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氏、杨氏两位美人在一片臭骂声中被驱逐出宫后，神倦体虚的宋仁宗赵祯，一时间大概很想聘纳一位贤德的皇后，整顿一下频遭不靖的闾闱家政。他当着参知政事宋绶的面表示： “选皇后当求德门，以正内治。” 然而，赵祯唯美是求的秉性，是不会因一两次风波烦恼而改变的，他择后的目光总是在那些漂亮窈窕的姑娘身上打转，是否出身德门，他倒并不在意。这时最蒙他垂青的是寿州商人陈子城的女儿。
与其他一些腰缠万贯之后，总试图再往政治上下点功夫，抬高其社会地位，以便凭借政治势力进一步保障其经济利益的暴发户相比，靠经营茶叶买卖发了大财的陈子城眼界还要高一些，他千方百计想沾上点皇亲，他的投机资本除了钱，更有一位如花似玉的女儿。他费尽心机把女儿送进宫，不但很快使女儿赢得了赵祯的欢心，还不知施展什么手段买通了保庆杨太后，居然使杨太后公开打保票要把他女儿扶为皇后。虽说宋代在婚姻方面已不像魏晋隋唐那样特别注重门第阀阅了，个别宗室贵胄的闺女甚至连嫁给娼妓的儿子都不在乎，但作为母仪天下的皇后，人们通常还是希望她能出自名门望族，所以当出身于工商杂类的陈氏可能要当上皇后的风声传出后，朝廷上顿时人言鼎沸，纷纷反对，宋绶求见赵祯，说： “陛下想把贱者正位中宫，不正好与前日的诏旨相矛盾吗?” 宰相吕夷简、枢密使王曾、副使蔡齐、兼侍御史知杂事杨偕、同知谏院郭劝也都再三上疏讽谏，赵祯对此一概置之不理，若不是一个小官员在关键时刻说了句厉害的话，赵祯的第二任皇后大概非陈氏莫属了。
一天，赵祯正在翻阅 《百叶图》选择册立皇后的吉日，颇受他信任的阎士良走了进来。赵祯抬起头，喜气洋洋地问：“你怎么不祝贺我?”阎士良说： “贺什么事?”赵祯说： “贺我寻得皇后呀。”阎士良问： “谁家?”赵祯摇头晃脑地说：“陈子城也。”不知是阎士良受了什么人的指使，还是他自己寻思出来的，紧接着他反问赵祯： “陛下可知子城使是个什么官吗?” 赵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说： “子城使?不知道呀。” 阎士良说： “子城使是大臣家奴仆的一个官名，普通富民家用钱买来的奴隶也唤做子城使。陛下若纳奴仆之女为后，岂不令公卿大臣耻笑?”赵祯大吃一惊，忙问： “真这样吗?”阎士良表情严肃地说： “臣不敢欺君!”赵祯还将信将疑，第二天上朝时又问吕夷简，吕夷简只是连称 “陛下圣明，陛下圣明” 。堂堂一个圣明皇帝居然要娶奴隶的女儿当皇后，这还了得!赵祯只感到犹如兜头浇了一瓢冰水，从头凉到脚跟，他虽然好色，但总不敢不顾名份脸面，情急之下，忘记仔细查究查究陈子城与子城使之间到底有没有什么必然联系了，慌忙像打发瘟神一样把陈家姑娘送出宫去。
新皇后看来非得从名门望族中聘纳不可了，选来选去，最后确定了河北真定人，赠尚书令、冀王曹彬的孙女。景佑元年(1034)九月，赵祯诏立曹氏为皇后，命宰相李迪为册礼使，参知政事王随为副使，宋绶撰册文，并书册宝。曹彬的父亲早在五代后晋时就已是节度使了，曹彬则西征后蜀，南灭南唐，北平北汉，攻伐契丹，为大宋朝立下了汗马功劳，官至检校太师，同平章事，枢密使，一直深得太祖、太宗、真宗的倚重和尊崇。他的儿子们也都或为边关名将，或为朝廷重臣，新皇后的生父曹合就官任尚书虞部员外郎。整个曹家真可谓世代簪缨，一门显宦。据说宋初的文臣武将中能维持好几代荣耀，一直常盛不衰的，只有曹氏一族而已，这与茶商陈子城相比，真不啻天渊之别。从这样的人家选皇后是任何人都不会有异议的。于是，一切顺理成章。十一月曹氏正式受册，成了赵祯的第二任皇后。
曹氏早在郭皇后刚刚被废的时候，就已受聘入宫了，到景佑元年九月赵祯诏令立她为后至少已过了半年多，这么长的时间里，为什么赵祯和保庆杨太后对出身煊赫的她丝毫未予重视，而单单把择后的目光粘在陈子城的女儿身上呢?唯一的解释就是赵祯对曹氏并不怎么感兴趣。她虽然当上了皇后，但在赵祯的心目中实际仍没有占到多少地位，此后发生的一些事就证明了这一点。
曹氏性情谦谨，主要得益于她出身的家庭环境。她的祖父曹彬就是个以谨厚宽恕着称的人，虽位兼将相，却从不居功自傲，作威作福，途中遇见士大夫都要主动避让，即使对待下属也非常客气，从不肯直呼其名。每逢部下有事禀报，他总要穿戴整齐后才出来接见。这种美德通过严格的家庭教育很直接地传给了他的子孙。担任东上合门使、荣州刺史的曹琮是曹氏的七叔，曹氏的父亲曹
死得早， 她当皇后的所有妆奁和母家的礼仪都是由曹琮置办、主持的，曹氏正式册为皇后刚过了几天，曹琮就上了一道奏章，说： “陛下正以至公治天下，臣既已备位后族，就不应冒得恩泽，乱朝廷之法，族人中若有敢因缘请托者，请求依法论处。”并且自己很快离开朝廷就任环庆路都部署、知邠州去了。曹氏大伯父曹璘的儿子曹仪也主动辞去了军职。这些做法顿时博得了众人的好评赞叹，曹家之所以能在难以捉摸的极权统治下和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中保持长盛不衰，其秘诀大概就是为人的谦谨。曹氏自幼长育于这种家庭氛围之中，耳濡目染，很自然地会对这一祖传的处世法宝心领神会，奉为圭臬。况且当皇后之后遇到的一件事更教育她必须这样做。
由于体弱多病，赵祯开始讲究起了修身养性，平时就连梳头也爱用导引之术。导引是一种气功，做起来呼吸俯仰，屈伸手足，以促进血气流通。赵祯是不可能一边导引一边自己动手梳头的，必须有一个具有相当气功功力的人与他配合才行，当时宫中只有一名宫女擅长此道，赵祯便命她专管梳头，人称梳头夫人。一天，赵祯退朝后回到寝殿，刚一进门没脱去御袍，就先摘掉幞巾，嘴里还连声嚷嚷着： “头怎么这么痒痒。”忙不迭地传唤来梳头夫人。这宫女因素来得宠，平时在赵祯面前比较随便，正梳头间，她瞅见赵祯怀里揣着一封文书，随口问道： “官家是何文字?”赵祯说： “是台谏的章疏。” 问：“说的什么事?” 答： “霖涝日久，怕是阴气过盛的惩罚。嫔御太多，应稍加裁减。” 梳头宫女立刻愤愤不平起来，说：“朝中大臣谁个家里没有歌伎舞女，官职稍有升迁，往往还要不断增添。官家宫中有一两个嫔御，就来说阴气太盛应该裁减。只教那些人自取快活。” 赵祯默不作声。过了一会儿，宫女又问： “所说的一定要办，请以奴婢为首。” 赵祯没再吭气，梳完头，宣来老内侍及掌管宫人籍簿的夫人，一同拿了籍簿到了后苑，命令守门人，即使皇后也不得跨进此门。好久过后，传出旨来： 自某人以下30人全放出宫。这时已到了进膳时间，曹氏接到诏旨，不敢耽搁，照名单一一遣散。接着就来向赵祯回报，赵祯正在进食，曹氏不敢发问，食罢进茶，曹氏这才轻声细语问道： “梳头夫人，是官家素来所爱，怎么做第一名遣散了?” 赵祯说： “此人劝我拒谏，岂能再留身边。”曹氏不由得打了个寒战，从此便经常暗中告诫嫔侍： “你看见梳头夫人了吧?若有妄言，官家是不容你的。” 她本人也克谦克谨，每年都亲自动手在后苑空地上种几畦庄稼，栽几棵桑树，适时地忙着锄草施肥，采桑养蚕，闲下来的时候，或者博览经史，或者舒纸习字。赵祯很擅长书法，据说其飞白(一种书体，像是枯笔写就)尤为神妙。曹氏大概受他的影响，在飞白体上也下了不少功夫。陆游的先人就曾收藏过一幅她用飞白体写的一个二尺有余的 “美” 字。
