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皇家寺院东大寺创立大唐规格的正式戒坛，已成为鉴真将大唐佛法真正传至日本的一大标志。鉴真东渡前，虽已有赴日唐僧弘传佛教，奈良前期的日本佛教也形成了一定格局，但在鉴真创立戒坛之前，日本佛教却很少具有大唐佛教的仪轨和内容。
 最早记载大唐僧侣赴日情况的内容，则是《续日本纪》中对道荣和尚的一些描述。日本养老四年(720)十二月，元正天皇曾下诏，要求日本佛教界依据唐僧道荣和学问僧胜晓从大唐带来的唐音，来“转经唱礼”。
 这说明，当时已赴日本传法的道荣和尚因为来自大唐而备受重用。日本天平元年(729)八月，道荣和尚被日本天皇授官“拟从五位下阶”并由皇室“施绯色袈裟并物”。道荣和尚还因其“训导子虫，令献大瑞”———即凭借道家阴阳学识，解读了日本皇室所收藏的一块龟背文字为“天王贵平知百年”，从而倍受尊崇。这也直接导致了当时的圣武天皇，根据道荣解读的“天王贵平知百年”文字而将日本年号“神龟”更改为“天平”。
 由此可见，唐僧道荣在当时佛教政俗界具有相当的影响力。然而，问题是道荣和尚实际上更多地是将大唐儒释道三教知识杂糅在一起向日本传布的。
 另一见诸史籍的唐僧，则是崇道和尚。据《东大寺要录》卷四中《大和尚传》记载，崇道和尚拜见鉴真时，其身份为“国师乡僧”，这很可能就是当时任职于河内国官府、专门从事讲经颂法等佛教活动的地方僧官职位。
 而继道荣、崇道二人之后出现的赴日唐僧，则是经荣叡和普照所礼请并随第九次遣唐使团东渡日本的道璿和尚。道璿和尚精通华严宗、律宗以及天台宗经典，赴日之时曾携带有诸多佛教经籍，居住在当时仿造长安西明寺的日本最大规模官寺———大安寺，长期在其西唐院讲经颂法。《延历僧录》第一《高僧沙门释道璿传》记载道璿和尚“依《华严》《净行品》，一一依行”。另据《三国佛法传通缘起》卷中《华严宗》条记载：“璿公随普寂习传华严及以禅法，亦善天台宗，达菩萨戒。璿公赍华严宗章疏，始传日本。当知此宗最初传者，天平八年大唐道璿乃其人也。”
 可见，道璿和尚主要弘传的是华严、台教和北禅，故被尊为在日传播华严宗的“最初传者”。《三国佛法传通缘起》卷下《律宗》条还记载：“至圣武天皇御宇天平八年丙子，大唐僧道璿律师来朝。此时多赍《华严章疏》及《律宗行事钞》等来朝。璿公住大安寺恒讲律藏行事钞等，阙时人多习学律藏。即于大安寺最初讲行事钞。善俊律师等明律名匠即彼门人也。”
 显然，道璿和尚在日讲律，培养出了多名明律弟子。《律宗琼鉴章》卷六记载：“大德(即道璿)戒律、华严、台教、北禅，穷其幽旨，启彼宗途。虽不行坛法，讲律开人眼。”由此可知，道璿虽精通戒律、华严、台教、北禅，却尚未在日本开坛授戒。
