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说过鉴真东渡日本的“第一次法难”，这一回要说鉴真东渡日本的“第一次海难”了。
 “如海告密事件”历时近四个月，直到唐玄宗亲自下诏事态才渐渐平息。掐指算来，荣叡等四位日本遣唐僧出狱时节，已是天宝二年(743)八、九月间了。
 在这四位日本遣唐僧中，荣叡责任最大，所以大家都以他的主张行事。因为尚未成功地让鉴真率众出征，荣叡便让玄朗和玄法两位先回日本，留下自己和普照二人待今后再接再厉，只是尚不知鉴真是否会改变东渡日本的主意。
 然而，四位日本僧人被官府拘押期间，鉴真对于东渡一事的准备并没有一丝懈怠，而是托人带上八十贯钱，向岭南道采访使刘巨鳞买得一艘即将退役的军用船，雇得水手等船工十八人，备办了大量的佛像、经典、法器、名香、钱币、罗袱头、麻靴、粮食、药物、蔗糖等，选定了随行人员包括祥彦、道兴、德清、荣叡、普照、思托等十七人，连同琢玉匠人、画师、雕镂、铸写、刺绣、修文、镌碑等手工艺人共有一百八十五人。
 当见到刚从牢狱出来的荣叡和普照，鉴真便安慰他们，并由弟子们分别向他们通报了各方面准备的情况。
 终于，等到了当年年底，官府已渐渐地将鉴真一行打算出海的事情淡忘了。于是，天宝二年十二月，虽不适于渡海，鉴真一行人等恐又有事变，便匆忙之间在江都运河一个不起眼的小码头上了那艘旧军船，沿着运河入长江，顺江而下向东漂流。船到了位于长江入海口的狼沟浦(今南通附近长江对面的太仓)，就被恶风急浪推向岸边，撞破了船头。于是，船只不得不靠岸修理。鉴真一行人等，不得不暂时安顿在江边的芦苇滩上。好在船只尚未真正入海，加上江滩平坦，人员和物资都得到了保护，只是又一次耽误了行程。天寒风急，鉴真等人周身湿沥，饥寒难耐。
 这便是鉴真东渡的第一次海难及第二次挫折，它的原因可归结于这艘旧军船质量太差。第二天，鉴真一行人员不得不冒着严冬的寒潮上岸，到达一个名叫“下屿山”的地方住了一个月。船只修理好后，还得等待好风向出发。此时是天宝三年(744)元旦。这便是鉴真东渡的“第二次海难”及第三次挫折。
 到了第二年，也就是天宝三年(744)春天，风向转向东南风，正适合沿海行船的风向。鉴真率领众人再次驾船出航，行至一处名为“桑石山”的海岛，船又被风浪打坏了，幸而人员没有伤亡。
 所谓“桑石山”，经查证，是位于今天上海崇明岛至浙江宁波海湾中的一个群岛，现名为“嵊泗列岛”。该群岛离岸大几十里，荒无人烟。几天之后，一行人水米俱尽，饥渴难当。幸得有过路船只靠停桑石山，得知此情，随后报至当地州官寻求救济。官船驶来，接驳鉴真一行一百八十五人驶向明州(今宁波)登陆。明州太守久闻鉴真大德，便亲自安置他们入住当地最大的寺庙阿育王寺。此时已接近天宝三年夏季了。
 其实，假如能在明州换乘一条质量较好的海船，鉴真若能在明州稍息一段时间，再从明州直接东渡日本，何尝不是一种因祸得福呢?因为，自隋唐以来，明州就是中日通航的最佳口岸之一。可是，鉴真一行并没有选择在明州朝向日本渡海，其中有几个重要原因。
 一个原因就是鉴真的修行已达到了“不执著”的崇高境界。的确，在佛教修行中，“不执著”是一种一般僧人难以达到的境界。后来的禅宗便直接提出“以无住为本”的宗旨。这一点，在鉴真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
 人们往往认为鉴真大师平生执著于东渡传法，实际上这也是一种误解。鉴真大师之所以是一位修为极深的高僧，主要在于他对“万法随缘”的亲力实践。在现实生活中，他是一位既有远大理想又求真务实的力行僧。他并不因为东渡日本且屡遭挫折而过于执著。在海难途中，他一直随缘弘法近十二年而不执一物一事，既充分体现了鉴真对大乘佛教基本精神的领悟，也充分体现出大师的僧德品格。
