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宗皇后阿鲁特氏，生于咸丰四年(1854)，是户部尚书崇绮之女。崇绮作为一个旗人，曾经创造了一个满朝议论、轰动京师的大新闻，在清代堪称空前绝后。
原来清朝的科举取士，自顺治三年到光绪三十年，凡殿试112科，共录取进士26747名。除顺治壬辰年、乙未年两科满汉分榜，有两个状元外，清朝的历代皇帝为了笼络汉族知识分子，凡是旗人，不论满族还是蒙古族，从来无人问鼎。凡状元、榜眼、探花这三个光宗耀祖的头衔，一向为汉人所得。这是顺治皇帝传下来的惯例，各朝皇帝心领神会，满朝文武也都心照不宣，因而各科考试，倒也相安无事。
然而，同治四年的殿试，却打破了这个惯例，这就是旗人崇绮破天荒地夺了一甲一名的状元。阿鲁特·崇绮，原为蒙古正蓝旗人，“初为工部主事，坐其父出师无功，禠职” ，遂导致家道中落。稍后，崇绮虽又略有升迁，但家族仍不景气，崇绮也颇有身居闹市无人问的感慨，真正体察到了世态炎凉，只好关起门来读圣贤书。同治四年四月二十一日，小皇帝载淳在保和殿亲试会试及第的一榜新贡生265人，崇绮也在其中。这次是由武英殿大学士贾桢、军机大臣宝鋆主考。殿试考官共有8人。从卯正时分唱名进殿，礼部散发题纸开始，保和殿内鸦雀无声，贡生们各安其位，都在搜肠刮肚地冥思苦想。崇绮凭借着几年寒窗发奋的苦功，很快就笔走龙蛇地完成了试卷，因为明知旗人一甲三名肯定没有希望，心中倒也坦然。一天殿试结束，读卷大臣们需要两天的时间阅卷。因为试卷都是密封的，读卷大臣看到满意的文章，就在上面画一个圈，大家都认为好的卷子上就有八个圈，然后以画圈多少为序排定名次。第四天皇帝在养心殿 “亲览” 。同治皇帝那时才10岁，自然识不得优劣，也拿不了主意，免不了是两宫皇太后做主，好在每本卷子上都画着圈，点起状元来倒也不难。两宫皇太后忽然发现，第一本竟是旗人崇绮的，感到事情不好办，于是让以协办大学士瑞常为首的读卷大臣和军机大臣们把卷子拿下去商量。这些人商议的结果是： “只论文字，何分旗汉” ，由恭亲王奕沂和协办大学士领衔复奏，两宫皇太后也就钤印钦定了。这样崇绮金榜题名，身为魁首，自是春风得意，踌躇满志。《清史稿》上说： “立国二百数十年，满蒙人试汉文获授修撰者，止崇绮一人，士论荣之。” 以此事为转机，崇绮家又真的中兴起来。
阿鲁特氏作为状元的女儿，自幼就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当然这种教育的内容完全是封建礼教的那一套。这位名门闺秀可以说是饱读诗书，知书达礼，温柔贤慧，冰清玉洁。但她最终被立为皇后，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其中既有一轮又一轮的激烈竞争，又有宫廷内的矛盾角逐。未来的皇后，要在成千上万个青少年 “秀女” 中筛选。经过多次慎重、认真的选择，到同治十一年初，合格的 “秀女” 只剩了10个，其中自然有阿鲁特氏。两宫皇太后事先已决定，这一年的二月初二大吉大利，定于这一天选出皇后。快到这一天时，朝野内外已议论纷纷，在八旗贵族的私下议论中，大部分认为户部侍郎崇绮的长女气度高雅，德才俱胜，皇后是非她莫属了。
