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济艰难化家为国
元至正十二年(1352)盛夏的一天，濠州城(今安徽凤阳)内，农民军郭子兴军营膳食房中，一个年方20的少妇怯懦地站在庞大的蒸笼旁边，她向四周扫视了一眼，见无人注意，便悄悄拿了两块蒸饼跑出食房，不巧与郭子兴夫人张氏撞了个满怀。她一边向张夫人请安，一边迅速将蒸饼藏入怀中，神色极为慌张。张夫人见此情状，心知有异，便故意与她说长论短，不一时，少妇便柳眉频蹙，珠泪双垂，言不成词。张夫人将她挈入内屋，屏去婢媪，仔细诘问。少妇伏地大哭，说出了偷饼之事。张夫人忙令她解衣出饼，那饼还热气腾腾，粘着乳房，好不容易才取了下来，乳头已被烫得焦烂了。张夫人不禁泪下，一面为她敷药，一面问明了事情的缘由。这少妇不是别人，正是与九夫长朱元璋新婚不久的郭子兴养女马氏。马氏为何要偷饼呢?原来，新郎朱元璋与岳丈郭子兴发生龃龉，竟触动了岳丈大人的怒意，被幽禁别室，闭门思过。郭子兴的两个儿子素与朱元璋不和，听说妹夫被幽禁，便暗中嘱咐膳夫，不得给朱元璋送饭。眼见丈夫饿得不行了，马氏不得不干起了偷饼的勾当。幸亏义母张夫人仁慈，才没有将此事张扬出去。
马氏生于元至顺三年(1332)，比丈夫朱元璋小4岁，安徽宿州人。祖上曾是当地豪富，到了父亲马公，仗义好施，家业日贫。马公后来为杀人避仇，逃往他乡，临行时将爱女马氏托付给生死之交郭子兴。马氏的母亲郑媪早在她出生不久即已去世，后来马公也客死外地。郭子兴夫妇对好友的遗孤十分怜惜，将马氏收为义女，悉心抚养。郭子兴亲自教她读书识字，张夫人手把手教她针织刺绣。十几岁的马氏聪明无比，凡事一经指导，无不立晓，不但女工灵巧过人，而且好读书，做得一手像样的文章。年近20，马氏便出落成一副朴素大方、端庄温柔的身姿，虽然称不上玉貌娇娆，芳容窈窕，但修短合度，仪静体闲，柔情绰约，幽婉可爱。加上秀外慧中，无论如何急事，她都能举止从容，没有半点疾言遽色，而且善承人意，精明干练，深得子兴夫妇的钟爱。子兴夫妇见义女已及婚嫁之龄，常常思考着给她寻一佳偶，使她终身有托，以不负马公遗言。
时值元朝末年，政治腐败，社会黑暗，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使老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逼使民众纷起反抗。又遇黄河大决口，连年黄水横流，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爆发了。元至正十一年(1351)，韩山童和刘福通在颍州(今安徽阜阳)发起了红巾军大起义，次年郭子兴在濠州起兵响应。闰三月的一天，濠州城门外，来了一个身材魁梧、衣衫褴褛的年轻和尚，喧嚷着要见郭主帅。门卒将他捆缚至郭子兴帐前，郭子兴见他龙形虎躯，呼令释缚，收入麾下作了亲兵。这和尚入伍后，机智勇敢，又识得一些文字，很快就被提升为亲兵九夫长，留在郭子兴身边。郭子兴见他义勇有为，便与张夫人商定，拟将义女马氏许配给他。这和尚年巳二十五六，尚无家室，听说主帅要择他为婿，当即拜谢，喜不自制。郭子兴便命部将两人为媒，选择吉日良辰，并在城中设一甥馆，悬灯结彩，笙簧合奏，让马氏与和尚行了交拜大礼，正式龙凤配对 这位娶得巾帼佳人的和尚就是日后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朱元璋做了主帅的女婿，被众人呼为 “朱公子” ，在军中地位大大提高，自不必多说。马氏自与朱元璋龙凤交辉后，益发显得神情秀越，温柔端庄了。