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鉴真一行三十五人离开海南，登上雷州半岛，终于结束了他们海上漂泊的日子。
 此刻，鉴真见第五次东渡走了弯路，便决定重新沿着陆路绕行至广州，准备再次东渡日本。他之所以这次重新选择广州作为离岸的口岸，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广州有一位非常敬重他的居士刘巨鳞——即那位曾将军用船只贱卖给他的岭南道采访使。
 心切步疾，经过短短三天三夜，鉴真一行三十五人便穿越雷州半岛向北进入罗州(今广西廉江县北部)，再向东南方进入辨州(今广东化县)，再折回向北进入白州(广西博白县)，转而向北进入佣州(广西容县)、藤州(广西藤县)、象州(今广西象县西部)，然后沿桂江逆行而上，终于抵达了始安郡的桂州(今广西桂林)。当时，所经各地，达官百姓及僧道出家人等，相继沿途礼拜迎送及供养承事，所供养的财物不计其数。
 到了始安郡地界，便有始安郡都督上党公冯古璞等人步出城外，五体投地接足而礼。他们将鉴真一行人引入当地开元寺驻锡。
 这座开元寺佛殿的绝大部分是用檀香木建造的，它已长久没有对外开放了。因此，鉴真到来，初开佛殿，香气满城。城中僧徒手执佛幡设坛供香，清亮的梵呗在寺院上空荡漾，全城百姓相继前来礼拜供奉，一时间挤得开元寺水泄不通。每日，都督冯古璞亲自做食供养众僧，乃请鉴真为自己授菩萨戒。此时，正值科举考试及第开榜，始安郡下属七十四州的官员们，也携同及第学子前来礼拜鉴真。鉴真甚为高兴，且为他们授了菩萨戒。
 就这样，在地方民众的热情挽留下，鉴真在桂林的开元寺住了整整一年。从此，桂林法事不断，受戒人数急剧上升。据桂州《地方志》记载，“唐朝诸人，胡国、昆仑、新罗等人，皆以鉴真为受戒和尚。”不少官员显贵和平民都来向鉴真大师受戒，使得开元寺香火盛极一时。鉴真在桂林时，除讲法施擎播，烧香、唱梵之人云集寺中，州县官员、百姓填满街冲，礼拜赞叹日夜不绝。
 当时，鉴真也不时地往返于不远处的西庆林寺、东庆林寺弘法，还施医施药，引来周围信众纷纷朝拜。鉴真的短期留住，将桂林佛教文化推向鼎盛时期。
 时间过得很快，到了天宝九年(750)的春天。此时正值桂林最佳气候，非常适合养病，荣叡的身体渐渐好转。一天，兼有南海大都督、五府经略采访大使、御史中丞等重要头衔的广州太守卢奂，特派使者前来礼请鉴真去广州弘法传戒。如前所述，此举正合鉴真之意，因此他爽快地答应了。听说鉴真要去广州，始安郡都督冯古璞十分不舍，连夜赶到开元寺送行。
 卢奂身居高位，乃为唐玄宗李隆基身边宰相卢怀慎之子。而卢怀慎(?—716)为滑州灵昌(今河南滑县西南)人，武则天时任监察御史，后历任侍御史、御史大夫，玄宗开元元年(713)为宰相。当年，荣叡与普照奉旨随皇帝移驾，自洛阳往长安，就曾会见过时任陕州刺史的卢奂。此次卢奂迎接鉴真去广州，对鉴真将会有更大帮助。想到这里，冯古璞甚感欣慰。于是，他一边小心扶着鉴真上船，一边深情地对鉴真说道：“古璞与和尚此处一别，也只有来日在弥勒天宫相见了!”说罢热泪满面。
 辞别冯古璞后，鉴真改变了原先逆溯江而上、先抵达灵渠再进入湘江返回江南的计划。这时，仍是天宝九年(750)春天。他按照卢奂所派使者的安排与陪同，先顺着漓江东下，七天之后便到达了梧州(广西苍梧县)。
