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龙兴寺后，鉴真闭关了一阵子。日子过得很快，只是明面上，鉴真被好好安置在龙兴寺，在他出关之后，前来礼拜或请求授戒的人也络绎不绝。
 如此一来，一方面扬州佛教界已认定鉴真的前期行为，大有“脱离扬州僧团另作打算”的倾向，故而对其在扬州教团内的僧职安排比较冷淡;另一方面，鉴于鉴真之前的不断“出走”，也使得淮南、江东两道节度使都感到头疼，对他是否再次打算出走而东渡日本心存防备。
 所以，鉴真实际上是被监视居住的。日子一天天地过去，鉴真只能耐心地等待着普照能从明州带回一些新的消息来。
 话说一直跟随鉴真南下寻找东渡日本机会的日本留学僧人普照。为打探第十次日本遣唐使团何时前来大唐，普照在韶州告别鉴真独自前往明州。他在明州阿育王寺住了没有多长时间，转眼便到了天宝十一年(752)的春天。
 在这短短的几个月间，普照实际上一直心存疑虑。他回想起一桩事情来，既觉得实在太可惜，也觉得其中有些蹊跷：为什么当时在振州，鉴真会毫不犹豫地将那两箱行业花了十几年心血抄写的经书，“赠送”给了当地大安寺，而不是“寄存”呢?既然不可能再次选择从振州出海，如果打算将这两箱经书带去日本，则完全可以让普照带往明州阿育王寺寄存，因为明州才有可能是鉴真下一次东渡日本的可选择沿海口岸之一。
 这是否意味着，鉴真最终还是决定放弃将这两箱经书带往日本呢?然而，即使不打算带去日本，最起码也应当归还给行业!这是出于弘法之意而只能将此仅有的经书赠给正在新建的大安寺，还是另有隐情?当然，普照对此依然弄不明白。
 为了一旦东渡成功时能在鉴真所准备的经书之外，多带一些经书去日本，普照原本打算利用在明州阿育王寺等待日本方面消息的空余时间，抄录一些经书，以弥补被鉴真送给振州大安寺的那两箱行业所抄写的经书。
 不幸的是，这时的他，既失去了留学僧学籍，也没有取得在唐半年连续修学后才能获得的“外国归化僧”资格，所以，他实际上只是寄宿在阿育王寺，却没有资格阅读寺庙藏经阁中的佛教经典，更谈不上抄写什么了。
 事已至此，普照觉得无法再次面对行业，更无颜再从他那里获取佛经抄本了。普照只能另想办法自己弥补。于是，他想到了一个人，这就是如今担任唐朝要职的日本人阿倍仲麻吕——他的中国名字叫“晁衡(又作“朝衡”)”。
 阿倍仲麻吕比鉴真小十岁，比普照小三岁。他于公元698年出生在日本奈良附近的一个中等贵族家庭。日本灵龟二年(即唐开元五年，公元717年)八月，年仅19岁的阿倍仲麻吕有幸被选入日本第八次遣唐使团来唐，并进入了当时唐朝最高学府国子监太学学习。天资聪敏且勤奋好学的阿倍，结业后参加科举考试获得优异成绩，考取进士功名并得到了玄宗皇帝的赏识，被留在唐朝做官。
 唐开元十九年(731)，阿倍受到朝廷的破格提拔，被直接晋升为门下省左补阙(从七品上)，主掌供俸、讽谏等事务。虽然官职卑微，却是皇帝的耳目，必须经常面见皇帝报告消息，因此深得宠信。为称呼方便，玄宗皇帝赐给了他一个中国姓名“朝(晁)衡”，他则把原来的日本名仲麻吕改为了“仲满”。如此相信一位外国人，让他承担机要工作，可见玄宗皇帝之肚量与安然。
 据《旧唐书·日本传》中记载：“其偏使朝臣仲满，慕中国之风，因留不去，改姓名为晁衡……衡留京师五十年，好书籍，放归乡，逗留不去。”
 此后，阿倍便以晁衡的名字在京城做官，先后升任朝议大夫(从五品下)、卫尉少卿(从四品上)、秘书监兼卫尉卿(从三品)。秘书监是秘书省的大臣级长官，职掌国家经籍图书之事，相当于当今国立图书馆馆长;卫尉卿是沿用北齐“九寺”行政官僚之一的卫尉寺(此机构一直延续到南宋被并入工部)的长官，掌管仪仗帐幕、国家器械文物、武器陈列等，总之是个文职。
 晁衡因秘书监职务之便，有机会广泛接触长安各界学者名流，其中包括著名诗人李白、王维等人，也自然包括不少的高僧大德。所以，752年的春天，身在明州的普照决定立即动身，直接赶往长安去向晁衡求援，希望他能在抄写经书方面给予支持。
 就在普照打算就抄写经书之事求助于晁衡时，却听到了一个令他向往已久又十分震惊的消息：据一些在明州靠岸的日本商船说，日本第十次遣唐使团一共四条船五百余人，已于唐天宝十一年(752)四月初从日本起航，并打算在明州靠岸登陆。