 话说回来，此时鉴真一行已被安置于明州阿育王寺。
 阿育王寺位于如今明州鄞县(今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阿育王山，它创建于西晋太康三年(282)。当时，高僧慧达有幸求得佛祖舍利，于是修建宝塔于明州鄮山脚下，遂于其地结庐守护，此为阿育王寺之创始。
 相传印度孔雀王朝时期(前2世纪)，国王阿育王在波吒利费城举行了佛教史上规模最大的第三次结集，以编纂整理原始佛教的经、律、论三藏经典，并派遣僧侣四方传播佛教，从此推动了印度佛教渐渐成为了一种世界性宗教。当时，阿育王取出当年佛祖释迦牟尼涅槃后阿阇世王所收藏于王舍城大宝塔中的佛陀释迦牟尼真身舍利，并分成八万四千份，“令羽飞鬼，各随一光尽处，安立一塔”。
 南北朝时，在中国境内共建造有安放佛祖真身舍利的舍利塔十九座，其中，明州鄞县鄮山阿育王寺的大殿内就曾安置有一尊小巧玲珑的舍利宝塔，里面专门供奉驰名中外的稀世之宝释迦牟尼真身舍利，前来膜拜的善男信女络绎不绝。后于南朝宋元嘉二年(425)、元嘉十二年(435)，阿育王寺曾两次增创殿宇，寺之规模由此奠定。梁武帝普通三年(522)赐寺额为“阿育王寺”。
 在《陶庵梦忆》之“阿育王寺舍利”篇中，浙江山阴(今浙江绍兴)出生的明代大文学家张岱曾有这样的精彩描写：
 阿育王寺，梵宇深静，阶前老松八九棵，森罗有古色。殿隔山门远，烟光树樾，摄入山门，望空视明，冰凉晶沁。右旋至方丈门外，有娑罗二株，高插霄汉。便殿供旃檀佛，中储一铜塔，铜色甚古，万历间慈圣皇太后所赐，藏舍利子塔也。
 舍利子常放光，琉璃五彩，百道迸裂，出塔缝中，岁三四见。凡人瞻礼舍利，随人因缘现诸色相。如黑墨无所见者，是人必死。昔湛和尚至寺，亦不见舍利，而是年死。屡有验。
 次早，日光初曙，僧导余礼佛，开铜塔，一紫檀佛龛供一小塔，如笔筒，六角，非木非楮，非皮非漆，上下皲定，四围镂刻花楞梵字。舍利子悬塔顶，下垂摇摇不定，人透眼光入楞内，复目氐眼上视舍利，辨其形状。
 余初见三珠连络如牟尼串，煜煜有光。余复下顶礼，求见形相，再视之，见一白衣观音小像，眉目分明，鬋鬘皆见。余一生反复视之，讫无所见，一生遑邃，面发赤，出涕而去。一生果以是年八月死，奇验若此。
 上述古文，足显佛祖真身舍利之神奇。《五戒相经笺要集注》中也明确说明，张岱所描述的阿育王寺就是明州阿育王寺。由此可见，当年张岱所见该寺所珍藏的佛祖舍利多达三颗。那么，鉴真所在的唐代，阿育王寺所珍藏的释迦牟尼真身舍利是否会更多一些呢?这些弥足珍贵的圣物及其神奇法力，想必足以让鉴真一行人等流连忘返，不愿离开阿育王寺。
 当然，从前面记述鉴真为东渡日本所准备的法器物品中，也可以了解到鉴真是一位“舍利护持者”。据《大唐和上东征传》记载，鉴真带去“如来肉舍利三千粒”，先存于日本的唐招提寺。试问，其中有没有从明州阿育王寺中得到的佛祖真身舍利并带去日本了呢?这些至今乃是一个谜。
 所以，鉴真随缘住进明州阿育王寺数月，亲身供奉佛祖真身舍利，对其热衷于舍利护持有着极大影响。尤其是，按照中国律宗创宗祖师道宣律师所著《戒坛图经》描述，他所设计的戒坛建筑为塔型三层，最上层安放如来舍利。鉴真去日本传戒，首先必须按道宣律宗法度建造戒坛，因此，便少不得带去一些佛祖舍利以供养。这也是鉴真并不急于在此时起航东渡，以便能留住在明州阿育王寺请求释迦牟尼真身舍利的重要原因之一。
 鉴真并不急于在此时起航东渡日本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他在来到明州之前一直奔波于江淮地区讲律传戒，较少来到明州以南地区弘法。这次东渡遇险而被留住在明州，何尝不是一种弥补上述缺憾的佛报机缘呢?