从此，她随朱元璋南征北战，忧勤相济，为创建大明帝业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朱元璋在郭子兴军中崭露头角的时候，遭到周围人的忌劾排挤，常常险象环生，多亏了马氏的左右弥缝，排除障碍，才巩固了他在军中的地位。郭子兴性情暴躁，气量狭窄，在别人的搬唆挑拨下，常常听信谗言，多次猜忌贬斥朱元璋，甚至把朱元璋监禁起来，不准进食。每逢此时，马氏一面将自己的饭食偷送给丈夫，一面求义母张夫人说情，使朱元璋化险为夷。打仗的时候，其他将领都要拿一些掠获物献给子兴，朱元璋则秋毫无犯，即使有所缴获，也尽数分给部下。马氏怕义父不察实情而耿耿于怀，就拿出自己平时所有积蓄献给义母，求义母向义父调停说情，使郭子兴对朱元璋的猜疑渐释。
郭子兴的儿子天叙、天爵二人，素性褊浅，对朱元璋被重用心怀不平，常常乘间抵隙，在子兴面前诬告朱元璋谋叛，郭子兴惶惑轻信，加上朱元璋又与他发生军事龃龉，一气之下，便将朱元璋幽禁起来，于是发生了前面那段偷饼的故事。后来经张夫人解释，郭子兴明白了事实真相，释放了朱元璋，并对天叙、天爵大加呵斥，才使朱元璋少安一时。不久，天叙、天爵突然邀请朱元璋出城宴饮，企图用毒酒谋杀元璋，马氏闻知，立即密告元璋。朱元璋假装赴宴，骑马至中途，忽然下马，对天念念有词，然后上马驰归，并呵斥天爵、天叙道：“天上神明指示，说你二人置毒酒中，令我迅速回家，免得中毒。”天叙、天爵以为真有神人暗助，吓得汗流浃背，从此再也不敢陷害朱元璋了。只有朱元璋内心清楚，这 “神人” 就是爱妻马氏。
马氏帮助朱元璋解除了天叙、天爵的障碍，使朱元璋在郭子兴军中威名日着。这时红巾军已在刘福通领导下建立政权，并派人立韩林儿为皇帝，号小明王。元至正十五年(1355)郭子兴病亡，小明王任命其子郭天叙为都元帅，朱元璋为左副元帅。不久，郭天叙战死，朱元璋便升为大元帅，郭子兴的旧部全都归他指挥。作为大元帅的夫人，马氏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她深深地知道，丈夫是一个有见识、有胆略的人才，他不但打仗机智勇敢，平时也豁达大度，礼贤下士，很得战士的欢心，将来必能像刘邦、李世民那样，实现创建帝业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她更深深地知道，作为朱元璋的妻子，她不仅要有贤妻良母的美德，而且要具备国母仪范，为丈夫创建基业献计献策，搞好后勤，当好贤内助。
就在朱元璋被升任大元帅的时候，马氏怀孕了。当时战事极为紧张，朱元璋率大军向南挺进，准备夺取南京以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在采石矶(今安徽马鞍山)与元军大战，取得了渡江大捷。马氏随军来到太平(今安徽当涂)，生活极其艰难。在当时，群雄并起，大多只图子女玉帛，不惜荼毒生灵。朱元璋以夺取天下为目的，约束军队，不许掳掠。有一个士兵私自向百姓借铁锅，被斩首。朱元璋自己以身作则，与战士同甘共苦。贤明的妻子马氏深深理解丈夫的所作所为，她虽有身孕，即将临产，仍然率领全军将士的妻妾随军渡江。在军需供给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她宁愿忍着饥饿，也得设法储备些干粮，保证朱元璋吃饱吃好。在太平朱元璋随从文吏陈迪家里，马氏产下太子朱标，从此，她便担起了良母的重任。后来又生下朱樉、朱㭎、 朱棣及宁国公主、 安庆公主等子女， 都由她一手抚养成才。