 据日本学者臧中进考述，当时日本接受道璿教和尚传法教诲者，有出家人行表、善俊、戒明，有被称为泷渊居士的朝臣石川恒守、时为文人之首的淡海真人三船(僧名“元开”)，道璿和尚还与两次赴唐且位居右大臣的吉备真备交往密切。另据《东大寺要录》卷二《供养章第三》记载，道璿还作为“咒愿师”，参与了天平胜宝四年四月举行的东大寺毗卢遮那佛开光供养仪式。日本东大寺毗卢遮那大佛像的建造，也有道璿的参与之功。
 又据吉备真备撰写的《道璿和上传纂》记载：“和上每诵梵网之文，其谨诵之声，零零可听，如玉如金，发人善心。吟味幽味，律藏细密，禅法玄深。遂集注《菩萨戒经》三卷。”另《诸宗章疏录》卷二《律宗部》记载：“《梵网集注》三卷，道璿述。”日僧凝然所撰《梵网经疏日珠钞》中记载：“道璿律师注《梵网经》全依朴、扬弘之遐迩。”而“朴”、“扬”所作的《梵网经疏》，则在《律宗琼鉴章》中被列为日本天台宗典籍。日本学者硲慈弘曾指出，道璿和尚似乎精通梵文，并注有《菩萨戒经》三卷。
 由上述内容可见，在鉴真东渡日本之前，日本实际上即使有上述唐代高僧，也没能真正按照大唐律法设戒坛、传戒律。然而，传律授戒首先要依托于“戒坛”来举行相关仪式。所以，鉴真到达当时日本都城奈良之后，一方面受到统治者们隆重欢迎，另一方面被立即委任负责筹备“立坛授戒”和“建设正规戒坛”这两项工作。
 如前所述，在经过一系列准备之后，天平胜宝六年(754)，一座临时戒坛在东大寺毗卢遮那大佛前设立起来。由鉴真登坛主持，先为当时已是太上皇的圣武天皇授了在家居士菩萨戒，接着皇太后、皇子也依次登坛受戒。尤为内道场兴行僧神荣等五十五人，按“三师七证”规格重授了具足戒。
 此后，孝谦天皇又将当时日本佛教的最高僧位“传灯大法师”敕授给了鉴真。在日本皇室的安排下，鉴真迅速地获得了许多僧界权力，有力地推动了他迅速展开“立坛授戒”和“建设正规戒坛”这两项工作。
 鉴真在东大寺创建大唐风格的正规戒坛，与他所推崇的天台宗和密宗紧密相关。在戒坛设计与建设方面，鉴真有着自己的独到见解和大胆创新，也给后人留下了一种典范。更具体地说，鉴真在接受了日本天皇之请主持东大寺戒坛建造工程时，便按《法华经》中对戒坛的描述以及密宗对戒坛的具体要求来指导施工。由此，在奈良东大寺开创了日本有史以来第一个佛教戒坛。值得一提的是，鉴真大胆地运用了天台学说相关理念，来改造传统律学的授戒程式，特别是对南山律宗的传统戒坛设置方式，进行了大胆的改造和创新。
 唐天宝十三载(日本天平胜宝六年，754)二月，鉴真一行抵达日本不久，即在奈良东大寺毗卢遮那大佛殿前，建立了日本国的第一座正式的戒坛。
 细细剖析起来，鉴真所建设的戒坛，其基本建筑结构分为三层，每一层高二寸，用以表示如来“证二空、悟二谛、成二轮、慈悲超越二乘”之义。而此戒坛的每一层各有含义：初层为“摄律仪、戒法身、清净断恶”之坛，以表万善所依。第二层为“摄善法、戒报身、修善智德”之坛，亦即十师授戒的处所，用以显示报身的智慧，及其契入内证的法身和生起外用的化身，而圆成佛果之相。第三层为“饶益有情、戒化身、慈悲恩德”之坛。在此三层戒坛上授戒，受戒者将成就所谓“三聚净戒”。
