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贤儿圣 帝统尚存
明成祖朱棣的长子朱高炽虽生于有赫赫战功的燕王府，却沉静好文，体虚多疾，无论性格和体貌都使燕王大失所望，而朱高炽的同母弟弟朱高煦、朱高燧以机警、狡黠有宠于燕王。尤其是燕王借“靖难”之名起兵，高煦、高燧异常出力，关键时刻，燕王以权位相许，及登上帝位，成祖屡欲易储，举棋不定之际，想起朱高炽的妃子张氏和他们的儿子朱瞻基。
张氏，永城人(今河南永城)，为兵马副指挥张麟之女，洪武二十年(1387)选为朱高炽世子妃，永乐二年(1404)朱高炽由世子立为皇太子，册立张氏为皇太子妃。张氏行为端庄、谨守妇道，深得成祖及仁孝皇后的喜欢。据《明史纪事本末、高煦之叛》载： 有一天，成祖与仁孝皇后来到便殿，张妃恭谨地呈上御膳请皇父、皇母享用。成祖看见儿媳一言一行大喜过望，连连点头，称赞说： “新妇有贤德，以后我皇室家事多得依赖她了。”仁孝皇后也早就暗察张氏，觉得很符合自己理想之中的模式，今天又见得到成祖的赏识，更为儿子幸娶这样的贤妇赞不绝口。
受到皇帝、皇后交口称赞，张妃不由得受宠若惊，之后她更存心修身养性，把家训 《女诫》 等宣扬妇女贤德之类，当作座右铭熟诵且付诸行动之中。也是吉人天相，洪武三十一年(1298)张妃喜得一子，名瞻基。据说，瞻基出生前夕，皇祖父成祖夜间梦见太祖朱元璋，太祖亲授之大圭一个，上面镌刻着 “传之子孙，永世其昌” 八个字。成祖醒来，听说张妃为他生了一个嫡长孙，联想夜间作的梦，认为这是一个吉祥的征兆，颇为高兴，等到小孙儿满月，成祖抢着先睹小孙儿的真面目。这一看不觉喜出望外： “孙儿英气溢面，正符我梦中所见。”遂视孙儿为掌上明珠，爱护倍至。及至成祖考虑由哪个儿子继承皇位时，左思右想都有意于朱高煦。但又怕遭到大臣的反对，事先他秘密召见阁臣解缙，问他有何高见，当时解缙说： “皇长子朱高炽仁孝，一定会使天下归心的。”成祖一听没有应允。解缙灵机一动似自语： “好一个圣贤的孙子啊!” 成祖知道 “圣孙”指的是那位受他宠爱的朱瞻基，果然为之所动，马上决定立朱瞻基的父亲朱高炽为皇太子，封朱高煦为汉王、朱高燧为赵王。
太子虽立，地位并不稳固，“靖难” 之时，成祖曾令世子朱高炽与朱高燧协守北京，朱高煦随己征战，高炽有守城之功，曾以万人拒李景隆五十万大军于坚城之下，为成祖解除后顾之忧。但是，居守不如从征功显，高煦凶悍善战几次救成祖于危急之中，成祖平日就有宠于他，曾对高煦说： “吾病矣，汝努力，世子多疾。” ( 《明史纪事本末，高煦之叛》 )此时以权位相许，高煦认为自己将被立为皇位的继承人是确定无疑的了，没想到却因一个女人和小儿就立朱高炽为太子，封他为汉王，而且封国远在云南。朱高煦因此心中怏怏，埋怨说： “我何罪之有?斥于万里之外?”赖在南京不去就藩。成祖也感到自己食言有负于高煦，故改封于青州(今山东益都)，又托故不肯离去，且不惜设计离间加害太子，阴谋夺嫡。
