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一回所述，唐天宝十二载(日本天平胜宝五年，753年)十二月二十日，鉴真随着大伴古麻吕登上了日本领土，开始沿着陆地向太宰府继续行进。
 六天之后，也就是十二月二十六日，鉴真一行由日本僧人延庆引领，顺利地进入了日本最南端的边防太宰府(今九州福冈东南)。这时，他们受到了盛大欢迎。随即，第十次遣唐使团副使大伴古麻吕，便将第二船安全回国，以及唐土高僧鉴真同船抵达日本的情况，上奏日本圣武太上皇。这一天，是唐天宝十三载(日本天平胜宝六年，754年)的正月十三。
 大伴古麻吕一边等着日本朝廷回复，一边带领鉴真一行离开太宰府继续登船北行。航行一天后，他们于日本天平胜宝七年(755)二月初一到达难波(今大阪府)，受到了早先抵达日本的中国僧人崇道等人的迎接。
 两天后，他们又离开难波，进入河内国府(今奈良县地)。在河内国府，官居正二位的大纳言藤原仲麻吕，代表日本朝廷出面迎接慰问了鉴真一行。这时，前来慰问的还有：搭乘第九次遣唐使团船先一步来日本的唐僧道璿和尚所派来的弟子善谈，日本高僧志忠、贤璟、灵福、晓贵等三十多位。
 在河内国府休息的两天内，鉴真接待了许多日本官员和僧众。然后，他们越过龙田，下行至大和平原来到平群驿站。在那里，骑上马背，向着当时的日本国都平城京(即今日本奈良)进发。
 日本国都平城京不愧为一座大都市。它的城郭范围，东西三十二町(注：一町约为一公里)、南北三十六町。二月初四这一天，当他们来到奈良罗城门外时，官居正四位下的安宿王已代表孝谦天皇在此迎候多时了。在隆重的欢迎仪式举行之后，安宿王便引导着鉴真一行入住东大寺。
 二月初五这一天，鉴真在东大寺接受了东大寺住持少僧都良辨和尚、当时已成为日本佛教领袖的唐僧道璿律师，以及与道璿同来日本且时任僧正之职的婆罗门僧菩提的拜谒慰劳，接着，又有宰相、右大臣、内阁、次官等百余位天皇朝廷公卿武士，前来礼拜问候。
 就这样，鉴真在东大寺驻锡下来，每日接见拜访的客人僧众。不知不觉一个月很快过去了。到了三月初，吉备真备以日本朝廷敕使身份来到东大寺，他向鉴真宣读了一份《天皇诏书》，其内容为：“大德和上，远涉沧波，来投此国，诚副朕意，喜慰无喻。朕造此东大寺，经十余年，欲立戒坛，传受戒律。自有此心，日夜不忘。今诸大德，远来传戒，冥契朕心。自今以后，授戒传律，一任和上。”
 几天之后，日本天皇又下诏书，敕授鉴真“传灯大法师”，令他与另一位官至少僧都的日本华严宗始祖、东大寺主持良辨和尚共同管理东大寺的法务。半月后，天皇又以“大政官处分”的方式宣布：将往日用于供奉圣武太上皇的米盐之类物品，永远转供鉴真和法荣二人。这些决定一时震惊朝野，轰动了日本。
 由此可见，日本天皇的诏书，终于使得鉴真今后的传戒弘律能够名正言顺了。这份诏书，也起码希望鉴真能承接如下一些天皇之托：其一是为皇家寺院东大寺建造一座用于授戒的正规戒坛;二是以“传灯大法师”的身份召集“诸大德”，组成一支“三师七证”的传戒队伍;三是陆续在日本开始他的传戒弘律事业。
 为此，鉴真特地向天皇朝提出了他对“三师七证”的人选名单。很快，天皇的批复传来，思托、法进、普照、延庆、昙静、法载、义净等七人也被敕授以“传灯大法师”位。
 话说这东大寺。它对鉴真在日本的传戒弘律事业影响非常大。
 日本天平十二年(740)发生了“藤原广嗣之乱”，致使原来的皇宫所在地平城京(即今天的奈良)，一度成为废都。日本的政治中心辗转于恭仁京(今京都府相乐郡加茂町)、近江(今滋贺)的紫香乐宫和难波宫(今大阪市东区法圆坂町)之间。接着，日本各地又接连发生病疫、旱灾、地震，世乱时危，当时的日本社会极度混乱。