 原先，鉴真的师父道岸律师驻锡于越州(今绍兴)龙兴寺讲律传戒，该寺便一度成为东南地区佛教的传戒中心。而自唐玄宗开元五年(717)道岸律师往生之后，龙兴寺法脉虽由道岸的弟子义威及行超、玄俨等人传承，但其戒坛律风却因缺少高僧而日趋衰微。
 《大唐和上东征传》记载道：“岸律师迁化之后，其弟子(杭州)义威律师响振四远，德流八纮，诸州亦以为受戒师。义威律师无常之后，开元廿一年，时大和上年满四十六;淮南江左净持戒(律)者，唯大和尚独秀无伦，道俗归心，仰为受戒大师。”所以，一时间，龙兴寺僧众听说鉴真已在明州，便纷纷争先请他前去越州传戒。随之，鉴真的弘法影响迅速传开，导致杭州、湖州、宣州(今宣城)各寺也纷纷派出三纲，前来礼请鉴真赴寺讲律。
 自此，鉴真便顺理成章地开始在明州、越州、杭州、湖州、宣州等地依次巡游开讲授戒。他的行程少则数日，多则一旬，然后再返回到明州鄮山阿育王寺休整。在这期间，鉴真到杭州灵隐寺(始建于东晋咸和元年，即326年)为辩秀授了戒。据《宋高僧传》卷一五《唐苏州开元寺辩秀传》记载：“天宝四年(745)，受戒于东海鉴真大师，传律于会稽昙一。至德中举高行，疑名于吴郡开元寺。乾元中，下诏天下二十五寺，各定大德七人，长讲戒律，秀应其数也。……秀坛场一十六番，度人孤制，律枢正持，僧纲自肯，湖南北皆宗仰焉。”鉴于辩秀后来在杭州灵隐寺及苏州开元寺的律师地位，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苏杭两地都继承有鉴真一系的律宗法脉。
 鉴真从初春来到阿育王寺，直至巡行明、越、杭、湖、宣等地，历时近十个月，再次回到阿育王寺已是次年夏末时节。显然，鉴真这段时间并没有急于在明州下海东渡日本。或许他不经意之间错过了春季日本的海风，导致他只能一方面加紧准备更为适合的渡海船只，一方面耐心等待着秋冬季节再次吹向日本的海上风向到来。
 就这样，在浙江一带，鉴真不知不觉度过了大半年时间。回到明州阿育王寺之后，却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此逼迫鉴真放弃选择在明州渡海前往日本，不得不离开明州继续南下天台山及打算前往福州。
 事情是这样的：唐代时明州只是越州的一个县，它是当时越州鄮县县令王叔通奏请朝廷割越州一县特置明州而成的。所以，越州的地位显然要高于明州。因此，正值鉴真来到东南地区，就其在东南佛教界的影响及其佛教地位而言，越州龙兴寺最适合也最需要鉴真长期驻锡坐镇于此讲律传戒，以助龙兴寺重新恢复往日辉煌。
 然而，鉴真一行人等在越州一带弘法授戒，却一直以明州阿育王寺作为自己的驻锡之地，而不愿应聘久住越州。这样一来，便引发了越州僧团的猜想：这位来自扬州的高僧鉴真驻锡明州，是否更有其他目的呢?