永乐三年之后，成祖多次巡幸北京、亲征漠北，几次命皇太子朱高炽监国，裁决政务。监国期间，他注意爱护臣下，关心黎民百姓的疾苦，树立了一个仁厚君主的形象。其间虽历尽艰阻，但朝无废事。特别是当高煦、高燧与其同党伺隙谗构觊觎皇位时，有人问皇太子是否知道有谗人相间，朱高炽严词道：“不知也，吾知尽子职而已。” 可是，高煦图谋不轨，连结宦官、酷吏谗言太子，加深了成祖对太子的猜疑，几欲废皇太子之位。他召集朝臣商议此事，朝臣以为： 朱高炽为世子是太祖朱元璋所立，今为皇太子又是按 “祖训”嫡长之议按序而立，如果废除就等于破坏祖宗之法，也必然引发皇权再纷争。于是，朝臣纷纷奏请皇上保留原议，勿轻信谗言。成祖勃然大怒，遂将这些竟敢违忤其本意的大臣一个个下狱治罪。原为宠臣的解缙因上谏汉王 “礼制逾嫡”而成罪囚，不久致死，受牵连的大臣多人也死于狱中; 以敢言着称的大理寺丞耿通也因屡谏成祖 “太子事无大过误，可无更改” ( 《明史·耿通传》 )被置于极刑; 阁臣黄淮、杨溥皆因亲近太子，设由获罪下狱。一时谁也不敢再为太子求情了，太子的地位岌岌可危。
成祖惩治了这么多亲近太子的大臣，为高煦、高燧夺嫡阴谋敞开方便之门，他们的活动更加频繁。这又引起成祖的警觉，他联想到最近围绕着太子发生的一系列事情，总觉得有些蹊跷，为万无一失，他想先命侍郎胡濙暗中调查清楚，再来决断皇位继承人的归属还为时不晚。胡濙奉命明察暗访之后，密奏成祖说： “太子诚敬孝谨。” 正好此时高煦、高燧的阴谋先后被揭穿败露，成祖方幡然醒悟，太子之地位始安。永乐九年(1411)成祖又立 “圣孙” 朱瞻基为皇太孙，也就是皇位的第二位继承人。自此之后，成祖有心专门培养瞻基，每当巡幸征讨之时，也皆令瞻基相从，还特命学士在军中为皇太孙讲经论史。如果有谁一提起这位皇太孙，成祖总是情不自禁夸道：“这个孙儿，他日必定是个太平盛世天子!” 所以说，朱高炽太子地位的保全，除靠他的努力及诚敬获全外，也有赖于其妃张氏和长子朱瞻基。有史为证，《明史·张皇后传》载： 成祖恨太子太胖，甚至减削太子膳食，“濒易者屡矣，卒以后故得不废” 。这 “后” 即张氏。而 《明史·宣宗纪》 又说： “仁宗为太子，失爱于成祖，其危而复安，太孙盖有力焉!” 这太孙就是朱瞻基。
参决国政 倚重“三杨”
永乐二十二年(1424)七月，成祖驾崩，遗诏传位皇太子朱高炽。
朱高炽继位，是为仁宗，册封张妃为皇后主事中宫，立长子瞻基为皇太子，位居东宫。
仁宗即位之前长期监国，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经验，对朝政得失有比较深切的体会。即位后他信用内阁，审时度势，转变国策，大有开创 “太平盛世” 之雄心伟志。作为皇后的张氏对中外政事也莫不知晓，但有仁宗主掌朝政大事，张皇后多以处理好宫内之事为己任。偏偏天不假年，仁宗在位仅仅十个月，忽然大病不起，竟然离世，皇储朱瞻基依次嗣位，是为宣宗，尊母后张氏为皇太后。
摆在张太后面前的是铁一般的事实： 一年之间，成祖、仁宗先后去世，宣宗毕竟年轻，皇叔们时刻不忘争夺帝位。连成祖也不会料到，当年他通过 “靖难之役” 从侄儿建文帝手里夺得帝位，今天他的儿子又重演 “靖难” 之事，想从侄儿宣宗手中夺取皇位。亲骨肉又要以兵刃相见，祖宗开创的明朝江山岂不又将毁于战火。悲痛之余，张太后深为新上皇位的儿子担忧。可她深知： 祖制家法为防患女主弄权乱政的事情发生，特立严格戒谕，用铁牌铸字，挂在每一宫门之内。其中最忌后妃干预政事，如有敢犯者废退问罪。可是太祖皇帝之马皇后，辅佐太祖不仅打下天下，治理天下，而且还赢得了一代贤后之美誉。与其坐视祖业毁于己手，不如效马贤后之样，恪守妇道，参政，而不乱政; 有权，而不弄权。所以，宣宗初年 “朝中政事” 多禀报张太后裁权。张太后也不敢忘记自己的身份，深明大义，王朝统治主要依靠内阁进行，以内阁作为协助皇帝办理政务之机构。