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太后是清朝咸丰皇帝奕詝的妃子，同治皇帝载淳的母亲。她曾住在紫禁城内西宫，因而俗称 “西太后” 。因为她姓叶赫那拉，故又称 “那拉太后” 。也有人根据她的徽号和谥号称为 “慈禧太后”或 “孝钦太后” 。现在人们一般都直呼其为“慈禧” 。她生于道光十五年(1835)，死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原系满州镶蓝旗，后改隶镶黄旗。咸丰元年(1851)被选为秀女; 咸丰二年入宫; 咸丰四年晋升为懿嫔; 咸丰六年封为懿妃; 咸丰七年封为懿贵妃。咸丰十一年发动了宫廷政变，以后把持清朝政权达48年。
在中国历代皇后中，慈禧是最臭名昭着的一位。她是中国历史上把持国家政权时间最长的一位女性，也是中国历史上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灾难最大的一位女性。她是权欲与阴谋的象征，也是专断与毒辣的化身，还是奢侈与腐化的典型。她的统治时期是中国社会最黑暗的时期。她是中华民族的罪人。
入 宫 前 后
慈禧于道光十五年(1835)十月初十出生于北京一个世代为官的中等官僚家庭。
慈禧的曾祖父、祖父都是京官，都曾官至员外郎。
慈禧的父亲惠征，监生出身，道光二十六年(1846)补授吏部文选司主事; 道光二十八年为吏部验封司员外郎; 道光二十九年列京察一等，军机处记名，以道府用; 同年兼工部保源局监督; 同年任山西归绥道。咸丰二年(1852年)任安徽宁池太广道; 咸丰三年在太平军进攻面前先是转移家属，然后带着搜刮的钱财逃跑，被咸丰皇帝罢官，同年病死于镇江府。
慈禧的外祖父惠显，曾在道光年间历任安徽按察使、驻藏大臣、工部左侍郎(兼京营右翼总兵)等职，后调任归化城副都统，是地方封疆大吏。
一些野史演义、电影戏剧，说慈禧生在南方，且家境贫寒，是毫无根据的。慈禧祖上三代都是京官，其父惠征虽然任过几天宁池太广道的道员，但那时慈禧早已入宫，因此，慈禧不可能出生在其它地方。慈禧祖上虽未至达官显宦，但也都是四五品的官员，所以家境也不会贫寒，而且远在一般小康之家之上，过的是一种比较富裕的剥削阶级的寄生生活。
慈禧于咸丰元年(1851)被选为秀女。依照清代惯例，秀女一经选中，即由皇帝确定名位，并赐封号。咸丰二年二月十一日，慈禧被封为兰贵人。然后又经过一些手续，于咸丰二年五月进宫。这是慈禧一生的转折点，从此以后，这位普通的官宦小姐开始和政治发生关系。
过去有人考证，慈禧入宫是为了复仇。理由是，清王朝的祖先努尔哈赤曾攻打过叶赫部落，并且杀光了叶赫部落的所有男子。叶赫部落的首领在临死之前发誓说： “我叶赫即使只剩下一个女儿也要复仇。” 因此清王朝有 “宫闱不选叶赫氏” 的祖制。慈禧入宫恰恰是一次破例，而正是这次破例断送了清王朝的江山。实际上，这些都是很荒谬的传说。当初，清王朝的祖先确实和叶赫部落发生过一次不小的冲突，但那次冲突理亏的正是叶赫部落，而且努尔哈赤只杀掉了叶赫的两个首领，对其它人并未肆行杀戮。叶赫家族在清王朝的建立过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成为清满洲八大世家之一，在朝中一直很有势力。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叶赫的女儿入宫为嫔妃的绝非慈禧一人，而是历代都有，单是咸丰皇帝的十九名嫔妃中就有四名姓 “叶赫那拉” 。
慈禧入宫后，对咸丰皇帝着意迎奉，颇懂取悦皇上的技巧，逐渐得到了咸丰皇帝的宠信。咸丰四年由贵妃而晋升为懿嫔。咸丰六年生下儿子载淳(即后来的同治皇帝)，是嫔妃中唯一有儿子的。母因子贵，生孩子的当天，慈禧升为懿妃。咸丰七年又被封为懿贵妃，地位只在皇后之下。本来权欲极强的慈禧，开始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参与朝政，代咸丰皇帝批阅奏章，给咸丰皇帝出谋划策，为日后篡权执政打下了基础。