 进一步而言，所谓“三聚净戒”，实则是将律宗的戒坛形式，结合于天台教义而行之仪轨。原本，若按中国律宗始祖道宣律师所著《关中创开戒坛图经》对戒坛形式的基本规制，一般在戒坛的第三重上面，应该安立一种复釜形器具以放置舍利，然后在复釜形器具上方再加一尊宝塔。道宣律师所设计的授戒真义，乃是推崇一种舍利信仰———即将“以戒为师”的祖训，寄托于祖师们留下的实体舍利。相比之下，天台宗所推崇的“三聚净戒”，则更加地体现为将“以戒为师”的祖训义理化。
 按智者大师智顗和尚所著《菩萨戒经义疏》卷上云：“次三聚戒体者，律仪者，法戒仪则规矩行人，令人入道也。大士誓心，不过止恶兴善。若不动身口，即是止恶，发戒防动。不动即是律仪戒，若应动身口，即是兴善。今发此戒，防其不动。摄善摄生，即是应动涉事，故开为两。取策励众善，依六度门称善法，起心兼物，依四弘门称摄众生。即是为人故动，下化众生，中修万善，上归佛果也。律仪多主内德，摄生外化，摄善兼于内外，故立三聚也。”可见，此“三聚”之深意在于：“律仪多主内德，摄生外化，摄善兼于内外，故立三聚也。”这里，充分体现了《法华经》强调“唯有一佛乘，方便说有三”的基本特点。
 在这里，尤其需要指出的是，鉴真所建造的东大寺及后来下野药师寺和筑台观世音寺的戒坛，它们的第三层上所安置的法物，则是非常特别。从一个侧面，它体现出鉴真所具有的密教情结，也成为鉴真努力将大乘佛教之《法华经》深义与密教《大日经》深义有机相结合的一种探索实践。
 东大寺戒坛在第三层上，鉴真并没有采用传统戒坛方式安置舍利石函，而是安置了一尊释迦牟尼与多宝佛(又译为“大宝佛”、“宝胜佛”、“多宝如来”)并行而座的铜质鎏金宝塔，以表示佛乘尊严。据当代著名高僧巨赞法师研究，鉴真大师所设立“三重戒坛”的理论根据，尤其这种安置多宝塔的方式，源自天台宗祖师智者大师的基本学说。特别是，其中的多宝佛是一尊为证明《法华经》真实义而自地涌出的塔中佛。
 依《法华经》卷四《见宝塔品》所载，当释迦牟尼佛在王舍城耆闰崛山中，准备为弟子们讲说《法华经》时，有一座由佛教七宝所构成的高大佛塔从地涌出，释迦牟尼佛当即用白毫光召请他方化身之佛，齐集耆图崛山，并用右手指弹开七宝塔门。端坐其中的多宝佛，就分半座于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入此塔中，坐其半座，结跏趺坐。而此多宝佛为东方宝净世界教主，往昔行菩萨道时曾立誓：成佛灭度之后，凡十方世界有宣说《法华经》之处，必自地涌现于眼前，以证明《法华经》的真义。
 所以，释迦牟尼要讲《法华经》，多宝如来塔“从地涌出”，又闻塔中传出大音声：“善哉! 善哉! 释迦牟尼佛，快说是《法华经》，我为听是经故，而来至此。”释迦牟尼佛入塔坐定之后，即以大音声普告四众：“谁能于此娑婆国土，广说《妙法华经》，今正是时。如来不久当人涅槃，佛欲以此《妙法华经》付嘱有在。”也就说，按《见宝塔品》记载，释尊说《法华经》时，便有七宝塔从地中涌出而耸立于空中，塔内设有多宝如来坐师子座，其全身姿态如入禅定状，并分半座给释迦牟尼。