世界上的事物千姿百态，错综复杂，人的性格也不是纯之又纯的单面体，看似相互不协调甚至极其矛盾的两种或多种性格，往往会浑然天成地共存于一个人的身上。曹氏的性格除了受家庭的影响所养成的谦谨娴静之外，更有敢作敢为、勇于谏诤的一面。曹氏阁中的一个侍女与禁卫黄衣卒私通，按规定这个侍女应被处斩，但她走了最为赵祯所宠爱的张美人的门子，向赵祯求情，赵祯便答应赦免她。曹氏闻知，忙穿戴齐整地面见赵祯，坚决要求处死侍女。赵祯说：“把她痛打一顿就足以示惩了。”曹氏不答应，说： “这样做怎能肃清禁庭。”赵祯让她坐下，曹氏坚持不坐，竟在赵祯面前一直站了近两个时辰，才迫使赵祯下令把那个侍女拉到东园杀掉。
庆历八年(1048)闰正月，恰恰碰上了第二个元霄节，赵祯大概仍然沉浸在新年的欢乐中，十五日夜很想再次在宫中张灯结彩，热闹一场。曹氏觉着每年一度的元霄节就已花费不少，近来连年与西夏交战，军需浩繁，财政即已入不敷出，开始出现亏空，宫中应带头撙节开支才是，所以极力劝阻。赵祯听她一说，倒也没再坚持。转眼过了3天，晚上赵祯宿于曹氏寝殿，半夜时分，一阵呼喊声打破了宫中往昔的宁静。原来是崇政殿的亲从官颜秀、郭逵、王胜、孙利等谋反，杀死军校，劫夺武器，攀过延和殿屋顶，杀进了内宫。曹氏从梦中惊醒，连忙披衣起床，在寝殿供侍的宦官何承用开门向外张望，赵祯也穿起衣服，想出外看个究竟。曹氏抢前一步关上房门，抱住赵祯急急地说： “宫中夜惊，只怕是有人作乱，官家万万不可轻易出去。”一面吩咐宫女速召都知王守忠等引兵入卫，一面命令身边的宦官紧紧地守住殿门。这时喊叫之声愈来愈近，颜秀等人已杀到了福宁殿下，一名宫女的臂膀被砍下，发出尖利的惨叫，赵祯听见吓得猛一抖搂。何承用担心皇帝受惊，宽慰说： “这或许是宫中哪个夫人殴打小女子。”曹氏厉声训斥： “乱贼在杀人，官家正想出去，你还敢胡说么?”曹氏估计乱贼可能会放火，便分派一些宦官提着水桶绕到乱贼的后面。乱贼见打不开寝殿，果然放起火来，宦官随即拥上前去用水浇灭。那天夜里，曹氏每派一个人就亲手用剪刀剪掉其一缕头发，嘱咐说： “你们好好效力，贼平之后，就看你的头发加赏。”所以宦官、宫女们都争先恐后，拼死抵抗。不多久，王守忠也领宿卫兵赶到，颜秀等3人被杀，只有王胜逃走藏进了宫城北楼，第二天被搜出，当场死在了乱刀之下。
一场猝发变乱，多亏曹氏临危不惧，措置有方，才没酿成大祸，可谓功在社稷。然而，说不清是由于那天夜里受了什么刺激而导致了神经错乱呢，还是出于别的什么缘故，赵祯对此却莫名其妙地另有看法： 平时很少到曹氏殿中就寝，为什么偶尔来一两次就遇上了变乱的事，为什么曹氏知道乱党会放火?难道她与乱党有什么事先勾结好的默契吗?她会不会借这种事来抬高自己，要挟甚至谋害寡人呢?这些念头在赵祯头脑里或许转瞬即逝，却使他在原先就对曹氏不怎么欣赏的基础上，又添上了一层疑心，在后来向大臣们介绍变乱情况时，他就只字不提曹氏的功劳，而是无中生有地大谈得他盛宠的张美人如何如何，把护陛之功一股脑儿全栽到了张美人的头上。枢密使夏竦揣度他的旨意，立刻顺竿往上爬，倡言应尊崇张美人，起居舍人、同知谏院王贽居然更进一步地心怀叵测地说，那些叛贼是在皇后寝殿附近作乱的，请求追究其事，企图动摇曹氏的地位，好为尊崇张美人作铺垫。这种明摆着颠倒黑白、恶语中伤的论调，赵祯听来特别顺耳，更加重了他的猜疑，他此时大概真的产生了废黜曹氏另立张氏的想法，所以他不但不对王贽的话做一丁点儿批驳，反而学来向御史何郯等人转述。幸亏何郯能处以公心，说：“此乃奸人之谋，不可不察。”梁适也说： “即使闾巷小人也不忍心轻易休妻，陛下乃万乘之主，岂可再乎。” 赵祯冷静想想，觉着对曹氏的猜疑确实是捕风捉影，毫无真凭实据。在许多人看来，把曹氏的功劳掠为张美人之有已属过分，若再反功为过，毫无道理地把曹氏废掉，赵祯自知真有点心虚理亏。所以不得不打消了曾经产生过的废黜曹氏的念头。
赵祯的这些鬼胎，曹氏是不会不有所觉察的。此后，她更加谦谨，专求清静，除了埋头种粮养蚕、读书习字外，从不多事，即使赵祯或张氏有些明显的不合礼法的做法，她也不再与之较真。这时张氏已升为贵妃，在宫中，她拥有的权威实际上早已超过了名为皇后的曹氏，为了更加显示一下自己的非凡气派，有天张贵妃竟然想请赵祯向曹氏借来皇后用的伞盖仪仗，出宫去风光一番。赵祯仍记着曹氏的脾气，怕碰钉子，让她自己去借。张贵妃到曹氏那里一说，曹氏非常痛快地借给了她，丝毫没有一点不满的神情。张贵妃喜气洋洋地回来告诉赵祯，这时赵祯反倒觉着不太合适了，好言劝道： “国家的文物仪仗，上上下下都是各有等级的，你打着皇后的伞盖出去，外朝怎么议论?” 张贵妃讨了个没趣，只得作罢。
靠着这种极力的谦谨，曹氏避免了发生矛盾冲突，危及自身的一切可能。赵祯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曹氏皇后的尊严，但他曾经产生过的对曹氏的那点疑心，却一直埋藏在他的潜意识之中。至和二年(1055)除夕，夜间暴雪纷纷，把宫中的花架都压折了。赵祯赤着脚在院里祈祷上天，受了严重的风寒。天亮时分，雪住天晴，已是嘉佑元年(1056)的正月初一了，赵祯照例登大庆殿接受百官朝贺，御座前的帘子刚刚卷上去，猛然看见赵祯一阵晕眩，脑袋往扶手上一歪，昏蹶过去，左右侍者赶快放下帘子，有人用手使劲撬开他的嘴巴，抠出一些浓痰，他才慢慢苏醒过来，重新卷起帘子，草草举行完了朝贺之礼。初六日，契丹使者入宫告辞，在紫宸殿设宴款待，赵祯坐在殿上，忽然大喊大叫： “快召使者升殿，朕几乎见不上了!”接着又呜呜噜噜说了一大套语无伦次的话，侍者连忙把他扶回后宫，从此赵祯便处于歇斯底里的状态之中，动不动说些胡话。第二天，宰相们到内东门小殿问安，只听赵祯指着侍立的曹氏大喊： “皇后与张茂则谋大逆，你们快把她抓住砍了!” 张茂则是个一直不被赵祯喜欢的宦官，一听此话，吓得魂不附体，立即回到住处上吊自杀，多亏被人发觉救下，才没死成。文彦博把他找来训斥说： “皇上有病说胡话罢了，你怎么这样!你若死了，让皇后何以自容?”按照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观点，赵祯这种病中的胡话，恰恰是他隐藏在潜意识中的真实思想的暴露，曹氏虽没有吓得像张茂则一样自杀，但也不能不心惊肉跳，惊恐万状，再也不敢出现在赵祯面前了。直到赵祯痊愈之后，她才与赵祯恢复了例行的往来。