到了 “二月二，龙抬头”这一天，宫中热闹极了，选立皇后大典的地点定在御花园的钦安殿，一大早就有内务府的官员进殿铺排。两宫皇太后、皇帝在宝座上就坐，御案上放着一柄镶玉如意、一对红缎绣彩荷包等东西。内务府大臣行过礼，即奉旨将入选的10名秀女带进殿来。行过大礼后，她们分成两排，依照父兄官职的大小分先后站立着。第一次算是复选，两宫皇太后已商量停当，先从10人中选出4个，这4人将是一后、一妃、两嫔。而此时所封的妃，只要不犯过失，循序渐进，总有一天会成为皇贵妃。同样，此时所封的两嫔，也必有晋为妃位的日子。挑选开始，第一轮挑出了副都统赛尚阿的小女儿阿鲁特氏、知府崇龄的女儿赫舍里氏、刑部员外郎凤秀的女儿富察氏和当时身为翰林院日讲起注官侍宫侍讲的崇绮的女儿阿鲁特氏。
皇后在崇绮的女儿与凤秀的女儿之间选出是事先已定好的。但慈禧太后认为，凤秀14岁的女儿富察氏美丽端庄，是皇后最合适的人选; 而崇绮的长女阿鲁特氏已19岁，比同治皇帝还大两岁，又不是满族人，因此不宜立为皇后。另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慈禧太后生在道光十五年，是乙未年，肖羊，而阿鲁特氏生于咸丰四年，是甲寅年，肖虎。如果属虎的人入选正位中宫，慈禧太后就变成了 “羊落虎口” ，这冲尅非同小可。迷信意识浓厚的慈禧太后虽嘴上不便说出，但实际上自然是要力避这种结局出现。慈安太后的意思刚好与慈禧太后相反，她认为还是立阿鲁特氏为皇后好，阿鲁特氏虽然相貌不如富察氏，但 “娶妻娶德，娶妾娶色” ，立皇后以德行为最要紧，阿鲁特氏完全符合条件。再说比皇帝大两岁，懂的事就多，更能够照顾好皇帝，帮助皇帝读书。另外，从来选后虽讲命宫八字，但只要跟皇帝相合就行，与皇太后是不是犯冲，并不在考虑之列。因此，慈禧太后担心的 “羊落虎口” 一事，慈安太后大概根本就没想到。最后，问皇帝载淳的意见，他嗫嚅半晌，终于道出了自己的心愿，决定立阿鲁特氏为皇后。对此慈禧太后虽然很不满意，但毕竟已无法挽回了。
休息过后，复临钦安殿。按照清廷祖传的方式，载淳亲自把镶着羊脂玉的如意递给阿鲁特氏。阿鲁特氏跪下——穿着“花盆底”的鞋，不能双膝一弯就跪，得先蹲下身去请安，然后一手扶地，才能跪下。她不慌不忙，娴熟地做完了这个礼节——然后接过玉如意，垂首谢恩。大局就这样定了下来。然后慈安太后把红缎绣花荷包赐与富察氏。
来到养心殿，即拟旨诏告天下皇后已选立。慈禧太后又定富察氏为慧妃，赛尚阿女儿阿鲁特氏为殉嫔，赫舍里氏也为嫔位。慈安太后表示同意。在这次立后问题上，慈安太后表现出了极少有的爽利果断，致使慈禧太后立富察氏为皇后的企图最终失败了。过去200多年，后妃都是在满州贵族中遴选，此次却破了先例，使清廷自康熙以来出现了第一个非满族人皇后——蒙古族皇后。
关于选立皇后之事，另有 “地上倾茶”一说，聊记于此以供参考。“聘后必择二人，须帝自选。中选者册封，不中亦封贵人。穆宗选后时，意无所适可，慈禧促之，帝乃以茶倾地上，令二人趋而过。一人恐袍污，抠其衣; 一人不然。帝曰：‘抠衣者爱衣，不抠者知礼。’ 遂选不抠衣者，即毅皇后也。”①这种说法无疑是过于简单了。