马氏在生活上对朱元璋照顾周到，在家务中抚儿育女，送往迎来，无不井井有条，为朱元璋的军事行动解除了后顾之忧。不仅如此，平日在军中，她还充当了朱元璋的重要参谋和得力助手。渡江作战时，朱元璋率主力先行渡江，马氏带领全部眷属后勤尾随。考虑到元军有可能采取断后的行动，马氏不等朱元璋下令，便果断地指挥后勤人员紧急渡江，刚渡江完毕，左右大批元军便席卷而来，企图扼渡切断朱元璋军队的前后联系，幸亏马氏的机智决策，才使元军扑空。在许多重大军事行动中，马氏都在朱元璋身边帮助规划，提出一些很好的建议。她认为： “定天下在得人心，人心者天下之本也。” 她曾多次告诫朱元璋： “用兵不能不杀人，但主帅不嗜杀人，则能避免不必要的伤亡。所以，定天下以不杀人为本。” 朱元璋对此极其赞赏，每逢将士出征，他都反复强调： 攻下一城，不许妄杀，不许掳掠。还让李善长率领一班文人写成布告，到处张贴，并派执法队沿街巡逻。因而仁义之声远近传闻，许多地方举城归附，这正是朱元璋战胜群雄的关键所在。
渡江之后，朱元璋虽然夺取了江宁(今江苏南京)，但东有张士诚的威胁，西有陈友谅的虎视，东征西讨，战斗更为激烈。为了做好后勤工作，马氏亲自率领军士家属及其他后勤人员，日夜赶制军衣军鞋，及时送往前方，保证了将士的衣用供给。元至正二十年(1360)，陈友谅率兵东下，攻下太平，直逼江宁，朱元璋亲赴前线迎敌。面临强敌压境、军事上暂时处于劣势的危急关头，城中部分官兵动摇，有的忙于窖藏金银，有的忙于屯积粮食，打算逃跑。马氏异常镇静自若，她尽发府中金帛衣服，犒赏将士，不但稳定了军心，而且使军士大受鼓舞，个个奋勇杀敌，因而大败陈友谅。接着朱元璋乘胜东并张士诚，南平方国珍，于一片凯歌声中，自立为吴王，马氏也正式成为堂堂的吴国夫人。
在朱元璋率军驰骋大江南北，创建帝业的过程中，马氏还亲自掌管丈夫的所有文札。无论是行军作战时的军状文书，还是朱元璋随手写下的札记、备忘录，都由她保管得井井有序，即便仓促来取，她都能准确地拿出所要的任何一份，从不出差错。马氏聪明过人，又好读书，对于文化水平很低的朱元璋来说，不亚于一个机要文书。
由此可见，不论从哪方面说，在朱元璋的帝王事业中，都有马氏的一份功绩。所以，朱元璋称帝后，常常在群臣面前夸赞马氏，说她与自己 “起自寒微，忧勤相济” ，备极艰难，共成大业。事实确系如此。
家之良妻 国之“良相”
明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在应天(由江宁改称)正式登上皇帝宝座，国号大明，册封马氏为皇后。从此，马皇后以 “为妻之道” 佐助朱元璋，以 “皇后之尊”留心政事，关心人民、礼待臣下，与朱元璋同心忧勤，为巩固大明王朝的统治而竭尽忠心。
朱元璋称帝后，接受历史上的教训，不许后宫干预政事。在这种情况下，马皇后既要以其特殊的身份、卓越的见识和杰出的才能，全力支持丈夫的事业，悉心补救朱元璋政事上的弊病和缺失，又要做到不出头露面。所以，在明初的政治生活中，马皇后的特殊作用，被朱元璋贴切地比喻为 “家之良妻，犹国之良相” 。在某种情况下，这位 “良妻” 还起到了 “良相” 所不能起到的作用。