 对此，当代著名佛教大德巨赞和尚认为：“塔内供奉释迦、多宝二佛并座之像，用以开示平等大慧之教，彰显不生不灭之理，证明一乘佛性的金刚宝成;或者说是表示一乘深妙、理智冥合之相。”
 上述多宝如来所坐狮子座之塔，也称为“多宝塔、多宝佛塔”。随着法华信仰在中国盛行，中华各地便有多宝塔造立。其中，六朝时代多建三层塔，唐代则将宝塔建造在寺庙大殿中，而敦煌石窟、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及浙江省舟山市等地，皆有其遗迹留存。就连朝鲜也夙有造立此塔之风，比如，新罗法兴王二十七年(540)，位在庆尚北道的佛国寺也建造了多宝塔，其建筑形式甚为奇巧。日本古代则多造三层多宝塔，比如，收藏于奈良长谷寺的一幅铜版“法华说相图”，其中所镂刻之塔即为一座三层多宝塔。
 在日本，从奈良之后，所谓“多宝塔”则专指一种下层为方形三间、上层为圆形两层的宝塔，比如今属日本国宝级的京都金胎寺、滋贺县石山寺、大阪慈眼院、高野山金刚三昧院、广岛净土寺、和歌山县长保寺等所藏古代宝塔，其中，又以石山寺之多宝塔为现存最古遗迹。
 关于戒坛上释迦牟尼佛像与多宝如来佛像的法相，据《法华曼荼罗威仪形色法经》偈所载，多宝如来“头戴绀发冠，眉间放索毫光普照一切，身相黄金色，结智拳印。身被袈裟，跏趺(右压左)坐于大莲花上”。此系以多宝表示金刚界大日如来。同时，释迦如来的形象则为“头有绀青髻，眉间放白毫光照东方八万，身相黄金色，左手结拳印，身被袈裟，跏趺(左压右)坐于白莲华上”。此系以释迦牟尼为胎藏界大日如来。
 由此可见，多宝塔这种“两界两佛”的特别设计，也显示出鉴真在戒坛设计上，力图开示平等大慧之教、彰显不生不灭之理，力图证明一乘佛性的金刚宝成，也表示一乘深妙、理智冥合之相。其中不难看出，鉴真还大胆采用了不少大唐密教的基本理念。
 由此可见，鉴真对南山律宗戒坛传统设置方式、内容的改变，不仅在于标榜《法华经》的义谛及境界无可伦比，说经机缘难得，而且向人们宣示了他在日本国既要弘传戒律、又要弘传天台法华的心愿。
 当年四月左右，东大寺正规戒坛建成，鉴真便着手筹备在这个戒坛上举行他在日本的第一次传戒弘律活动。
 然而，鉴真引到日本的大唐传戒授戒制度和律宗理论，对于日本佛教界来说，不仅是一件新生事物，而且将会对日本旧有不规范的授戒制度产生巨大冲击。所以，鉴真在日本的传戒弘律企图，自一开始便自然遇到了日本佛教界的不信任、质疑甚至反对。
 于是，以贤景、志忠为首的部分日本僧人首先站出来，向鉴真发难。他们提出的主要观点是：为什么佛教传戒非得通过“三师七证”? 日本惯有的那种“自誓授戒”方式(即愿意出家的人，只要对着佛经“宣誓”愿意成为佛教徒，他就当下可以成为出家僧人了)，为何不可继续下去?
