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鉴真第四次准备东渡日本再次受阻之后,荣叡和普照觉得他们应当暂时避开官府视线,希望能以此转移官府注意力,以保护鉴真让其能好好得到休息,然后渐渐地摆脱官府的“监视居住”,再次寻找机会东渡日本。
因此,他们匆匆向鉴真告辞后离开龙兴寺,由祥彦和思托等人相送至扬州城西墙附近的双桥,大家依依惜别。就此,荣叡和普照选择了距扬州百里之外的同安郡(即如今安徽省安庆附近)隐居起来,且一住就是三年多。
时间到了天宝七年(748)的春天,这时,年高61岁的鉴真已从龙兴寺移居到了扬州崇福寺。显然,官府早就撤销了对他的监视居住。
在这三年中,荣叡和普照依然没有忘记自己所肩负的重要使命。这几年中,随着唐朝宫廷的一些变化,也出现了一些有利于鉴真再次发起东渡日本行动的条件。
首先是大唐皇帝将一部分天下岁贺赏赐给了暗地支持鉴真东渡的宰相李林甫;其次,曾信奉道教且道号为“太真”的那位能够影响玄宗的贵妃杨玉环开始转而信奉佛教。即如下所据:
一是唐代大中五年郑嵎《津阳门》诗注中谓“上颇崇罗公逺,杨妃尤信金刚三藏”。
二是宋代洪迈《夷坚志丙》(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887页)记载,宋代发现了杨贵妃所写的佛经《金刚经》“字画劲楷可观”,且卷末题“玉环刺血为皇帝书”。
三是宋待张端义《贵耳集》卷下记载,她所写的《心经》“字画皆可观”,且卷末题“善女人杨氏为大唐皇帝李三郎书”。
四是唐代李邕《文苑英华》中《五台山清凉寺碑》记载:杨贵妃的亲兄杨铦于天宝七载为玄宗抄写佛经论共七千多卷,置于五台山清凉寺。
五是唐代姚汝能《安禄山事迹》记载,杨贵妃生前信佛,临终时唯一要做之事也是礼拜佛像。马嵬驿兵变要杀杨贵妃,唐玄宗徘徊不决,高力士入内将形势告诉贵妃,贵妃为了大局坦然一死了之,但只有一个要求——不是向玄宗诀别,而是“容礼佛”。
六是(郑嵎《津阳门》记载有“罗公如意夺颜色,三藏袈裟成散丝。上颇崇罗公远,杨妃尤信金刚三藏。上尝幸功徳院,将谒七圣殿……”以此表明玄宗对佛教加大了信任或容忍,各地尚佛之风就此重新回升。
这些对于鉴真来说,何尝不是一种好兆头!
于是,荣叡和普照择期赶回扬州崇福寺。他们拜见了久别的师父。在崇福寺,鉴真同他们再次商讨了进行“第五次东渡”的计划,决定在当年夏天之前,按上一次及天宝二年的清单,分头准备东渡日本所携带的物品。
据《唐大和上东征记》记载,这次鉴真是这样选择随同人员的:“同行人僧祥彦、神仑、光演、顿悟、道祖、如高、德清、日悟、荣叡、普照、思托等道俗一十四人,及化得水手一十八人,及余乐相随者,合有三十五人。”显然,“化得”、“乐相随”这两个用词表明,除僧人之外的其他随行人员,都是出于信仰佛教、崇敬鉴真而自愿相随,而并非花钱雇佣的。
由于有了之前的经验,这次准备工作非常顺利,实际上仅用了不到半个月时间。
五月底的一天,荣叡想到了另一位一直忙于抄写经文的日本留学僧业行,希望这次能将他所抄写的一部分经文,随鉴真捎回日本。原先,业行一直住在离运河不远的扬州禅智寺。鉴真被押送的头两年,扬州官府加强了对日本僧侣的监视,业行也觉得压力很大。为了安全起见,他连同抄写好的经卷一起,迁移到了扬州郊外一处不起眼的山寺——即与山光寺相邻的梵寺,隐居起来。
荣叡和普照找到业行之后,带着两箱抄写好的经卷回到了崇福寺的僧寮,在那里他们共进了晚餐。业行走后,荣叡和普照商量,此时应当与鉴真赶紧落实东渡的安排了。