《明史》载，马皇后讲求古训，力倡 “仁厚之政” 。她同女史官商讨黄老之教，就何谓 “清净无为为本” 的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女史官认为，如能绝仁弃义，使天下人专崇孝慈，以孝慈治天下，便是黄老清净无为的本义。马皇后对这种说法进行了批驳，指出： 汉代窦太后所倡导的无为而治并非绝仁弃义。所谓清净无为为本，就是让仁义与孝慈并重，既提倡孝慈也重视仁义。后来她又提出 “孝慈即仁义”的见解，坚决反对当时存在的 “绝仁义而为孝慈” 的偏见。这里，马皇后真正理解了汉代统治者所提倡的 “霸王道杂之” 的黄老之道，那就是综合儒家、法家和道家各派的统治思想于一身，而以仁义孝慈为根本，实行所谓的无为而治，而达到无为无不为的统治目的。在此基础上，马皇后进一步提出了 “仁厚之治” 的主张。她不但明确了汉代治国安民的精义所在，而且深刻地总结了宋代仁厚的统治经验，将汉代与宋代两家思想合二为一，得出了“仁厚” 胜过 “刻薄” 的结论。据此，她命女史官总结历代仁厚之粹，写成家法古训，请求丈夫朱元璋予以表彰。
每逢朱元璋离朝归宫，马皇后便问： “今天下民安乎?”朱元璋回答道： “这不是后宫过问的事。” 马皇后解释说：“陛下为天下父，妾为天下母，子女是否安乐，父母怎能不问呢?” 她是否真能把百姓当作赤子，另当别论，但她有这种以百姓苦乐为念的心情，是难能可贵的。她常常劝朱元璋以尧舜为法行仁厚之政，以求天下太平，百姓安乐。如何才能达到尧舜之治呢?她认为重法治、重贤才、重教育是实行仁厚之政、达到尧舜之治的根本所在。因而在这几方面，她帮助朱元璋补弊救失，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在重视法治方面，马皇后提醒朱元璋说： “法律经常变动则生弊，法弊则奸邪生，奸邪出则百姓受困扰，百姓困则动乱生。”朱元璋认为这是至理名言，命令史官书之于册，以备省览。有了稳定的法律，还要公正地执行，才是保证法治的关键所在。朱元璋生性刚烈、好发脾气，动辄杀人，马皇后因此劝谏： “不以喜怒加刑赏” 。每逢朱元璋龙颜勃怒，欲开杀戒的时候，文武大臣非但不敢吭声，而且各怀自危之心。但当朱元璋朝罢还宫，马皇后只要见他面有怒色，就婉言劝谏，因此而得以缓刑免戮的人很多。
有人报告参军郭景祥的儿子萌生杀父之心，朱元璋大发雷霆，下令将此不孝之子杀掉。马皇后得知，劝朱元璋道： “郭景祥只有一个儿子，要严防别人诬告。如果枉杀则使老郭绝后，不妨派人查明后再作结论。”于是，朱元璋派人调查，果然冤枉。事后朱元璋对马皇后说：“不是皇后有洞见之明，我可就枉杀好人了! ”
宋濂是明初的谋士，又是太子朱标的老师，朱元璋对他恩礼有加，年老退休返乡后，仍不断派人慰问。不幸孙子宋慎犯罪，他也被逮到京师判处死刑。马皇后为此竭力劝谏，她拉着朱元璋的手说： “民间请一老师，还始终不忘恭敬，宋先生为太子诸王的恩师，怎能轻易诛杀呢?何况宋先生已告老还乡，对朝中事多不知情，又怎能因子孙犯罪而牵连致死呢?”话虽入情入理，朱元璋还是不肯采纳。到进御食的时候，马皇后特意不置酒肉，朱元璋问是何故，答曰： “妾已用皇上的酒肉祭祀神灵，请求保佑宋先生，以使太子稍尽敬师之心。”言毕潸然泪下，朱元璋大为感动。第二天即下令赦免宋濂死刑。要不是马皇后的全力营救，宋濂也难免做冤枉鬼。
李文忠为朱元璋的养子，自幼从义父征战，忠心耿耿。建国后被派往东南戍守严州(今浙江建德)有人诬告他行为不法，朱元璋大为恼怒，令他火速还朝，听从处罚。马皇后待朱元璋怒火稍息后，细语劝道： “严州地处边境，不宜轻易更换守将。况且文忠素性忠贤，恐怕有人诬告。” 朱元璋向来敬重信赖马皇后，便派人去严州调查，果然不实。后来李文忠一直戍守严州，从无疏忽，说明马皇后对他的信任是有根据的。
吴兴富民沈秀出资助筑都城三分之一，金陵(即应天，今南京)自洪武门至水西门一段建筑，全由他一人承担。事后，他又请求出钱犒赏军队。朱元璋认为匹夫百姓出钱犒军，大不吉祥，因而大动肝火，下令处死沈秀。马皇后劝谏道： “法者，诛不法也，而非诛杀不祥。沈秀富可敌国，虽为不祥之民，却没有犯法，何以随便诛杀呢?”朱元璋觉得很有道理，便将沈秀释放，并派去戍守云南了。