 第二天，鉴真一行人等准备沿着陆路直奔广州。不料，行至端州(今广东省高要县、属于肇庆市)，荣叡突发高热，浑身抽搐，鉴真赶紧带领大家赶往端州龙兴寺。刚到龙兴寺大门，荣叡便对鉴真说：“原望能一生辅佐师父，可惜已不能如愿了，我将命终离开人世。倘若毗尼宗能在日本弘布，那我葬骸于异城，也无遗憾了。”接着，荣叡不幸与世长辞了。他的死，对鉴真打击极大。
 据《唐大和上东征记》记载，当时鉴真“哀恸悲切，送丧而去”。他们将荣叡葬在了龙兴寺背后的山岗上。如今，人们只能见到今人为纪念荣叡所造的一座碑亭。这就是那座矗立在肇庆鼎湖山庆云寺旁颇具唐代建筑风格的“荣叡碑亭”，上有前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题写的匾额。碑亭正中树立着一座高约三米的石碑，上面镌刻着“日本入唐留学僧荣叡大师纪念碑”十四个金色大字。纪念碑正面左侧刻写着两行小字落款：“公元一千九百六十三年十月鉴真和上逝世一千二百周年纪念委员会敬立”。
 在这座纪念碑碑阴上，还镌刻着赵朴初先生撰文并书丹的八十字的《荣叡大师赞》：“矫矫叡师，卓起东陆。倾心弥天，绍愿长屋。十年唐土，行坚志笃。诚感法宗，气惊群俗。屡遘蝇藩，再踬蛟窟。中道舍身，遐方委骨。形谢精存，山川吐馥。智炬东流，命终不辱。功施两邦，永灿朝旭。勉我后人，追彼前躅。”
 这赞文用典雅优美的四言诗，高度评价了荣叡和尚的一生经历及其功德。
 鉴真不忍继续停留。想到荣叡一生只为礼请自己东渡日本而千辛万苦前后奔走，不觉于己内心强化了一定要去日本的决心。于是，鉴真在端州太守的亲自护送下，迅疾赶到了广州。
 此时，早有都督卢奂率领城中道俗出城迎接，仪式极其隆重。鉴真被引入大云寺之后，尽管接受种种供养，却依然对荣叡的辞世久久不能释怀。因此，他只是每天游览四周名胜佛迹，以排遣心中悲哀。不久，应广州信众请求，鉴真便在大云寺开坛授戒，广种无遮悲田。
 当时的广州，还有一处佛教胜景，即广州开元寺——它拥有一件极其珍贵的用白檀所雕刻的“华严九会”图。据说，这是一位胡人带领着六十位工匠，花了三十年时间，用去三十万贯钱精雕细作而成的。当时，在广州制作之后，却遇当时采访使刘巨鳞将此情向朝廷奏状，以至于最终这件稀世珍品被皇上敕留在开元寺供养。鉴真早年研习华严，故对这件珍品也是百观不厌。所以，他也常去开元寺行脚。
 可是，在广州住了一个春天，鉴真并没有安排从广州下海东渡日本的行动，最终还是提出了回到扬州的打算。此时已是天宝九年(750)的初夏。
 为什么鉴真最终没有选择在广州离岸东渡日本呢?其中有两个直接的原因：一是信仰佛教的前太守刘巨鳞已获罪罢官，二是都督卢奂对其家风的那种坚持。
 据前试左领军卫兵曹参军输林待诏臣赵迁所撰《大唐故大德赠司空大辨正广智不空三藏行状》记载：“……开元二十九年(741)仲秋矣。影塔既成，(不空和尚)以先奉先师遗言令往师子国。至天实初，到南海郡，信舶未至，采访刘巨鳞三请大师哀求灌顶，我师(不空和尚)许之，权于法性寺建立道场。因刘公也，四众咸赖，度人亿千。大师之未往也，入曼荼罗，对本尊像金刚三密以加持，念诵经行。未踰旬日，文殊师利现身。因诚大愿不孤，夙心已遂，便率门人含光惠僧俗三七杖锡登舟。采访已下举州士庶大会，陈设杳花遍于海浦，蠡梵栝于天涯，奉送大师凡数百里。”
 由此推断，刘巨鳞在受不空和尚菩萨戒之后的开元二十九年(741)，便开始真正信仰佛教了。由于他是当时广州权力最大之人，其影响力甚至遍及南海。因此，他对佛教大德的供养实际上是有着雄厚的实力，所以，当年鉴真第一次尝试东渡日本就曾轻易地从他手中购得军船。