 于是，为求国泰民安，圣武天皇效仿中国隋唐时代在各地兴建国立寺院的作法———如大唐兴建了大云寺、龙兴寺、开元寺等，下诏在各地方政府的国司监造和监管下兴建国分寺、国分尼寺。第二年，位于平城京的金钟寺被圣武天皇定为大和国的国分寺，更名为“金光明四天王护国寺”，并以此统辖全日本各地的国分寺与国分尼寺。
 据《续日本记》记载，神龟五年(728)，四十五代天皇圣武天皇与光明皇后曾为早逝的皇子菩提建造了一座设山房，这便是金钟寺的前身。又据《东大寺要录》记载，日本天平五年(733)所创建的金钟寺，就是东大寺的前身，这是因为，奈良朝当时的国都平城京附近有六座著名寺院，其中的金光明寺位于平城京之东，所以也被称为“东大寺”。
 当时，日本有以奈良(南都)七大官寺为主体的“南都七大寺”之称。最早是686年以来所建设的“三大寺”———大官大寺、川原寺、飞鸟寺，后来增建丰浦寺而成为“四大寺”。8世纪后半叶，便将大安寺、元兴寺、药师寺、兴福寺、东大寺、西大寺、法隆寺并称为“南都七大寺”了。平安时代，京都朝臣间非常流行巡拜“南都七大寺”。其中，东大寺则成为日本皇家最为青睐的皇家寺院。
 当年，光明皇后非常敬仰大唐女皇武则天。武则天曾在洛阳建造过大佛铜像、在龙门奉先寺雕刻过大佛石像、在各地创建过大云寺。这些做法，均由入唐求法僧陆续传到日本，也被圣武天皇和光明皇后仿效。光明皇后首先在东大寺进行了大佛建造。
 奈良时代的日本，《华严经》广受僧众尊崇。天平十二年(740)，大安寺的新罗僧审祥和尚，就曾应邀前来金钟寺，宣讲六十卷本《华严经》达三年之久。因此，审祥和尚被尊为日本华严宗初祖，金钟寺则成为日本最早宣讲《华严经》的寺院。
 742年审祥和尚去世之后，当时东大寺主持开山良辨(689—773，日本华严宗二祖)继续宣讲《华严经》，东大寺便一度成为奈良时代日本华严宗的弘传中心，以至于后来的东大寺，在鉴真到来之前，一直被日本佛教界尊为华严宗的祖庭之一或大本山。因此，东大寺所供奉的大佛，则是《华严经》所供奉的华严三圣之一的法身佛———毗卢遮那佛(即大日如来)。
 话说回头，天平十二年(740)的一天，圣武天皇路经河内国大县郡(今大阪府柏原市)的知识寺，参拜了寺内供奉的一尊毗卢遮那佛塑像。回到平城京之后，圣武天皇便发愿“朕亦奉造”。天平十五年(743)，圣武天皇又发愿在当时的皇宫暂栖地———近江(今滋贺)紫香乐宫附近，用青铜铸造一座毗卢遮那大佛像，以此作为平城京大和国分寺的本尊。天平十七年(745)，日本圣武天皇朝还都回到平城京(即今天的奈良)，这座刚铸造一半的毗卢遮那大佛塑像，也随之被迁回平城京东山一带继续建造，其地点便落在了东大寺的大佛殿内。
 东大寺的大佛殿由圣武天皇仿照中国寺院建筑结构建造。大佛殿东西宽57米，南北长50米，高46米，相当于15层建筑物的高度，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木造建筑。
 当年，圣武天皇下诏用青铜铸造毗卢遮那大佛像时，曾强调说“事易成，心难至”，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实际上，这表达出圣武天皇内心对毗卢遮那大佛塑像完成之后、依然无法弥补日本传戒制度缺失的一种深深遗憾。所以，当鉴真抵达日本都城奈良之后，便被圣武天皇立即安排在了大和国分寺———即这尊毗卢遮那佛塑像所在的东大寺。