 初步得知，这次遣唐大使为藤原清河(时官拜参议、大纳言，从三位)、遣唐副使为大伴古麻吕(时官拜左少弁、右卫士督，正五位下)和年已60岁的吉备真备(时官拜东宫学士，从四位下)。其中，吉备真备曾是第八次遣唐留学生，也就是晁衡当年的大唐同学，不过，后来他选择了回国，却在这次赴唐之前受日本朝廷排挤被贬为肥前守，并在出发前才被任命为遣唐副使。而大伴古麻吕则是曾与普照一同随第九次遣唐使团前来中国的留学生，这也算是同行同学，他选择了随第九次遣唐使团回国。
 得知此事，一直沉寂着盼望着的普照开始热血沸腾起来。他立即动身，前往唐朝都城长安，去尽快拜见晁衡。
 就在普照抵达长安后的第四天，晁衡如其约请，只身来到一处僻静官衙的偏房会见了普照。此刻的晁衡，表情始终非常严肃。在听明白普照希望支持抄写经书的来意之后，晁衡一句表态都没有，便迅速离去了，给在场的外人留下了“仅为公事公办”的印象。
 第二天，晁衡的一位部属来到普照住处，将他领到崇福寺安排挂单，并让寺院方丈拿出了《称赞如来功德神咒经》等多部经典，让普照抄写。
 此时才是四、五月间。按以往经验推算，日本的海船顺着东南风驶抵中国大陆，最快也要三个月时间。所以，普照只能一方面耐心地对待着，另一方面，他已暗示晁衡去精心筹划如何在适当时候，向唐朝皇帝提出让鉴真随日本遣唐僧团同返日本。
 在这件事情上，普照与晁衡都对安排第十次遣唐使团接应鉴真东渡日本的事宜心照不宣了。普照认为，只有晁衡，才有能力去配合遣唐大使藤原清河，一同在面见唐玄宗时提出这样的请求。
 普照在长安崇福寺，一住就是几个月。七月来临，普照终于从洛阳赶来的一些僧人那里，听到了第十次日本遣唐使团的四艘大船抵达扬州附近江面的消息。就这样，推算起来，藤原清河大使所率领的第十次遣唐使团，与第九次遣唐使团整整间隔了二十年(即733—752年)。也就是说，普照来到大唐生活也长达二十年了!
 话说藤原清河领命前往大唐。为此，日本朝廷照例在天皇内殿举行了非常隆重的“赐节刀”仪式。那一天，光明皇后为清河大使颁赐了御歌“巨艨(即战船)柱多桅，众神送子去韩土(即国外)”，清河当即和歌“春野拱玉殿，红梅盛时吾归来”，好一番重任在肩之风气!
 当时，日本显族大伴世家在天皇朝廷供职门卫都的古慈斐，也在自己的庄园，为大伴古麻吕举行了盛大的饯别宴会。日本著名史记文献《万叶集》就有“荣行去唐土，一尊敬候壮士归”这样一句描述当时场面的章句。可见，这次大伴仲麻吕似乎还肩负着某些极为重要的历史使命。而这个历史使命，是否就是成功地迎接鉴真大师东渡日本呢?
 清河大使一行是唐天宝十一年(752)七月底如期抵达长安的。普照拜访清河、古麻吕和真备则非常及时。他等待使团入住且尚未拜见当朝皇帝之际，便立即前往拜访。当着晁衡的面，普照向三位刚到长安的日本大使，介绍了自唐天宝元年(742)至今十年来，鉴真一行千辛万苦东渡日本，却始终遗憾的经历。同时，他也强调，上次遣唐使团尚未完成这项日本朝廷责成的使命。
 一时间，说得四位听者对鉴真大师油然起敬，却也为责任重大而不由得惊出冷汗来。于是，清河大使等三人当下赶紧询问深谙大唐朝廷官场之道的晁衡，听听他这位“唐文华通”的意见，如何才能让唐玄宗允许鉴真随团前往日本。
 此时，晁衡年已54岁，在皇帝身边为官长达二十一年，早已练就了一身波澜不惊的沉稳。然而，面对同胞，面对当年的同学，尤其事关自己祖国的大事，他这位喜怒不形于色的人也动了情。经过晁衡的分析，几位使者终于恍然大悟，原来，朝廷通过各地的节度使奏报，一直在关注鉴真的动向。在此期间，当朝皇帝也曾两次下诏为荣叡和普照解围。然而，即使这样，朝廷却始终未让鉴真通过官方准许，直接从海关出国东渡日本，其中的原委则出在当朝皇帝唐玄宗李隆基的宗教态度上。
 唐代本是“李家天下”。唐高祖李渊马上夺天下，又经过太宗、高宗两朝励精图治，大唐气势已弘罩大地且远及海外。然而，中间却遭武则天另立神圣皇帝改朝姓周。后来，中宗李显收复“李家天下”主朝时间甚短，之后睿宗李旦主朝时间更短。轮到玄宗李隆基当朝，他对消除周朝遗迹责无旁贷。尤其，面对武则天造《大云经》、借佛教信仰迎信世人的做法，玄宗心中暗有“树立道教为国教”的念头，以期通过将道教始主李耳——即“老子”的宗教地位神圣化，让“尊崇李氏”成为天下的精神支柱。
