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真东渡日本可谓出师不利。
 据《大唐和上东征记》记载：唐天宝二年(743)四月，鉴真应日本僧人荣叡、普照之请，着手第一次东渡的准备。然而，却因高丽僧人如海诬告而失败。当时，“如海大瞋，裹头入州，上采访厅告曰：‘大使知否?有僧道航造舟入海，与海贼连。都有若干人，办干粮，在济州、开元、大明寺，复有百海贼入城来”。
 当时，因涉及扬州城内居民安全，淮南道采访使班景倩听罢，大为惊骇，立即将如海扣留在衙门内仔细讯问，又派遣官兵直奔扬州城内各座寺庙，搜查并捉拿海贼和涉案僧侣。他们在既济寺搜得干粮若干，在大明寺搜得日本僧人普照，在开元寺搜得日本僧人玄朗和玄法，在寺院前面的水塘中搜得藏身的荣叡和尚，在一户人家搜得藏身的日本僧人道航。至此，被如海称为“海贼”的一批外国僧侣，一举被官府捉拿归案。
 此时，因此案涉及外国人，故荣叡等外国僧侣被官府拘押之后，事情被紧急上报至长安，经朝廷主管外事的鸿胪寺验明诸僧侣身份，时间已过去了四个月。直到八月，等到朝廷文书下达，荣叡等一行五位日本僧人才被无罪释放。问题是：如海为什么要诬告鉴真一行人呢?
 当时情形是：到了天宝二年三月，大船已造好，鉴真一行准备出航。而东海的三月，海风已不再像冬季那么凶猛，海浪也平和了许多。因此，台州、温州、明州等沿海地区海面上时有海盗出没，航道险恶不断，公私航行基本被阻断。就此，鉴真的船只便一直被拖延到了四月底也没有起航。
 也就在这短短二个多月的准备与等待期间，待命随行的高丽僧人如海却遭到了日本僧人们的非议。当时，从长安一同前来扬州的日本留学僧道航、荣叡和普照都打算以如海“少学”(即“素行不整、学行欠缺”)为由，向鉴真提出不带如海去日本。而这其中的真实原因又是什么呢?
 确实想来，何为“素行不整、学行欠缺”?难道鉴真当初遴选随行弟子时未能充分了解如海吗?再说，道航与如海同为长安同学，如果没有深交或不甚了解，道航能够携同如海行走千里来到扬州去做“礼请鉴真”这样一桩重要的事情吗?也就是说，如海真如道航所说的那样“品行不够纯正”及“素行不整”，肩负陪同日本僧人前往扬州礼请鉴真重任的道航及日本僧人，也就不会将他从遥远的长安带到扬州了。
 所以，真实情形也许并非那么简单。在这背后，实际上涉及一些被隐藏许久的深刻矛盾。
 实际上，如果如海也能以授戒师身份随鉴真到日本传法，那么，日后日本律宗法脉将如何保证其正宗性呢?荣叡和普照一直以自己能接受天皇使命邀请大唐僧人去日本传法为荣，在他们看来，带上高丽僧人如海显然不妥!这里必然会涉及日本僧人与高丽僧人之间一种十分微妙的不和谐关系，它也直接反映了日本佛教与高丽佛教之间所存在的千丝万缕联系及由此产生的僧人心理矛盾。
 应当说，日本佛教的诞生，实际上缘于朝鲜古国之一的百济。
 按720年成书的日本史书《日本书纪》记载，日本钦明天皇即位的第十三年(522)十月，百济明王首次向日本进献了一尊金铜释迦牟尼佛像和一些经论，即“此法能生无量无边福德果报，所求无不如愿。此妙法宝(即释迦牟尼像)亦然，祈愿依情无所乏。且夫远自天竺，爰洎三韩，依教奉持，无不尊敬。由是百济王臣明，谨遣配臣怒刺斯致契，奉传帝国，流通畿内，果佛所说，我法东流”。
 当时，日本钦明天皇对百济送来佛像非常高兴，便开始赞同国家信奉佛教，此举深得大臣苏我宿袮稻目的大力推崇。然而，物部尾舆和中臣镰子等朝廷要员，却以日本“已有社稷之神，今改藩神，恐招致国神之怒”为由对此加以反对。为了平衡大臣之间的矛盾，钦明天皇便将佛像等授予苏我宿袮稻目供奉。对此，苏我宿袮稻目大喜过望，便施舍出他在向原的住所安放佛像。于是，便有了日本最早的佛堂。
 当时，百济国实力较弱，于是向日本国称臣。于是必然地逐渐沉淀出了这样一个问题：随着日本推古朝代举国兴佛、崇敬佛教的圣德太子出世，佛教在日本的地位越来越崇高。此时，隋嘉祥寺吉藏的弟子高丽僧慧灌，于公元625年去到日本，在飞鸟元兴寺弘讲“三论”，开始建立三论宗和成实宗，又有百济僧人道昭将法相宗传入日本等事件发生，导致了日本僧人面对高丽僧人时，往往显得不那么自信有时甚至伤及自尊，而高丽、百济僧人往往过于傲恃，于是，两国僧人之间实际存在的这样一种深刻的文化矛盾便越发明显起来了。