第二天,经过三人合计,鉴真决定定于六月二十七日登船起航。为了预防事情泄露,当天便安排随行人员各自分散居住,然后陆续赶往新和的码头。到了上船的那一天,由荣叡和普照先行探路,看是否有人监视,然后在祥彦和思托的陪护下,鉴真从崇福寺的后门潜出,在扬州南门与荣叡和普照会合,五个人沿着扬州古城墙根一路疾行,不久便来到了运河与扬子江相交汇的三叉河。此时,搭载鉴真的船只上已经来了六十人之多。
尽管眼前这艘船只有遣唐使船只的一半大小,不少随行人员只得坐在甲板上,他们却因终于等到这样的机会而兴奋不已。
就此,鉴真大师的第五次东渡便从新河出发了。他们经过瓜州镇进入了扬子江,一路向东驶进,当日便抵达了常州界内的狼山(今属南通地域)附近江面。
扬子江流经狼山,在此形成一个较大的转弯,江水因此产生较大旋流,撞击到江岸山崖上激起数丈大浪,回荡至江面,正遇下几波旋流,顿时巨浪滚滚,加之六月的江面横风疾厉,鉴真他们的船只上下颠簸,蛇行沉浮。鉴真一行人等好不辛苦。
终于,经历一天多的漂流,鉴真的船只出得海口,进入了黄海。此时,船帆可借得海面侧风转而驶向南面,不久便抵达了属于越州的小岛——三塔山岛屿群(今称为“嵊泗列岛”)中的桑石山(今小洋山)。在住岛渔民的指点下,鉴真一行在岛上停留,以等候好风到来。在小洋山的山崖上,鉴真曾留给后人自己的手迹“注焉不满”四字(直至2005年5月村民迁址时不幸被毁)。
一个月之后,鉴真的船又借着好风行驶到舟山群岛附近大悲山(即如今的泗礁岛)停泊,又移至暑风山(又称下屿山)。在此,他们停留了一个月左右。
算起来,时间已到了天宝七年(748)的十月十六日。
这一天,天一亮,鉴真对弟子们说:“昨夜,我梦见三个官人,一人着绯色衣衫,两人着绿色衣衫,来到岸边为我们送行。看来,这是海神们在向我们告别。这一回,我们东渡日本一定能顺利平安。”于是,弟子们应声附和。不久,正南风吹起。鉴真的水手们却不知怎么弄错了日本所在正东面的方位,而是顺着南风起航,误以为这样可以驶向日本海域。
行至中午,他们终于看见了一座小岛的影子。从外形上看去,这就是普陀山南方顶岸山的影子。可不久,这座小岛的影子却又不见了,海水渐渐因为水深而显出黑色。原来他们遇见了海市蜃楼,那座业已消失的顶岸山踪影,实际上是随着海市蜃楼折射归来的幻影。
不见了岛屿,大家便认为船只已驶向日本海域方向了。船只越往前面行驶,越见远处高山一般的巨浪汹涌扑来,瞬间将小小的船只举上浪尖,又抛入谷底。这样的状况大家都从未经历,大都被折腾得眩晕呕吐。却见鉴真一人端坐船中,口中念诵,定力彰显,止观深沉。引得弟子们无不敬叹。
此时,有船工报告:“看来船只难免沉没,只有减轻货载,才能增加浮力,保全大家性命。”随即,便有几位水手前去拉扯放在那两只业行抄写经卷箱子上面的栈香笼,准备投入海中遗弃。此刻,只听得空中传来洪亮声音:“莫抛!莫抛!”惊得众人停下手来。定睛望去,似乎有位大力神般的巨人站在船只前方甲板,船只顿时稳定了许多。
到了深夜,整个船只一片漆黑。船工对大家说道:“不用恐惧!现在正有四位海神披甲执杖,分别站立船头、船尾及左右两舷。”顿时,所有船上人员的恐惧之心便释然了许多。
就这样在海上行驶到第三天,船只遇见巨大一片粼光闪闪的带鱼群。又行驶了三天,船只遇见了一片巨大的飞鱼群。接下来一天,船只经过了著名的飞鸟海,只见只只飞鸟形大如人,它们聚成集团撞向船只,好不恐怖!船上诸人只有双手回击驱赶,大家都被鸟喙啄得鲜血淋淋!