 而就日本而言，当年汉代就有徐福传“李姓”道教去日本的先例，这次何尝不可继续之?然而，考虑到这种“由李氏皇朝提出树立道教为国教”的做法，对儒家思想一统天下的传统中国社会来说，乃为“有失大度”的偏颇做法，所以，玄宗尚未将自己的宗教倾向全盘明确地表示出来。
 日本大使来到长安不久，首次拜见了玄宗皇帝。当时，面对日本大使呈请当朝允许日本方面礼请鉴真大师东渡之事，考虑到此事将涉及两国文化交往的未来发展，十分睿智的玄宗皇帝处理得非常中庸且巧妙。他一方面并没有拒绝日本当时提出的请求，另一方面却又给日本大使出了一道难题。
 据《唐大和上东征传》记载，藤原清河、大伴古麻吕、吉备真备等三位日本遣唐使，接受了唐玄宗在其行宫蓬莱宫含元殿授予的大唐爵位。之后，又在唐朝特使鸿胪卿蒋挑捥和晁衡的陪同下赶往扬州，以拜见鉴真并转达他们的安排。
 他们来到扬州时，鉴真正在延光寺传戒弘律。双方见面之后，日本遣唐使首先对鉴真前五次东渡日本的努力致以极大敬佩，赞言道：“今亲奉颜色，顶礼欢喜。”接着，他们向鉴真说明了来意：“弟子等先录和上尊名，并持律弟子五僧，已奏闻主上，向日本传戒。”也就是说，日本遣唐大使以日本官方的名义，特地就迎请鉴真东渡日本之事向唐玄宗提出了书面请求。其中还列出了他们认为可随鉴真一同去日本的五位律宗弟子名单，其中包括台州开元寺思托、扬州白塔寺法进、泉州超攻寺昙静、扬州兴云寺义静和衢州领耀寺法载。
 对上述内容的官方正式请求，唐玄宗的答复则如藤原清河所转达的那样“主上要令道士去”。对此，日本大使慎重考虑之后，则对鉴真说：“日本君王先不崇道士法，便奏留春桃原等四人，令住学道士法。为此，和上名亦奏退，愿和上自作方便。弟子等自有载国信物船四船，行装具足，去亦无难。”
 实际上，作出这样的选择，也是因为日本已先有了自己的神道教，况且，若佛教高僧未能迎取，反而弄回个大唐道士传法，岂不让日本朝野上下沦为笑柄吗?
 事已至此，日本大使的到来，至少让鉴真最终看见了这次极有希望成功东渡日本的曙光。按以往鉴真在长安官场交往的人脉基础，本有一位朝廷重臣可在唐玄宗面前进言，以助鉴真获得御准。这个人，就是曾为鉴真提供极大帮助的宰相李林甫。为什么这时他没有出现?
 原来，李林甫在两个月前不幸去世了!而且，李林甫因生前对玄宗有“不臣之心”，导致他死后朝廷剥夺了他的官爵世袭，其势力影响也随之被大大削减了。这就是鉴真东渡生涯中所面临的一种“得天时地利、同时失人和”的实际局面。究竟这是可喜、还是可悲?对此，常人也许值得审度，而对鉴真这般高僧而言，却往往一切随缘了。
 当时，面见过唐玄宗之后，在场的五位日本人都觉得，唐朝皇帝嘴上说应当派遣道士赴日，其在内心应当是默许了鉴真随团赴日的——即所谓“名(名义上)亦奏退”。然而，因为没有得到明确的首肯，在国与国之间交往程序上，相比于大唐朝廷愿意向日本派遣道士(即道教传教士)，鉴真显然无法由朝廷正式派遣出国。实际上，这也十分明确地表明了唐朝的对外宗教态度：唐朝对外尤其对日本所希望弘扬的，是道教而不是佛教。这样一来，如果接受玄宗皇帝的提议，面对朝廷随团派遣去日本的中国道士，日本方就应当礼遇道教，那么，也就无法正面接受鉴真所弘传的中国佛教了。
 鉴于唐玄宗此番口谕其内在含义是说：当朝推崇道教，其他宗教已被置于外道的附属地位。那么，朝廷怎么会以官方名义，向他国派送一位外道著名人士进行国与国之间文化交流呢?佛教显然在玄宗朝不能被作为国教而向他国传布。因此，就有了唐玄宗的口谕：“愿和上自作方便。”这句话，是日本大使当着陪同在场的淮南道及扬州官员之面、甚至还有在场的扬州佛教大德之面，向鉴真传达的，听上去，也好像在表达一种“日本方面就此无法再继续邀请鉴真东渡日本”的态度。地方官员及僧界代表听罢，也终于松了一口气。
 这，就是当时唐代政教关系的一种直接反映。这里还有一个值得推敲的细节，却往往被人们忽视。在这种两难处境当中，为了能让唐朝当局对鉴真随团赴日本睁只眼闭只眼，日本大使们似乎采取了一种“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之策，即派出春桃原等四人留在大唐学习道教及其道士方技，给唐玄宗以公开的面子。