 因此，在日本礼请大唐和尚东渡日本过程中，高丽僧如海为何不招日本僧人欢迎，其缘由也就十分清楚了。所以，当如海得知日本僧人打算向鉴真提议不带自己同行的消息后，被日本僧人们的歧视激怒。情急之下，他便向扬州采访使班景倩告发，说长安和尚道航会同日本僧人，明则对外宣称准备前往浙江天台山国清寺供养天台宗祖庭众僧，实际上是与那里的海盗勾结，预谋引入五百名海盗前来洗劫扬州城。如海还告发了鉴真等人在既济、开元、大明寺三个寺院里所筹办的海粮、物资。
 当时东南沿海盗贼蜂起，公私断行，朝廷正派要员在海面上缉捕。扬州濒海，也常受海盗威胁。所以，当采访使班景倩听到如海告密后极为震惊。经过搜查，这三个寺院里果然有他们筹办的粮食、物资。后来，鉴真委托李凑所建造的船只也被发现。于是，官府立即派捕役去大明寺和开元寺把日本僧人荣叡、普照及中国僧人道航等人捉去拘押审讯。
 后经过讯问核查，班景倩得知道航等人是当朝宰相李林甫的友人，加之他们是否与海盗有什么瓜葛尚无证据说明，所以，官府立即释放了中国僧人道航，同时判如海为诬告，并重责60大板后勒令还俗。对荣叡、普照、玄朗、玄法这四位日本留学僧，按朝廷法度，地方官吏则无权处置。由此，需要奏请朝廷专理外国人事务的鸿胪寺作出最终处理决定。
 三个月后，朝廷经唐玄宗亲下敕令：“僧荣叡等，既是番僧，入朝问学，每年赐绢二十五匹，四季给时服;兼予随驾，非是伪滥。今欲还国，随意放谴，宜(委)扬州，依例遣送。”显然，这是得到了当时宰相李林甫的斡旋帮助。只是这段敕令也对日本僧人的行动作出了如下明确的规定，即：一旦荣叡等人提出要回日本，那就必须通过扬州采访使的监管性护送——即“遣送”，而不得私自从扬州以外的其他口岸离境。所以，尽管四位日本僧人已被拘押三个多月，却也始得从扬州监狱放出，其中，荣叡和普照继续留在鉴真身边，而玄朗、玄法从此还国别去，朝廷也将几个月前收缴的海粮物资归还给了日本僧人，唯有船只因为是私自建造而被官府没收。
 虽然这次历险后果并不严重，却也对荣叡等人引渡鉴真造成了不利的局面。从此之后，朝廷特别是扬州采访使那里便有了“鉴真暗通日本僧人并打算组团东渡”的官府备案，为后来鉴真多次绕行准备东渡却遭到官府追堵埋下了祸根。
 当然，在这里，并不能排除还存在着如海告发道航的另外一种可能。
 荣叡等人礼请鉴真的年代，日本与高丽之间关系日趋紧张，原先从胶东半岛航海至高丽再至日本的海上航线已被迫取消，这些都是如海所并不了解的。因此，假如如海有着“搭乘鉴真东渡日本的船只在途经高丽时回故乡”的想法，那么，当道航与荣叡、普照商议选择船只南下绕行至日本时，这样的航线并不经过高丽，如海会觉得自己回故乡的愿望将成泡影，这时如海会提出希望船只不选择南行的意见。
 所以，当日本僧人坚持南行而如海无力反对时，如海便会选择“诬告”道航与南方海盗有所勾结，从而阻止他们选择南行。如海之所以没有告发鉴真，是因为他还保存着将来能够随船回到高丽的期望。这样分析，似乎也能找到一定的逻辑关系，去说明如海为何告发道航的动机了。
 上述这样一种“出师不利”，往往被研究鉴真东渡的一些史学家们称之为“第一次法难”。实际上，与如海出自个人恩怨而阻拦日本僧人迎请鉴真的情形相比，真正反对甚至阻拦鉴真率众弟子东渡日本传戒的，却是所谓“扬州僧团”。
 如前所述。当时，鉴真虽在江南佛教界因授戒而声誉显著，但在当时扬州僧团中地位并不算高，即尚未进入代表扬州佛教领袖地位的“三纲”之列。他只是一位从长安归来、驻锡大明寺的律学高僧，主要负责大明寺下属律学院的讲律与授戒工作。因此，出于以下四个基本原因，鉴真东渡日本之举，实际上更是遭遇到了“扬州僧团”的不少阻力。
 第一，日本僧人邀请鉴真东渡日本之举，并没有首先通过大明寺住持的认可，更没有得到扬州僧团的认可。所以，大明寺领导集团实际上没有得到日本遣唐僧应有的尊敬，这对于整个扬州僧团来说是一种面子丢失。
 第二，一旦鉴真未来能够将大唐戒律传至日本，尤其甚至未来能在日本创立日本律宗，这充其量只是鉴真个人对日本佛教发展的贡献，却无法体现扬州僧团的国际影响。