 为了让鉴真今后能在日本佛教界广为弘扬大唐律宗传戒方式，刚进四月，在奈良兴福寺维摩堂内，在东大寺住持良辨和尚的主持见证下，举行了一场全日本前所未有的佛理辩论会。参加辩论的一方是以鉴真为代表的大唐律僧，另一方面则是以灵福、贤璟、志忠等多位日本高僧为代表的日本佛教僧团。
 这场辩论究竟持续了几天? 其内容及过程究竟如何? 今人已不得而知。只有一些记载表明，当时，鉴真打算派出弟子法进、思托作为辩论代表，却因他们都不会说日本语，只得另派弟子普照出场。
 面对日本方面所派出的大名鼎鼎的日本高僧贤璟，普照并不胆怯。辩论中，贤璟先引用《占察经》经句提出论点，普照则根据《瑜伽经·抉择分》五三卷中有关经句反问对方。其结果，贤璟语塞许久，其他日本高僧也一时无从作答。
 见此情景，灵福、贤璟、志忠、善项、道缘、平德、忍基、善谢、行潜、行忍等八十余位日本高僧，心诚口服大唐戒律，乃放弃原本“自誓授戒”的旧戒，恳请鉴真大师按照大唐戒律，按照“三师七证”规格，在戒坛上重新为他们授了具足戒。通过这次辩论会，普照的名声也在日本佛教界陡然升了起来。
 如前所述，鉴真为皇室授戒以及为八十位日本高僧重新授戒之后，前来请求鉴真授戒的僧众与日俱增，传戒规模日益扩大，东大寺新建的戒坛也不再能满足授戒人数的需求。于是，日本天平胜宝六年(754)五月初一日，征得日本天皇恩准，东大寺院方雇佣工匠，在毗卢遮那大佛殿西面，挖取了当初圣武天皇授戒时所坐临时戒坛上的石土，由鉴真主持修建了一个正规戒场———戒坛院。
 一般而言，人们总是将戒坛与戒场相混淆或混为一谈。《释氏要览》曰：“今实坛、场非一也，坛则出地立基，场则除地令平，今有混称，盖误。”在梵文中，“曼陀罗”即是“坛”。坛者高筑也，一般高于地面半米至一米不等，一般用来供比丘或比丘尼授具足戒之用。而寺院的戒场，一般只限于平地建场，戒场地面与平地高度相同，四周只有一圈很矮的围墙，它是大型寺院才有的佛教徒授戒场所，一般用来供佛教信徒授菩萨戒、刚出家僧人受沙弥戒之用。
 在鉴真的设计与监制下，东大寺的这个戒坛院于日本天平胜宝七年(755)九月正式落成。这座戒坛院包括有戒坛堂、讲堂、回廊、寮房、藏经楼，从此便成为鉴真授戒讲律的固定场所。戒坛院建造完毕之时，鉴真在其中的戒场，为沙弥澄修等四百四十余人授了菩萨戒。
 在戒坛院北边，还有一个不大的池塘，其中荷花满塘，异常清静。在戒坛院建成不久，在此池塘边，日本皇室特地为鉴真建造了一座供他起居的唐禅院。鉴真后来一直在此居住。他还特地做了三十六个牌位，将整个东渡过程中三十六位牺牲的随从弟子，供奉在唐禅院内，且天天诵经超度。如今，这座戒坛院被作为日本一大古迹，保存在奈良东大寺内。
 就在东大寺戒坛院建成后第二年，即756年的五月二十四日，鉴真被孝谦天皇任命为仅次于日本最高僧官僧正的僧官大僧都，跟随鉴真东渡的弟子法进和尚也被任命为律师。鉴真的这次任命，其佛教地位直接超过了当时任职为“少僧都”的东大寺住持良辨和尚。这意味着，天皇实际上赋予了鉴真大师在日本佛教界最崇高的地位和权力。
 同年六月，日本天皇朝廷更是以“太政官牒”的形式正式登录黄册，承诺倘若有一天圣武太上皇逝世，鉴真也将一生与当时的日本高僧法荣和尚共同享用圣武天皇生前所供奉的米、盐等物。