篡 权 听 政
咸丰十年(1860)，英法两国联合对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即第二次鸦片战争进入激烈阶段。由于中国政府的腐败无能，英法联军的进攻连连得利。他们打天津，犯通州，向京师逼近。整日寻欢作乐、耽于声色的咸丰皇帝，被敌人的炮火吓得失魂落魄，携带皇后钮钻禄氏(慈安)、贵妃叶赫那拉氏(慈禧)和儿子载淳等人，假借 “木兰秋狩” (打猎)之名，仓皇逃离北京紫禁城，逃到热河承德(今河北承德)避暑山庄。
咸丰十一年七月十七日，咸丰皇帝病死于承德避暑山庄。咸丰皇帝将死之时，命大臣代笔遗诏，立独生子载淳为皇太子。考虑当时载淳尚不满6岁，无独立执政的能力，便命其平日比较宠信的亲王大臣怡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协办大学士肃顺等八人为 “赞襄政务王大臣” ，协助载淳处理一切政务。肃顺等人都是咸丰皇帝在位初期，为施展个人宏图大志、改变道光皇帝执政后期腐败的朝政而重用的大臣，后来咸丰皇帝雄心日减、耽于声色，朝政便由他们把持了，在这期间他们自然是横行无忌，得罪了不少人。咸丰皇帝临死前的这种安排，朝里朝外有许多人心怀不满，其中最有意见的就是慈禧。
慈禧是一个素有政治野心的女人。她对肃顺等人包揽政柄、奉承咸丰皇帝、无视她的存在、压制她出头的做法，早就非常憎恨。特别是有传说，肃顺曾建议咸丰皇帝铲除慈禧仅留其子，以免日后慈禧专权，咸丰皇帝犹豫未决，因此慈禧更感到肃顺等人的存在实在是对她最大的威胁。在咸丰皇帝活着的时候，仇恨不敢表现出来; 咸丰皇帝一死，肃顺等人控制了政权，慈禧在权欲与仇恨的推动下，决定孤注一掷，发动政变，消灭对手，掌握政权。
慈禧为了篡权上台，周密谋划，采取了一系列颇为主动的步骤。
第一步，利用其皇帝生母的身份，控制了 “同道堂” 的印章。咸丰皇帝死后，肃顺等八大臣处理一切军政要务，起了襄助或代替小皇帝载淳执政的作用。但是为了显示皇权的至高无上，凡发至内阁和京外各衙的咨文，必须同时钤用皇太后(即慈安)掌管的 “御赏”和皇帝掌管的 “同道堂” 两枚印章才能有效。这两门印章都是咸丰皇帝留下的，其使用方法也是咸丰皇帝死前安排的。慈禧为了篡权，便以小皇帝生母的身份，把属于皇帝掌管的 “同道堂” 印章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里，代子钤印。八大臣对此极为不满，于是慈禧便怂恿皇帝不予用印，因此辅政大臣首次发给内阁和地方官员的咨文，就没有印章。最后肃顺等人只好妥协让步。慈禧在第一回合的斗争中取得胜利。
第二步，联合其他势力，图谋政变。慈禧志在打败肃顺等人，但深感自己势单力薄，于是她决定联合那些对肃顺等人不满的人，共同对付肃顺等人。她联合的最主要对象就是恭亲王奕欣。恭亲王奕欣，是咸丰皇帝奕詝的同父异母弟弟，道光皇帝的第六个儿子。咸丰皇帝奕詝早年丧母，由奕欣的母亲抚养，两人感情不错。奕詝继位以后，也曾重用过奕欣。但在继位问题上，两人的感情出现了难以弥合的裂痕。奕欣对奕詝不服气，奕詝对奕欣不信任。后来在孝慈皇太后(即奕欣生母)封号问题上，两人矛盾公开化，奕詝把奕欣赶出军机处，不再重用。奕詝死前，也没有把奕欣列入辅政大臣之中;奕詝死后，肃顺等人又不许奕欣去热河奔丧。这一切，对于有政治野心的奕欣来说，内心极为不满。奕欣的这种心境和慈禧非常相似。但是，两人联手，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互相需要。对于慈禧来说，奕欣不仅在内阁和军队里一直有众多的支持者，而且得到了洋人的信赖。