 果然，他们终于打探到随鉴真一同行进的僧团中，竟然有两位日本僧人，而且进一步了解到他们竟是专程从日本前来礼请鉴真东渡日本的。这怎么可以呢!所以，在得到荣叡转道杭州去会见另一位先辈律宗法慎之高足灵一的消息后，为阻止日本和尚在越州地区的反常活动，越州僧人们联名向越州知府举报了荣叡，称“日本国僧荣叡诱大和上欲往日本国”。听说外国僧人诱骗中国高僧渡海，越州府认为此罪非同一般，官厅当然要出面处置，于是下令捉拿荣叡，准备将其著枷送京。
 荣叡得知这一消息，藏匿到一位朋友王亟家里，却被山阴县尉差官役搜查出逮捕了去。幸运的是，普照得到消息后躲在了居民家中，没有被逮去。
 越州僧人为什么要告发日本僧人荣叡呢?其背后的实情又是怎样呢?原来，鉴真的师父道岸和尚曾住过越州龙兴寺，因此此寺成为了当时东南地区的授戒中心，并且由义威律师担任住持。而义威和尚无常之后，龙兴寺因缺少大师级高僧，使其在东南地区的佛教中心地位趋向衰退。同时，越州开元寺由鉴真的同门曇一和尚住持，杭州龙兴寺有鉴真的前辈法慎和尚住持，不断吸引越来越多的僧众前往。这种趋向直接影响到了如今越州龙兴寺的香火及其未来的社会影响力。
 话说荣叡被官府戴上枷锁押解前往京城，却因急火攻心在杭州得了重病，便被安排在杭州广济寺停留，这时，广济寺方丈托人捎给住在明州阿育王寺的鉴真一封信，通报了荣叡的情况，让鉴真托人斡旋。至于如何斡旋，目前尚未发现可靠的史料佐证。经过努力，结果则是越州官府不再继续追究荣叡“诱渡”之罪了。其实，荣叡在广济寺方丈的特别关照下身体也已康复，并悄悄赶回明州阿育王寺与鉴真会合。
 此时，鉴真已深为荣叡和普照的坚韧意志所感动，遂决定加快东渡日本进程，不再流连于江浙一带。于是，在天宝四年(745)初春，鉴真便自己率领祥彦、荣叡、普照、思托等三十余人，先是巡礼了阿育王塔，然后供养了阿育王寺中著名的“圣泉”，请得一尊“塔鱼菩萨”随身供养。鉴真一行人等就此告别阿育王寺及明州城，开始了他们巡礼天台山，经临海、黄岩再打算从温州到福州乘船出国的新征途。
 再说，这次鉴真在明、越、杭、湖、宣等地近十个月的巡游弘法，使人们几乎忽略了一种可能性，这就是鉴真在明、越、杭、湖、宣等地的随法化缘活动——即他为东渡日本而全力募集足够“旅资”的行为及其效果。
 当时，民间信众所能供养鉴真并被他用作旅资的东西，不仅仅是金银铜钱，其形式各式各样，也包括江浙一带盛产的绸缎绢丝等。若按同样价值比较，绢丝的重量往往要低于同等价值金银铜钱的重量，所以更加便于携带。因此，便有了《大唐和上东征记》中所提及的所谓“轻货”一说。
 如前所述，抵达明州一段时间后，“荣叡事件”之后，鉴真看到荣叡、普照二人备受艰辛，却毫无退悔，便深嘉其志。于是，他一方面开始带领徒弟一行人等，赶往温州及福州，选择渡海最佳口岸;另一方面，他也吸取之前的购船经验，为东渡日本再次购船更为谨慎地作了安排，便特地“遣僧法进及二近事，将轻货往福州买船，具办粮用”。
 这里所提及的“轻货”，则是当时鉴真用来作为购买船只粮用的等价支付物。他并没有使用金银铜钱进行支付，这又是为什么?按已故著名史学家卞孝萱先生考据，《韩非子》卷一八《六反》中有：“夫陈轻货于幽隐，虽曾、史可疑也;悬白金于市，虽大盗不取也。”可见，轻货虽轻，其价值却超过了一百两黄金。又见《唐要会》卷八三《租税上》写道：(开元二十五年三月三日敕，)“其河南河北，要有不通水利，宜折租造绢，以代关中调课”。《通典》卷六《食货典·赋税》下记载：(开元二十五年令，)“其江南诸州租并回造纳布”。其中的“折租造绢”、“租并回造纳布”，都指的是以绢布代替粮食缴纳国家赋税。
 可见，鉴真所处的唐代，质地相对轻软的绢布是可以用作货币来交换物品的。自唐玄宗李隆基开始，“轻货”便专指用作货币等价物的丝绸绢布等专门物品，只是到了宋代，一些高品质的丝麻织品也被当作了“轻货”。
 那么，鉴真究竟让法进带去多少用以购买船只的“轻货”呢?天宝二年，鉴真曾在扬州用“出正炉八十贯钱”买过一条船，据刘复《敦煌缀琐》所记载的天宝四载绢价计算，正炉八十贯钱约合一百六十至两百匹绢。然而，两百匹以上绢布是一个很大的体积，既然法进他们是悄悄前往福州购船的，就不应当选择两百匹以上绢布引人注目地前行。
 因此，卞孝萱教授认为，“天宝三载，鉴真交给法进的轻货应是珍珠之类，法进可以放在怀袖之中，不暴露‘买船，具办粮用’的东渡计划”，这个结论是能被接受的。因为江南盛产珍珠，它们在鉴真抵达明州之前的海险中，不怕被海水浸湿损毁，而且，后来浙江一带檀越们听鉴真弘法而捐赠丝绢，也可以兑换为相应的珍珠。
 综上所述，鉴真让弟子法进带往福州用以支付购船及筹办渡海必需物品的货币等价物，极有可能是一些“质轻价高”的绸缎和珍珠。那么，接下来人们不禁要问：作为一位出家僧人，鉴真哪里有那么多的财富呢?
