当代著名佛学家吕澂先生在其著作《中国佛教源流略讲》中所认为的那样：“天台宗在灌顶之后一百多年间了无起色，只是到了灌顶门下恒景律师的弟子鉴真，由于他最初将‘天台三大部’传至日本，在后世还有些声望。”
 再说，鉴真和尚的大弟子法进，他也是一位虔信天台教义的弘扬者。法进在日本曾撰写有《沙弥十戒并威仪经疏》五卷，这是鉴真师徒遗留下来唯一完整的一部十余万言大著，其中就贯穿着深厚的天台观念。比如第一卷写道：“问：亦有人净心与一念相应，契会一切佛法否?答：若有凡夫菩萨，欲于一念中具足一切佛法者，应修中道正观。云何正观?若能谛观心性非空非假，而不坏空假之法，若能如是照了，则于心性通达中道，圆照二谛。若于自心中见中道二谛，即见一切诸法中道二谛，亦不取中道二谛，以决定性不可得故，是名中道正观。”
 明显可见，这种思路正是沿袭了天台宗“一念三千”、“三谛圆融”的中道观。我们有理由认为，鉴真的佛学思想表现出一种“以律宗为体、天台宗为用”的融合特点。这是因为，从某个角度来看，“受戒”之后进而“入定”，然后再行“开慧”，这就是天台“止观(即定慧)法门”的进阶次第。可见，修习天台止观，必须先从“戒学”入手。所以，从内在逻辑上看，天台学与戒学乃至天台宗与律宗在基本思想上是相通甚至相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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