 然而，又据《旧唐书·列传第四十八》中所记载“卢怀慎、卢奂、刘巨鳞之事”：卢奂早年正直，做官清白名声，历任御史中丞，出任陕州刺史。开元二十四年(736)，玄宗回长安在陕州停留，赞许其善政，便在他办公的厅里题写赞词说：“身负刺史重任，分掌陕地大州。也已利沾万物，心怀忠君忘身。真是国家珍宝，不失卢公家风。”不久，便召其入朝廷任兵部侍郎。
 天宝初年(742)，卢奂任南海郡太守。南海处水陆交汇之地，物产瑰丽珍奇，前太守刘巨鳞、彭果都因贪赃获罪，因此以卢奂代任。当时，污吏敛手不敢贪污，宦官来买舶来品时，也不敢跨越卢奂法令，南方民俗变得十分安定。
 由此可见，天宝元年，当年的采访使刘巨鳞在升任广州太守之后又任南海郡太守。这就是鉴真从桂州接受卢奂迎请前往广州的重要原因之一。
 但是，此时已是天宝九年(750)，距上次鉴真的弟子与刘巨鳞接洽已过了七八年光景。显然，鉴真尚且不知刘巨鳞已于唐天宝元年之后不久，就已获罪且被罢免官职。
 来到广州之后，鉴真见卢奂秉承父亲卢怀慎的异常清廉的家风，一方面十分赞赏，另一方面因刘巨鳞缺席，却让他无从提及从广州“悄然渡海”的打算。
 于是，滞留于广州的这个春天，鉴真再三考虑，还是决定打道返回扬州故里在作下一步盘算。因此，如同桂林是鉴真征途中转站一样，广州也自然成为了他南下行程的中转站。
 就这样，鉴真一行人等在广州众多僧俗的热情送行下，登上官船，沿着溱水河北上，向着韶州(今广东曲江)进发。这段水路行程大约七百里，几天之后他们抵达韶州，在当地的一座“禅居寺”住了三天。
 此时已是天宝九年(750)初夏。
 韶州官员得知鉴真大师到来，便隆重迎接并礼拜。第四天，鉴真被接到韶州最为著名的法泉寺(宋代以后改称南华寺)入住。这座法泉寺乃为武则天纪念惠能禅师所修造的寺庙。当年，中国禅宗南派传人——六祖惠能禅师已逝世有三十八年，方丈中一直安放着惠能禅师的真身舍利——即惠能禅师肉身加干漆而制成的一尊法相。
 鉴真虽主修律宗，却也对禅宗非常尊敬。他尤其关注惠能真身舍利的制作工艺。在法泉寺短短的三天中，鉴真向当地掌握这种工艺的艺人进行了深入打听，将这种南方佛教界流行的特殊工艺，与扬州故地的干漆夹苎漆器制造工艺作了充分比较。在这位深谙佛教造像的高僧心中，一直揣摩着如何将两种工艺相结合。最终，他将这种能制造出“中国木乃伊”的复杂工艺，融入到扬州传统干漆夹苎造像工艺当中，形成了自己独创的一种干漆夹苎佛教造像工艺技法。
 当时，扬州的干漆夹苎工艺仅被用于制作一些日用漆器或工艺品，还无法直接用在人物造像上。因此，在佛教艺术方面，鉴真以此为标志，作出了创造性的巨大贡献。后来，他将这种工艺依法传到了日本。他的弟子也按照这种工艺技法，为其身后制作了一尊鉴真大师干漆夹苎人形造像。
 唐代对佛教高僧肉身像的信仰相当流行。他们临终之际往往结跏趺坐。肉身不灭的“坐化”，往往被特殊工艺制作成所谓的“真身舍利”，并被认为是高僧得道的一种标志。这次，鉴真来到韶州法泉寺参拜慧能禅师的肖像，对他日后推崇真身舍利起到了重要作用。
 早年在法泉寺创立中国南禅宗的中国禅宗第六祖慧能，是在唐代先天二年(即开元元年，713年)坐化的。不久，他的全身被弟子们加披漆布，成为肉身像，置于寺内的“六祖殿”供人祭祀瞻仰。据《宋高僧传·唐韶州今南华寺惠能传》记载，开元十一年(723)，有一位新罗商人曾怂恿某汝州人，欲盗惠能的肉身像头部携往海外，后来事发被捕获刑。该事件表明，当时高僧肉身像已广为时人敬仰，此种风气甚至传至周边国家。