终于,他们闯过了这片“生死海”!
后来的两天,海面变得稍许平常,只是依然风高浪急。众僧侣非常烦恼,大都昏昏卧睡在甲板上。此时,只有普照坚持每日用海水泡些生米,供大伙充饥。这种食法却让众人干咽卡喉,又海水咸涩,入腹即胀,让人倍感人间极苦,莫过于此!
船只又行驶了许久。只见海中忽然跃起四条金色的大鱼。它们围绕着船只巡回潜游。
行至天大明,风渐渐息去,人们终于看见远处有座山。荣叡猜想,那一定是日本某个海岛甚至是海岸了!因此,面上也豁然喜悦起来。荣叡对大家说:“我梦见了一位官人请我受戒忏悔,我说自己非常地口渴,想喝点水。那官人便取出一瓢牛奶般的水,饮下之后异常甘甜,心中非常清凉。我又向那官人说,船上三十多人多日没有淡水饮用,也是异常饥渴,还请施主尽早取水运来。于是,这位官人便下令让雨令老人安排送水来,还让我们赶紧将盛水的碗具准备好以便接水。”众人听他这么一说,也是极其兴奋。
果然,到了第二天下午,西南方向天空乌云滚滚,顷刻间飘到船只上方,一阵暴雨下来,全船人员都将水具盛得满满。第三天依然暴雨如注,人人喝得痛快。又过了一天,船只已接近海岸,只见有四条白鱼前来引路,船只随行直至泊舟浦抛锚。
船只渐渐靠上岛屿。水手们端着大碗趟着海水浅滩,竞相登上陆地寻找淡水。人们终于在一座小山岗下发现一眼甘甜泉水。就此,自从十月十六日离开三塔山之后,历经近半个月艰辛的海上漂流,鉴真一行人才真正喝上了陆地的淡水。
鉴真的船只,在这个不知名的岛屿附近抛锚停留,却一时找不到可以靠岸的海滩。约莫过了四五天时间,人们再次前往那口泉眼取水,却发现它莫名奇妙地消失了。大伙都认为,这是观世音菩萨专为解救他们而生成的一眼神泉。水源依然十分紧张,鉴真的船只不得不沿着岛屿四周绕行,以寻找可供上岸的平滩。
就这样半个月一晃而过,他们终于寻得登岸的地点。此时,天气已是冬季十一月,南方依然温暖如夏,百花盛开。鉴真等人移居到岸上,临时用大叶树木搭建了凉棚,顿时觉得身心舒爽了许多。其他人则分散走向这座岛屿深处,寻找有人居住的村落。
众人步步深入,只见来了四位唐人着装的商人前来引路,他们这才知道自己并没有远离中国的土地。也就是说,他们根本就没能驶向日本。这时,一位商人对他们说:“遇见我们是大和尚的果报。这个岛屿上人吃人,你们还是早点离开吧!”于是,几位商人登上船只,鉴真便立即请他们引领而驾船离岛。
晚上,船只又靠上一个小岛,却见有一人披头散发提刀而来,众人大为恐怖。好在虚惊一场:给了他一些食物之后,他便离去。面对这种情形,鉴真决定连夜启航。由于船只已大大偏离了去日本的航向,如果再让船只调转航向回头行驶,那将是顶着吹向南面的季风而逆风行进。这种情况下,横渡抵达日本几乎是不可能的了。鉴真一向随缘,便顺其自然地让船只按照商人们的指引,向着南面继续前进。
又航行了三天。天亮时分,船只终于抵达海南岛振州(过去称作崖县、如今称作三亚市)最南端,在一个江口船港停泊下来。
这时,一位商人便直奔振洲衙门,禀报了鉴真抵达的消息。其他人则将那两只装有业行经卷的箱子抬上岸去,放在沙滩上晾晒。中午时分,振州太守的副官——别驾冯崇债派出四百多位官兵,特地赶来迎接。
众人簇拥着鉴真,不一会便来到振州城府,此刻,振州别驾已在城门等候多时了。冯崇债赶紧上前执弟子礼拜见了鉴真。冯崇债说:“本弟子早知大和尚要来,昨夜又梦见有一位随和尚前来的僧人姓丰田,此人正是我久别的舅舅。请问与大和尚随行的人可有本姓丰田?”