转眼到了嘉佑七年(1062)，已53岁的赵祯曾生过16个孩子，其中的3个男孩和9个女孩出生不久就相继夭折，现在他膝下除了4个公主外，没有一个儿子。还在嘉佑元年他暴得重病时，大臣们就纷纷建议他立一个宗室之子作为后嗣，但都被他拒绝，这时在宰相韩琦、知谏院司马光等人的一再要求下，赵祯才于八月把宗室濮安懿王赵允让的儿子宗实立为太子，赐名曙。大概由于仍然对曹氏心存疑忌的缘故吧，在作出这一关系到宋朝江山社稷前途命运的重大决策时，赵祯不想让宫中的任何人知道，所有工作都委派中书去做。其实立赵曙为皇子正是曹氏求之不得的事情，因为赵曙就是她的亲外甥女婿。原来，赵祯因为没有儿子，便在景佑二年(1035)把刚刚4岁的赵曙收养到宫里，一直未曾生育的曹氏也把自己姐姐的女儿高氏接来养在身边，高氏与赵曙常常在一起玩耍，很讨赵祯喜欢，曹氏对他俩更是万分疼爱，不啻己出，照料得很是周到。两个孩子在宫中生活了5年，才各自回到父母家中。后来赵祯和曹氏亲自主婚，使他俩结为伉俪。现在外甥女婿成了储君，曹氏哪有不高兴的道理?倒是赵祯完全出于迫不得已，他多么渴望能把皇位传给自己的亲生儿子啊，每当想起此事他就悲伤得涕泪涟涟。所以当赵曙以皇子的身份被接进内香药库西侧的庆宁宫，赵祯对他的感情反而大大不如小时候了，内外之人包括赵曙藩邸中的亲戚无一人敢通信问候，就连赵曙及其家人的一日三餐，有时都供应不上，曹氏为避嫌也不敢公开替他做主，只能偷偷地经常送些食物过去。
赵曙当皇子刚过了半年，嘉佑八年(1063)二月，赵祯再次生起病来，经医官多方诊治稍见好转，三月中旬还亲自登延和殿赐进士及第，宰相们以为他完全康复了，第二天特地到东上合门拜表祝贺。岂料辛未日半夜，赵祯突然病情复发，忙不迭地要药吃，还派人速召皇后。曹氏闻报，急急赶到福宁殿，赵祯已不能说话，只是用手指指心脏。医官立即灌药、灼艾，进行抢救，但均不见效，不消三个时辰，赵祯便溘然崩逝。这事情来得太突然了，赵祯临死连半句话都没留下。左右宦官提议打开宫门宣召宰相，曹氏冷静地考虑了一会儿，说： “这时候宫门岂可夜间打开!还是密谕宰相们黎明入宫吧。” 严令宦官秘不发丧，把各处宫门的钥匙全都收缴来归自己掌握，医官概不准离去，由专人看守，照旧按赵祯的习惯到御厨取粥，装出赵祯依然健在的样子。同时秘密派人去庆宁宫请来了赵曙。拂晓之前，有关新皇帝即位的主要工作，已在曹氏的部署下基本准备停当，然而宫廷以外对这些却毫无所知。
次日，也就是四月初一清晨，宰相韩琦率执政大臣依然像往常一样从内东门经垂拱殿来到福宁殿下，再拜之后，走上台阶，刚想掀帘进殿，侍立在前的宦官说： “皇后在此。”韩琦等只得后退一步立在帘外，忽听里面传出了曹氏的哭声，并说： “天下不幸，夜间官家忽然上仙。”韩琦等面面相觑，愣了一会儿，也哭了起来，曹氏又说： “怎么办，相公?官家没有儿子。”韩琦回答： “皇后不可出此言，皇子已在东宫，何不将他宣来?”曹氏说： “那只是宗室之子，立了他，以后没人来争?”韩琦说： “时至今日，怎可另外拟议!”曹氏说：“皇子已在此了。”这才命人卷起帘子，众人探头一瞧，赵曙果然端坐在里面。于是众人退下，韩琦边抹汗边说： “刚才敢乱发一言吗?”传令召殿前马步军副都指挥使、都虞侯及宗室刺史以上的官员到殿前听旨，又召翰林学士王珪起草遗制。太阳偏西时，百官才全部召集起来，大伙不明内情，来时仍旧穿着吉服，入宫后方知赵祯已经晏驾，换丧服已来不及，只好解去金袋及所佩鱼袋，一齐哭着从垂拱殿门外鱼贯而入，在福宁殿前班列成序。然后停止哭泣，听韩琦宣读了遗制。赵曙在东楹接见百官，正式即位，是为英宗。众人再拜，又齐声嚎哭退出宫去。皇位的交接至此才全部完成。
新天子赵曙即位还不满4天，除大赦外，一系列例行的诏令还没来得及发出，初四日夜就突然患上了怪病，不省人事，胡言乱语。初五日，按事先拟定的诏令尊曹氏为皇太后，赵曙却不能上朝视事了。初八日，举行赵祯遗体大敛的仪式，赵曙病情更加严重，竟当着百官的面，狂呼乱叫，疯疯颠颠四处乱跑，不能成礼。韩琦慌忙追上去将他抱住，扶回寝殿，令宫人加意看护，然后与
执大臣一起求见曹氏，详细禀报了赵曙的情况，提议请曹氏权同听政，曹氏也不推辞，当即答应下来。从十一日开始，在内东门小殿垂帘听政。每天，
执大臣们先向暂住于柔仪殿东阁西室的赵曙问候圣体，奏报军国事之后，再到内东门小殿向曹氏复奏。虽然，在一些关键时刻，曹氏表现出了处变不惊、举措冷静的胆识，在垂帘之初，她也几乎全身心地投入到繁杂的政治事务之中，对每天需要批阅的数十道中外奏章，都能一一记其纲要。对待曹家亲戚及左右臣仆，她也能严加管束，绝不假以丝毫颜色。然而，在政治上她最多算是个守成之主，在 “祖宗法度不宜轻改” 的思想指导下，她为政一仍旧贯，绝不肯轻易稍作更革，大臣们天天向她奏事，遇有疑难问题，她便总是说： “公等再议之。” 非得议到与所谓的祖宗法度完全吻合之后，才肯付诸实行。这些做法，固然基本维持了国家机器的日常运转，但与当时的现实要求却是相去甚远的。
这时，大宋皇朝已在太祖、太宗、真宗、仁宗4位天子的治下延续了100余年，经济文化在相对安定和平的环境中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可是，社会上的各种矛盾也在不断积累，至仁宗赵祯时，成堆的问题已日益明显地暴露出来。首先是官员冗滥。太祖时开始为突出皇权采用的分化各级官僚机构及其官员权力的办法，致使各级政府机构重叠，官吏人数大增。太宗以后，科举规模不断地扩大，每年总有500～1000多人被录取做官，大批的高官子弟、亲戚甚至门客也通过恩荫制度不经科举涌入了仕途，国初仅有几千人的官僚队伍，到仁宗嘉佑年间扩大了10倍，大多数官员人浮于事，职责不清，互相牵制，勾心斗角，尸位素餐，不思进取，严重影响了政府行政效率和职能的发挥。冗官的同时，又出现了冗兵问题，在 “养兵政策”的指导下，每逢荒年，都有成千上万的破产农民穿上军装，职业兵人数直线上升，从太祖时的38万人，到仁宗皇佑年间已达140余万，远远超过了政府的正常需求，多数士兵无事可干，也不训练，除承担运粮、修河等杂役，便饱食终日，四下游逛，战斗力大大削弱。国家既要负担巨额的官员俸禄和军费开支，又由于对契丹和西夏战争连连失败，不得不每年拿出大量赔款以求苟和，便造成了第三个问题——冗费，即财政危机。太宗时，国家每年收入为两千几百万贯，开支后尚有盈余，到仁宗庆历年间，年收入虽高达一亿几千万贯，却入不敷出，赤字常在300万贯以上。仁宗死后，朝廷大办丧事，厚葬之外，还罄其所有按品级高低赏赐官僚，国库累世所积，扫地一空。一些地方的官库没有钱，就硬借民钱来赏，财政危机愈益严重。“三冗” 日甚一日，社会上的土地兼并之风也越刮越烈，有权或有钱的贵族官僚、地主商人疯狂地扑向土地，他们仅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几，却掌握了全国耕地的百分之七十以上。政府为摆脱财政困难，又变着法子盘剥百姓，数不清的苛捐杂税，一占脑地压到了贫苦农民头上，阶级矛盾由此被大大激化了。庆历年间，各地的士兵爆动、农民起义，便一年多如一年，一伙强如一伙，宋王朝这辆颠簸在古道上的破车，终于到了非维修不可的地步。