皇后身份尊贵，理应出在上三旗。但才德俱备的秀女下五旗亦多的是; 或者出身下五旗的妃嫔，生子为帝，母以子贵，做了皇后。为解决这样的难题，清代定下一种制度，可以将后族的旗分改隶，原来是下五旗的，升到上三旗，名为 “抬旗” 。崇绮家原是蒙古正蓝旗，照京城八旗驻防的区域来说，应该抬到上三旗的镶黄旗，这样崇绮一家就沾女儿的光被抬为满洲镶黄旗。崇绮本人蒙恩被封为三等承恩公，从五品官连升三级，一下子成了二品高官。
八月十八日是 “大征” 日。“大征” 就是六礼②中的 “纳征” ，即到皇后家下聘礼。慈禧太后亲定礼部尚书灵桂、侍郎徐桐为 “大征礼” 的正副使，讨个 “灵子桐孙” 的吉利口采。
聘礼由内务府负责准备，按康熙年间的规矩，是200两黄金，1万两白银; 若干金银茶筒、银杯; 1000匹贡缎; 另外是20匹配备了鞍辔的骏马。聘礼并不算重，但皇帝富甲天下，并不在钱财上计算。光是那一万两银子，便是户部银库的炉房中特铸的，50两一个的大元宝，凸出龙凤花纹，银光闪闪，映日生辉。20匹骏马也是一色纯白，是古代帝王驾车的所谓“醇驷” ，个头大小一样，配上簇新的皮鞍，雪亮的 “铜活” ，黄弦缰衬着马脖子下面一朵极大的红缨， 色彩极其鲜明。为这20匹马上驷院就报销了七、八万两银子，还专门花了几个月的工夫调教。
另外，还有赐皇后祖父、父母、兄弟的金银衣物，也要随聘礼一起送去。一路吹打到皇后私邸，崇绮一家早已在门外恭迎。“大征” 的礼节自是隆重热烈。大征的仪物聘礼安排停当之后，皇后方才出临。
从皇帝亲授如意，立为皇后，鼓吹送回家的那一天起，阿鲁特氏即与她的祖父、父母、兄嫂废绝了家人之礼。首先是一家人都跪在大门外迎接，而她则摆出皇后的身份，对跪着给她叩头的父母亲人决不能照样回礼，最多只能点一下头。等进入大门，随即奉入正室，独住五开间的二厅。同时，内有宫女贴身侍候，外有乾清宫班上的侍卫守门，稽查门禁，极其严厉，尤其是青年男子，无论是多么直接重要的至亲，都不能进门。在里面，父亲要见女儿，也很不容易，几天见一次，见时做父亲的崇绮必须恭具衣冠。皇后的母亲嫂子，与她倒是天天见面，但却如命妇进宫，只是为了侍候皇后。每天两次 “尚食” ，阿鲁特氏皇后独居正面，食物从厨房里送出来，由丫头传送给她的长嫂，长嫂传送给母亲，母亲亲手捧上桌，然后侍立一旁，直到她用膳完毕。当然皇后除了二厅，是屋门不出的。
此刻，皇后在宫女的随侍下，出临大厅受诏。听宣了钦派使臣行大征礼的制敕，皇后仍旧退回大厅。
等仪物聘礼授受完毕，崇绮又率领全家亲丁向禁宫所在的西北方向，行三跪九叩的大礼谢恩。接着匆匆赶到门外，跪送使臣。“大征” 礼到此告成。
大征礼一过，马上就得准备大婚正日的庆典。此次同治皇帝与阿鲁特氏皇后的大婚，非同一般的庆典，它在当时的那种社会里，既是北京城内的一大盛事，也是全国普天同庆的喜事。在乾隆五十五年，京城为清高宗祝贺八旬大寿时，曾大大地热闹过一番，这回巧逢康熙皇帝之后200多年来首位在位皇帝大婚，可谓 “百年难遇” (康熙至同治之间的几位皇帝，即位时早已成年，已有了嫡福晋即皇后)，自然是要以最浩大、最隆重的仪式来庆贺了。