 基于鉴真对真身舍利的推崇，他在自己行将去世之前，曾对弟子思托遗言：“我若终亡，愿坐死。汝可为我于戒坛院别立影堂，旧住房与僧住。”这里的所谓“坐死”，就是“坐化”之意。鉴真非常希望自己身后能像慧能那样，肉身被制作成一尊真身舍利留给后人。
 在《唐大和上东征传》中，鉴真的临终姿势，被描述成如同慧能造像那样，即：“结跏趺坐，面西而化。”且当年鉴真“春秋七十七。化后三日，顶上犹暖，由是久不殡殓”。这里所记载的去世后“久不殡殓”，也是鉴真的弟子们努力制作其肉身像的一种佐证。
 对于鉴真圆寂之事，《宋高僧传》也有如下记载：“无疾辞众，坐亡，身不倾坏。至今其身不施苎漆，国王、贵人、信士时将宝香涂之。”当然，不知何故，鉴真的肉身像保存最终还是未能真正实现，他最后还是被付于火葬。流传至今的，也只剩下采用他所独创的干漆夹苎人形造像方法所制作的一尊“鉴真和上坐像”，造型犹如其在世时，极其逼真。
 就在鉴真准备移住韶州开元寺时，坚持至今一直跟随鉴真的唯一日本留学僧普照，前来向鉴真辞行，他打算独自北上前往明州阿育王寺。这时节已是天宝九年(750)盛夏，距上一次(即开元二十一年，733年)日本第九次遣唐使团来中国，已整整过去了十七个年头。普照寻思着，最近几年，应当有日本新的遣唐使团来华。也许普照通过什么消息渠道，似乎得知日本将派出第十次遣唐使团。这也是普照决定先行一步去明州打探的直接原因之一。
 此时，东渡日本已别无更好出路选择的鉴真，对普照这次去明州打探寄予了厚望。他禁不住紧紧握住普照的手，悲泣地说：“为传戒律，发愿过海，遂不至日本国，本愿不遂。”以此表示自己东渡日本的坚定决心，继续鼓励普照下一步积极行动。
 两人分手之后，鉴真“感念无喻”。事至于此，鉴真尽管依然矢志不渝，却也身心憔悴。《唐大和上东征传》记载：唐玄宗天宝九年(750)，鉴真由广州到韶州，“频经炎热，眼光暗昧，爰有胡人言能治目，请加疗治，眼遂失明”。关于鉴真“失明”情况，《宋高僧传》卷一四《鉴真传》也有同样内容记载。
 另有《续日本纪》在“天平宝字七年五月六日”(即鉴真圆寂当天)字条下，有所记载：“至于七载，更复渡海，亦遭风浪，漂着日南，时荣叡物故，和上悲泣、失明。”在这里，《续日本纪》的作者将鉴真失明的时间提前至端州龙兴寺时。
 据日本鉴真研究证明学者安藤更生分析，在荣叡逝世的前后，鉴真的眼病就已有自我感觉了，后因失去普照这个同行者而再度过分悲泣，病情可能因此加重，在广东到江西途中又逐步恶化，视力极度受损。这可能就是“失明”的真相。
 唐朝时期，除扬州之外，洪州(即南昌)也是中外贸易大市场，外国商人从广州经大庚岭到江西，和鉴真走过的路线相仿。因此，鉴真在去江西的道上遇到胡医，是完全可能的。
 一般认为，鉴真从此双目失明。然而，细细推敲起来，既然记载所言“眼光暗昧，爰有胡人言能治目，请加疗治，眼遂失明”，这里只说“遂失明”，也就是“即将失明”或“接近失明”，却不见得“已经失明”。
 鉴真一路辛苦，眼病是渐渐患上的。从韶州去往江西的途中，因感受酷暑，加上过分悲伤，导致眼疾加重，虽经当地胡医治疗，效果甚微。关于鉴真眼病的文献记载不多。
 关于鉴真眼疾的程度，据鉴真贴身弟子们所记撰的《唐大和尚东征传》描述可见，他没有眼肿赤烂、疼痛难忍、睑孔散大等现象，其他文献亦无患眼疾后眼球改变的记载。鉴真的眼病初为“暗昧”，终至“失明”，无眼球外观之改变，也无诸多痛苦，颇似中医所谓“内眼病”。