内阁阁臣继续重用仁宗朝的一班元老重臣，如：大学士杨士奇、杨荣在成祖时就进入内阁，杨溥自仁宗时进内阁，宣宗继位后，张太后把他们同时重用，晋授内阁大学士。杨士奇刚直敢言，在成祖时就受命辅助太子高炽监国; 杨荣多谋善断，有军事才能，曾多次随从成祖出征漠北; 杨溥是仁宗当太子时的老师，为人恭谨，有 “雅操” 。三人德高才多资深，同时辅政，时人并称 “三杨” 。另外，吏部尚书蹇义、户部尚书夏原吉，自永乐以来一直掌管重要部权，也为宣宗、张太后所倚重，他们 “外兼台省，内参馆阁，与三杨同心辅政” ，组成以宣宗为核心的强有力的统治集团。他们顺应形势，继续沿用仁宗规划的昌平致盛之措施，整顿统治机构，裁减冗官，保举人才; 实行惠民之政，减轻民困。在他们同心辅佐下，宣宗先于即位之初，亲自出征，以先声夺人之势，戡平皇叔高煦之叛，解除了隐患; 其后宣宗又果断从交趾撤兵，结束了这场牵连数年，徒耗国力的战争。故宣宗时期，文治武功多有建树，吏治民生亦有起色。
作为皇帝，宣宗在位时距开国未远，太祖、成祖勤政恤民之风对他还有影响，特别是张太后，经常教导宣宗勿忘祖宗创业之艰难，体恤民情。每当四方水旱，必赈济万民，蠲免灾粮。宣宗理解母后用心之良苦，更加孝顺仰重张太后。无论是入奉起居、外出游宴，皆先请奏张太后; 四方贡奉的礼品，即使是微不足道的小物品，也必先给张太后送上，一时慈孝闻名天下。
宣德三年(1428)张太后游西苑，宣宗皇帝亲自扶持着张太后所乘轿子，一块登上万岁山。大家兴高采烈，由皇帝领先，后妃们依次为张太后献酒上寿，献诗颂德。又一年，张太后率儿孙们参拜成祖和仁宗的长、献二陵，宣宗皇帝身穿戎装衣甲，骑马亲自在前为张太后导路，遇到河桥之处，又下马扶辇过之。沿途百姓夹道欢迎，献上蔬食、美酒，高呼 “万岁” 。张太后端坐辇中，甚为感动。遂下凤舆，由宣宗搀扶着亲到农家，召集村妇问寒问暖，并询问年景收成，赏给银两。百姓感恩不尽，奉献上蔬食酒浆，让皇帝及太后尝食。张太后取过奉品，分别赐予皇帝皇后食之。张太后一边吃一边赞叹道： “这才是真正的田家风味!” 又语重心长地说： “作一个受百姓拥戴的仁君，首先要让百姓安居乐业，希望皇上以此为重念。”接着，在行殿张太后令宣宗召见随从大臣 “三杨” 、张辅等，慰劳他们辅佐皇帝有功。并且还说： “你们都是先朝旧臣了，以后还要互相勉力，辅助嗣君。” 张太后言传身教，对宣宗的影响是有益的，在返回宫城的路途中，凡过农家，宣宗皆赐银两。以后又亲自写成 《织妇词》赐给朝臣，并叫人画成图张挂于宫中，目的是要官员和众妃嫔都知道百姓的艰辛。
当然，宣宗的开明政治只限于维护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为了明王朝的长治久安而 “弭患于未萌” 。尽管如此，宣宗承继父皇仁宗，继续实行合乎时宜的措施，使 “吏称其职，政得其平，纲纪修明，仓庾充羡，闾阎乐业，岁不能灾” ，故旧史评述多把仁宗、宣宗两朝并提而论，比之周朝之成、康; 汉朝之文、景，誉为 “太平极盛之世” 。虽有溢美之词，但综观明朝二百余年，仁、宣两朝政治毕竟还是较清明的。在这个基础上，社会经济向前发展，出现了明朝前期封建经济的繁荣景象。