大婚吉日定在同治十一年九月十五这一天。照满洲的婚俗，发嫁妆须在吉期的前一天。因为阿鲁特氏的妆奁多达360台，需连发4天，因此要提早开始。九月九日重阳节这天皇后就开始向宫中送嫁妆。妆奁中真是应有尽有，首饰、文玩、衣服、靴帽不可胜数，仅两广总督瑞麟与粤海关监督崇礼办来的紫檀木器，就有几十台。但在这诸多桌案木器中，却独缺一张床。
床自然是有的，它早已被安置在坤宁宫东暖阁。这张床非同一般， 它也可以说是一个槅间， 所以没有床顶， 只有雕花的横楣，悬一块红底黑字的匾，上书四个大字 “日升月恒” 。西面朱红大柱下，置一具景泰蓝的大熏炉; 东面柱房，则是雪白的粉壁，悬着 “顶天立地” 的大条幅，画的则是 “金玉满堂”的牡丹; 下置一张紫檀茶几，几上一对油灯，油中还加上蜂蜜，期望皇帝和皇后，好得 “蜜里调油” 似的。床上的帐子本来是黄缎的，此时为表示喜庆则换成红色的。已专门安排4位“结发命妇” 负责 “铺床” 。
吉期虽选定九月十五日，仪典却从十三日半夜里便已开始，太和殿前，陈设全部卤簿，丹陛大乐，先册封，后奉迎;十四日寅初时分(凌晨3点多钟)，皇帝驾御太和殿，亲阅册宝。册封皇后的制敕，是内阁所撰的，一篇典皇堂皇的四六文，铸成金字，缀于玉版，由工部承制，仅此就报销了1000多两黄金。“皇后之宝” (大印)亦用赤金所铸，4寸4分高，1寸2分见方，交龙纽、满汉文，由礼部承制，也是报销了1000多两银子。
册封的使臣仍是灵桂和徐桐，他们受命下殿后，跟在供奉 “玉册金宝” 的龙亭后面——龙亭自然是被人抬着，直趋后邸。
阿鲁特氏大门口是崇绮率领全家亲丁跪接，二门中是崇绮夫人率子妇女儿跪接。等在大厅上安放好了册宝，皇后方始出堂，先正中向北跪下，听徐桐宣读册文，然后灵桂把玉册递给左面的女官，她跪着接过来再转奉皇后，皇后从左边接过来，往右边递出去，另有一名女官接过，放在桌上。金宝也是这样一套授受的手续。册立大典，到此完成。册封的二位使臣即回宫复命。
下面就到了该奉迎的时候了。一吃过午饭，文武百官，纷纷进宫，在太和殿前，按着品级排班; 申初时分(下午3点多钟)，同治皇帝临殿，先受百官朝贺，然后降旨遣发陈设在端门以内、午门以外的凤舆，奉迎皇后。奉迎的专使是两福晋、八命妇。两福晋是载淳皇帝的婶母，惇王奕综和恭王奕欣的福晋，八命妇原则上应是既结发、又有子孙的一品夫人。
大婚的仪礼，原是满汉参合，而 “六礼” 中最后一个环节、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就是“亲迎” 。皇帝皇后比于天地，亦是敌体，皇帝大婚不亲迎皇后，于礼有悖。但果真亲迎，不但仪制上会生出无法折衷调和的麻烦，而且帝后究竟不同，皇帝大驾临御，刚要做新娘子的皇后，还得跪接，世上自然没有这个道理。因而必须有一个可行的办法代替。这办法就是，用一柄龙形的如意代替皇帝，当奉迎专使承旨奉迎皇后时，她们跪进朱笔，由皇帝在如意正中，朱笔大书一个 “龙”字，然后将这柄如意放在凤舆中压轿，这便是 “如朕亲临”之意，作为亲迎的代替。