 隋唐以来，受印度佛教影响，中国寺庙已形成了一种社会通行且朝廷认可的募钱制度，包括“当铺、资金互助协会(通常称之为‘合会’)、拍卖销售和出售抽奖劵”等在寺院实行的四种主要方式。除此之外，寺院一般都有御赐的院属田地，可向寺院周围的佃农出租以收取地租。然而，这些收入都归于寺院，即使像鉴真这样德高望重的高僧大德也不能据为己有。然而，据18世纪学者翟灏《通俗编》引用陆游的笔记所考据，唐代之前的典当行业仅限于佛教寺庙。所以，这就给鉴真将一些施主供养自己的钱财，“兑换”或通过“寺内拍卖”而转换为上述“轻货”，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鉴真在明、越、杭、湖、宣等地近十个月的巡游弘法，其所得供养捐赠，也极有可能在当地寺院兑换成“轻货”，而不必再去市场购买了。
 话说回来，听说鉴真打算离开，明州全城百姓为之轰动，知其此去再回乡的机会甚少，对居住在明州已有一年之久的鉴真便是念念不舍。时有明州太守庐同宰，带领众官员及僧徒、百姓父老前去阿育王寺，他们先捐赠给鉴真许多物品以供养，再差人将备用粮食送到他们的下一个落脚点——扬子县江滨乡白社村的白社村寺。
 鉴真一行抵达白社村寺，住了一段时间。这期间，鉴真发挥了自己早年在长安期间所掌握的建庙修塔技术，为白社村寺修复了濒临倒塌的寺塔，同时还举行法会劝募，动员邻里乡亲出钱出力，为寺院新建了一座佛殿。完工之后，鉴真又主持了一次开光仪式，然后带领众徒前往浙江台州宁海县的白泉寺(也称“白水寺”)住宿歇脚。
 第二天，鉴真为了赶近路，便徒步翻越海宁县与始丰县之间的山岭。浙江南部山脉延绵，咯斯特地貌造就了它的险崖峻壁。其涧水没膝，加之日暮昏暗，初春依然飞雪迷眼，冻风直吹的诸人流泪，寒战不止。又过了一天，鉴真带领众徒终于渡过山岭，踏入了始丰县域。又连续走了一整天，日暮时分，终于抵达著名的天台宗祖庭国清寺。
 此国清寺，乃人间仙境。据《大唐和上东征传》记载，当时的国清寺，“松篁蓊鬱，奇树璀璨;宝塔玉殿，玲珑赫奕;庄严华饰，不可言尽。孙绰《天台赋》不能尽其万一”。鉴真一行人等所居住的国清寺，是天台山七十二寺之一，建筑在五座山环之中，被称为寺庙中的天下四绝之一。
 在国清寺居住的几天中，鉴真巡礼了天台宗开山祖师智顗大师的圣迹，细细体会着天台之圆融深意。随后，他们便从始丰县传法，进入临海县，在当地向导带领下，沿着白峰山脉行走，然后抵达寻江口，辗转多日到达了浙江南部的黄岩县。黄岩县有一条沿海大道，可以直接通向永嘉郡(即今日的温州地区)。在那里，鉴真打算派出几位先遣人员，去福州与法进等人会合，然后商议在温州或在福州启航东渡。
 既然如此，鉴真便在黄岩县南面四十里的禅林寺(后称“香严寺”)住下休息。第二天，鉴真等人用过早餐后，便向温州方向启程了。忽然，一群差官带着管辖着扬州的地方最高执政官——江东道采访使的通牒追了上来。
 原来，鉴真有一位留在龙兴寺的大弟子灵祐律师，他见师父远走他乡，近两年并没有折回之意，便与扬州各寺庙统率众僧的上座、寺主和都维那(习惯称之为“三纲”)及众多僧人商议鼓动：“我大师和上，发愿向日本国，登山涉海，数年艰苦，沧溟万里，生死莫测;可共告官，遮令留住。”于是，联名写好请愿状上递给县府乃至州府。