 进一步而言，“自作方便”是唐玄宗一句模棱两可的隐语吗?然而，藤原大使转达这句话，其真实含义究竟是真的让鉴真自作方便，还是当着陪同而来的唐朝特使鸿胪卿蒋挑捥之面，只能暗示“咱们以后伺机再作打算吧”?起码，这种说法一方面表现出日本方面将充分尊重鉴真作出的决定，另一方面也是希望扬州官府对鉴真的监视会就此放松下来。对此，鉴真心领神会，当即对日本使团“无法帮助”表示“予以理解”。
 这一年，已是天宝十二年(753)。年届56岁的晁衡，在唐也已度过了三十七个年头。这次，他见到了曾同时入唐的好友吉备真备，两人久别，异国重逢，不胜感慨。谈及远在日本的父母双亲，晁衡热泪盈眶。于是，他向朝廷提出归国申请。唐玄宗接见了晁衡。
 面对跟随自己身边多年的忠心之臣，唐玄宗十分理解晁衡的思乡之情，一口答应了晁衡的请求，同时，却在心中大有不舍之意。所以，为此唐玄宗亲自赐诗曰：“日下非殊俗，天中嘉会朝。念余怀义远，矝尔畏途遥。涨海宽秋月，归帆驶夕飚。因惊彼君子，王化远昭昭。”接着，他特差鸿胪卿蒋挑捥，将晁衡一行送至扬州，且命当时的淮南道采访使魏方进供应所需。
 此时，晁衡悲喜交集，在即将离开生活了三十多年的大唐之际，晁衡深情地写下了著名诗篇《衔命还国作》：“衔命将辞国，非才忝侍臣。天中恋明主，海外忆慈亲。伏奏违金阙，騑骖去玉津。蓬莱乡路远，若木故园林。西望怀恩日，东归感义辰。平生一宝剑，留赠结交人。”
 听说晁衡即将回国，昔日好友纷纷前来送行。著名诗人王维怀着惜别之情赋诗一首《送秘书晁监还日本》：“积水不可极，安知沧海东。九州何处远，万里若乘空。向国唯看日，归帆但信风。鳌身映天黑，鱼眼射波红。乡树扶桑外，主人孤岛中。别离方异域，音信若为通。”
 当年(天宝十二载，753年)六月，晁衡随遣唐大使藤原清河等一行辞别长安南下扬州。在见过鉴真之后，他便与其他日本团员会合。十月初，便随第一批人员赶往黄泗浦港口待命登船出发，准备汇合后同行渡海。
 此时，普照并没有随同前往扬州。为避人耳目，他直接返回明州鄮山阿育王寺，等待遣唐大使的通知。在明州，普照还有两件重要的事情要办。
 一是他在长安没能抄写太多的经卷，所以，他在回程时路过洛阳大福先寺，再次找到年逾花甲的行业，希望能取走一些他抄写的经卷，交给遣唐使团带往日本。行业自然非常乐意，表示随后即整理并打包他手边已抄经卷，派人送往扬州禅智寺集中。
 二是他随后赶往明州鄮山的一座小寺庙暂时歇脚。在那里，他要约见特意赶来的一位当年同来大唐的留学僧玄朗。终于，他见到了玄朗。却得知玄朗已入赘当地一户家境富裕的人家，结婚并已生育了两个闺女。虽然按日本佛教传统，出家僧人可以结婚，但这是在中国。这番情景说明，玄朗实际上已经还俗。所以，当玄朗提出能否带着妻儿随遣唐使团回日本时，普照非常为难。
 按当时日本遣唐僧的遣返规定，返回日本的遣唐僧，需要在大唐修完相应课程并取得官方相关证明，方可取得回国的许可证，同时，才有可能向遣唐使提出归国请求。况且，一家四口一同回国，迄今乃是首例。这件事情的决定权，显然不在普照。所以，普照建议玄朗带着全家前往扬州禅智寺附近，等候申请后的答复。这样的答复，却让玄朗有些失望，他原本以为普照已征得了遣唐大使允许。所以，玄朗闷闷地离开了鄮山。
 话说回来，遣唐大使在当朝宠臣晁衡陪同下，前往延光寺拜访鉴真。此事为一桩具有政府背景的外事活动，必定也惊动了扬州官府甚至江东道和淮南道。于是，在扬州城里，顿时传开了鉴真将会再次东渡日本的爆炸性消息。所以，扬州官府立即加强了对鉴真的监视居住安排，他们对鉴真所居住的龙兴寺，进行了严格戒备。
 天宝十二年十月初二，普照赶到了扬州。他见到大伴古麻吕，顺利地为玄朗办理好了一家四口赴日本的官方手续，也在禅智寺见到了行业送来的大堆经卷。只是等了几天，依然没有见到玄朗的踪影。此时，已是十月上旬。遣唐使团决定，十一月中旬，在长江边的黄泗浦(今江苏省常熟附近江岸)启航出发。
 十月十三日，遣唐使团第一批人马从扬州出发赶往黄泗浦港口。过了两天则是第二批。行业也赶到扬州，带上他的大量经卷随从第二批回国队伍。尽管当时扬州已是国际化商贸大城市，外国商团来往络绎不绝，而如此大规模的官方团队集体行动，在扬州亦不多见。因此，这样的行动，在当时扬州城乃是一桩引起全城轰动的事情。所以，问题被聚焦在了鉴真如何才能摆脱官府监视，顺利地抵达黄泗浦?