奉迎的仪节，当然又应以满洲的风俗为主。奉迎专使即使都是女眷，也要全部骑马。仍由龙亭作为前导，一块来到后邸，崇绮带领全家仍有一番跪接仪式。等把凤舆在大堂安置好，十位福晋命妇便到正屋谒见皇后，然后侍候皇后梳妆。
此时皇后头梳得很有讲究，必须梳成双凤髻。皇后收拾停当，由众人服侍着坐上凤舆，凤舆在子初一刻(晚上11点多钟)出后邸上路，皇后由大清门被抬入宫，到宫里时，当是15日凌晨了。与此同时，等在乾清宫的皇帝，也出乾清门进入坤宁宫，暂在大婚洞房的东暖阁前殿休息。这时皇后的凤舆已由御道到了乾清门，抬过一盆极旺的炭火，四平八稳地停好，在奉迎专使的护持下，皇后跨出轿门，女官上前接过她一手拿一个的苹果，奉迎专使则捧一红绸封口的金漆木瓶交到皇后手里，里面盛着特铸着 “同治通宝” 的金银钱和小金银锭、金玉小如意、红宝石，以及杂粮五谷，称为 “宝瓶” 。
等皇后捧稳了 “宝瓶” ，奉册宝的龙亭方始再走，沿着御道经过乾清宫与昭仁殿之间的通路，进入乾、坤两宫之间的交泰殿。这个殿不住人，只有两项用处： 一项是 “天地交泰” 为帝后大婚行礼之地; 一项是储藏御宝。这天夜里，两项用处都有，礼部堂官先奉皇后册宝入藏，然后在殿门前另作了一番布置，横放朱漆马鞍一个，鞍下放两颗苹果——就是从皇后手里取来的那两个，上面再铺一条红毯。
六对藏香提炉，引导着阿鲁特氏皇后跨过 “平平安安” 的苹果马鞍，到西首站定。这就到了拜天地的时刻——皇帝这面也是算好了时刻的，等皇后刚刚站好位置，皇帝载淳也由坤宁宫到了，站在东首与皇后相对而立，在繁密无比的鼓乐声中，一起下拜，九叩礼毕，成为 “结发” 。
共同拜完天地、寿星，再由皇后一人单拜灶君。然后皇帝皇后在东暖阁行坐帐礼，吃名为 “子孙饽饽”的饺子。这饺子一下锅就得捞出来，呈给皇帝皇后，完全是生的，但不能说生，咬一口吐出来，藏在床褥下面，说是这样就可早生皇子。接着皇帝暂时到前殿休息，等候作为奉迎专使的福晋命妇为皇后上头。在满洲人说来，叫做 “开脸” ，用棉线绞尽了脸上的汗毛和毵毵短发，然后用煮熟的鸡蛋剥了壳，在脸上推过，立刻便现出了容光焕发的妇人颜色。接下来是重新梳头，双凤髻只是及笄之年的少女装束，此时要改梳为扁平后垂、无碍枕上转侧的 “燕尾” 。等打扮好了，方始抬进膳桌来开宫里称做“团圆膳” 的合卺宴。这时皇帝便在太监及两福晋八命妇的引导迎接下，重回东暖阁，帝后欢宴，其他人等则纷纷跪安退出。到这里，帝后大婚盛典的全部仪礼始告完成。
这场筹备三年的 “大婚” ，花销巨大，耗费惊人，有史记载的我国 “婚典” 中，尚无出其右者。奢华程度，亘古无与伦比，堪称一项中国之 “最” 。据当时户部奏报，各省采办物料未经报部者不计，内务府寻常借款不计，特旨拨款不计，仅算各省报部和户部发放用于婚典的银两，就达1130万两。如此庞大的开支，相当于当时清王朝全国一年财政收入的一半。按今天的银价计算，约合1亿美元。19世纪80年代初清王朝驻德国公使李凤苞，秉承李鸿章的旨意直接与伏尔舰厂打交道，买了在当时来说还较先进的两艘6000马力的 “定远” 与 “镇远” 铁甲舰，一艘2800马力的 “济远”钢甲舰，这三只着名的战舰价钱是白银400万两。同治皇帝结婚所用的钱，几乎可以买这些战舰的3倍。如果把这一大笔钱买成粮食，那将够1400万贫苦农民吃一年。为了娶阿鲁特氏皇后，多少人民的血汗付诸东流。