 确立《律令制》和天皇崇佛，曾一度成为日本天平朝国家政策的两大支柱。圣武天皇参拜过的知识寺，就是一座在遵守《律令制》前提下由日本民众建造并管理的寺院。在人们齐心合力共铸毗卢遮那大佛像期间，圣武天皇曾亲自在紫香乐宫引绳搭建骨架，在平城京也亲自搬运佛座。
 就这样，朝野一心，尽管社会动荡困难重重，大佛的建造却也顺利。天平胜宝元年(749)，一座高达五丈三尺五寸(合约16.21米)的毗卢遮那大佛巨型青铜塑像终于铸成，它至今仍是日本第一大佛，仅次于中国西藏扎什伦布寺的“未来佛”，为世界第二大铜佛。
 天平胜宝四年(752)四月九日，东大寺举行了盛大的毗卢遮那大佛巨型塑像开眼供养法会。当时，已成为太上皇与太上皇后的圣武与光明，携孝谦天皇与文武百官一并参列，万余名僧侣同时参加。法会上表演了日本传统的久米舞，演奏了唐古乐、高丽乐、林邑乐。法会期间，圣武太上皇正在病中，他便让天竺和尚菩提僧正(即菩提仟那，又名婆罗门僧正)代为执开眼笔。如今，这只五色缕的开眼笔被收藏于日本正仓院。
 这座毗卢遮那大佛青铜铸像，其表面首次使用了纯黄金镀金工艺。这些黄金一部分来自日本的陆奥国(今青森县)所自产、一部分由百济王敬福所捐献。但是，当时日本所筹集的这些黄金，依然不足以覆盖整个大佛。所以，第十次遣唐使团也肩负着向大唐采购黄金的重任。从遣唐大使那里听说了这些情况之后，鉴真也尽其所能，随身携带了不少法物前往日本供养。
 早在鉴真抵达日本的前两年(即753年)，也就是毗卢遮那大佛大佛开光的同时，东大寺大佛殿西侧临时建成了一座并不合乎大唐律宗规格的简易戒坛。日本天平胜宝六年(唐天宝十三载，754年)四月初五，圣武太上皇亲临东大寺礼请鉴真大师，在毗卢遮那大佛像前设立戒坛授菩萨戒。太上皇受戒之后，皇太后、孝谦天皇、皇太子和文武百臣也纷纷前来礼请鉴真为他们授菩萨戒。接着，又为内道场僧五十五人重新授具足戒。鉴真就此一举成为了日本家喻户晓的大唐圣僧。
 一举获得如此这般良好的声誉之后，鉴真便对自己日后的弘法也作了一系列的安排。除了正常的讲律授戒活动之外，鉴真还充分利用东大寺的讲坛，大力弘传大唐天台宗教义。如前所述，鉴真曾随弘景大师学习过天台宗经义。在他带到日本的诸多经疏中，便有天台宗经论数十卷。据《唐大和上东征传》记载，鉴真东渡携带的佛教典籍主要有三类：
 首先是律藏类典籍。因赴日传戒弘律使命所在，所以这类典籍最多，它们包括戒律《四分律》及其单行本《僧尼戒本》、律论《律二十二明了论》和唐律宗三家的律学注疏共21部。其中，最多的是南山宗始祖道宣律师的著作《四分律比丘含注戒本》、《戒本疏》、《羯磨疏》、《行事抄》、《关中创开戒坛图经》等。
 其次是比较齐全的天台宗基本典籍。包括《天台止观》、《法华玄义》、《法华文句》、《四教义》、《次第禅》、《法华忏法》、《止观》、《六妙门》共8部。
 第三则是一些佛教主要经藏类典籍，包括《华严经》、《大佛名经》、《大品经》、《大集经》和南本《涅架经》共5部。而对照天台宗判教理论来看，显然，上述佛教典籍，则是鉴真按天台宗始祖智者大师(智顗)所创“五时八教说”对应经典分类来选择的。
 智者大师的“五时八教说”教观体系或判教理论，是依《大般涅槃经》中“佛说如牛乳五味(乳、酪、生酥、熟酥、醍醐)”的比喻所建立的。智者大师认为，在佛陀一生说法中，为适应听众机缘差别，他或选择施权或选择显实等说法方式。