这时,众僧答道,未见有本姓丰田的僧人。冯崇债接着说道:“你们中间既然没有本姓丰田僧人,那么,大和尚就是本弟子的舅舅了。”说罢,即叩拜鉴真为自己的干舅,引鉴真一行人暂时入住客宅,并隆重设宴款待。第二天,冯崇债在太守大厅搭设了法会,接受了鉴真所授菩萨戒。然后,迎请鉴真一行人等前往振州宁远河畔的大云寺驻锡。
当时的振州,人口大约两千八百人,相当多的人信仰佛教。振州的古大云寺,始建于武则天朝。因长期失修,佛殿破损几乎坍塌,岛上却无人懂得寺庙建筑与修复,以至于这座大云寺长久以来没有佛殿可供法事。见此情状,鉴真慈心大发,便领着众徒各自义卖自己的衣物,向民间募集了一些善款。他们选用当地的巨大木材,花了将近一年时间,重新建造了一座佛殿。
这座佛殿精美华丽、巍峨壮观,堪称当时海南第一佛殿。寺内还修筑了堂塔、讲堂、砖塔等多层次建筑物,它们结构精巧,布局和谐,气势雄伟。讲堂所采用的鸥尾、三层斗拱等建造技术,乃体现了当时唐代建筑的最新成就。殿上坐着一尊经过精心雕刻、巨大而威严、一丈六尺高的释迦牟尼佛像,这是一尊等身大的干漆夹苎像,这座塑像造型优美,线条柔和。因为当时海南地区的夹紵技术达到了十分成熟的地步,所以将释迦牟尼的姿态、神情活生生地显现于人们面前。
佛殿竣工那一天,鉴真主持了一场开光法会,同时与荣叡和普照商量,将随身带来的佛具、佛像、佛教经典,连同业行抄写的两箱经卷,都赠送给了大云寺。
为了以后海南佛教文化发展和传播,他们还为大云寺手抄了大量佛教经典。鉴真还以大云寺为讲坛,亲自主讲了律、戒、度等佛经,传授有关书法、雕刻、医学、建筑、工艺美术等知识,让中原文化在海南大放光芒。在医药方面,他也将鼻嗅、舌味、指触等中草药的直觉鉴别方法,以及对中草药的收藏、炮制、配合、使用等知识,毫无保留地贡献给海南人民。
直到佛殿竣工,鉴真等人在振州留住的时间已整整一年了。时值天宝八年(749)的深冬。
此时,鉴真依然惦记着东渡计划。于是,他决定启程赶回扬州重整旗鼓。告别振州当日,别驾冯崇债亲自带领全副武装的士兵约八百余人,前来伴随相送。又经过四十多天爬山涉水,鉴真与冯崇债一行人等来到了万安州(如今的万宁县与陵水县域)。与此同时,身体状况一直不好的荣叡,则在普照照顾下取道海上乘船绕行,先鉴真等人多日早早抵达了万安州的下一站崖州,住进城内古老的南蛮寺,等待鉴真一行人等的到来。
当时,万安州为海匪重镇,其实际军政管辖权却不在州太守,而在海匪首领冯若芳手中。冯若芳是冯崇债的远房亲戚。他每年都出海截获两三艘波斯等阿拉伯国家商船,将其货物归为己用,将其船员归为奴婢。他所拥有的奴婢,分散居住各处,为他种植粮食等作物。这些奴婢的居所遍布万安州,行走从南至北三日、从东至西五日,均可遇见冯家奴婢的村落。所以,冯若芳可谓富甲一方,就连非常珍贵、被作为染料或香料的苏芳木(又称“苏木”、“红紫”、“赤木”),也在其后院堆积如山。
当时,鉴真被冯若芳请去住进自己的大宅子,得到了盛情款待。随后,冯若芳赠送给鉴真许多药材和香料,这也成为后来鉴真带去日本物品中的主要部分。