宣德十年(1435)，也就是宣宗在位统治的第十个年头，因患疾病，不幸英年早逝。朝臣们悲憾之中，一边料理他的后事，一边又期待着新君临位。五、六天过去了，仍不见太子登基，朝廷内外不由得纷纷扰扰，谣言四起。甚至有人说： 太子年幼，张太后将召立远在长沙的襄王进京为新皇帝。襄王是张太后生育的第三子朱瞻墡，诸王中除早逝的数他最年长，且为人庄重，贤德有礼，众望颇属。但是，张太后不愿看到历史上惊心动魄的骨肉相残之事再发生。按照传统，宣宗有子即应是法定的继承者。她立即召请大臣到乾清宫指着太子，哭着说：“这就是当今的新天子呀!” 众朝臣慌忙叩头高呼： 万岁!人心安定下来，谣言随之平息。
新皇帝朱祁镇即英宗，嗣位一个月后尊张太后为太皇太后。鉴于皇帝只有9岁，宣宗弥留之际，遗诏国家重务必须禀报张太后。朝臣们也因为张氏自仁宗、宣宗两朝参政以来的政治威望及高尚的美德，联合奏请太皇太后 “垂帘听政” 。张太皇太后义正词严地拒绝说： “我不能坏了祖宗的法规。” 朝臣更加敬重太皇太后的人品，尽管没有垂帘之形式，众臣仍将军国大政一一启奏于太皇太后，太皇太后也不让众臣失望，下令将奏疏悉交内阁，由 “三杨” 议决，然后施行。
张太后成功地避免了一次宫廷喋血事件，又继续保持与“三杨” 之间默契配合，使仁、宣之治在英宗初年还能闪其余辉。
张太后在参决国家大事时，始终不忘 “治天下者，治家为先” 的古训，她把入宫以来所遵从的妇德、妇言、妇容、妇功等一系列告诫妇女的谕条，用以治理好皇家诸事。
仁宗除立张皇后外，按照帝王生活的惯制，他还可以有成群的嫔妃。据 《明会典》记载，册封为妃的就有七位，仁宗死时有五人为之殉葬。这些后妃为仁宗生养了十子、七女。其中生有三子的皇庶母恭肃淑妃郭氏，也在殉葬之列。仁宗皇帝在位不及一年，统治地位还未巩固就匆匆而去，又留下这十几个年幼子女，对张太后说来，既有国家这个大 “家” 待她裁决政务，又有皇室小 “家” 等待她来主持。她默默地承受着，以其贤德表率两宫、治平家事。她对仁宗的子女一视同仁，教养得法。当政的宣宗皇帝就是一例，另外史书颇有称道的还有贤妃李氏所生朱瞻埈，即郑王，张太后所生另一子朱瞻塔，即襄王。仁宗死后，张太后曾命兄弟二人同时监国，以待宣宗从南京返回就位。宣德元年(1426)，郑王亲征乐安，仍受命与襄王居守，兄弟二人协同努力，立下了赫赫战功，而从不居功自傲。郑王死后，襄王在诸王中居长，宣宗去世，曾有谣传欲立为皇帝，被母后张太后制止。尤其是侄儿英宗亲征瓦剌时，国内无主，宣宗的皇后孙氏见襄王贤德想让他人宫暂时代理，襄王仍洁身自爱，他写信让孙太后请立皇长子朱见浚，让英宗的弟弟郕王监国。郕王即位后，英宗又回京了，他又写信给皇上，提醒要尊敬英宗，早晚问安。英宗复辟成功后，有感于襄王的人品，把他比为周公，特意在宫内设宴招待，为他设襄阳护卫，预筑茔墓(一般只有皇帝才可预建墓地)，特准他过年时也可以带儿孙出城猎狩，给他的待遇超过任何一个封王。襄王曾有两次做皇帝的机会都主动让贤，毫无怨言，传为一代佳话。
张太后把皇室这个特殊的家庭治理得井井有条，只有一件事张太后深为遗憾。
宣宗为皇太孙时已完婚，由张太后亲自指婚，选锦衣卫胡荣的女儿胡氏为正妃，选孙主薄之女为嫔，及即位，册立胡妃为后，孙嫔为贵妃。胡皇后静穆端庄，但体弱多病，不受恩宠; 孙贵妃姿色俊俏，且工于心计，一向深受宠爱。可惜，两人都没能给宣宗生下龙子，这在帝王之家是最不幸的了。孙贵妃阴取宫女之子为自己的儿子，即英宗朱祁镇，之后孙贵妃更得幸眷宠，宣宗遂于宣德三年(1428)废胡皇后，册孙贵妃为后。