面对日益严重的政治和社会危机，朝廷内外早就响起了一片要求改革的呼声，庆历三年(1043)，赵祯任用范仲淹、富弼、韩琦、欧阳修等人，围绕整顿吏治、裁汰冗员、减轻徭役、加强边防等内容进行改革，史称“庆历新政” 。但由于改革触犯了大官僚地主们的既得利益，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仅一年左右，新政就宣布撤销，范仲淹等被贬出朝，屏居江湖吟哦“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去了。赵祯原本就少有的改革热忱也昙花一现、消沉净尽。改革失败，危机犹在，且更加严重，当矛盾积累到使现状难以继续维持下去的时候，社会发展规律就要求它必须作出相应的调整，寻找一条走出危机的新出路，于是改革的呼声一度沉寂之后，在赵曙即位之初再次掀起了高潮。
新天子赵曙，据朱熹的评论是一位 “有气性，要改作”的人物，后来他一再提出 “积弊甚众，何以裁救?” “冗兵之费倍于往昔，何故?” 等问题，充分显示了他革除积弊奋发有为的志向。这种志向与曹氏率由旧章、墨守成规的做法，恰好各自代表了当时社会上朝野日趋明显的革新与守旧两股政治势力的不同政见，这两种政治见解，不幸像暖气流和冷气流交汇一样在赵曙和曹氏之间形成锋面，就不可避免地在两人的关系上产生了一层阴云，在其他一些更为复杂、更为重要的原因的催化下，阴云越积越厚，终于暴雨滂沱、电闪雷鸣。
就个人品德而言，赵曙可以说是一个私心颇重的人。他刚当上皇帝不几天，许多国家大事还没来得及处理，就下令把赵祯遗下的当时尚未出嫁的3个小公主从原先的住处迁走，腾出房子，安置自己的3个女儿。这事赵曙做得实在太不近人情了，后来就连司马光、富弼也都上书批评。虽然有关史籍中并没有记载曹氏对此事的反应，但完全可以肯定，她身为母后是绝对不会无动于衷的。赵祯尸骨未寒，女儿们就落到了这种地步，那她作为赵祯遗孀，尽管曾对赵曙有母子之谊和扶立之功，能不能保证平安无事呢?她不能不感到心寒，先前对赵曙满怀期望的脉脉温情，立刻化作了百倍警惕的不信任，也许正是在生活上、政治上都对赵曙不放心的念头驱使下，她才毫不犹豫地答应垂帘听政的。
本来，赵曙被立为皇子之后，尽管赵祯对他的态度发生了一些由热变冷的变化，但中外臣僚们除了众口一词的赞成之外，并没有丝毫的异议。可是，曹氏垂帘后，为了提醒甚至警告赵曙不要忘本，便有意识地反复对中书大臣说： “大行皇帝立了皇子之后，因为追念死去的鄂王等孩子，常常悲伤涕泣，宦官宫妾， 争相荧惑， 近臣中也有异议。奇怪的还是一两个知名人士，几乎坏了大事。近臣的奏章以前藏在先帝的卧榻上，最近已在焚烧炉中烧掉了。” 中书大臣听了这话，都感到莫名其妙，也不敢追问是谁提的异议，只是唯唯而退。谣言之所以往往能够产生强大的政治威力，并不在于它本身虚构得多么玄妙，而在于它出自什么样的环境和出自谁人之口。宫禁重地，深邃神密，里边到底隐藏着什么秘密，外间凡夫谁人知晓?太后懿旨，一言九鼎，掷地有声，拥有无上的权威性，有谁胆敢怀疑它的真伪?于是，通过曹氏之口透露出的这则秘闻，很快便在人们中间传扬开了，而且越传越生动充实，枝叶俱丰，曹氏所说的一两个知名人士具体化成了官任三司使、给事中的蔡襄。蔡襄在当时确实是个大名人，早年范仲淹因言事被贬，余靖、欧阳修、尹洙等大臣都上书解救，只有司谏高若讷认为该贬，刚刚步入官场的蔡襄就此写成一首 《四贤一不肖》诗，对五人痛加褒贬，顿时名动京华，人们争相传抄，大有洛阳纸贵之势，书商们也靠刻印此诗赚了大钱。蔡襄为官敢于谏诤，颇有政绩，书法也造诣深湛，号称当时第一，尤为难能可贵的是，蔡襄还独具代人受过的雅量，以致朋友们惹了什么麻烦，总爱推到他的头上。有一次他和几个好友在会灵东园畅饮，酒酣之际有个老兄扯起弓箭胡乱一射，误将行人射伤，苦主找到门上，那老兄就一口咬定是蔡襄所干。后来赵祯问蔡襄怎么回事，他除了满面愧色地再拜谢罪之外，竟始终不肯辩白真相。这次又不知是谁看中了蔡襄的雅量，竟把反对立赵曙当皇子的事栽到他的头上，并且编得有鼻子有眼的，说蔡襄是如何如何地上了密奏，开头怎么说，结尾怎么说，仿佛人们不是曾经亲手帮蔡襄起草，就是曾经亲眼看过这道密奏似的。
三人言而成虎，当这则秘闻不知经过多少张嘴的充实加工传回宫里来的时候，就连赵曙也都深信不疑了，他病好之后，便几次询问蔡襄是个什么样的人。有一天，蔡襄请朝假，赵曙立即勃然变色，对宰相们说： “三司掌管天下钱谷，事务繁多，而蔡襄十天之中竟有四五天要请假，何不另用别人?” 韩琦等共奏： “蔡襄虽经常请假，并未影响三司的工作，没有理由将他罢掉，况且现在也找不到一个才识名望比蔡襄更好的。” 欧阳修又奏： “蔡襄的母亲已80多岁了，经常生病，蔡襄请的只是早朝的假，不参加点卯罢了，早饭后就会到三司上班，也不耽误工作。” 赵曙没再说什么。但以后大臣奏事只要一提到三司，他总要变变脸色。过了两年，赵曙终于沉不住气了，再次提出要罢免蔡襄，韩琦等人知道其中的原委，便直接切入正题，问： “陛下亲眼见过蔡襄的密奏吗?” 赵曙说：“我虽没见过，但在庆宁宫时就已听说了。” 韩琦说： “事出暧昧，请再加审察。假若仅仅凭一条谣言就把蔡襄治了罪，那么今后小人就可以更加肆意倾陷，君子就更难立足了。” 宰相曾公亮说： “京师之人从来就喜欢造谣生非，一人造谣，众人传播，假的也成了真的。” 欧阳修问： “陛下认为真有此事吗?”赵曙说： “虽然没见过文字，但怎能保证必定没有?” 欧阳修说： “诽谤之言，不要说无迹可寻，即便是迹状分明，仍要进一步辨其真伪。先帝时，夏竦想陷害富弼，令其婢女摩仿石介的字体，伪造了一份石介替富弼起草的要求废黜先帝的草诏，仗着仁宗圣明，富弼才得以保全。如此说来，即使真有蔡襄的文字，也应辨别真假，何况并无迹状，陛下万万不可轻信生疑。” 赵曙坚持说： “造谣者为何不说别人，单单说他蔡襄呢?”终于将蔡襄贬出了朝廷。
曹氏为了警告赵曙不要忘记赵祯和她对他的扶立之功而有意编造的谎言，不但没有在赵曙身上产生如期的效果，反而平白无故地断送了大名人蔡襄的政治前途，这大概是曹氏始料不及的。蔡襄的遭遇表明，在赵曙私心深处，还有一根高度敏感的、紧紧绷着的神经，这就是时刻关注着人们对他继承皇位所持的态度。他认为自己当皇帝完全是天经地义、理所应当的，丝毫不依赖于任何外力的作用，凡是不承认其天经地义的人，不管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他都不能容忍!任何人不能对他当皇帝稍有异议，哪怕这种异议只是捕风捉影的传闻; 任何人没有理由表白自己拥有扶立他的功劳，哪怕这种功劳是钢浇铁铸的事实; 任何人不能取代他的地位，代替他行使至高无上的皇权，哪怕这种代替完全是迫不得已临时变通的常规。当曹氏明显地表现出对他的戒备之心，一再告诫他不要忘本的时候，当曹氏泰然自若地垂帘听政，一直不肯主动让出权力还政引退的时候，他便非常本能地表现出了对曹氏的不满。