 显然，鉴真不能直接随着日本使团同行。在普照的联络下，鉴真在婺州(今浙江省金华市)的一位受戒弟子仁干禅师，悄悄地带着自己的船只早早赶到扬州，声称礼请鉴真前往南方传戒。此时，扬州城里对于日本使团的关注，也随着第二批日本人员的离开而迅速地淡化。于是，普照联系上江边船上的仁干禅师，静静地等待着鉴真的到来。
 一天傍晚时分，先有二十四位沙弥匆匆赶到江边。他们只听说鉴真又将远行，唯恐近期内无法见到大师，所以赶来的目的，只为请求授菩萨戒。
 果然，半个时辰之后，鉴真悄然赶到江边。他为那二十四位虔诚的沙弥授了沙弥十戒。然后，在普照搀扶下，登上了仁干禅师的船只。随行的弟子，据《唐大和上东征传》记载有：扬州白塔寺法进、泉州超功寺昙静、台州开元寺思托、扬州兴云寺义静、衢州灵耀寺法载、窦州开元寺法成等十一人，另外还有滕州通善寺尼智首等三人、扬州居士潘仙童、胡国人安如宝、昆仑国人军法力、瞻波国人善听等，加上其他随行人员，共计二十四人。
 早在这天之前，鉴真已在普照安排下，将所有将要带去日本的物品装箱，搬运上了仁干禅师的船只。这些物品也就是最终带到日本的物品。据《唐大和上东征传》记载，同船装载物品的清单为：
 佛舍利三千粒、阿弥陀佛像、千手观音像、救苦观音像、药师佛像、弥勒菩萨像;
 《华严经》八十卷、《大佛名经》十六卷、金字《大品经》一部、金字《大集经》一部、南本《涅槃经》四十卷、《四分律》六十卷、法励的《四分律疏》五本各十卷、光统的《四分律疏》和《镜中记》、智周的《菩萨戒疏》五卷、灵溪的《菩萨戒疏》二卷、《天台止观》四十卷、《法门玄义文句》各十卷、《四教义》十二卷、《次第禅门》十一卷、《行法华忏法》一卷、《小止观》一卷、《六妙门》一卷、《明了论》一卷;
 定宾律师著《饰宗义记》九卷、《补饰宗义记》一卷、《戒疏》二本各一卷、大亮的《义记》二本十卷、道宣著《含注戒本》一卷及疏、《行事钞》五本、《羯磨疏》二本、怀素律师著《戒本疏》四卷、大觉律师著《批记》十四卷、《音训》二本、《比丘尼传》二本四卷、玄奘著《大唐西域记》十二卷、道宣著《关中创开戒坛图经》一卷、法铣著《尼戒本》一卷及疏二卷;
 玉环水精手幡四口、菩提子三斗、青莲花二十茎、王右军真迹行书一帖、阿育王塔样金铜塔一座以及香精、药材、佛具。
 如此丰富的物品，无疑成为唐代中国佛教文化传入日本最大规模的一次“运输”。
 在这里，人们首先不禁要问：为什么鉴真要携带那么多的舍利去日本?这些舍利对日本佛教又有怎样的意义?它们是如何被保存的?
 所谓“舍利”又称“舍利子”，是梵语Sarira的音译，汉译佛典译为“设利罗”或“室利罗”。得道高僧圆寂后，尸体火葬残留的结晶物，弟子、信徒称之为“舍利”，作为其真身在世之物而顶礼膜拜。
 据《法苑珠林》记载，舍利子可分类为三种：骨舍利为白色、发舍利为黑色、肉舍利为赤色。与高僧舍利有别，佛祖释迦牟尼的舍利，则被特称为“佛舍利”或“如来舍利”。
 关于舍利的功效，《金光明经》中《舍身品》中载：“此舍利者，是戒定慧之所熏修，甚难可得最上福田。”《大智度论》载：“供养佛舍利，乃至如芥子许，其福报无边。”而律宗祖师道宣律师，则对佛舍利的灵验有着异常的信仰。据他所著《戒坛图经》记载，他所建造的戒坛，其形状佛塔之形，戒坛为三阶，其最上一阶安置舍利。
 此外，道宣律师的另一部著作《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上)，则对明州阿育寺中安放佛舍利的阿育王塔，有着这样一段详细记载：“灵塔相状，青色似石非石。高一尺四寸，方七寸，五层露盘，似西域于阗所造。面开窗子，四周天全。绕塔身上，并是诸佛、菩萨、金刚、圣僧、杂类等像。状极微细，瞬目注睛，乃有百千像现。面目手足，咸具备焉。斯可谓神功圣迹，非人智所及也。”
 由此可见，鉴真继承了道宣的律学思想自不用说，就连携带佛舍利和金铜塔至日，很可能也受到祖师佛舍利信仰与阿育王塔信仰的影响。
 传说中，释迦灭度百年后，印度孔雀王朝的国王阿育王曾遣鬼神于世界各地造84000基塔，用以安置佛舍利。也就是说，散布于世界各地的佛舍利非常之多。在中国六朝至唐代期间，各大寺庙对安置佛舍利的阿育王塔之信仰尤为兴盛。在日本，敏达天皇十四年(585)，为安置移居日本的司马达等人献上的佛舍利，天皇下诏建造了一座舍利塔，这被认为是日本舍利信仰的开始。
 据《法苑珠林》及《集神州三宝感通录》记载，跟随遣隋使来到中国的日本人会承(也写作“会丞”)，在他结束了数十年的漫长留学生活之后，于唐贞观五年(631)打算搭乘第一次遣唐使船归国时，曾与长安的僧侣们有过一段涉及佛舍利的谈话。其全文如下：
 倭国在此洲外大海中，距会稽万余里。隋大业初，彼国官人会丞来此学问，内外博知。至唐贞观五年，共本国道俗七人方还倭国。未去之时，京内大德每问彼国佛法之事。
 因问：“阿育王依经所说，佛入涅槃一百年后出世。取佛八国舍利，使诸鬼神，一亿家为一佛塔，造八万四千塔，遍阎浮洲。彼国佛法晚至，未知已前有阿育王塔不?”会承答曰：“彼国文字不说，无所承据。然验其灵迹，则有所归。故彼土人开发土地，往往得古塔灵盘，佛诸仪相，数放神光，种种奇瑞。详此嘉应，故知先有也。”
 可见，佛舍利被视为释迦的化身，建有阿育王塔之处被认为是佛教隆盛之地。因此，鉴真何尝不想在抵达日本之后，也有机会去建造一座供奉佛舍利的舍利塔呢?