 此法荣和尚，乃是一位精通医术的日本高僧。他曾为圣武太上皇医治重病，因此深得天皇厚爱，以至于他出生所在郡的所有民众都被免去了徭役。朝廷让鉴真和这位与太上皇关系如此密切的日本和尚平起平坐，共享供奉圣武太上皇的米盐，并将鉴真之名列于法荣和尚之前，足见鉴真在当时所受礼遇之高。
 同年十二月，孝谦天皇派遣太子以下的朝廷大臣，带领六十二名宣讲师，先后在东大寺并分别前往大安寺、药师寺、山阶寺等大寺院，宣讲《梵网经》。一时间，鉴真所传大唐律学，在日本各寺之中大兴起来。
 由此可见，鉴真立戒坛传戒律对日本佛教的积极意义，迅速得到了日本天皇朝廷的充分肯定和嘉奖。
 在鉴真到达日本之前，日本佛教虽被日本统治阶级所利用，却没有一个集中统一的发展规划，不仅尚未制定授戒制度，而且也缺少对僧侣的正规训练和教育，各地寺院所习颂的佛教基本典籍，也是各自随其便。所以，圣武太上皇急于让鉴真去主持建设戒坛以及后来去设立戒坛院，一个最直接的目的，便是请他去组织培养训练一批能直接为天皇朝廷服务的僧侣集团，然后把这些僧侣们分别派往各地，负责经营各地分寺会，接管原来由各地所经营的寺院，使之直接听命于中央，执行统一的国家佛教政策。
 在此之前，圣武天皇曾在神龟五年(728)给各地颁发《金光明经》，日本算是初步有了一部统一的佛教典籍。在此之后，日本统治者也想控制僧侣的基本培训和教育，只是限于佛教师资奇缺而未能成就现实。所以，对日本统治者来说，在唐朝具有长期培训和教育僧侣丰富经验的鉴真，正是他们急需的最理想人才。
 此时，日本各地僧俗两道慕名求学于鉴真的人络绎不绝，很快便超过了东大寺的接待能力。而且，日本寺庙大都按所颁布实行的《僧尼令》规定：“行事者，寺家虽有众供，而不通外来僧;亦客僧供虽开三日分，若不相识，终不资供。”于是，这样的规定，阻塞了前来进修律法的十方僧路，即使有来者，也因无处歇脚而十分辛苦。为此，鉴真暗自发大愿，为这些信众建造一座大福田。
 这种情况，偶然传到了孝谦天皇的耳朵里。于是，日本天平宝字元年(唐肃宗至德二载，757年)十一月，日本天皇将备前国(今日本福冈县)水稻田100町(约合1488亩)赐给鉴真经营管理，让他用这些土地的水稻收入在东大寺旁新修一座“唐禅院”，作为今后日本僧侣的培训教育机构。从此，日本的僧侣发展形态从训练、教育到受戒，才算开始有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制度。
 基于创建“戒坛授戒”制度为龙头所进行的一系列日本佛教制度改革，日本朝廷对佛教的控制，开始逐步走向一条历史转变之路，即通过一定形式和程序，根本上杜绝“自度”、“私度”现象，取消各地奴隶主所控制小寺的“度人权”，将拥有批准豁免课役的那种“僧尼得度权”迅速收回到中央，日本朝廷对佛教徒的管理及稳定国民缴纳税收的能力，也因此大大增强。
 紧接着鉴真被任命为大僧都之后，日本天皇又下诏书，由中央政府提供财力支持，由鉴真组织一批知识僧侣，对以往在日本流行的绝大部分佛经进行了一次全面校正。