 官厅见状，认为这是扬州僧团的集体请求，而且按照《唐律》私自渡海是犯法的，此事不可小视，故而匆匆下牒给鉴真行程沿途诸州，以追捕鉴真一行。在拘禁并审问了曾接待过鉴真的沿途各寺院三纲之后，官兵们终于找到了鉴真的行踪。
 此时的鉴真一行人等正在赶往永嘉(今温州)途中。听见官兵追来，他们便就近赶往附近一处崇福寺寻求避难，不知何故却遭寺院住持婉拒，故不得不继续向前赶往黄岩的禅林寺避难。赶来的官兵还是找到了禅林寺。于是，鉴真被捉并“差使押送，防护十重围绕”，异常谨慎地向着位于扬州城内的江东道采访使官处被押送回去。
 显然，这次对于鉴真的“拦截”是极不友善的，甚至如同对待一位正在出逃的逃犯。扬州僧团借“关心”为名却实为“恶举”的这种押送，实际效果则让鉴真在江浙沿途中面对众多百姓斯文扫地，实在又一次深深刺伤了鉴真的自尊，从而让他埋下了后来即使双目几乎失明也坚忍不拔地东渡日本的更大决心。
 当然，据记载，鉴真被押送回扬州的沿途，所经州县的官员都来“参迎礼拜欢喜”，同时，各地被囚禁的寺院三纲得以释放。这样的场面，既是对鉴真大师遭遇不公待遇的一种安慰，显然更是一种对扬州官府如此不尊重佛教高僧之鲁莽行径的无声抗议。
 就这样，历经两年多时间，鉴真南下福州寻找机会实现其东渡日本的又一次希望，便悲壮地破灭在了当时以灵祐为代表的扬州僧团手上。显然，当时江东道采访使的立场站在了扬州僧团一边。他并没有对远途归来的鉴真嘘寒问暖，也没有过多顾及鉴真东渡日本的意愿，而是直接对鉴真作出“处分”。即据《唐大和上东征传》记载：“依旧令住本寺(注：即灵祐律师所居住的龙兴寺)，约束三纲防护，曰：‘勿令更向他国’。”
 如果要问为什么扬州僧团及官府对鉴真会采取如此“不善”的态度，其原委之深只得让本书作者另行著解之。当然，与官府对鉴真的态度相反，扬州民间僧俗对他的“归来”却是十分欣喜，即“各办四事供养，竞来庆贺，递相抱手慰劳”，尽管如此，当时的鉴真依旧没能从深深的内心创伤中“康复”，他终日独自忧愁，“呵斥灵祐、不赐开颜”。
 其实，鉴真对其弟子灵祐的为人十分了解，当初，他就没有选择让灵祐跟随自己一同前往日本。既然是“道不同不相为谋”，为什么灵祐还要拦截其师回到扬州呢?按理说，鉴真不在扬州甚至江南，作为鉴真传法弟子的灵祐律师，不是更有机会成为坐镇江淮一带的授戒大律师吗?其中原委依然至深，本书作者将另行著解之。
 既然鉴真已被拦截回来并“软禁”在扬州龙兴寺“监视居住”，长此以往地忧愁下去却也不是那么回事。于是，解铃还得系铃人。扬州僧团不得不归咎于灵祐，让这位始作俑者出面扭转窘境。
 中国佛教十分讲究师道尊严，因此，弟子灵祐不得不每天从天黑一直肃立于师父鉴真的寮房门外，立至五更“忏悔谢罪”，以求师父原谅并重生欢喜。就这样一站便持续了近两个月。到了第六十天，扬州各大寺院的三纲及大德长老们相约，共同前来向鉴真施礼谢罪，这才让他拾回了体面。于是，鉴真终于释怀，露出了久违的笑脸。
 这便是鉴真尝试东渡所遭遇的第四次经历与挫折，这一年是天宝四年(745)三月，鉴真大师5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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