针对朱元璋经常法外用刑，随意治罪，马皇后总是时刻加以提防，并遇事设法补救。一次，朱元璋命令一些重刑囚犯去筑城，马皇后认为不可，婉转地指出： “罚役赎罪，本来是国家的一种恩典。但随便罚役，让那些体力不支的犯人去干重活，势必造成死亡。这样，刑法不但不能使人改过从善，反而起了害民的作用。” 朱元璋终于改变诏令。又一次，朱元璋发脾气责骂宫女，马皇后也假意发怒，命令将宫女交付宫正司论罪。朱元璋认为朕一言就是法，怎么还要交到宫正司论罪?马皇后解释说： “帝王不可以喜怒加刑赏。当陛下怒时，用刑过重，不如交给宫正司，按罪定刑，公平处理。即便是陛下给人定罪，也应该根据法司的规定办事。”
在用人方面，马皇后非常爱惜人才，而且懂得贤才对于治国的重要性。她对朱元璋说： “帝王虽有圣人之聪明，也不能一人独理天下; 要达到天下大治，必须择贤而用。但对贤才也不可求全责备，要宽其小过而发挥其才能。”一天，马皇后听说从元都府库里运来了一批宝玉，举朝为之庆贺，便故意问朱元璋： “元有这些宝货为什么不能守住呢? ” 朱元璋领悟了她的意思，立即答道： “皇后之意，莫非是指得贤才为宝也?”马皇后拜谢道： “陛下所言极是，有了贤才，可以与之共保天下，这才是真正的大宝。怎能专门以物为宝呢?” 视贤才为大宝，充分显示了马皇后的卓见远识。她提出 “愿得贤人共理天下” 的建议，被朱元璋奉为至理名言。
朱元璋称帝后，多次提出要寻访皇后的宗族亲戚封官赏爵，马皇后坚决不同意。她说： “国家官爵，应当授给贤能之士，妾家亲属，未必有可用之才。”她主张用人当举贤而不能举亲。所以，她一再向朱元璋劝谏： “不论亲人外人，如果真有贤才，自当加以重用; 如果授官给平庸之辈，必将恃宠致败。” 她还强调指出，帝王举贤授官，还是搞裙带关系，其后果截然两样。并建议： “鉴于前代外戚干政覆败的教训，对妾家亲属，只要厚给赏赐，使其安居乐业，足矣。” 有明一代，外戚遵纪守法，没有出现汉、唐时期的外戚之患，这与马皇后的表率作用是分不开的。
有了贤才，还要尊重他们，团结他们，才能发挥贤才的作用。特别要处理好君臣关系，才能使贤才为国君尽忠效力。马皇后临终之时，情意深长而又言词殷切地对朱元璋说： “夫妻相保易，君臣相保难。” 她从夫妻关系推及于君臣关系，从治家之道推及于治国之道，考虑得极为细致周到。马皇后留下这份忠告是有其重要原由的。朱元璋从一个贫苦和尚变成称孤道寡的帝王，随着地位的改变，思想感情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像历代帝王那样，他害怕大臣功高震主，他要防止手下文武贤才篡国夺权，因此，采用极其残酷的手段，株连屠杀大批文臣武将，借以树立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威。就在马皇后死的前两年，发生了丞相胡惟庸案，诛杀1.5万人，牵连及坐者达3万余人。朱元璋的高压政策，使许多机灵人士辞官引退，开国谋臣刘伯温、朱升等人就是如此。朱升放弃大学士之位，隐居山林之中，终身不复出，当别人遭逢厄运的时候，他得以保全首领，被人夸誉有先见之明。对朱元璋的这种作法马皇后很不满意，她极力主张对下属不能过于苛刻，不能求全责备，而要仁厚以待之。所以，她留下了 “夫妻相保易，君臣相保难” 的遗言。