因为当初，咸丰皇帝在逃离北京时，留下奕欣与英法侵略军交涉，奕欣在谈判中满足了英法侵略者的要求，在列强中引起 “较好的反应” 。这正是慈禧所要借重的。对于奕欣来说，慈禧是一把 “尚方宝剑” 。因为在人们眼里，慈禧虽不是咸丰皇帝的皇后，但却是小皇帝载淳的生母，而且又刚刚冠以 “圣母皇太后” 的特殊头衔，又是公认的 “工于心计之人” 。所以，当慈禧派宠信太监安得海秘密前往北京联络奕欣时，双方一拍即合。奕欣不顾肃顺等人的阻止，强行来热河奠祭咸丰皇帝，而且装出一副悲痛欲绝的样子。祭后，慈禧单独召见了他，密谋策划了政变的具体方案。然后，奕欣回到北京，开始联络人员、组织力量，为政变积极做准备。
第三步，慈禧和奕欣开始策动一批官员弹劾肃顺等辅政大臣，并制造皇太后垂帘听政的舆论。在慈禧和奕欣的暗中策动下，咸丰皇帝在位时一些不得宠的大臣，像胜保等人纷纷指责肃顺等辅政大臣，说他们 “揽君国大权，以臣仆而代纶音，挟至尊以令天下，实无以副寄托之重，而餍四海之心” ; 同时提出 “为今之计，非皇太后亲理万机，召对群臣，无以通下情而正国体” 。一时间，要求皇太后垂帘听政、撤销肃顺等人辅政的呼声在朝里朝外喊得很响。在这种气候下，慈禧大胆地做了一些政变前的试探动作，主要是公开削减了几个辅政大臣的权力。当载垣等人以事务繁忙为由违心地要求减少他们的部分职务时，慈禧立即顺水推舟，以皇帝的名义下诏解除了载垣的銮仪卫、端华的步军统领、肃顺的管理理藩院的职务。对于慈禧的步步紧逼，八位辅政大臣中，肃顺主张 “先行下手” ，但其他人不同意，对此，肃顺在被捕后曾抱怨不已。
最后一步，利用回銮之机，发动政变。咸丰十一年(1861)九月二十三日，咸丰皇帝的灵柩要运回北京。慈禧安排灵驾由肃顺等人护送，自己和慈安太后、小皇帝载淳先期回京准备迎接。回京后，慈禧立即召集在京的亲王、大臣诉说了肃顺等人的 “罪状” ，并说 “辅政之事”是肃顺等人伪造的诏书，并不是咸丰皇帝的 “钦命” 。大学士周培祖当即奏请 “为什么不惩治他们呢?”慈禧无可奈何地回答： “他们的职位很高，谁能惩治得了。” 周培祖说： “可以由皇帝、皇太后下令先将他们解职，然后再拿问定罪。” 其实，这不过是作戏，慈禧、奕欣早已胸有成竹了。咸丰十一年九月三十日，慈禧挟制载淳，传旨将载垣、端华、肃顺等革职拿问，并严行议罪。接着突然将载垣、端华、肃顺三人逮捕，逼令载垣、端华自杀，将肃顺处斩，其余五人或革职或发遣。于此同时，凡拥戴垂帘听政的人都按功行赏，加官进爵，其中恭亲王奕欣被封为议政王，在军机处行走，掌握了军政大权。
咸丰十一年十一月一日，慈禧与慈安在养心殿东暖阁垂帘听政。十一月九日定年号为 “同治” ，暗示两宫皇太后与小皇帝一同治理朝政。因为这一年是辛酉年，历史上通称为 “辛酉政变” 。又由于这次政变发生在北京，外国人多称为 “北京政变” 。这次政变，开始了慈禧长达48年的黑暗统治，在慈禧一生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这一年，慈禧才刚27岁，充分暴露了政治阴谋家、野心家的本性。
再 度 垂 帘
慈禧垂帘听政后，对外进一步投靠列强，满足外国侵略者的无理要求; 对内联合各方面的反动势力，疯狂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和少数民族起义。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树立自己的权威，慈禧采取各种阴谋手段，培植亲信，排斥异己，顺我者昌，逆我者亡，逐渐在朝廷里形成了自己的势力范围，成为不可冒犯的大独裁者。