冯若芳像以往接待贵宾那样,为欢迎鉴真,特地用百斤乳头香作为灯烛来点亮大厅。冯崇债与冯若芳拜过,鉴真亦谢过。他们在冯若芳家中住了三天。稍作休整之后的第四天,冯崇债便继续护送鉴真一行人等上路。由于冯崇债官兵护送,一路上鉴真并没有遇见匪贼。不几天,他们便越过万安州,踏上了崖州(今海南琼山东南)的土地。
这时,崖州的临时执政官——游弋大使(相当于巡抚)张云早就接到通报而在州界迎候。冯崇债见鉴真平安到达崖州,便与鉴真及张云辞别回归。
话说张云大使拜谒过鉴真大师,请入太守府邸相叙,然后安排在当地开元寺驻锡。此时,由官府设在开元寺专供贵宾居住的官寮,更为前来参拜鉴真的达官贵人们设立了斋堂。不几天,施主们所捐施财物便堆满了整个斋堂。
崖州位于海南岛最北端,与大陆遥海相望。那里盛产多种水果,有益智果、槟榔果、椰子果、荔枝果、龙眼、甘蔗、香榧子、柚子等,长期运往大陆各地。
这几天,张云大使及其属下直至正典官员,都轮番前来供养鉴真师徒。张云还亲手为鉴真烹调食品,他先将赤色透亮、一尺方圆的优昙钵(即无花果)叶做成生菜,再将通体紫丹、气味甜美的优昙钵果实放入其中,供养鉴真师徒。
张云说道:“大和尚是否知道,这是优昙钵树的果实。这种树只结果实却从来不开花。弟子遇见大和尚,如同遇见了优昙钵开花,实在是难得啊!”如此恭敬,着实让鉴真大为感动。
为何张云大使如此恭敬鉴真呢?原来,前些时候崖州遭遇火灾,当地一座最大的佛寺不幸焚毁。所以,精通寺庙营造的鉴真的到来,对崖州来说实在难得。
古代振州(今三亚市)大云寺的修建,与唐朝统治者崇敬佛教政策相关。武则天天授二年(691),朝廷曾“敕两京、诸州各设大云寺”,用以收藏武则天授意杜撰的所谓《大云经》。
当年,武则天打算登基称帝,其前期就精心为自己顺利登基作了一系列的舆论准备,其中,就包括利用佛教来宣传她自己称帝是天命所归。御用沙门继承了西汉儒学家董仲舒“君权神授”的思想主张,他们所杜撰的《大云经》及其注疏,就影射武则天是“天女”,说她当皇帝是上天旨意。
武氏正是利用了这种思想在民众心中的传统地位,来达到舆论宣传目的。于是,她敕两京、诸州“各置大云寺”,连地处于天涯海角的振州、崖州也不例外。
然而,“置大云寺”毕竟是官方意志的产物。这种官方意志,虽然物化成了具体的宗教文化景观“大云寺”,佛教精神却并未真正深入人心,没有真正意义上影响到海南百姓的宗教信仰。因此,中宗复位之后,很多寺庙的名称及其受朝廷重视程度就发生了变化,如扬州的大云寺就改名为龙兴寺。同样,鉴真抵达振州大云寺的时候,他们看到的却是寺庙佛殿的坏废景象。
振州尽管远在天涯海角,其太守也不敢违抗圣旨,于是修建了大云寺。到玄宗开元二十六年(738),唐朝廷又命天下诸州建开元寺。海南各地官府因此奉旨分别建造了开元寺。所以,鉴真在三亚时曾经受请组织重修了大云寺,离开海南岛前又在崖州(今琼山地区)应当地官员请求重修了开元寺。这些足以反映海南佛教的悠远历史。
于是,鉴真欣然接受了张云大使的请托,答应为崖州修缮古寺。振州别驾冯崇债听说此事,也着令手下所有奴婢,每家送来一根可做殿梁的原木。所以,仅用了三天光景,一座佛殿、一座讲堂和一座砖塔便初步形成了构架。不久,三处建筑基本完工。鉴真见各地送来的原木尚有多余,便设计建造了一尊高达一丈六尺的释迦牟尼佛像,并让随船东渡日本的扬州木器雕刻工匠加工修饰。