 当时，日本印刷业很不发达，绝大部分佛经都依靠人工抄录。由于这些抄录往往是辗转传抄，因此出现了许多章法、语句甚至语义等方面的严重错误，并且长期得不到纠正。这时，尽管鉴真的双目几乎完全失明，但他凭借极强记忆力，熟练地背诵出了大量经文。在弟子们的协助下，鉴真对各类佛经重新进行了深刻解读，然后核定并安排抄录，形成了一部部新校勘的佛经典籍。这次在全日本范围内进行的佛经大校正，对日后的日本佛教文化发展产生了极大的推进作用。
 “外来和尚好念经”，却也引来不小的麻烦。鉴真对日本佛教发展如此呕心沥血，让日本天皇大为感动。同时，鉴真的名声逐渐盖过了东大寺主持良辨和尚。这种看似“喧宾夺主”的局面，引起了日本皇室对日本华严宗如何发展(因良辨为日本华严宗二祖、东大寺为日本华严宗大本山)、对如何稳定日本旧惯势力(且被鉴真势力所压制)等问题产生了深切担忧。同时，又传来不好的消息：这一年，即757年，一直与鉴真保持着十分密切关系的大伴古麻吕，却因谋划废黜当朝天皇事情败露而被捕下狱，这也多少影响到天皇朝对于鉴真的以往热情。
 于是，日本天平宝字元年(757)年底，孝谦天皇将前朝一品朝臣、天武王太子新田部亲王道祖王的一所旧宅园赐给了鉴真，让他去筹建一所新的寺庙。这块地皮，位于奈良城右字五条二坊内，面积约四町步(约四亩面积)。当时，新田部亲王之子盐烧王曾参与了橘奈良麻吕叛乱而被捕入狱，导致了这座邸宅被朝廷没收。
 在四亩地上建筑一座像样的寺院，其面积实在不够。日本朝廷的真实意图，实际上已相当明显了。见此情状，鉴真的亲随弟子普照和思托都深感东大寺已不再适合鉴真继续驻锡传戒弘律了。他们向鉴真提出建议，力劝师父搬出东大寺，在此赐地上建筑一座律宗寺庙，专门弘传《四分律疏》、《镇国道场饰宗义记》、《宣律师钞》等律宗经典教义，“以持戒之力，保护国家”。
 十分睿智的鉴真自然明白“天皇赐宅”所承载的深深奥义。他当下决定，用一年多时间进行筹建准备，预定于第三年，即日本宝字三年(758)八月一日动工，修建一座属于自己的寺庙。
 然而，对于这座新建的寺庙，鉴真并不希望由日本天皇赐名。当时，他与弟子们商定的寺名为“唐律招提”，打算待寺庙建成之后直接挂匾公布于世，然后再向日本朝廷报备。对于这种安排，鉴真还特地请了一位亲近自己的日本僧人善俊和尚，将整个过程中的每一件事情一一作出疏记，以备日后有所不测或官方备查。
 果然，这一年不幸来得如此之快! 鉴真走到了他在日本的人生低谷。
 日本天平宝字二年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年一直推崇鉴真来日本弘传律宗并尤加礼待的日本圣武太上皇逝世，这使得鉴真甚为悲痛。
 这一年，日本佛教界也是噩耗不断。首先是年仅57岁的大唐赴日高僧菩提仙和尚辞世，接着又是年仅59岁且被尊为日本华严宗初传的高僧道璿和尚辞世，而竟在同一天，当时非常支持并竭力迎请鉴真大师的日本佛教领袖隆尊和尚也不幸辞世。紧接着，便在日本发生了著名的“道镜事件”。在这场奈良朝宫廷夺权斗争中，孝谦天皇被迫让位于维护日本旧惯佛教势力的淳仁天皇。因此，日本佛教界当中支持的力量大大减弱。
 此时，鉴真也不免担心：新任天皇将会如何对待像他这样来自异国他乡的佛教徒呢?