孙贵妃父亲孙主簿，名孙忠，为邹平人(今山东邹平)，在永城县任主簿时，与张太后的母亲彭城伯夫人相识，见孙忠的女儿长相不同凡响，让张太后召之进宫，时年尚幼，则由张太后亲自抚养。宣宗完婚时，也由张太后作主选为嫔位，又封为贵妃。按情理说，张太后与孙贵妃之间的关系要亲于胡皇后，可宣宗之前，明代尚无废后之事，这等于违了祖例。张太后知道后，非常气愤，责问宣宗： “胡皇后是当年懿旨指名册立，既未失德，何以妄行废立?” 宣宗早命辅臣商议举过失废之，实在是无什么失德之处，但宣宗决心已定，故答称： “皇后身有奇疾，不能生育。” 如照此布告天下，岂不有损一代有德圣君的形象，后杨士奇不得已，建议让胡皇后辞让。胡皇后被废，退居长安宫，赐号： 静慈仙师。张太后看已成事实，只能自责教子无方，她很同情胡氏无过被废，时常召胡氏到自己住处清宁宫居留，内廷朝宴时的规格仍以皇后等级奉侍，且居孙皇后之上。胡氏无比感激太后的恩德，张太后去世，她悲怆欲绝，第二年就随太后而去。
扶助幼主 洞察秋毫
宣德十年(1435)正月初十，新天子朱祁镇就是明代第六位皇帝英宗继位，改明年为正统元年。
英宗是明代第一个少年天子，当务之急是培养教育问题。张太皇太后为使小皇帝不忘祖辈立业之艰辛，请出祖训来，让英宗每天五鼓时，就披衣起身，由司礼监顶着祖训来宫门前跪诵，英宗在床上跪听，完毕再离床梳洗，然后乘辇临朝。实际上这个规例在宣宗时已经废除。英宗年少嗣位，让他自幼培养勤政之良风是大有必要的。
明代初期的几任皇帝，即位后接受正式教育的形式是开“经筵” 。那时，没有固定场所和明确日期，并不十分认真对待。英宗的教育则不同，它包括最起码的启蒙教化，稍一疏忽，将误其终生。正统元年，“三杨” 上疏，请求太皇太后早开 “经筵” ，择老成重厚、识大体之人供侍讲之职，太皇太后欣然赞同，令礼部尚书胡濙议定经筵注仪。二月，在英国公张辅和 “三杨”主持下，经筵正式开始。按照注仪，每隔十天，以月之初二、十二、二十二这三日为讲期，皇帝要在早朝之后前往文华殿，听翰林讲官授四书、五经及历史，一些重要朝臣也前去参加。经筵之外，还有日讲，日讲不像经筵那样礼仪繁琐，但要求皇帝反复诵读规定的功课十数遍之多，故英宗登基后的最初几年里，他的主要任务是接受教育，履行皇帝必须躬行的各项礼仪。至于朝廷大事，则由太皇太后抚帝听政，三杨、胡濙等辅政。他们继承仁、宣之业，尚保海内之富庶，朝野之清明。可岁月不饶人，转眼张太皇太后与 “三杨” 步入古稀之龄，体衰力竭已无太多的精力参预朝政了，随之危机也逐步来临。
英宗当太子时，有个名叫王振的太监在东宫伴他读书，即位后，他便把王振提为司礼监太监。
本来，太祖初年曾制法度，严禁宦官预政。不许内臣读书识字。成祖时，“靖难之役” 得宦官协助，即位后授以军权。宣宗时又设内书室，选小宦官读书其中，从此宦官通文墨，司礼监成为二十四衙门之首，司礼监秉笔太监则享有 “批红” 的权力，代替皇帝批答数量繁多的奏章。不过成祖和宣宗对太监的管制还是很严厉的，若有犯法，则置之重典。英宗幼年即位，宦官恃宠，王振又掌握了这样重要的机构，便利了他逞奸窃权。
王振原为一名儒士，后净身入宫，为英宗启蒙老师，王振为人狡黠，善于观颜察色，迎合皇帝的旨意。他小心翼翼、谦恭自守，以圣贤之道教导约束太子，蒙骗了许多朝内大臣，得到宣宗与 “三杨” 的赏识，皆认为王振忠诚可倚。英宗年幼，不辨忠奸，竟视王振为 “忠臣” ，宠信有加，称他为 “先生” ，而不直呼姓名。只有张太皇太后察觉到此人掩藏着不可告人之权谋野心。