 中国传统中医认为，内眼病相当于西医眼底疾病，如视神经、脉络膜、视网膜等疾患，这类眼疾位于瞳神，外不见证，从内而蔽，常凭患者视力、视觉变化及全身情况进行辨证，治多从虚而论。其发病原因，多以脏腑经络功能失调为主。对此，中国传统中医理论认为，“五脏六腑、十二经脉，其血气皆集受于脾胃，上会于目而为明”，又“诸脉者，皆属于目”、“诸血者，皆属于心”，故血者心之使，心者神之舍也。若因事烦扰，精神乱而不守，精散则视暗昧。如因饮食失常，劳累过度，致脾胃虚弱，而肾水无以滋，肝气无以荣，则目昏蒙不明。
 鉴真的眼疾，发生在第五次东渡失败后的返扬途中。当时频经暑热、历尽艰难、施工建寺工程繁忙，加上饮食不周、疲惫不已，尤其满腔热诚却连遭顿挫，导致脏腑气血功能受到严重影响，因而最易引起眼病。所以，虽有精于治目的胡医，对这种眼底疾病也难以从根本上医治，从而导致“失明”。
 然而，近代著名学者陈垣对“鉴真和上失明事”提出了质疑。按照他的说法全文是：
 鉴真和上失明事，《宋高僧传》十四《鉴真传》不载，仅元开撰《唐大和上东征传》这样说过，天宝九年(750)和上由广州到韶州，“频经炎热，眼光暗昧，爰有胡人言能治目，请加疗治，眼遂失明。”既言眼光暗昧，胡人能治，请他疗治，应该眼遂复明，今日失明，似不合文理。
 《传》又言和上由韶州回到江宁时，弟子灵佑来见，说“大和上远向海东，自谓一生不获再觐，今日亲礼，诚如盲龟开目见日”。龟虽可说是灵物，盲总不是美词。如果老师这时是盲，岂能当面说“盲龟开目”等话，似不合情理。
 又和上在日本传戒十年，此十年中如果是盲，应该有提到他因眼目失明而有不便之处，今《东征传》自从说过他一句“眼遂失明”后，就没有再提到他眼目失明事，似不合道理。
 故谓鉴真和上到日本后晚年曾失明则或有之，谓鉴真和上未到日本前已失明，则殊不可信。后人说他未到日本前已失明，都是根据《东征传》一句话，这是孤证，应该找他同时或当时人的话来作证据。一九六三年六月。
 这也是本文作者所认同的观点。
 其中值得注意的关键词语，一是“遂”字，二是“盲龟开目”。
 日本学者安藤更生，一方面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断定，鉴真是因老年性白内障治疗不当而失明。另一方面，他从日本正仓院所藏的一张鉴真手迹中也得到证实，他认为一个完全失明的人肯定没有能力写字。既然能书写，证明鉴真在当时还有一点视力，这正是白内障的特征。这种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
 《奈良新闻》2004年10月29日有一则新的报道，认为鉴真到达日本之后，他的双目可能还存在微弱的视力。其依据是757年，鉴真为借经卷曾向当时的奈良东大寺提出了一张借条，这就是现存正仓院的《鉴真奉请经卷状》。经过奈良国立博物馆的西山厚研究员检证，认为此文与中国所存鉴真相关文献出自同一人手笔。所以，日本研究人员认为，鉴真在东渡时，可能还保有轻微的视力，能够自己书写重要文件，但不能很好地阅读了。
 由此推论，这类“失明”也许只是暂时性的，它不会像急性青光眼及急性眼球感染那样，最终引起视力的完全丧失。这是因为：
 其一，从后来鉴真留藏于日本正仓院且被存为日本国宝的那张“借经便条”，观其行楷，章法工整、张弛有度、布局端祥、字幅相同、字间呼应、顾盼传神，细节部分无一处如盲人书写那样难免有些错位或覆盖。