 佛陀的这些说法，对应着信众觉悟的层次或慧根高低，可比作乳、酪、生酥、熟酥、醍醐为“五味”，分为“华严时、鹿苑(三藏)时、方等时、般若时、法华(涅槃)时”五个阶段。其中：“华严时”即佛向大乘菩萨讲述自己所觉悟的高深之法《华严经》;“鹿苑时”即佛游鹿野之苑时专为小乘人讲《阿含经》、《三藏》;“方等时”是佛讲大乘佛法《大集经》、《方等经》(含《净名经》)等引导小乘人向往大乘;“般若时”是佛讲《大品般若经》;“法华(涅槃)时”为佛说法的最后阶段，即说《法华经》和《大般涅槃经》。
 又从日本现存文献记载看，鉴真师徒在向日本僧侣传律授戒的同时，也确实向其讲授过天台宗经典。比如日本文献《唐招提寺缘起略集》便记载鉴真师徒“从三年(天平宝字三年，759年)八月一日，初讲读《四分律》并《疏》等，又《玄义》、《文句》、《止观》等，永定不退轨则。兼和上(鉴真)天台教观，禀法进僧都、如宝少僧都、法载、思等和上化讲天台，代代相承而于今不绝”。
 日本镰仓时代著名学僧凝然(1240—1321)，在其《三国佛法传通缘起》中对鉴真师徒在日本弘传天台宗也作过间接记述，他写道：“鉴真和尚赍天台宗章疏而来，谓《摩诃止观》、《法华玄义》、《法华文句》、《小止观》、《六妙门》等也。和尚门人法进、昙静、思托、如宝等，并天台宗学者也。”应当说，最早把天台宗章疏带到日本的仍是鉴真。
 不仅如此，不少日本高僧还一直把鉴真师徒视为天台宗学人。比如著名高僧凝然甚至称“鉴真和尚是(日本)天台宗第四祖师”。另据日本师蛮所著《本朝高僧传》卷五七记载，鉴真的弟子法进曾向日僧讲授“天台三大部”四遍，很受欢迎。
 由鉴真门人授戒，后来正式开创日本天台宗的最澄(767—822)，则也在他的《天台付法缘起》里承认“鉴真并门人法进等为弘天台之匠”。众所周知，最澄和尚是日本天台宗始祖，又是鉴真大师再传弟子，他一定最熟悉日本天台宗源流传承，他的出生年份仅距鉴真灭度不过三年，所以，几十年之后他所撰写的文献记载，应该具有权威性。
 另外，在鉴真弟子法进本人撰写的《沙弥十戒并威仪经疏》卷五中，也能看到法进对天台宗义理大力弘传。在书中，法进先通过述说一段智者、灌顶与吉藏之间交往传闻，对天台宗祖师智者和灌顶大大赞扬了一番，并借此试图说明三论宗嘉祥大师吉藏也对天台宗智者大师心悦诚服。此段描述之后，不惟如此，法进又以天台宗传人身份特别声明，他自己手头就有很多智者大师的著作，如《法华经玄疏》二十卷、《大止观》十卷、《四教义》十二卷、《禅门》十卷、《行法华忏法》一卷以及《小止观》、《六妙门》各一卷等，并表示“乐欲学者，可来取本写之流通”。
 那么，作为律宗大师的鉴真，怎么会在日本弘传天台宗呢? 这是因为，鉴真不仅是律学大师或律宗大师，也是天台宗大德。鉴真早年出家以及长期驻锡的扬州龙兴寺，与天台宗有着很深厚的渊源，该寺建有属于天台宗法系的“法华院”。《法华经》是天台宗创宗理论，是天台宗宗骨。扬州龙兴寺中有“法华”命名的院房，足见该寺与天台宗关系密切。所以，鉴真早年曾在法华院习禅，从小受到天台宗的强烈熏陶。鉴真在长安追随弘景大师学习律学的同时，大约有一年左右光景学习了天台宗教典。
 又据《唐大和上东征传》记载，第一次鉴真准备东渡日本，为掩人耳目他选择了向外界宣布，自己将带弟子们前往天台山祖庭浙江天台山国清寺供养众僧，扬州僧团非常相信，这是因为鉴真本人就是一位天台宗大德。在海上遇见飓风激浪时，鉴真口唱“观音”名号以稳定僧众情绪。而口唱“观音”名号的做法，则是天台宗标志性特征之一。因为观世音大慈大悲、寻声救难的种种说法，大都出自天台宗经典《法华经》。当代佛教史大家汤用彤指出，“天台宗则因《法华经》故特奉观音菩萨，谓为救苦救难之菩萨也。”