 事实正如鉴真所担心的那样，随着失去圣武天皇和孝谦女皇这两位最有力的皇朝支持者，当年八月，日本朝廷便向鉴真下诏：“大僧都鉴真和尚，戒行转洁，白发不变，远涉沧波，归我圣朝，号日‘大和尚’，恭敬供养。政事操烦，不敢劳老，宜停僧纲之任。集诸寺僧、尼，欲学戒律者，皆属令习。”
 最为权威的日本史料《续日本纪》卷二一《淳仁纪》“天平宝字二年(758)八月”则记载为：“庚子朔……其大僧都鉴真和上，戒行转洁，白头不变。远涉沧波，归我圣朝。号曰大和上，恭敬供养。政事躁烦，不敢劳老。宜停僧纲之任。”这封圣旨所含之委婉深义以及其中暗示，身处日本佛教旋涡的鉴真心中自然非常明白。
 既然局面是这样，鉴真也就随遇而安了。他及时调整好自己的心态，着手他的另一项弘法事业，这就是借大唐汉传密宗法物，努力推进日本密宗文化发展。
 当年鉴真东渡日本，就预先携带了不少密宗的佛像器物，比如雕白旃檀千手像、绣千手像等，如据日本学者木宫泰彦著《中日佛教交通史》所描述：“鉴真及其弟子，与密教之关系亦深。其携来品内，有雕旃檀千手像一躯，绣千手像一铺，皆密教诸尊之像也。唐招提寺金堂内有一相传为如宝所作之千手观音，今仍存在。”
 在接受上述圣旨之后，鉴真开始了他在日本弘传密宗文化的具体实践。最明显的例证是，当时，鉴真已开始亲自设计唐招提。他对未来唐招提寺金堂佛像的配置，则选择了在中央安置毗卢遮那佛(及密宗本尊大日如来)，在其东边安置药师如来，在其西边安置了菩萨千手观音(以此取代佛教其他宗派所崇拜的阿弥陀如来)。其四隅所安置的四大天王之间，都采用密宗的梵天帝释来填位。这显然是一种密宗曼荼罗式的配列，而不是一般寺院金堂的那种净土变相。
 再则，借鉴鉴真师徒对戒坛的设计，日本“三大戒坛”的佛像配列，也和唐招提寺金堂配列一模一样。这三处戒坛配列情况是：奈良东大寺作为当时日本佛教中心供奉本尊毗卢遮那佛，位于东大寺西面的筑前(今日本福冈)观世音寺供奉本尊观音，位于东大寺东面的下野(今日本枥木)药师寺供奉本尊药师如来。所以，难怪鉴真研究的日本权威学者安藤更生曾明确指出，鉴真大师作出这样的安排，从小处来说，显然是想要在招提寺金堂上展现一座立体的曼荼罗;从大处来说，则想把整个日本视作一个大曼荼罗。
 也许，因为鉴真留给后人的文字材料并不多，所以一时难以说明他为什么以及在哪些地方吸收了密宗的东西。然而，鉴真带去日本许多密宗法相等物件，其嫡传弟子们也对唐代密宗十分精通，这对后来日本的密教发展实际上发挥了积极的推进作用。比如，当时鉴真从大唐带来日本一尊密宗的不空绢索观世音菩萨像，鉴真的中土弟子义静在唐招提寺建有密宗的“不动堂”，而且制作了堂内的不动明王像。又传鉴真的弟子义静或思托曾督率工匠，按照中国密宗的曼陀罗戒城造像图式，在唐招提寺金堂内，塑造了一尊丈六高的密教本尊毗卢遮那佛(意译即大日如来)坐像。
 如今，日本佛教界也基本认同著名佛教学者木宫泰彦在《中日佛教交通史》中的这段断言：“吾故曰最澄、空海所大显扬之台密二教，非自平安朝突起者。严格以言之，普不得谓为平安朝之新佛教;盖奈良朝归化唐僧，已次第涵养其潜力，不过赖最澄、空海之力，始浮出于历史之表面耳。”
 现在，我们将本回述说，拉回到鉴真建造戒坛对日本佛教所作贡献的话题。鉴真主持东大寺戒坛院传戒弘律的势头，实际上在这次“天皇赐宅”事件之后便渐渐收退了下来。随着两年后(759年)唐招提寺的建成，鉴真在日本的传戒弘律活动，便整体性地转移到了唐招提寺。也就是说，那时的东大寺迅速恢复了它作为日本华严宗大本山的传统地位。
 又过了两年，也就是日本天平宝字五年(唐肃宗上元二年，761年)，日本的下野药师寺和筑紫观世音寺，也分别建成了另外两座戒坛，由此形成了日本朝廷统一控制下为出家僧尼授戒的“日本天下三戒坛”。也就是说，从此以后，无论什么人，如果不能授戒于东大寺戒坛、药师寺戒坛和筑紫观音寺戒坛，便不能取得正式僧籍。
 然而，这时的鉴真却已经不再主持东大寺戒坛院的法务了，这时的鉴真被架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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