 其二，鉴真能在江西期间患着眼疾多次为人授戒，回到扬州之后也能夜间出走，悄悄登上日本遣唐使的船只，完成第六次东渡。
 其三，鉴真去日本后又传播律宗，亲自查勘唐招提寺原址，指导修建唐招提寺。
 其四，如今，在日本拇尾高山寺所珍藏鉴真塑像，也睁着双目，而且两眼珠形状表现出完好模样。
 上述分析足以见得，起码当时的鉴真是“依稀可辨形影”，可谓“残而不废”的。
 话说回来，鉴真在患严重眼病的情况下，还是坚持从赣南到九江过大庚岭，沿赣水到虔州(今江西赣县)，住进了当地的开元寺。唐朝名臣即大书法家钟绍京的后人，将鉴真请到故宅，立坛受戒。此后，鉴真又行至吉州(今江西吉安)。而第一个支持鉴真、决心随师东渡、经千难万苦而始终不渝的弟子祥彦，却在此得上重病，不久因病逝世。
 那一天，在沿着赣水(今赣江)从吉州向洪州(如今的南昌)的途中，祥彦趺跏端坐船头，他问身边的思托：“大和上睡觉否?”思托答道：“睡未起。”祥彦说：“我今欲死别。”思托听罢，赶紧向鉴真报告。
 鉴真闻知，赶来即为祥彦点上几支香，帮助他盘腿坐上方几，带领祥彦向着西方唱念“阿弥陀佛”。祥彦即一声唱佛，端坐寂然无语，鉴真大声呼唤“祥彦”数声，祥彦悲恸无限却无力回应，随即坐化而去。刚别普照，又失祥彦，鉴真悲痛欲绝，逆火攻心，眼疾随即加重，便安排上岸休整。
 此时，江西诸州道俗闻鉴真抱病归宿岭北江边，便纷纷赶来拜见慰问。《唐大和上东征传》记载：“四方奔集，日常三百以上，人物骄阗，供具炜烨”，这使得鉴真宽慰了不少。
 稍事休整数日之后，鉴真一行人继续乘船驶出吉州，沿着赣水经过南昌入鄱阳湖，来到了庐山。此时已是天宝九年(750)的初秋，山中气候也变得凉爽起来。
 庐山以东林寺为镇山之寺。东林寺是中国净土宗(莲宗)祖师晋代慧远法师的创宗居所，鉴真在此寺留连三日。在这三天中，鉴真仔细勘察了当年由慧远法师所设计建造的一座净土宗戒坛。
 当年，慧远法师在此戒坛上授戒，顿时天降甘露，所以被后人称之为“甘露坛”。又据宋代陈舜俞再起所著《庐山记》卷一记载：“甘露戒坛，在寺之东南隅。梁太清中，袭法师讲《金光明经》于林间，甘露浃木者三日，因于林间作戒坛焉。世传江南有三戒坛，此其一也。”可见，此处“甘露坛”，是当时天下最为著名的三大戒坛之一。
 又据《延历僧录》卷一记载：天宝九载的三月，也就是鉴真到此的前几个月，鉴真的一位授戒弟子——江州(今江西省九江)大林寺的志恩法师，曾在甘露坛上为庐山僧尼授戒，当时也是天降甘露，授戒仪式历时二十天，天天如此，甘露延绵，于是“道俗共相欢，咏唐恩瑞同晋远”。
 可见，当地将唐代志恩法师的功德比作晋代的慧远，对随后到来的其师父鉴真大师也必定更为崇敬。这些消息，也让鉴真感到十分欣慰。鉴真对这座戒坛的营造形式、尺寸和气氛细微观察记录，为日后在日本建造戒坛积累了第一手建筑数据资料。
 三天之后，鉴真一行人继续北上，前往浔阳阳县龙泉寺。
 当年，慧远法师在此处建寺，却发现没有水源。于是他发愿说：“如果此处可以作为寺庙选址，那它一定能够涌出泉水。”他当下“以锡杖扣地，有二青龙寻锡杖上，水即飞涌，今尚其水涌出地上三尺焉，因名龙泉寺”。
 表面上看，鉴真一路走来，对各处圣迹颇有兴趣。实际上，他也许是在对佛教寺院所在地的“风水”作一些实地考察，因为他未来的日本之行，必然还要考虑在日本建立具有中国风格及风水特点的寺院呢!