还在嘉佑八年四月赵曙病情最重的时候，这种不满就已大量流露出来，说了许多矛头直指曹氏的话。六月份以后，他的病情逐步有所好转，但对曹氏的不满却越发强烈了。他从患病时起就不愿意服药，大臣们闻知，都十分着急，纷纷上书劝他服药，宰相韩琦更是焦虑。六月的一天，韩琦亲手把药碗端到赵曙嘴边，赵曙仰卧榻上，只用嘴唇稍微抿一抿，就伸手推了回去，药水从碗中溅出来，撒在了韩琦的官服上。那天曹氏正巧也在这里，连忙找出一件衣服请韩琦换上，韩琦不敢当，曹氏叹息说： “相公真不容易。” 又向赵曙说： “你难道就不能勉强喝一点吗?”哪知赵曙把头一扭，理都不理她。不但赵曙本人对曹氏表现出了明显的反感，在他的影响下，就连他的儿子们也对曹氏不很尊重了，这使曹氏更加伤心。有一天，她当着大臣富弼、胡宿、吴奎的面，一边哭，一边说： “没了丈夫的孤老太婆过日子真难啊!就连顼儿、颢儿这些小孩子都不肯答理我了，受了委屈向谁诉说呢?” 赵顼、赵颢即赵曙的长子、次子，赵顼即后来的宋神宗。听到曹氏的话，赵顼的老师韩维立刻教训说： “皇上已失了太后的欢心，你应当极尽孝敬从中弥合才是，否则，你父子都要受祸了。”赵顼生性聪明，恍然大悟。过了几天，曹氏高兴地对宰相们说： “顼儿这几天待我很有礼道，与往昔大不相同，全是卿等善择师傅的结果，应把他们请到中书好好褒奖一番。”赵顼再孝敬也终究难以弥合曹氏与赵曙间日益加大的感情裂痕，曹氏在极度烦恼之中，或许真的产生过废黜赵曙的念头。
十月，宰相韩琦兼任园陵使护送赵祯的灵柩去河南巩县安葬。这时大概曹氏已对赵曙的无礼到了难以忍受的程度，便派出一名宦官带着一封文书跑到巩县送给了韩琦。韩琦打开一看，原来上面抄满了赵曙平日所写的谩骂曹氏的歌词和他在宫中的种种过失。韩琦当着宦官的面把文书烧掉，让他捎话给曹氏说： “太后不是经常说皇上疾病未愈，心神不宁吗?既然是疾病所致，那么言语举动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又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 十一月，韩琦刚一回朝，曹氏便呜咽流涕，详细数落了一通赵曙的过失，并说： “老身已无地自容，须相公们作主!” 韩琦说： “这只是有病引起的，病一好必不会这样。儿子有病，做母亲的能不让着他吗?”曹氏的脸色更雪上加霜。欧阳修接着说： “太后事奉仁宗数十年，仁圣之德，闻名天下。妇人的脾性很少有不妒忌的。过去张贵妃恃宠骄恣，太后都能处之裕如，足证太后襟怀坦荡，无所不容。如今母子之间反倒不能容忍了吗?”曹氏说： “只要你们能知道我的为人，我也就知足了。”欧阳修说： “此事岂只臣等知道，朝廷内外没有不知道的。” 曹氏的怒气稍稍消了一些。欧阳修又说：“仁宗在位岁久，德泽广被，人所信服，所以一朝晏驾，天下皆禀承遗命，奉戴嗣君，无一人敢有异同。今太后深居房闱，臣等只是五六个措大书生罢了，举动若非仁宗遗意，天下谁肯听从!” 韩琦接过话头说： “臣等只是在外面才能见到官家，内中保护全仗太后。若官家有什么闪失，太后也不会安稳的。” 曹氏大惊，忙说： “相公这是什么话?老身对官家几时不曾用心照管啦?”韩琦慢条斯理地说： “太后照管，众人自然会照管的。” 曹氏默不作声。这帮大臣真够老辣的，不仅一眼看穿了曹氏可能已经产生的企图废黜赵曙的心思，而且三言两语，一哄一吓，就把曹氏的满腹冤屈硬邦邦地顶了回去。他们都站到了赵曙一边，异口同声地替赵曙回护辩解，仿佛母子间的矛盾倒成了曹氏气量狭小不能容人造成的，在他们看来，既然赵曙有病，无论他怎样无礼，都是可以原谅的，而曹氏除了一忍再忍，不应有别的什么选择。这种态度虽然使曹氏更加愤愤不平，但也使她清醒地意识到，在朝臣们强大的保皇势力面前，她没有能力、也没有胆量冒天下之大不韪，她所能做的只是抹眼淌泪地发发牢骚，排遣一下心中的郁闷烦恼而已，对赵曙是半个指头也不能动一下的。
满腹的委屈同样也郁积在赵曙心中，当韩琦等人来看望他时，他二话不说，劈头就是一句： “太后待我无恩!”韩琦真不愧是职掌调合百味的盐梅宰相，这时立场又反了过来，从容答道： “自占以来，圣明帝王很多，但独称舜为大孝，难道其余帝王都是不孝的吗?若父母慈爱而子孙孝敬，此乃常事，不足道，只有在父母不慈爱的情况下，做子孙的仍不失孝敬，才真正值得称赞，只怕陛下对太后或许有事奉不周之处，天下父母岂有不慈爱的!” 赵曙不吭声了，从此之后人们再也没有听见他公开说过曹氏的坏话。
十二月，赵曙开始御迩英殿听翰林侍读、侍讲学士讲解经史，刘敞负责讲《史记》 ，当他读到 “尧授舜以天下”时，发挥说： “舜出身微贱，尧却把王位禅让给了他，天地享之，百姓戴之，不为别的，只因舜孝友之德光于上下而已。何谓孝友?善事父母为孝，善事兄弟为友。” 赵曙知道他在乘机讽谏，不由得悚然改容，曹氏听说此事后也大为高兴。
高兴归高兴，曹氏与赵曙之间，尽管这时已不再像以往那样公开地互相责难了，但内心的芥蒂依然远远没有解开。赵曙在七月初就已基本痊愈，并开始每天临朝坐殿听取中书、枢密奏事。照理说，皇帝恢复了治国的能力，太后就没有必要继续垂帘听政了，可是曹氏一直不肯还政引退。如果说，她当初答应垂帘主要是迫于客观条件，不得已而为之的话，那么这时她赖着不肯还政则主要是因为在政治上、生活上都对赵曙不放心的缘故。她对赵曙越不放心，就越不肯放弃手中的权力，而她越不放权，赵曙对她就越是反感，两人的关系一旦陷入了这样一个怪圈，不但没有和解的希望，反而埋藏着进一步恶化的危险。为了打破这个怪圈，老谋深算的韩琦亲手布下了两个圈套。
治平元年(1064)四月初，代理御史中丞王畴上了一道奏疏，说今春以来，干旱少雨，麦田枯焦，建议赵曙以真宗为榜样，亲自前往寺观祈雨。韩琦等人立即随声附和，齐说应该。赵曙说： “还应与太后商议。”韩琦禀报曹氏，曹氏说： “官家大病初愈，恐怕不宜出宫。”韩琦说： “皇上已经答应出去了。” 曹氏说： “素色的仪仗尚未准备就绪，再过些日子吧。”韩琦说： “这是小事，并不难办。” 于是诏令有司选择出行日期。过了十几天，仍不见动静，知谏院司马光上疏催促，说： “皇上要出宫祈雨之事，早已流闻四方，但至今未见成行，众论狐疑，不知又发生了什么变故。王者四海为家，为民父母，何必拘泥繁文，选择时日，忘万民朝夕之急?” 曹氏没有理由再加阻拦，只得放行。赵曙遂出宫祈雨于相国天清寺、醴泉观。韩琦等人之所以抓住祈雨这件事大做文章，并不在于皇帝能否真正求下雨来，而是有其深意的，因为这样一则可以向朝廷内外显示赵曙已完全痊愈，恢复了治国的能力; 二则可以巧妙地把玉玺收回到赵曙手上。玉玺是最高权威的象征，谁掌握玉玺谁就拥有最终决策的大权。宋朝规矩，若皇太后垂帘听政，那么符宝玉玺必须归皇太后收藏，皇帝只有在外出行幸时，玉玺才可以随驾，回来后仍得交还太后。赵曙出外祈雨，顺理成章地把玉玺拿到了手上，回宫后却不肯交还。他一旦控制了玉玺，也就标志着拥有了发号施令的唯一合法权威，对于曹氏的意见，听与不听皆可随心所欲，曹氏的最终决策之权实际上已被他夺回。这是至关重要的一步。正由于王畴在这个关键问题上立了头功，尽管知制诰钱公辅等人一再说他资浅望轻，在御史台尸位素餐，认为不可大用，但赵曙仍特别感激他，不久就提拔他为枢密副使，钱公辅反而因此被贬为滁州团练副使。