接着,鉴真登坛授戒、开讲律法,当时,崖州及附近各州佛教信仰者聚集崖州开元寺,受戒人数之多,乃海南历年之最。空暇之余,鉴真还对他在海南的见闻详细地作了笔记。南方气候炎热,其农作物和居民的风俗习惯都与内地不同,鉴真师徒也把这些情况记录下来。比如有“十月作田,正月收粟”、“养蚕八度,收稻再度”、“男著木笠,女著布絮,人皆雕蹄凿齿,绣面鼻饮”等。
至此,诸事已毕,鉴真便向张云大使告别。大使虽依依不舍,却顾及鉴真下一站行程,故只得差遣澄万县县令护送鉴真一行人登上船只。过了三天两夜,他们终于抵达大陆一端的雷州。此时已是天宝九年(750)的春天。
鉴真南下历时两年半时间内,行程数千里。一方面足以说明鉴真是中国至今以来传法地域最为广泛的高僧之一,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唐代佛教在南海一带十分盛行。按理说,南海一带毗邻南亚,应当流行小乘佛教,然而,在历史记载中,鉴真所到之处都对中土大乘佛教倍加崇信。这也是难得一见的历史风貌。
当时,鉴真也充分体验到了海南佛教的特殊情况,由此心生为海岛地区传戒弘律的迫切心情。其中,自然对亦为岛国的日本,心增传戒弘律的那一份佛教徒的责任感。
回顾起来,鉴真的第四次东渡,他心中所选择的离境口岸是福州。直接的原因是他在那里买船,更为深层的原因是他想利用在南方巡回弘法的法师活动,对自己私渡日本的“违法”行为加以掩饰,这一点是显然无疑的。
而第五次东渡,鉴真所选择的离岸地点,却是他上次居住过的明州前沿的普陀山一带海域。这其中原因,可用以下分析说明之。
据《读史方舆纪要》卷九二《浙江四》记载:“《海防说》云:海道之备,在昌国卫。卫坐冲大海,倭夷出没必由之处。设备之所不一,而韭山正对日本。山以外俱辽阔大洋,番船往来,必望此为准,此又昌国之咽喉也。……自(象山)县东四十里双泉山来,历小睦、大睦、西殊、东殊以至韭山,皆列峙海中。又东南百里有大杂山,卓然孤立,凭据大洋,直望日本,夷船往来,往往视此为准。”
据此,正如葛继勇教授所认为的那样,鉴真东渡途经舟山群岛的目的地,当是冲着普陀山、韭山列岛一带的海域,尤其是被认为“正对日本”的韭山列岛。
反过来看,据明代王樵撰所撰《方麓集》记载:“倭船入寇必至下八山分踪。若东北风勐则向马西南行过韭山,以犯闽广。若东南风勐则向殿前羊山过淡水门,以犯苏松。若正东风勐则向大衢西行过乌沙门,以犯浙江。”由此可知,至下八山“分踪”的倭船,往往是乘东北风途经韭山列岛(舟山群岛南端)后,到达福建和广东一带的。所以,舟山与日本之间一直有着一道来往频繁的通航海线。
当然,内陆河道的船工往往缺乏航海经验,尤其对海上季风不甚了解,因此,直接导致了鉴真的船只不得不随风飘向了远离日本海的海南岛。由此,鉴真的第五次东渡也以失败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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