 考察了庐山的几处佛教寺庙建筑与风水之后，鉴真一行人沿着陆路继续向江州(今江西省九江市)行进。经过大约七天的行程，他们进入江州城门。江州太守已率领众多州内僧尼道士女官及州县官员百姓前来迎接，香花音乐四起，供养持续了三天三夜。
 唐朝时，江西入贡的药物很多，如饶州的黄连、吉州的涉枯、江州的生石解等。洪州(今南昌市)与江州，都是当时中外药材贸易的大市场、集散地，很多胡医也在此活动。鉴真在此逗留期间，对江西的药物进行了细心了解，并与当地医家在用药治病方面作了交流，这对他后来到日本开展医药学知识传授活动积累了丰富经验。
 接着，江州太守亲自陪同鉴真登船，一路从浔阳县送至九江驿。鉴真告别江州太守之后，又连续航行了七天。终于，他们抵达了润州(今镇江市)江宁县(今南京市江宁区)，入瓦官寺休息。
 瓦官寺位于南京中华门内凤凰台西南隅之花露岗，是天台宗祖庭之一。瓦官寺始建于东晋哀帝兴宁二年(364)。《高僧传》卷一三《慧力(晋京师瓦官寺)》载：“释慧力，未知何许人。晋永和中，来游京师，常乞蔬食，苦行头陀修福。至晋兴宁中，启乞陶处为瓦官寺。”因慧力法师奏请，哀帝司马丕诏谕“以秦淮河南岸窑地，施僧慧力造瓦官寺”。因掘地得古瓦棺，故称此寺为“瓦官寺”。
 由于朝廷将护城河内陶官旧地布施给予建寺，百官士大夫也竞相捐施钱财，瓦官寺迅速兴建了规模宏大的一百五十余间殿庑僧寮，金碧辉煌、壮丽灿焕。东晋末年，瓦官寺已拥有上千僧众。
 不久，慧力法师又另建一塔。时有东晋高僧竺法汰驻锡瓦官寺，奉勒讲《放光经》，东晋简文帝司马昱亲临听讲，王侯公卿云集，为此慧力法师开拓堂宇、兴建重门。后又有竺僧敷、竺道一、支遁林等人亦来驻锡瓦官寺，盛开讲席。刘宋以后，更有慧果、慧璩、慧重、僧导、求那跋摩、宝意等高僧相继来住，敷扬经论或宣译梵夹。梁代增建瓦官阁，僧供、道祖、道宗等高僧曾驻锡于此。瓦官寺从此名声大噪。
 最为重要的是，陈废帝光大元年(567)，天台宗创始人智者大师智顗曾入瓦官寺，直到太建七年(575)入天台山，住锡于此共八年，大讲《法华经》、《小止观》、《大智度论》及《次第禅门》，深获朝野崇敬，僧俗负笈来学者不可胜数，寺运隆盛。在瓦官寺，智顗大师为创立天台宗作了重要的理论准备，因此，后人尊瓦官寺为天台宗祖庭之一。
 瓦官寺之所以能成为南北朝“名震京师，声秀禅林”的建康大刹，还因为拥有“三绝”：一是江左才子顾恺之，为瓦官寺绘制了“维摩诘”壁画，为瓦官寺募取百万钱财;二是东晋太元十年(385)孝武帝司马曜征聘处士戴逵，为瓦官寺塑造了“五世佛”铜像;三是东晋义熙初年(405)安帝司马德宗，将狮子国(今斯里兰卡)进贡的“白玉如来”供置该寺大佛殿。
 其中，最为传奇的是，据《京师寺记》记载，当年初建瓦官寺，士大夫们鸣刹注疏向寺院捐银，最多者不超过十万。顾恺之到来，声称“可捐百万”。于是，让住持和尚修一画壁，闭户花了一百天时间画了一幅维摩诘未点睛的全身像，然后向寺外等待着的信众传布：“第一日开见者，责施十万;第二日开，可五万;第三日，可任例责施。”果然，次日顾恺之画上维摩诘的双眼，顿时光明照寺，施者们纷纷捐献，顷刻间寺院便获款百万。
 除此之外，当时的瓦官寺，还建有一座金陵最高的“宝阁”。它高达二十丈。传说当年有一次疾风吹过，人们第二天登上宝阁，发现阁下四隅竟有八处神迹，它们长三尺且入地三寸，牢牢地将宝阁固定在基石之上。后来，人们在宝阁四周修造了四尊金刚神像，以扶持宝阁的四角。鉴真登上此宝阁时，依然清晰可见此处的神迹。