赵曙亲政的关键一步顺利成功，韩琦紧接着布下了第二个圈套，这次的猎物便轮到曹氏了。此时赵曙虽早已御前殿视朝听政，但两府大臣仍旧像往常一样每天退朝后，到内东门小殿再向曹氏复奏。五月戊申早朝时，韩琦一下子向赵曙奏报了十余件事，赵曙裁决如流，悉皆允当。退朝后，韩琦对曾公亮等人说： “仁宗安葬完毕时，我就该求退，只因皇上御体未平，所以才迁延至今，现今皇上听断已如此不倦，诚乃天下大幸，我准备先禀明太后，请求安置一处地方，告老求退了。希望能得到诸公的赞成。” 曾公亮等赶忙说： “朝廷怎能没有您?您千万别提这样的请求。”韩琦阴阴地笑了笑。于是一起来到内东门小殿，复奏赵曙已裁决的十几件事，曹氏每事都称善同意。众人退去后，韩琦单独留下来，把方才向曾公亮等说的那些话又复述了一番。曹氏说： “相公怎可求退?老身才真正应该退居深宫呢，每天在此，实在迫不得已，还是容老身先退吧。”韩琦正等着这句话哩!立即眉飞色舞大谈起来，说前代马氏、邓氏皇后如何如何贤明，尚且不免贪恋权势，今太后若能急流勇退，还政复辟，比马氏、邓氏更是强了许多倍，再拜称贺。接着便抖出了包袱，说台谏官员也有章疏请求太后还政了，不知太后决定在哪一天撤帘?曹氏这时才明白了韩琦口口声声求退的真实意图，原来是在以退为攻，逼着自己让位，真是太诡诈啦!但自己话既然说了出去，反悔是不可能了，她强烈地感到被人愚弄了，虽然气恼却也无可奈何。愣了一会儿，恨恨地说了句： “叫做是相公，不叫做也是相公!”愤然站起身来。韩琦见她一站，便厉声命令守候在旁的仪鸾司官员：“撤帘!”帘子被扯下后，还能透过屏风瞧见曹氏
微微踟蹰离去的身影。
曹氏被迫退居深宫，赵曙正式亲政，怪圈打破，避免了两人关系进一步恶化的危险，赵曙紧接着把曹氏的住所定名为慈寿宫，意思是希望这位慈爱的母后能够永远长寿，并且把曹氏的弟弟已官任宣徽北院使、保平节度使的曹佾，加封为同平章事兼中书令，使他享有“使相”这一极其荣耀的官衔。可是长期形成的感情裂痕仅靠这一两个虚名是不能完全弥合的。事实上，赵曙仍对曹氏心存余恨，就连曹氏所应享受的物质待遇，他都要施加这样那样的限制。在此之前，皇太后若需要什么物品，包括日用器具，只须凭事先加盖了皇帝御用之宝的空白文书直接到诸司库务索要，诸司库务就会立即供应，过后再由三司复奏皇帝就可以了。但如今临到曹氏时，赵曙却偏偏明文规定，必须首先由曹氏宫中的使臣把她需要的物品项目记录下来，送到有关诸司库务，再由这些部门另外书写牓文奏报皇帝，等到皇帝同意，盖上御宝之后，才可供应实物，平白使手续变得繁琐起来。这条规定虽经司马光上书反对，但赵曙一直维持不改。事实证明，曹氏以往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凡此种种不能不使她更加愤懑心烦。两人的感情依旧冰冻三尺，碰到一些重大问题时，还会很自然地出现新的裂痕。
赵曙是作为赵祯的过继儿子被立为皇子的，论理只有赵祯和曹氏才是他的皇父母，而对于他的生父濮安懿王赵允让，只能按宗族辈份称皇伯。然而对赵曙来说，真正有感情的还是其亲生父母，他认为自己当了皇帝，就该父因子贵，生父不应仍然处在皇伯和王的地位上。治平二年(1065)四月，诏令礼官及待制以上的官员讨论应如何尊奉濮王。此诏一下，朝廷之上立刻纷争鼎沸，掀起了一场轰动一时的政治风波。宰执大臣韩琦、欧阳修认为，自古无称父为伯之理，赵允让应称 “皇考” ，持此观点的人我们可称之为“皇考派” ; 司马光、王珪等人则以 “为人后者为人子，不得顾私亲”为理由，认为赵允让只能称“皇伯” ，形成了“皇伯派”。两派争论激烈，声震九重。曹氏闻知，也坐不住了，她想： 称赵允让为皇考，这不是明摆着要排斥先帝和我独一无二的地位吗?果真这样，那自己更无容身之处了，是可忍孰不可忍!她当即写了一封手书，痛斥韩琦、欧阳修。太后的懿旨毕竟还是有相当分量的，赵曙迫于压力，只得宣布暂停讨论。曹氏出面干涉，“皇伯派”更觉着理直气壮，治平三年(1066)正月，争论再次掀起了高潮，侍御史吕诲、范纯仁、监察御史吕大防等引经据典，先后上了7道奏疏，支持司马光的意见，并弹劾韩琦专权导谀，欧阳修首开邪议，应予贬黜。正当赵曙在这强大的反对舆论面前进退两难的时候，二十日中午，中书堂突然接到了一道从慈寿宫送来的密封得严严实实的文书，打开一看，见上面写道： “我听说群臣议请皇帝封崇濮安懿王，至今未见施行，我再三翻阅前史，才知此事自有先例。濮安懿王及其夫人谯国太夫人王氏、襄国太夫人韩氏、仙游县君任氏(赵曙的生母)，可令皇帝称亲，并尊濮安懿王为濮安懿皇，谯国、襄国、仙游井尊为后。” 后面的落款赫然是曹氏的亲笔签名!难道说先前还在强烈反对的曹氏，如今真的幡然悔悟，心悦诚服地支持赵曙了吗?不是的。这封文书实际又是韩琦等人设下的一个圈套的产物，与以往的圈套不同的是其手法尤为卑鄙、下作。
原来，在吕诲等接连上书之后，韩琦、欧阳修等仍建议赵曙明诏中外，坚持“皇伯乃无稽之谈，决不可称”的立场，但为了避免被 “皇伯派”抓住辫子还必须解释，“现在所欲确定的只是名号而已，至于在京师立庙等干纪乱统之事，决非朝廷本意。”赵曙内心非常想按这个办法去做，可是顾虑 “皇伯派”大臣，特别是曹氏的态度，他迟迟不敢下诏，韩琦等人深知，其所以形成眼前的僵局，关键问题就出在曹氏身上，解铃还需系铃人，要打破僵局，最好的办法是争取曹氏反水，但他们更晓得这简直无疑于与虎谋皮，纯属痴心妄想。正道不行为什么不能行邪道?在政治动物们看来，只要能达到目的，任何手段都可以施展出来的。于是宰执大臣经过一番密谋，定下了先以曹氏的名义下懿旨，尊濮安懿王为皇、夫人为后，皇帝称亲，然后再由赵曙下诏谦让不受尊号、只称亲的路子。然而曹氏的名义是万万不可随便盗用的，只有设法搞到她的亲笔签名才真正冠冕堂皇。欧阳修以曹氏的口吻草拟好的懿旨，在另外誊抄之后秘密交给了早就安插在曹氏身边的一名宦官。赵曙谦让的诏书也由欧阳修拟好。一切布置停当，单等曹氏落入圈套了。二十日，宫中照例举行天章阁赏小桃的庆宴，曹氏经不住左右轮番劝敬，喝得酒醉醺醺，搀回寝殿后，一阵睡意袭了上来，正迷迷糊糊瞌睡时，那名宦官拜到榻前，捧着一道文书请她签名，曹氏醉眼蒙眬，也没看清上面写了些什么，顺手接过毛笔签上姓名就又昏昏睡去。宦官按规矩密封停当，一溜烟送到了中书。早巳守候在那里的韩琦、欧阳修等见诡计得逞，得意地哈哈大笑。