 当时，鉴真所建造的唐招提寺中，鼓楼是其唯一的一座二层建筑，它的下层安置鉴真携来的“如来肉舍利三千粒”。这些舍利被纳入质地为玻璃的容器，然后被放置在金龟舍利塔内。这尊盛纳鉴真带去如来舍利的玻璃容器，在《延历僧录》之《胜宝感神圣武皇帝菩萨传》中被记载为“西国琉璃瓶”，高91.2厘米、肩幅宽21厘米，呈烧瓶形，俗称为“白琉璃舍利壶”。唐招提寺建成之后，其所拥有的舍利、玻璃容器以及一座“金龟舍利塔”，便成为了唐招提寺信仰的中心。
 据日本《正仓院文书》记载，鉴真圆寂前一年(即日本天平宝字六年，762年)，位于日本大津市石山的石山寺，其大殿中高达丈六的观世音像内就纳入了佛舍利。又据1140年成书的《七大寺巡礼私记》记载，鉴真圆寂的第二年(即天平宝字八年，764年)，东大寺东塔也纳入了鉴真带来的佛舍利十粒。
 又据平等院经藏记载，当时唐招提寺的多宝塔中，也纳入了鉴真携带至日本的三千粒舍利。而这些舍利自唐招提寺流出的明确时间，为日本平安时代延久三年(1071)。
 自从鉴真将这些舍利带到日本供奉，便在民间传出种种与此相关的灵验，导致这些舍利因为各大寺院迎请供奉而不断外流。为了防止这批舍利过度流出，当时的日本朝廷及寺院采取了多种严格的措施来阻止，其中就有用特殊容器收纳、口缘处贴上天皇敕封等措施。
 平安时代末期(1140)，日本人大江亲通曾以当时现存的文献为向导，游历南都(即奈良)各所名刹，在唐招提寺亲眼目睹了已被移入经藏的那些舍利。他在《七大寺巡礼私记》中有这样一段相关记载：“鉴真和尚将来三千粒舍利，纳入琉璃壶，安置于唐草模样的铜塔内。因琉璃透彻，可拜见舍利也。”此铜塔，乃龟甲背上承载金铜宝塔形的所谓“金龟舍利塔”。
 此外，那尊琉璃舍利壶口缘处，还贴有天皇的敕封。此敕封方式为历代天皇所继承，留存至今的封印为镰仓时代后小松天皇(1382—1412)敕封的。由此可知，直到12世纪前半叶，鉴真携带至日本的舍利依然被秘藏于琉璃壶内。
 上述“白琉璃舍利壶”和“金龟舍利塔”，以及被认为包裹舍利壶的一块被命名为“方圆彩丝花网”的花边饰带，目前已被日本政府指定为国宝。由于这块“方圆彩丝花网”长期与舍利壶等分别保存，其真实价值并不为人所知。
 昭和二十九年(1954)八月，奈良国立文化财研究所受唐招提寺委托，对经藏进行调查，在角落的一个黑漆小箱中发现了一枚花边饰带。据参与调查的守田公夫先生缜密研究，这块花边饰带的年代为奈良朝，是由鉴真携带至日本的。在此之前，在位于奈良市的唐招提寺末寺传香寺内，在一尊镰仓时代初期制造的地藏像胎内，也发现了用以包裹舍利瓶的花边饰带。
 由此看来，在唐招提寺所发现的花边饰带，应当就是当年鉴真携至日本的舍利瓶的包裹物。如果这种推测正确的话，那么，这件花边饰带就是世界上最古老、最为珍贵的传世丝织品之一。
 谈完了“佛舍利”，还是再回到“清单”。
 上述清单留给人们的另一个悬疑则是：当时唐代至玄宗年间，书圣“二王”(即王羲之及其子王献之)的真迹已异常珍贵，鉴真如何能够获得?