不论大小官员以及吏役，凡跟 “大婚”沾上边的，甚至不沾边的，都受到了封赏、得到了好处。尤其可笑的是，在皇帝 “大婚”的这一年，不管是刑部秋审，还是各省奏报的死刑重犯，一律停止勾决。这样一来，连被判死刑的罪犯，都被上了皇恩。
婚后按惯例在东暖阁居住两天，第三天皇帝回到养心殿，皇后阿鲁特氏搬到体顺堂居住。正位皇后的阿鲁特氏，其实也是很不自由的。两宫皇太后尚在，她这个做儿媳妇的要伺候两个婆婆，每天都要到太后处去请安、侍膳，以尽孝道，这大概也是祖制吧。慈安太后对这个儿媳妇还是非常照顾、体贴的。但慈禧太后则事事看着阿鲁特氏不顺眼，每每加以指斥、责难。史书上载： 对皇后 “孝贞(慈安太后)亦异常钟爱，而孝钦(慈禧太后)则非常忿怒。每孝哲入见，从未尝假以词色” ，当是事实。关于慈禧太后与阿鲁特氏不和之事，爱新觉罗·溥仪在其回忆录 《我的前半生》 中也有记述。
所幸的是，大婚之后皇帝载淳同阿鲁特氏关系尚好。帝后之间情趣比较高雅，相亲相爱，堪称相敬如宾。有史为证 “孝哲(阿鲁特氏)物度端凝，不苟言笑，故穆宗始终敬礼之。宫中无事，恒举唐诗以试后，后应口背诵如流。上益喜，伉俪綦笃，而居恒曾无亵容狎语” 。①但由于慈禧太后对阿鲁特氏心怀不满，看到皇帝载淳对她很好，便格外不高兴。于是就对皇帝的私生活横加干预，不让皇帝与阿鲁特氏同居，“欲令慧妃专夕” 。小皇帝载淳也有几分倔强，偏不依母亲，干脆谁的寝宫也不去，一人独居乾清宫。载淳与慈禧太后母子失和，更使慈禧太后迁怒于阿鲁特氏，认为是她挑唆儿子不听自己的话。这给皇后带来了更大的厄运。
小皇帝与母亲斗气离开后妃，而独居乾清宫，开始还可坚持，时间一长，就有些心猿意马了。在机灵的太监和奕欣的儿子载澄的指引下，他化装来到宫外不远的烟花柳巷行走，只一两年，便身染重病。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1875年1月)，小皇帝载淳病死。享年尚不足19岁。
关于同治皇帝的死因，有三种不同的说法，一说死于天花，一说死于梅毒，另一说死于疥疮，各有各的根据。比较有案可稽的论证，是近年 《紫禁城杂志》 出版的 《故宫轶事》 。其中徐艺圃先生所写的 《同治帝之死》 ，从清室档案 《万岁爷进药用药底簿》 中，查阅了自同治十三年十月三十日载淳得病召御医李德立、庄守和入宫请脉时起，直至十二月初五日载淳病死时止，共37天的脉案、处方及106帖服药记录，肯定同治是死于天花无疑，而绝非死于梅毒或其他别的病症。但钱谷风先生、台湾作家高阳先生却依据大量的史料，肯定了载淳是死于梅毒，并且还与慈禧太后和皇后阿鲁特氏的矛盾激化有关。