 第三，鉴于对鉴真违反《唐律》而与外国人私下接触、尤其私自出国所担负法律责任的担忧与防备。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扬州僧团对李唐王朝宗教态度的谨慎反应，在于他们身处李唐王朝根本上推崇道教甚至扬道抑佛大背景下，对扬州佛教集团利益的小心看护。
 因此，从《大唐和上东征传》中的字里行间可以发现，实际上扬州僧团派出了自己的代表人物——鉴真的弟子灵祐(他对鉴真东渡之行的拦截是在“第四次东渡”过程中，其内容将会在下一章节描述之)。
 的确，扬州僧团对待鉴真东渡日本的态度，也反映了李唐朝廷对待日本方面迎请大唐和尚的基本态度。应当说，这种态度是比较消极的。
 在鉴真接受荣叡和普照礼请准备东渡日本的六七年之前，即唐代开元二十四年(736)，日本遣唐使曾成功迎请过另一位洛阳大佛先寺和尚道璿律师(702—760)，安排他与另一位印度僧人菩提仙那搭乘日本副使船只先行赴日，为以后正式传戒作准备。
 史书中对道璿律师事迹的记述并不多见，只知道璿与鉴真曾是一同师从恒景律师学习律法的同学。然而，道璿和尚却并不像鉴真和尚那样传讲律授戒而享誉江南。道璿和尚主要传承的是禅宗北宗神秀弟子华严学僧普寂和尚(651—739)的禅宗禅法和华严、天台教义，在律学方面乃属四分律学相部宗定宾律师体系。有些日本佛教史著作认为，道璿律师对日本佛教的最大贡献，是向日本传播了中国禅宗，特别是他一度成为日本天台宗创始人最澄(767—822)的师父行表和尚的师父，这使得最澄和尚早年有机会直接受教于道璿和尚所传达摩心法之一的“灯芯教”，学得佛性清门、内外清净，继而成为日本达摩禅法的传灯法师。
 所以，道璿律师在日本实际上并没有担当起授戒重任。而在当时，唐朝也没有接到日本遣唐使或遣唐僧对礼请道璿和尚东渡日本的正式请求，加之当时道璿律师名气不大，并且只身一人悄悄随行日本。所以，李唐朝廷对道璿律师去日本的态度，便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相比之下，在鉴真于唐天宝二年(743)接受日本遣唐僧荣叡和普照邀请之后的十几年间，李唐王朝皇室不断加大力度崇道抑佛，推尊道教宗师李耳为其始祖，以削弱武则天朝代留下的那种举国崇佛的影响。鉴真东渡期间，唐朝在位的皇帝是唐玄宗李隆基，他更是希望将道教推向海外。可想而知，这时鉴真以向海外传播佛教为目的的组团东渡日本，即使顾及日本天皇的面子，李唐朝廷的态度也最多只能是暧昧。
 据《唐大和上东征传》记载，在鉴真不懈努力东渡日本却屡屡失败后的第十一年，即753年，日本国遣唐使曾当面奏请大唐天子李隆基，请求批准鉴真及“持律弟子五僧”东渡“向日本传戒”，其结果，唐玄宗却要他们“将道士去”。因此，就鉴真东渡日本一事，且“和上名亦奏退”——即不予批准。可见，日本方面已再无可能通过官方正规渠道去迎请大唐的授戒师。
 与此同时，鉴真与荣叡、普照等人面对官府监视，明称前往浙江台州礼巡天台祖庭，而私下打算在海上先至明州(今宁波)或越州(今绍兴)，再伺机绕行至日本。这样的举动，实际上也冒着极大的违法风险。这是因为，按照《唐律》规定，“出入国境，非公使者不合”、“诸越度缘边关塞者，徒二年。共化外人私相交易，治以重罪”。另外，《唐律》严格限制外国使者与华人接触，即规定“蕃客入朝，于在路不得与客交杂，亦不得令客与人言语。州县官人若无事，亦不得与客相见。即是国内官人、百姓，不得与客交关”，违者也要治罪。
 对照《唐律》，鉴真与荣叡等日本僧人接触，并没有通过官府的允许和安排，这在法律层面尚属“违法”。所以，鉴真的东渡准备不得不始终在暗中秘密进行。
 扬州僧团是如何阻拦鉴真东渡日本的呢?结合鉴真继续向东南行进的历史过程，我们将安排在以后章节一并描述。
 至于为什么鉴真能够一次次并不隐瞒地张罗人才及筹备物资而没有遭到官府阻拦，只是因为这些事情并不能直接与出海东渡联系起来。鉴真在开始动身东渡之时就非常谨慎，每每只称前往东南地区弘法或供养，而随后多次遇难脱险、逢凶化吉，则无不体现出鉴真的无量僧德，充分彰显出他那博大的随缘之心和随善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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