 王羲之书法作品非常丰富，除《兰亭序》外，尚有著名的《官奴帖》、《十七帖》、《二谢帖》、《奉桔帖》、《姨母帖》、《快雪时晴帖》、《乐毅论》、《黄庭经》等。其书法主要特点是平和自然，笔势委婉含蓄而遒美健秀，后人评曰“飘若游云，矫苔惊蛇”。在中国书法史上，他留下了一篇举世无双的“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据传，唐太宗李世民生前就对《兰亭序》十分珍爱，死时将其殉葬昭陵，后世留传的只是别人的摹本。
 由于鉴真一直在会稽一带传戒弘法，会稽乃富商云集之地，所以，鉴真接受一些佛教徒以“二王”珍贵墨宝供养的可能性极大。反过来说，若不是鉴真那么德高望重，信徒也不会将这些珍品贡献出来。只可惜，至今尚未发现具体记载鉴真带去日本的“二王”真迹是哪些内容。
 据《唐大和上东征传》清单记载，鉴真抵达日本向天皇朝进献的物品中有“王右军真行书一卷、王献之真迹行书三卷”。如今，日本所收藏王献之书法真迹有：东大寺的王献之尺牍、东京台东区书道博物馆的唐人摹本《新妇服地黄汤贴》和王献之《中秋帖》、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所藏《洛神赋十三行(越州石氏本)》等。
 现存唐摹王羲之书法作品中，《丧乱帖》、《二谢帖》、《得示帖》三帖，《孔侍中帖》、《频有哀祸帖》二帖和《游目帖》藏于日本，《快雪时晴帖》、《远宦帖》和《奉桔帖》、《平安帖》、《何如帖》三帖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姨母帖》、《初月帖》藏于辽宁省博物馆，《寒切帖》藏于天津艺术博物馆，《行穰帖》藏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附属美术馆。因为在日本尚未发现王羲之的真迹原本，所以，鉴真携往的王羲之书法作品，也有可能只是一些摹本而已。
 回到遣唐使团筹备启航的安排上来。
 鉴真一行乘坐仁干禅师的船只，抵达了黄泗浦附近的村落。据考据，上船之前，他们先暂时居住在一处净居院，当时称为“尊胜禅院”。《吴郡志》和《重修常昭合志》记载，此处净居院原先在庆安，梁大同二年(536)移建到黄泗浦附近，改为“尊胜禅院”。
 接着，按藤原清河当时的安排，鉴真一行二十四人被分开安顿在四艘大船上。当时，第一次分配的名单显示，鉴真等十四人被安排在藤原大使的第一艘船上，其他十人被安排在吉备真备的第三艘船上，业行和普照两位日本人则被安排在第二艘船上。
 此时，玄朗托人给普照捎来了一封信，称其再三考虑，念在其妻一方父母年迈，加上有一些家中店铺尚需经营，故不得已决定留在大唐终老。之后的几天，普照赶回明州，按一些线索，却未找到暂时寄居此地的玄朗一家。
 十一月中旬，普照回到了黄泗浦。他这才发现鉴真一行被转移到了大伴古麻吕所乘的第二艘船上。原来，就在普照离开的这几天，就鉴真东渡日本事宜，日本遣唐使团内部发生了一些分歧。
 当时，藤原大使召集几位副手商议：“据情报得知，现在扬州官府已得知，鉴真大师乘坐仁干禅师的船只并没有驶向会稽南方。他们已调遣兵力，前来黄泗浦搜查鉴真大师了。如果鉴真大师在我的船上被搜查到，那我们将会遭到大唐律法‘严禁私自引渡’的法律追究。即使不被追兵搜得，倘若船只被海风吹回大唐疆土，鉴真大师也将被发觉，我们也免不了落得罪行。”所以，他让鉴真一行人及其物品全部撤离船只，在陆地寻找一处暂时住所。对此，《唐大和上东征传》记为：“由是，众僧总下舟，留。”
 此情之下，鉴真备感失望。回想藤原大使此番安排，大有如前所言那样真的是“愿和上自作方便”?是对责任的推诿与对自身安危的优先考虑，让藤原大使终于放弃让鉴真悄悄随团渡海前往日本了吧?
 其实，鉴真并不知道其中原委。在日本，藤原清河实际上并不属于舍人亲王势力集团，更没有接到元隆寺高僧隆尊等日本佛教领袖的重托，所以，他的考虑自然局限在“圆满归国”的狭隘观念当中了。
 对藤原大使所作出的突然决定，出生于日本显族大伴世家的大伴古麻吕却不以为然。
 黄泗浦港口远离城市，江滩上居民甚少。鉴真一行十四人只得忍着寒风，在黄泗浦江滩上搭建的临时棚屋中居住下来。时间一晃过去了十天。此时，大伴古麻吕见藤原大使忙于当地官场应酬而应顾不暇，便借着月色，悄悄将鉴真一行人等，连同其随带物品接到自己所乘的第二条船上。过了两天，普照也从明州赶到了黄泗浦。为了安顿随船人员铺位，大伴古麻吕安排行业和普照转移到了吉备真备的第三条船上。
 就这样，在藤原清河并不知情的情况下，十一月十五日那天，四艘日本遣唐使的船只从黄泗浦启航，向着长江入海口进发，开始了他们未知前途的渡海旅程。
 接下来的情形是：借着风平浪静的良好航行条件，经过六天顺风航行，第一、二艘船只便顺利抵达了日本多尔岛(即种子岛)西南面的阿古奈岛波(即今天的冲绳县)港口，而第三艘船只已于前一天晚上抵达了此处。
 也许因为行业太想回到日本故土的缘故，他便提出要换乘到藤原大使所坐的第一艘船上，因为那是一艘大船，速度快且更加安全。鉴于此情，普照只好征得大伴副使同意将行业及其经卷送到了第一艘船上，自己则改乘第二艘船去陪伴鉴真。
 三艘船只在阿古奈岛波港口休整不到两天，却没有等到第四艘船的到来。于是，藤原大使下令全部启航，向着东北方向多尔岛进发，那里更接近日本本土。但在这时，不幸的事情发生了：藤原大使所乘坐的第一艘船竟在岸边触礁搁浅。施救尚需一段时间，第一艘船上的人们不得不下船登上浅滩。第一艘船也只得向其他两艘船只发出继续前进的信号。
 经过一天一夜的航行，鉴真和普照所乘坐的第二艘船抵达了益救岛(今天的屋久岛)。在这里，他们一边等待顺风，一边等待第一艘船只。就这样十天过去了。十二月十八日，他们重新启航。不想第二天海上便刮起了暴风并下起了瓢泼大雨。两天后，一路颠簸的船只，终于抵达了萨摩国阿多郡的秋妻屋浦(今九州南部鹿儿岛大字秋目浦)。
 秋妻屋浦，已是日本本土大陆了!也就是说，多年的夙愿终成现实：鉴真终于踏上了日本土地，以后伴随他的将是一番轰轰烈烈的在日本传戒弘律的辉煌事业。
 这一天，即是唐天宝十二载(日本天平胜宝五年，753年)十二月二十日。
 就在鉴真乘坐的第二艘船抵达秋妻屋浦不久，吉备真备乘坐的第三艘船也赶了过来。然而，却一直未能等到藤原大使乘坐的第一艘船和布势判官所乘坐的第四艘船!