据传说，皇帝载淳因梅毒导致 “内陷” 身亡，而 “内陷”是由惊吓诱发的。十二月初四日午后，皇后阿鲁特氏到养心殿东暖阁探视皇帝病情，载淳见她脸上泪痕宛在，不免关切，便问缘由，阿鲁特氏一时忍耐不住，就把又受慈禧太后指责的经过，哭着告诉了载淳。哪知慈禧太后接到密报，已悄悄跟来躲在帷幕外面偷听。当听到皇帝安慰阿鲁特氏 “你暂且忍耐，总有出头的日子”时，慈禧太后已按捺不住心头的怒火。据说她当时的态度非常粗暴，与民间恶婆婆的行径无异，掀幕直入，一把揪住皇后阿鲁特氏的头发，劈脸就是一巴掌。皇后统摄六宫，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当慈禧太后来势汹汹之际，但求免于侮辱，难免口不择言，所以抗声说道： “你不能打我，我是从大清门进来的。” 此话不说还好，一说正如火上浇油——慈禧太后一生的恨事，正是不能正位中宫。阿鲁特氏的抗议正触犯了她的大忌，于是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厉声喝令： “传杖!” “传杖”是命内务府行杖，这只是对付犯了重大过失的太监、宫女的办法，今日竟施于皇后!载淳听了大惊，顿时昏厥，这一来才免了皇后的一顿刑罚。而同治皇帝则就此病势突变 “内陷” ，终于于第二天不治身亡。
同治皇帝究竟因何而死，实需进一步考证。本来，脉案是皇室档案记录，是官方文件，应无可非议。但事实未必尽然，中国自古就有 “为尊者讳” 的传统。因为在某种条件下，由于某种不可公诸于众的原因，必须回避当时的真实情况，有时也弄虚作假，以掩盖事实真相，这也是历史上屡见不鲜的手法。因此关于同治皇帝的脉案、用药情况的记载，也完全有伪造之可能。
亲自为载淳治病的御医李德立之曾孙李镇先生这样说：“曾祖李德立就是给同治看病的御医。50年以前，我的祖父在世时，我为此疑案当面问过他，他是德立公之长子……关于曾祖为同治看病的亲身经历和慈禧懿旨 “屏斥治罪” 的内幕，因这是与家族命运休戚相关的大事，印象极为深刻。他说： 同治确是死于梅毒。并将真相告我。时在1938年，我据此查阅有关史料，拟稿投北京 《文言报》 ，被采用披露报端。先祖父及所识前清遗老阅后均额首称是，未闻异议。”关于同治皇帝死前的情况，他的说法也与传说的基本一致。据他说： 慈禧太后在亲生儿皇帝得了不治之症后，“首先传旨把同治迁到养心殿东暖阁，便于监视。阿鲁特氏皇后住在养心殿西侧的体顺堂，如要夫妻相会，晨昏省视，要事先通知首领太监禀明，才能进入东暖阁面见皇帝。慈禧与皇后，婆媳之间早有不和，如今矛盾更加尖锐。据祖父面告，同治之病，经曾祖精心治疗已有起色。十二月初四日午后，阿鲁特氏来东暖阁视疾，当时载淳神志清醒，看见皇后愁眉锁目，泪痕满面，乃细问缘由。这时早有监视太监专报西太后，说皇帝与皇后阁内私语。慈禧急来东暖阁，脱去花盆底高跟鞋，悄悄立在帷幔之后窃听，并示意左右禁声，切勿声张。此时皇后毫无察觉，哭诉备受母后刁难之苦。皇帝亦亲有感受，劝她暂且忍耐，待病好之后，总会有出头的日子。可知载淳在去世前一天，所想的是病好之后的事，没有预感到明天就要死了。不料慈禧听到此处正刺所忌，竟勃然大怒，立刻推幔闯入帷内，一把揪住皇后的头发用力猛拖，一大撮头发连同头皮都被拉了下来，又劈面猛击一掌，顿时皇后血流满面，惨不忍睹。慈禧又叫太监传杖，棒打皇后。同治大惊，顿时昏厥，从床上跌落在地，病势加剧，从此昏迷不醒。急传先曾祖入阁请脉，但已牙关紧闭，滴药不进，于次日夜晚死去。”①后来李德立因了解内情，差一点被慈禧太后逼令自尽。