马皇后有一句名言： “人主自奉欲薄，养贤宜厚。”意思是君主应该过艰苦朴素的生活，但在发展教育、培养贤才方面要舍得花大钱。要使国家长治久安，不仅要重视选拔贤才，关键还在于培养大批的贤才以供选拔，这便是所谓的 “养贤” 。一次，朱元璋视察太学(又称国子监)回来，马皇后问他太学学生有多少，答曰：“数千人。”马皇后说道： “数千太学生，可谓人才济济。但太学生虽有廪食(生活补贴)，他们的妻子儿女靠什么生活呢?” 明建国之初，社会残破，政府财政相当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朱元璋将应天府学改为国子学(太学，又称国子监)。文武百官子弟及百姓通文墨的子女都可入学就读，每个学生发给生活费用。这些学生大都来自一般人家，家有父母及妻子儿女，生活负担沉重，难以安心读书。针对这种情况，马皇后征得朱元璋同意后，征集了一笔钱粮，设置了20多个红仓，专门储粮供养太学生的妻子儿女。太学生年纪大而未婚者，可从红仓取粮娶亲，政府还发给结婚聘礼钱。另外，所娶新娘每人发给新衣两套，每月给米两石。太学生家住远方，家有父母或父母亡而有叔父叔母者，每年安排回家探亲一次，探亲费用全从红仓中支出，每人还额外发给探亲衣一套。红仓制度一直延续到明代中后期未变，是明代发展教育的重大措施，也是中国教育史上的重大事件。明代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首先应归功于马皇后。
马皇后非常重视对宫廷子女妃嫔们的教育。朱元璋有26个儿子，16个女儿，这些公子公主的教育大都由马皇后亲自负责，特别是自己亲生的5个儿子，马皇后对他们管教极严。一次，皇子的老师李希颜因小孩顽皮不听话，用笔管戳伤了他的额角。小皇子哭着到父皇那里去告状，朱元璋大怒，正要发作，马皇后急忙从旁劝解道： “李先生以圣人之道教训吾儿，有何过错?制锦的人受剪刀之伤，可以责怪其师傅吗?” 朱元璋深感有理，不但没有惩处李希颜，反而提升他做了左春坊右赞善。马皇后还经常亲自给公子、公主、王妃们讲述百姓疾苦的事例，教育他们艰苦朴素、勤奋学习。
马皇后与朱元璋在动乱中起家，在富贵中相处。既没有借天子之威残害忠良，也没有恃后宫之宠结党营私。她的见解和建议被朱元璋认真听取并采纳，甚至被赞誉为至理名言，载之史册，垂范后世。事实表明，马皇后思想道德虽然没有超出当时的历史时代，但她以 “良妻” 的身份发挥 “良相”的作用，不仅成了封建时代贤明后妃的楷模，在现代社会中，仍然给人们以深刻的启示。但是，马皇后决不是圣人，她成功的道路，完全是从平凡的生活中一步步走出来的。
克勤克俭 贤慈远扬
马皇后来自民间，始终不忘民间的畎亩之劳。虽身居深宫，也从未改变良家妇女的勤俭本色。她常常劝勉丈夫： 身处富贵，要不忘布衣。她常常告诫子孙： 生长富贵，当知耕田种地的艰难。她自己则躬行节俭，言传身教，堪称一位德行高尚的贤妻良母。
翻开历史，封建社会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的景象历历在目，而皇宫中生活穷奢极欲，后妃们披罗衣、珥瑶碧、戴金翠、缀明珠，更是举不胜举。马皇后则不是那样，平时，她穿的是粗丝织的衣服，而且洗了再穿，穿了又洗。衣被破旧了舍不得更换。宫里每次缝制衣服，她把剩下的边边角角都拾起来，拼成被褥，供严冬御寒; 织工织丝，她也不让丢掉一点乱丝败缕，而且要织工将那些坏乱的丝疙瘩织成次等的绢帛，赏赐给王妃、公主，并严肃地对她们说： “虽然是次等绢帛，在民间仍然难得，赐给你们，使你们知道蚕桑之不易。”