 鉴真抵达经江宁直奔瓦官寺，也许就是为了以下目的：一是为了瞻仰这座天台宗发源地，二是一睹“瓦官寺三绝”风采，三是勘察“宝阁”建筑构造以备日后建寺之用。
 瓦官寺还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皇家佛经译场之一。说到译场，这也是鉴真非常感兴趣的地方。因为他一旦去了日本，如何将中国文字的诸多佛经翻译成为日文，也需要在日本建立译场，也存在建造“宝阁”。这也是为什么鉴真和尚一踏上金陵土地，便直接驻锡于瓦官寺的重要缘由之一。
 鉴真对天台宗十分推崇，在去过天台山清国寺后又瞻仰江宁瓦官寺，也使他对天台宗的创宗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对他后来在日本创立律宗颇有裨益。这也是他驻锡瓦官寺的重要原因之一。
 当年，梁武帝非常推崇佛法乃至信仰佛教，大肆兴建佛寺，留下了江宁寺、弥勒寺、长庆寺、延祚寺等著名寺院，其数量之多，建造工艺之精致，造像雕刻之庄严，乃为江南之首。对此，鉴真吩咐弟子及随行工匠们，一一细心考究，精心测绘并记录在案。
 当年阻拦鉴真东渡的弟子灵祐法师，此时已移居江宁摄山栖霞寺(时称润州栖霞寺)。他闻师父来到江宁，便立即赶到四十里外的瓦官寺，“五体投地，进接和上足”，礼请师父移居摄山栖霞寺留住。而由于灵祐法师之前对鉴真有所为难，那件不愉快的往事总让鉴真心中有芥蒂，所以，在栖霞寺住了三天之后，鉴真便“却下摄山，归扬州”，并没有如灵祐之约请那样，在栖霞寺主持授戒仪式而使该寺“戒灯重明，昏衢再朗”。
 天宝十年(751)的春天，爬山涉水南行周遭，鉴真还是未能完成东渡心愿，不得已沿着扬子江再入新河，回到了故土扬州。一时间，扬州百姓奔走相告，纷纷来到新河两岸，“奔填道路，江中迎舟，舳舻连接”，将鉴真一行人迎入他们原先居住的龙兴寺安歇。此时，鉴真已是64岁的老人了。
 回归了本寺，鉴真一方面调息身体，一方面梳理过去游历中的收获，只是在心中暗暗念及普照何时赶回扬州，带来一些新的消息。当然，鉴真的归来，的确标志着扬州戒坛从此再次隆兴。鉴真也应龙兴、崇福、大明、延光等当地诸寺方丈之礼请，往返其间，传戒弘律，一直未见间断。
 半年过去了。鉴真深感江淮戒坛的传戒力量依然势单力薄。所以，为了自己一旦最终离开大唐之后，江淮地区仍能正常传戒，他便加快安排自己的法嗣弟子。
 略算起来，此时，在鉴真门下能承担传戒重任的律宗弟子，约有三十五人之多。鉴真对他们也一一作了法嗣交代。其中，佼佼者包括：西京安国寺僧法进和明债、洛州福先寺僧灵祐、汴州相国寺僧神邑、扬州崇福寺僧祥彦(已故)、扬州兴云寺僧惠琮、润州天响寺僧道金、润州栖霞寺僧希瑜和乾印、润州三昧寺僧法藏、江州大林寺僧志恩、扬州既济寺僧明烈、越州道树寺僧璿真、天台山清国寺僧法云等。
 当时，这些弟子们已经“并为翘楚，各在一方，弘法于世，化导群生”。鉴真疲倦之余，也常以此为慰，劳顿的身心渐渐平服了下来，眼疾也基本稳定，但可惜只能见得一丝亮光而已。
 回顾上述历程，读者是否会觉得仍有一处引人瞩目?这就是在振州、崖州及后来的桂林三地，鉴真都被冯氏豪门家族接待迎送，这只是一种巧合吗?
 加之，鉴真所到之处，各地方主政官员也竞相拜见陪伴。为什么鉴真每到一处总是受到当地头面人物的盛情接待?其中反映了哪些社会问题?
 这些都是极其有趣且值得进一步推敲的历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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