笔者认为李镇之说更符合事实，同治皇帝当是死于梅毒，并非天花。而且他的死是与慈禧太后同皇后的矛盾激化直接相关，传说是有事实根据的。
阿鲁特氏与皇帝婚后两年多的时间，同居的日子尚不足两个月，这当然主要是由于慈禧太后从中作梗的缘故。现在载淳已死，在慈禧太后淫威下寡居的皇后，日子就更不好过了。
同治皇帝死后，定策迎取嗣皇帝进宫是头等大事。但这等大事慈禧太后却始终不许阿鲁特氏参预。选嗣皇帝，慈禧太后不选 “溥” 字辈的近支王子为同治皇帝立嗣，偏偏选中了年仅4岁的载淳堂弟、也是自己的亲侄子、亲外甥载湉为帝，用意非常明显，一是为了防止皇后仿效她扮演垂帘听政的把戏，二是能使自己可以继续以皇太后的身份合法地掌握大权。可谓老谋深算用心良苦，年轻的阿鲁特氏绝对不是她的对手。
皇帝载淳身死，庙号定为 “穆宗” ，尊谥用 “毅”字。穆宗毅皇帝的称号定了，穆宗皇后亦须有一封号。慈禧太后在内阁拟呈的字样中，圈定 “嘉顺”二字。这实际上是对阿鲁特氏的一个警告，意思是顺从始可嘉，即使是逆来也要顺从。
此后，阿鲁特氏以泪洗面，过了不长时间，在光绪元年二月二十日半夜三更时分香消玉殒，距离皇帝死日仅差两个半月。在100天内皇帝皇后先后去世，这在历史上极为罕见。皇后因何而死，又有几种不同的说法。
一说是因为大行皇帝之死，皇后哀伤过甚，缠绵病榻已久，并抱定必死的决心拒绝治疗而逝。
一说是同治皇帝死的当天，阿鲁特氏就曾吞金自尽，遇救不死，因此这次身死，依然是自裁，以报皇帝于地下。
另有一说是被慈禧太后迫害致死。大行皇帝一崩，慈禧太后就归罪于阿鲁特氏，甚至诬赖她房帷不谨，以致同治皇帝发生 “痘内陷”的剧变。嘉顺皇后遭遇了这样难堪的逆境，无复生趣，恹恹成病，终于不治。
再有一说是慈禧太后害死了皇后。慈禧太后认为，嘉顺皇后在世一日，便有一日的隐忧后患，决心置她于死地，于是秘密下令，断绝她的一切饮食，使皇后活活饿死。
诸种说法，孰是孰非，难以判断。
阿鲁特氏死时仅22岁。她活着时，慈禧太后对她百般挑剔折磨，死后的丧仪却颇隆重。当天即发出了一道上谕，一道懿旨。派礼亲王世铎领头办理，又加派恭亲王奕欣主持，很是大操大办了一番。刚死时梓宫暂时安置在隆福寺。直到光绪五年三月，惠陵修好后，才与同治皇帝合葬在惠陵。光绪皇帝给阿鲁特氏加谥，到宣统年间又加谥，谥号全称是 “孝哲嘉顺淑慎贤明恭端宪天彰圣毅皇后” 。
阿鲁特氏死后，慈禧太后的怒气并未全消，转而发泄到皇后父亲崇绮身上，一度革掉了他吏部侍郎的职务。
后因崇绮全不记女儿被慈禧太后逼死之仇，一味巴结、效忠慈禧太后，而复被起用。先任镶黄旗汉军副都统，1878年奉命查办吉林政务，署吉林将军。次年又任热河都统，1881年升任盛京将军，1884年调任户部尚书，可谓官运亨通。后他曾与徐桐等一起主张废光绪帝，因此甚得慈禧太后宠任。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华北，他又任留京办事大臣，随即退走保定自缢而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