 关于这两艘一直没有抵达日本的遣唐使船只的消息，乃是过了大半年，也就是天宝十三载(日本天平胜宝六年，754年)夏天，经由一些商船传来。
 当时，大唐都城长安传有这样一条消息：说第十次日本遣唐使船队中，藤原大使和晁衡所乘坐的第一艘船以及第四艘船，都在日本海域不幸遇难了。对此，大唐朝野无不为失去晁衡而悲痛惋惜。晁衡的昔日好友、大诗人李白听后更是悲痛万分。他挥泪写下了这首《哭晁卿衡》的著名诗篇：“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诗中感情充沛，情意深厚，为晁衡“衔命将辞国，非才忝侍臣”而叹息。
 然而，实际情况是：在一阵风暴之后，第四艘船被吹到了越南的皮州海岸，船上一百七十多人登陆后却遇横祸，绝大多数遭到当地土人杀害。而第一艘船后来的经历却十分蹊跷：时隔近两年，离开大唐乃已抵达日本阿古奈岛波港口的藤原清河与晁衡，带着随从十余人，竟然在长安出现了!究竟发生了什么?或者究竟是为了什么?
 原来，藤原清河与晁衡等第一船人并没有遇难。尽管第一艘船为什么返回了大唐沿岸，其原因不得而知，但毕竟船上的不少人活了下来。他们在藤原清河的带领下，历经艰险而辗转跋涉，终于在两年后的唐天宝十四年(755)六月再度回到了长安。此时晁衡已57岁。
 晁衡渡海未成。待他辗转回到中原时，大唐已斗转星移，成为肃宗李亨的天下。
 对归日未遂的晁衡，唐肃宗并没有多少成见。毕竟，思念故乡、思念远方的父母也是人之常情、儒家美德。况且，晁衡在大唐二十多年，对朝廷一直忠心耿耿。所以，晁衡回到京城长安，依然能继续做官。更因为，恰好遭遇“安史之乱”，朝廷正需要晁衡这样的忠勇之臣。就这样，人遂天时，晁衡被晋升为从三品左散骑常侍兼地方官职“安南都护”。那位和晁衡一同回到长安的日本遣唐大使藤原清河，也随之留在唐朝做了官。
 晁衡所兼任的这个“安南都护”，其发音来自越南语“AnNamdocirch”，其职位是唐朝时期安南都护府长官，其职责是掌统诸蕃、抚慰征讨、叙功罚过，管理辖境的边防、行政和各族事务。下设录事参军事、录事、诸曹参军事、参军事等，如州府之职。
 早在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唐朝政府曾在越南设立交州总管府(GiaoChacirch)，武德七年(624)又将它改为交州都督府，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则被归隶于岭南道管辖。唐高宗调露元年(679)，朝廷将交州都督府改置为安南都护府(AnNamdocirch)，管治其所位于的宋平(TongBình，今越南河内)一带。唐肃宗至德二载(757)，安南都护府改名镇南都护府，唐代宗大历三年(768)，复名为安南都护府。咸通七年(866)归隶于静海军节度使并由节度使兼领都护。这样的官制，终唐一代不废。
 可见，大唐肃宗年代，晁衡被任命的是专门负责中国南部边防外交事务的正三品官员。
 经过多年经营，晁衡与大唐朝野建立了深厚关系。晁衡有幸得到大唐皇帝赐姓，乃是他仕途腾达的显著标志。
 唐代诗人包佶在一首《送日本聘贺使晁巨卿东归》诗题写道：“上才生下国，东海是两邻。九译蕃君使，千年圣主臣。野性偏得礼，木性本含仁。锦帆乘风转，金装照地新。孤城开蜃阁，晓日上朱轮。早识来朝岁，涂土玉帛均。”其中，足见晁衡的秉性为人。
 又有晁衡的太学同学储光羲所作《洛中贻朝校书衡》诗一首，描述了晁衡在大唐期间对日本政局的遥相关注。其诗写道：“万国朝天中，东隅道最长。朝生美无度，高驾仕春坊。出入蓬山里，逍遥伊水旁。伯鸾游太学，中夜一相望。落日悬高殿，秋风入洞房。屡言相去远，不觉生朝光。”
 随第十次遣唐使团归国未成，晁衡回到大唐又生活了十五年，也没有再打算回到故国。他于唐大历五年(770)在长安逝世，终年73岁。
 回顾起来，晁衡入唐五十四年，历侍玄宗、肃宗、代宗三朝，功高德满。为了表彰他的功绩，唐代宗追赠其为潞州大都督(从二品)，这恐怕是历史上在中国任职最高的外国人了。1979年，为纪念晁衡，在他留唐1200周年之际，中国陕西省西安市兴庆宫苑(兴庆公园)建造了“阿倍仲麻吕纪念碑”和“阿倍仲麻吕纪念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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