同治十二年(1873)，同治皇帝已经18岁了。按照听政规矩，慈禧应该把政权交给皇帝，这叫做 “还政” 。对此，慈禧尽管内心里十万分不愿意，但也是毫无办法。偏偏同治皇帝也是个不争气的家伙，年纪轻轻，却荒淫无度，在宫中荒淫还嫌不尽兴，竟让太监领着，化装成平民百姓、公子王孙到花街柳巷去寻欢作乐，结果染上了性病，同治十三年十二月便一命呜呼(为了皇家声誉，对外说患天花而死)。
对于同治皇帝之死，有人认为是被慈禧所害，也有人认为是慈禧有意放纵所致，这些都没有足够的证据。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慈禧与同治皇帝没有多少母子情谊。在慈禧眼里，权力比儿子重要。同治皇帝长到14岁时，按照前朝惯例，就应该接掌政权(即亲政)，可是慈禧根本不提这码事。朝廷内外的奏章，都是她亲自阅览，然后按照她的意志拟定咨文，最后以皇帝的名义颁发，这当中皇帝所起的作用只是挂个名而已。直到同治皇帝17岁了，慈禧才不得不答应次年还政。但是多年来，慈禧的党羽已遍布宫中，同治皇帝即使掌握了政权，实际上也当不了多大的家。对于这一点，同治皇帝心里自然也很明白。同治皇帝在执政前后，也曾与慈禧发生过几次冲突，表示了他的不满，但最终也没起什么作用。
同治皇帝死了，但他没有留下孩子。按照规矩，可以选一个年长一些的晚辈，继承皇位。但是这样一来，慈禧就成了太皇太后(祖母辈)，就不便于再继续听政。慈禧为了继续控制政权，决定这一次不按规矩办事。她召集文武大臣宣布： “先皇帝(咸丰)就载淳这一个孩子，又这么年轻就死了，如果给他过继一个年长的晚辈，实在不像话，还是应该找个年纪小的孩子，从小教育培养。溥字辈(即载淳的下一辈)都不行。载字辈里只有奕譞的儿子载湉最合适。我决定选择载湉来继承皇位。”慈禧做出这种安排，可谓煞费心机： 首先，载湉与同治皇帝载淳是同辈人，慈禧仍可以以皇太后的身份听政; 其次，载湉年方4岁，不能理政，慈禧至少可以再控制十几年政权;再次，载湉不仅是咸丰皇帝的亲侄子，还是慈禧的亲外甥，便于控制。其实慈禧的这种用心，谁都明白，只是没人敢提出异议来。
同治十三年(1875)十二月底，载湉继承皇位，改元光绪。不到两天，慈禧便表示： “皇帝虽然有了，但年龄太小，现在时事艰难，万机待理，不得已，还要实行垂帘听政。” 于是，慈禧再度亲自掌握了大权。
牢 握 政 柄
慈禧听政，极为专断。她不允许任何人与她分享权力，更不允许任何人对她的绝对权威构成威胁。
本来，垂帘听政指的是慈安和慈禧两人。慈安16岁即被封为皇后，咸丰皇帝死后被尊为 “母后皇太后” ，地位当然在慈禧之上，应该在听政中唱主角。但实际上，从政变一开始到听政的全过程，真正说了算的只是慈禧一人。从当朝大臣曾国藩、翁同和等人的日记看，在垂帘听政时，虽然慈禧和慈安同时出场，但一般情况下，慈安不大说话，都是慈禧发号施令。尽管慈安是权欲心不强、性情比较平和之人，但慈禧仍觉得她碍事，觉得有其人不如无其人，因此处处架空她、排挤她。对此，慈安自己也看得清楚，对慈禧也很不满。同治八年时，慈禧的宠信太监安得海在得到慈禧允可后，离开紫禁城，到地方上招摇勒索，被山东巡抚丁宝桢抓获。丁宝桢利用东西两宫皇太后之间的不和，首先请示了慈安。慈安以安得海违背了 “内监不得擅离京城” 的祖训为由，命就地处斩。此事等慈禧得知，为时已晚，于是在历史上便发生了 “前门接旨，后门开斩” 的戏剧性一幕。由此，慈禧和慈安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剧。
光绪七年(1881)三月，慈安死了，年仅45岁。对于慈安之死，许多人怀疑为慈禧所害。据说，慈安死前不久，曾突然向慈禧出示了一份咸丰皇帝的遗诏，内容是命令在适当的时候除掉慈禧。慈安当着慈禧的面将遗诏烧毁，表示应当互相信任、同舟共济。但是，善良的慈安并不真正了解慈禧，慈禧表面上感激涕零，内心里却愈加对慈安不放心。不久，慈安便暴病身亡。这些说法真也假也，还是个谜。但不管怎么说，慈禧从此独揽了听政大权。