太后的大名一盗到手，赵曙的腰板顿时硬了起来。第二天，曹氏的手书公布出来，同时降下了赵曙的手诏，煞有介事地宣称： “朕面奉皇太后懿旨，已见手书。联以为方承大统，惧德不胜，称亲之礼，谨遵慈训，追崇之典，实不敢当。姑且仍称濮王，建园立庙。期望皇太后能体谅朕的诚恳，即赐允从。” 黑白就这样颠倒了过来： 原本强烈反对称皇考的曹氏不但一下子变成了积极支持者，而且进一步提出要尊崇濮王夫妇为帝后; 原本挖空心思、巧立名目地要尊崇生父母的赵曙，不但变成了不得不谨遵太后之命的被动服从者，而且树立起了既孝顺又谦恭的高大形象。赵曙、韩琦、欧阳修等政治艺术家们的天才演技真可谓美奂美仑，高超绝伦，足以惊天地而泣鬼神!他们面不红、心不跳、喜气洋洋地演完了自编自导的这幕闹剧，然而剧中的另一些演员却被惊呆激怒了，首先咆哮如雷的是吕诲、范纯仁、吕大防等人，他们以更加激切的言辞上书反对。范纯仁质问： “皇太后自撤帘之后，深居九重，未尝预闻外政，岂会复降诏令有所建置?” 吕诲甚至公开扬言，要与宰执大臣不共戴天势不两立。赵曙问韩琦如何是好，韩琦说：“臣等是忠是邪，陛下清楚。”问欧阳修，回答： “御史要势不两立，若陛下认为臣等有罪，即当留任御史，若认为臣等无罪，就应降旨处置。”诏旨下达，贬吕诲知蕲州，范纯仁为安州通判，吕大防知休宁县，就连替吕诲等辩解的赵鼎、赵瞻、傅尧俞也被贬斥。至于曹氏在醉乡梦回、发觉再次遭到了大臣暗算愚弄之后，是如何想、如何做的呢?由于史无明文，就请读者们去体味想像吧。
当曹氏与赵曙的关系雪上加霜的时候，曹氏与赵顼之间却嫌��尽释， 春风和煦。 在受到韩维教训之后， 赵顼就经常到慈寿宫看望曹氏，也许只有在这时，慈爱的微笑才会回到曹氏的脸上。一次，赵顼身着全副盔甲，英姿飒爽来到慈寿宫，问曹氏： “娘娘，我穿这副盔甲好不?” 曹氏笑着说：“你穿戎装确实好看，可是，假若连你都要披挂上阵，那国家岂不危险了吗?” 赵顼乖觉地把盔甲脱下，祖孙俩又有说有笑谈起了别的。
治平四年(1067)正月初八日，赵曙因病逝世，20岁的赵顼继位，是为神宗。孙儿当皇帝，曹氏得到的不仅仅是地位更加崇高，更重要的是心境出现了根本性的好转。初十日，她被尊为太皇太后，居住的慈寿宫也改名为庆寿宫。赵顼仿佛是在用自己的温情去弥补父亲的冷漠似的，对待曹氏极其孝敬，凡是能让曹氏愉悦的事，他无所不做。曹氏对赵顼的慈爱也是无微不至，有时赵顼退朝稍晚，她便要站在寝宫门外等候，甚至亲手端饭给赵顼吃。有一年清明节，赵顼陪曹氏闲聊，偶尔说起好久无人能制做珠子鞍辔了。赵顼虽是言者无意，曹氏却铭记在心，不几天就私下令人绘成图样，从内库中要来一副玉饰鞍辔送到后苑加工，装饰上珠玑，送给了赵顼。赵顼非常感动，立即唤人牵来心爱的坐骑小乌马，在福宁殿前亲试。为了答谢曹氏，他亲手设计了一乘小轿，制作得极其精致小巧，通体用珠玉黄金装饰，进呈给曹氏说： “娘娘试乘此小轿，去凉殿散心。”于是载着曹氏前往凉殿，他与高太后步行着搀扶左右，曹氏下轿后，感慨万千，动情地说： “官家、太后亲自扶辇，当初我在曹家做女儿时，哪敢想到会有今天的盛事!” 满面春风，心里比炎热的天气还要温暖。她去世后，大臣王存献的挽词中说的 “珠鞯锡御恩犹在，玉辇空扶事已空” ，就是指的这两件事。
按照宋朝传统的礼制，外戚家的男子是不能进内宫谒见太后或者皇后的，随着曹氏年事日高，她的弟弟曹佾也成了老人，赵顼多次提出让曹佾进宫与曹氏叙叙亲情，曹氏都不肯答应。一天，曹佾向赵顼奏事，赵顼又提出这一要求，曹氏才勉强应允，赵顼便领着曹佾来到了庆寿宫。陪着坐了一会儿，寒喧几句，赵顼想让他姐弟俩单独在一块好好聊聊，便先站起身来，曹氏却对曹佾说： “这不是你应该逗留的地方。” 忙不迭地把他打发出去。曹氏这样做并不是不念弟弟的亲情，而是不想让自己破坏祖宗确立的任何一项规矩。正由于她始终抱定 “祖宗之法不可轻改”的政治信条，也就决定了她对赵顼的所作所为并不是事事都满意、时时都愉悦的。
年青的赵顼在渴望改革方面比父亲赵曙气性更急，当皇子时，他就多次与老师韩维等人谈论天下大事和变法图强、改变国家贫弱不振局面的抱负，即位不久就着手裁减宗室冗费，开始了局部的改革。熙宁二年(1069)任命享有盛名的变法派大臣王安石为参知政事，翌年升为宰相。在熙宁二年至元丰八年(1085)这16年间，赵顼和王安石对财政、经济、军事和官僚机构诸方面，进行了全面的整顿和改革，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与历史上的所有改革一样，这次变法也不是一帆风顺，而是在惊涛骇浪冲击下进行的。自改革之日起，主张和支持变法者形成了以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史册上称之为 “新党” ; 反对改革者则结合成反变法派，亦即史册上所谓的“旧党” 。在熙宁二年至九年(1076)王安石主持变法期间，新旧两党围绕青苗法、募役法、市易法等，先后掀起了两次斗争浪潮，变法派虽然勉强挡住了反对派的猛烈进攻，维持了改革的继续进行，但力量却遭到严重削弱，使得王安石两次被罢相，最终离开了朝廷。而每次惊心动魄的斗争浪潮中，无不闪现曹氏的身影。
对于变法，曹氏早就打心眼里不赞成，但或许一则由于赵顼待她孝敬备至，使她不忍心转而撕破两人间的脉脉温情; 二则由于对以往的不幸经历记忆犹新，创伤未复，担心在新的一轮政治斗争中再次遭到朝臣的暗算，所以在变法开始的几年里，她并没有将不赞成的态度公开表露出来。然而曹氏终归是曹氏，敢作敢为、勇于谏诤的性格，决定了她是不会对身边发生的剧变漠然处之、不闻不问的。当着变法的深入开展激起了旧党们愈益激烈的反对的时候，特别是变法触犯了与她保持千丝万缕联系的豪强兼并者和贵族势家们的切身利益的时候，她便本能地卷入了斗争的漩涡，扮演了兴风作浪、推波助澜的角色。
新旧党的第一次斗争浪潮是围绕青苗法和募役法展开的。所谓青苗法，就是规定每年正月和五月青黄不接时，由政府向农民赊贷粮食或钱款，称青苗钱，半年后加息二分归还。所谓募役法(又称免役法)，就是废除原先农户按户口等级轮流充当州县政府差役的办法(差役法)，改由州县政府出钱募人服役，募役所需费用，由农户按户等高低分担，称“免役钱” ，原先享有免役特权的官宦人家等等也要按等级减半出钱，称为“助役钱” 。这两项旨在减轻农民负担，增加政府收入的新法，一条以低利贷代替高利贷，打击了大地主、大商人的兼并势力，一条取消了官僚们的免役特权，便很自然地遭到了他们的反对。韩琦、司马光、富弼等人纷纷上书要求取消。就连赵顼的两个弟弟岐王赵颢和嘉王赵��也加入到了旧党的行列。 有次赵顼与他俩在宫中击球，原定以玉带作赌注，赵頵却说：“我胜了，不要玉带，只求废掉青苗免役法。” 在从中央到地方的一片声讨声中，身居九重的曹氏也终于结束了几年的沉默，杀上了反对变法的战场，并且为首次出场选择了一个适当的机会。