 而且，早在鉴真主持东大寺法务之前，东大寺中也建有一座“法华堂”，其本尊为“不空索观音像”———他往往被佛教信众当作一位帮助人类挑战残酷现实生活的人类救世主。这尊观音像，是一尊用了两年时间并于天平十九年(747)完成的脱胎干漆像，其面相为三目(额上有第三只眼———天眼)八臂，象征着观音菩萨普渡众生的超现实能力。不空索观音两只手合十，另有六只手从躯体生出;其表情端庄极富感染力。显然，这尊观音菩萨信仰取义于天台宗的法华经义。所以，鉴真一入住东大寺，便自然将弘传天台宗、推崇观音菩萨信仰当作自己的一桩份内之事。
 话说鉴真接受了天皇授予的“传戒大和尚”称号，并受命与良辨和尚共同管理东大寺日常法务。
 当时，东大寺最重要的一项法事活动，就是每年在二月堂“修二会”。“修二会”始于天平胜宝四年(752)，由东大寺开山良辨僧正的高徒实忠和尚创立，其正式名称为“十一面悔过法”。“十一面悔过”即在十一面观音前忏悔日常所犯的过错，尤其悔过“贪、瞋、痴”三毒引发的各种错误，清除心垢，清净心身，忏悔罪障，消除因自己所犯的恶业而带来的不幸和灾难。
 “修二会”大型仪式期间，参与僧侣被称为“练行众”，一般由十一人组成，分工各不相同。其中，授戒师、大导师、结印诵唱陀罗尼咒的咒师及总管“修二会”内外杂务的堂司等四人被称为“四职”，其余七人名为“平众”，同时伴有许多人组成辅佐的“练行众”。一般来说，一次法会的参与人数可多达三十余名。
 随着“修二会”的进行，练行众便在观音菩萨与人之间搭起一种媒介桥梁，代人忏悔罪障以及向观音菩萨祈福。修二会分前行和本行两个阶段。2月20日至28日是前行期，仪式称为“别火”，安排在戒坛院举行。在此期间，练行众用纸制作庄严二月堂须弥坛的山茶花，诵唱《声明》(即梵歌)。在“别火”结束的2月28日下午，练行众转移到二月堂内的参笼住宿，当日深夜开始举行本行法会并持续两周，且分上七日和下七日。每日又分日中(白天)、日没(傍晚)、初夜、半夜、后夜、晨朝(早晨)等六个时段分别举行活动，形成尚未“六时行法”。他们在各时所唱诵《声明》，则是一种音律丰富的佛教音乐，其颂词内容主要来自唐玄奘所译《十一面神咒心经》，尤其大唱“观音菩萨”名，祈愿观音菩萨慈悲济世。
 相传，实忠和尚开始“六时行法”时，为了表达忏悔歉意，声称要敬献阏伽水。话音刚落，两只黑白鸬鹚从地下破石飞出，顿时甘泉喷涌，香水四溢。时人即用石块将泉口围起，取名“阏伽井”。从此每年农历二月十二日后半夜，练行众们便取此水供奉“观音菩萨”。
 由此可见，东大寺以往的主要法事，已与天台宗的“观音”信仰紧密联系，这也成为鉴真主持东大寺法事活动中，能够弘传大唐天台宗教义的良好基础条件。
 当然，东大寺戒坛上被安置有“多宝塔”，这也通常被作为鉴真在日本致力于弘扬天台宗的一个有力证明。这是因为，“多宝塔”出于《法华经》，而此戒坛是鉴真后来为东大寺所建造。在此戒坛上安置“多宝塔”，显然表明了鉴真对《法华经》的信仰和推崇。
 在东大寺，鉴真传天台宗义于法进和尚，之后法进和尚传日本僧人最澄和尚，最澄和尚入唐请益之后归国正式创立了日本天台宗，最澄和尚因此被后人尊为“传教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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