一天，太皇太后命王振偕文武大臣在朝阳门外阅兵，隆庆右卫指挥佥事纪广与王振私交甚密，王振竟欺上瞒下，谎报纪广为骑射第一，并越级提拔他为指挥佥事。有第一次，就有再二，再三……渐渐地，王振有些放肆了，太皇太后命他到内阁问事，有几次杨士奇尚未决断，王振便自作主张，杨士奇忍无可忍，一连三日不上朝。太皇太后知道后甚为恼怒，立即命皇帝、五大臣便殿见太皇太后。
太皇太后便殿正面坐下，英宗立其旁，“三杨” 、张辅、胡濙五大臣稍立下，太皇太后谕言： “卿等老臣，嗣君幼，感谢你们同心协力，共安社稷。”五大臣诚惶诚恐连谢太皇太后恩典，转过来再对英宗说： “此五大臣都是先帝重用俾辅后君之人，是历经几朝的重臣，希望皇帝以后所有政策法度必须与他们商议，若非五人赞同便不可实行。”顷刻，又厉声令召宦官王振，怒责： “你侍奉皇帝饮食起居，不按规矩，应当赐死。” 话音刚落，只见几个武装的女官应声而出，遂把刀架在王振的脖子上，王振一惊，吓得直打哆嗦，连呼： 饶命，饶命!这时，英宗和五大臣皆跪下为他求情。太皇太后才改变颜色说： “皇帝年少，岂不知此辈自古祸乱国家，今天我看在皇帝和诸大臣的面上就饶他一命。但是，要记住以后不许再干预国事。” 此后，每隔几天，太皇太后都要派人到内阁查问，了解王振有没有不通过内阁擅自作主张的事，一旦发现即加痛责。王振畏惧太皇太后的威势，自此稍收敛了一些。有言道：江山易改，本性难易。王振位居高职，大权在握，日益坐大。正统七年，张太后病故，“三杨” 中，杨士奇也于次年病逝，杨荣更早已亡故，仅杨溥在朝，还年老多病，少闻朝事，王振便肆无忌惮，为所欲为。他明目张胆摘去宫门上的那块 “禁止宦官干预政事” 的铁牌，排斥异己，陷害忠良。英宗对此仍执迷不悟，宠眷如初，形成明代历史上第一次宦官专权局面，使明朝继仁宣开明盛世之后，陡然转向衰败。清代的乾隆皇帝曾感叹万分，他认为太皇太后既然当着诸大臣的面，数次责斥王振，且以刀刃加王振脖颈，不能说没有必杀之心。时五大臣倘能因势而赞成，则杀王振易如反掌。可五大臣不但不愿揭露其恶行，反而为王振长跪求情……这不能埋怨太皇太后之优柔寡断。乾隆不可避免地站在统治阶级利益上大发感慨，可如果从整个明朝历史发展的前景看，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正统七年(1442)十月，张太后生命垂危之际，仍念念不忘国事。她召杨士奇、杨溥入见，询问国家还有哪些大事未办?杨士奇老泪纵横回太皇太后话，说尚有三件大事，一是，建文帝已亡当修实录; 二是，成祖曾有诏： 有收藏方孝孺诸臣遗书者当死罪。现在应弛其禁。三是……未及奏上，张太后已崩，遗诏： 勉励大臣辅佐英宗皇帝要惇行仁政。其语甚淳笃。合葬仁宗献陵，袝太庙，谥号： 诚孝恭肃明德弘仁顺天启圣昭皇后。
张太后在后位共18载，历经仁宗、宣宗、英宗初年三朝，正是旧史称道的 “仁宣之治” 太平极盛之世，仁宗去世早，张太后参与国事，重用 “三杨” 先后辅佐宣宗、英宗两帝，对巩固王权、保持政策连贯、发展国家经济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正是张太后及元老重臣相继离去后，英宗才被宦官奸臣所挟，使明朝从盛世顶端急速滑坡。以后的几代皇帝虽有几番繁荣景象，但宦官专政成为巨患，直至明朝走向灭亡。张太后在明朝宫闱制度严禁的情况下，仍起如此大的作用，除了其他客观因素外，足以证明她不仅有贤德，还有才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