熙宁四年(1071)九月，朝廷举行祭祀明堂大典。这种活动旧例是要实行大赦的，前几天，赵顼与赵颢来见曹氏，曹氏说： “天气晴和，在这样的好日子里举行典礼，真是大庆。” 赵顼说： “确实。” 曹氏突然话题一转说： “我当年若听说民间有什么疾苦，必定告诉仁宗，仁宗常乘大赦之机落实，今天也应该这样。” 赵顼说： “现在民间倒没有什么疾苦。” 曹氏说： “怎么没有?我就听说百姓苦于青苗、助役钱，何不趁大赦之际罢去?” 赵顼回答： “这是为了利民，不是困苦他们。” 曹氏不甘心，又把矛头指向了王安石，企图采取釜底抽薪的办法达到废除新法的目的，便说：“王安石诚然有才学，但怨恨他的人很多，官家若真想保全他，不如暂时把他放为外任，可以过两年再召回来嘛。”赵顼说： “群臣之中，只有王安石能挺身为国，这样的人十分难得，怎好赶他出朝?” 赵颢从旁插话： “太皇太后说的都是至理名言，陛下不可不思。” 方才与曹氏应答之间，赵顼就已寸步不让，只因碍于情面，不好过分顶撞曹氏，眼下弟弟又来帮腔，他便再也憋不住了，向着赵颢勃然怒道： “难道是我坏了天下吗?你来管吧!” 赵颢吓得眼泪都流了出来，委屈地说：“何至于这样说呢?” 曹氏碰了一鼻子灰，更是满脸的不自在，三人不欢而散。
新党在第一个回合的斗争中取得胜利之后，在商业领域里实行了市易法，即由政府出资在汴京等城市设置市易司，大量收储各种滞销货物，待市场短缺时赊销给商人贩卖，一年后加息二分收回贷款。同时，取消首都汴京原先实行的宫廷及官府所需物品、人工，都向各工商业行户勒派的办法，改为工商业行户根据获利多少按月或按季交纳 “免行钱” ，免除他们对官府的供应。市易法、免行法不仅限制了大商人操纵物价垄断市场，剥夺了官府、宦官恣意勒索的特权，而且触犯了与曹氏等人有特殊关系的两个大人物——赵顼的皇后之父向经、曹氏弟弟曹佾的利益。向经一直控制着一批行户，向他无偿供应各种物品，实施免行法后，向经无法从中渔利了，竟厚着脸皮写信训斥市易司。曹佾家修建房屋，所需木料也直接向商人索要，分文不给。曹氏庆寿宫的宦官为了挑起事端，居然无中生有地以曹佾家仆人的名义伪造了一份状文，诬告市易司强买曹佾早已定购的木料。于是，在与大商人有密切联系的官僚士大夫向变法发起新的进攻的同时，向经、曹佾等人的怨言也在宦官们添油加醋之后传进了曹氏及高太后、向皇后的耳朵，更激起了她们对变法的憎恨。宫内宫外反对势力联合掀起的第二次斗争浪潮，也就显得尤为汹涌澎湃。曹氏和高太后甚至对着赵顼抹眼淌泪，说王安石变乱天下，河北等地的大旱已使百姓流离，丧失民心，市易法的实施更使京城民怨沸腾，可能会酿成暴乱。面对母后的眼泪，赵顼彷徨不安，大大动摇了，不几天，王安石就被解除了宰相职务。
此后，虽然王安石一度恢复了相位，新法的基本面也得以维持，但由于赵顼对变法的态度已越来越不如当初坚决，对曹氏的反对意见便开始觉得顺耳了。赵顼曾有意发动一场恢复燕蓟故土的战争，在与大臣商议之后，又到庆寿宫向曹氏禀报。曹氏问： “粮草、犒饷准备好了吗?兵马士卒训练精了吗?” 赵顼说： “都已部署去了。”曹氏说： “事关重大，可要慎重考虑。那点疆土，收回来，得到的不过是举朝庆贺而已; 万一失利，则关系到生灵江山的存亡，切不可轻举妄动。果真可行，那太祖、太宗早就收复了，何须等到今天?” 赵顼说了句：“敢不受教!”立即取消了开战的计划。
政治上的矛盾渐趋缓和，祖孙二人的感情也愈益亲密。元丰元年(1078)正月，年逾花甲的曹氏患上了牙病，牙床鼓得老高，半边脸庞也肿了许多，根本无法进食。赵顼十分焦急，诏令天下各地访求牙科名医进京治疗。闰正月十五，为了让曹氏高兴，还特地命令再次在宫中搭设露台张灯结彩，过第二个元霄节，曹氏心里欢喜，放开量连饮了数杯。
转眼到了元丰二年(1079)初秋，清爽的西风刚刚开始驱散蒸腾的暑气，曹氏却添上了一种称作 “水疾” 的新病。年迈的病体更需要静心调治，然而朝廷上新近发生的一桩案件，却使她无论如何也静不下心来。
熙宁九年十月，王安石再度罢相后，围绕变法在统治集团内部进行的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逐渐演变成了排斥异己相互倾轧的权力斗争。元丰二年四月，担任湖州(今浙江吴兴)知州的苏轼，在一道谢表中对时政发了两句牢骚，立即招致了部分朝官的弹劾。御史中丞李定说他包藏祸心，谤讪皇上。监察御史里行舒亶则从苏轼诗词中摘抄出只言片语，说朝廷每行一项新法，他都写诗恶毒攻击： 实行青苗法，苏轼说 “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 ; 以明法课试群吏，就说 “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 ; 兴修水利，他说 “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 ; 严禁私盐，他说 “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 。认为苏轼愚弄朝廷，肆为诋诮，还把诗词镂板刻石，传播中外，造成很坏影响，应该开刀问斩，以谢天下。赵顼遂命御史台派人把苏轼拘捕入京审问。御史们来势汹汹，苏轼吓得几次想自杀，许多大臣也都以为他必死无疑了。享有天下奇才盛名的大文豪，只因发了两句牢骚，写了几首诗词就被逮捕下狱，眼看要杀，这可是自古以来少有的大冤案，顿时在朝廷上激起了轩然大波。正直朝臣纷纷营救，就连退居金陵的王安石也上书说： “哪有盛世而杀才士的?” 曹氏闻知，更是万分焦虑，顾不上老病交加，支撑着找到赵顼说： “我记得当年仁宗皇帝录取苏轼兄弟为进士时，曾高兴地说： ‘我为子孙找到了两个宰相’ 。现在却听说苏轼因作诗被逮下狱，会不会是仇人中伤他呢?即使他写诗真的有罪，其罪过也大不到哪里去。文人咏诗，本是常情，若一定毛举细故罗织成罪，也不是爱惜人才之道，我已病成这个样子，不能再因冤滥不慎，而有伤中和，你应深思详察才是。”赵顼听罢，感动得流下了眼泪。最后，判苏轼免于死罪，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
苏轼之案得到缓解，曹氏的病情却日渐加重。十月初开始，赵顼就停止上朝视事，每天都在庆寿宫伺候曹氏，晚上就睡在那里，十多天衣不解带。还派宰相祈祷天地、宗庙、社稷，减天下囚犯死罪一等，判了徒刑的予以释放。大作善事，以回天意。至于医治更是不遗余力。然而这一切都没能发挥作用，十月二十日，曹氏的心脏停止了跳动，终年64岁。次年二月葬于永昭陵。曹氏死后，赵顼哀恸不堪，过了7天，才在群臣一再要求下上朝听政。将要殡殓时，特地把宰执大臣们召到柩前，察看放入梓宫的物品，还亲手举着一件玉枕和玉弦说： “这都是太后平常使用的” ，又悲哭欲绝。故而宰相王珪的挽词中有“朱弦湘水急，玉枕汉陵深”两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