在饮食方面，马皇后从不特别讲究，平时一律粗茶淡饭。遇到旱年，她和宫妃们以素蔬为食; 若是凶年，便吃麦饭野羹。她安排丈夫的生活，也同样以俭朴为原则。有时朱元璋因服御不满意而小有怒气，马皇后就劝告他： “陛下难道忘记了过去的贫贱吗?” 她认为不 “忘本” ，才能励精图治，帝王不但要自奉简素，还要提倡百姓节约储蓄，才不怕荒歉之年的突然到来。由于马皇后的影响和规劝，加上朱元璋也是布衣起家，使他能注意俭朴。明代开国之初，一切建筑设备都不许过分华丽，凡是雕饰之物，一律禁用。朱元璋还借用马皇后的话告诫臣下： “穿衣要思织女之勤劳，吃饭要念耕夫之劳苦。一切兴作都不得劳民伤财。”
马皇后还亲自带领公主王妃刺绣纺织。她常常告诫公主王妃，身为妇家，要勤于女工; 想当好贤妻良母，首先要学会良家妇女的治家本领。她自己以身作则，常常缝补旧衣，制作新衣，手不释劳。虽处皇后之尊，她一直亲自操办主管丈夫的膳食，甚至连皇子皇孙的饭食穿戴，她也亲自过问，无微不至。
作为妻子，马皇后与朱元璋忧乐与共30年，无论是在动乱的艰难岁月，还是在富贵为 “天下母” 的太平盛世，相互之间，始终情谊灼热。她不仅时刻留心政治，帮助丈夫治国安民，而且在生活上对朱元璋十分体贴关心。每日穿衣吃饭，她都亲自侍奉; 无论春夏秋冬，她都比丈夫早起晚睡。遇到丈夫心情不畅时，她总是问长问短，细语相慰。朱元璋不仅对她尊重信赖，而且充满深情。马皇后死后，朱元璋恸哭不已，命令设立普度大斋，亲自烧香祭悼，从此再也没有册立皇后。
作为母亲，马皇后对子女以严为爱。她常常教育子女戒骄戒纵。特别是对太子朱标，要求他仁慈友爱，以便将来做一名开明君主。 幼子朱
放荡不羁， 长大后被封到开封做周王， 马皇后对他极不放心，便派江贵妃随往，随时监督。临行时，她将自己身上的纰衣脱下来交给江贵妃，再赐木杖一杆，嘱咐：“周王有过错，就令他披纰衣杖责。如敢违抗，驰报朝廷。”见着慈母的纰衣，周王便生出敬畏之情，再也没有胡作非为。以严为爱，是马皇后对待子女的原则，对宁国公主、安庆公主等人，马皇后要求她们勤劳俭朴，不能 “无功受禄” 。朱元璋还将兄子朱文正、姊子李文忠及定远孤儿沐英收为养子，马皇后亦将他们视为亲生儿子。后来马皇后病逝，已被封为西平侯、升任大将军的沐英来到灵前，哭至呕血，悲恸欲绝，可见他对义母的感情之深。
作为 “国母” ，马皇后时刻关心民间疾苦。洪武五年(1372)，发生严重春旱，秧苗不能入土，百姓忧心如焚。马皇后为此焦急万分，命妃嫔公主同她一道改吃麦饭蔬菜，告诫后宫节约衣食，准备迎度荒年。一天夜里，下了一场春雨，第二天，她亲自上朝庆贺，并高兴地对朱元璋说： “妾事陛下20年，知陛下念虑之间全是爱民之心。” 朱元璋也感动地说：“皇后能同心忧勤，真是天下百姓的洪福啊!”
洪武十五年(1382)秋八月，马皇后病逝，享年51岁。病重期间，她自知难以痊愈，怕因此连累医生，坚决不肯服药。临终嘱咐朱元璋： “愿陛下求贤纳谏，有始有终; 愿子孙个个贤能，臣民安居乐业，江山万年不朽。”言毕溘然长逝。朱元璋放声恸哭，文武百官无不垂泪，连边陲龙州(今四川江由)百粤也上表悼唁。九月，举行了盛大的葬礼仪式，将马皇后葬于孝陵(今南京明孝陵)，赠谥号为 “孝慈皇后” 。宫人怀念马皇后，作歌曰：
我后圣慈，化行家邦。
抚我育我，怀德难忘。
怀德难忘，于万斯年。
毖彼下泉，悠悠苍天。
永乐元年(1403)，成祖朱棣即位，给马皇后上尊谥为 “孝慈昭宪至仁文德承天顺圣高皇后” 。为了表彰马皇后的贤德，永乐皇帝还上了一道长长的册文。大意是说，皇妣马皇后以圣辅圣，与太祖朱元璋同起寒微，弘济艰难，化家为国，克勤克俭，贤慈远扬，等等，对马皇后一生事迹作了概括性的评价。嘉靖十七年(1538)，嘉靖皇帝又追赠马皇后尊谥为 “孝慈贞化哲顺仁徽成天育圣至德高皇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