除了慈安以外，慈禧还有一个心腹大患，那就是恭亲王奕欣。慈禧和奕诉，在发动政变时配合得还不错，但那只不过是互相利用而已。政变成功后，慈禧由于一时还离不开奕沂，便给了奕欣不少头衔。奕欣平日就非常跋扈，现在以功臣的身份集宫内外大权于一身，再加上军机处里的人对他很恭维，洋人对他很赏识，不觉有些飘飘然起来，有时做事也不再把慈禧这个 “女流之辈”放在眼里了。这当然是慈禧绝对不能容忍的。早在同治四年(1865)三月，翰林院有位名叫蔡祺寿的编修弹劾奕欣有 “贪黑骄盈揽权徇私之弊” ，慈禧就想借机革除奕欣的职务，但由于洋人从中阻拦和奕欣的党羽多方抵制，慈禧只撤掉了奕欣议政王的头衔，并未真正伤其筋骨。从那以后，奕欣有所收敛，慈禧也在寻找新的时机。光绪十年(1884)，机会终于来了。这一年，法国入侵越南，把中国在越南的军队赶了出来，并把战火烧到中越边界，慈禧立即抓住时机，以奕欣办事循旧，固执己见为由，彻底罢免了他，并且改组军机处。慈禧的统治地位大为巩固。
罢免奕欣后，慈禧开始起用奕譞。奕譞是光绪皇帝的生父，鉴于这种身份，有大臣提出他不宜参与军机处事务，奕譞本人也再三推辞。但慈禧决计让他取代奕欣，主持军机处事务。慈禧这样做，完全是因为奕譞是自己的亲妹夫，而且胆小怕事，很好控制。
由于慈禧始终把加强个人独裁统治放在第一位，因此在她心目中国家利益就成了次要的，甚至是可有可无的。光绪十年(1884)，中法战争爆发，这是在慈禧把持政权过程中发生的第一场大的对外战争。在战争前，慈禧尽管以办事不力为由罢免了奕譞，但那不过是假公事而泄私愤而已。为了避免战争危及到自己的统治地位，她授权李鸿章与法国侵略者谈判，并乞求美英政府出面 “调停” ，希望大事化小，苟安于目前。慈禧不顾法军的一再猖狂挑衅，严令沿海守军“静以待之” 。从而助长了侵略者的气焰，加快了他们发动战争的步伐。他们进犯我台湾基隆，突袭我马尾军港，给我方造成严重损失。中国方面宣战以后，广大军民同仇敌忾，逐渐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光绪十一年，取得了震惊中外的镇南关大捷，法国侵略军一败涂地，受此影响，法国茹费理内阁倒台。但就在这种对中国十分有利的形势下，以慈禧为首的清政府却宣扬 “见好就收” ，与侵略者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基本上满足了法国发动战争前所提的不合理要求，连法国政府都感到意外。
就在中法战争激烈进行的同时，慈禧花费63万两白银修缮储秀宫，大兴土木，极尽豪华，在一片歌舞升平、欢庆有余的气氛中度过了自己的50大寿。
归政恰养
光绪十一年(1885)，光绪皇帝载湉15岁了，慈禧又到了结束听政的时候。她恋恋不舍地答应次年把政权交给光绪皇帝。这时，一些亲王、大臣迎合慈禧的心意，奏请她在结束听政以后，再训政几年。慈禧非常痛快地答应了。
光绪十五年(1889)，光绪皇帝已经19岁了，而且已经完婚。慈禧独揽政权的形势，无论从哪方面讲，都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于是慈禧 “再度归政” 。但是，在归政之前，她要求给她建造一个好的 “怡养之处” 。于是便开始了大规模地修建三海(即南海、中海、北海)的工程。当时，内忧外困，清政府财政相当紧张。据记载，光绪十二年 “顺直” (今河北、辽宁一带)境内发生多次大的火灾，各路饥民纷纷来京城讨饭。光绪十三年，“直隶(今河北一带)先是大旱，继而黄河决口，物价飞涨，奸商横行” 。但是慈禧根本不顾这一切，随心所欲地追求豪华奢侈的生活。
修建三海，首先涉及到将中海西面的蚕池口天主教堂(又称北堂)搬迁。这个教堂不仅属于三海工程的范围，而且地势很好，登高一望，可以对皇宫禁苑一览无遗。因此，慈禧对这块地方非常欣赏。按说，解决搬迁问题并不困难，教堂是在中国的土地上，而且妨碍了最大当权者的利益。但是，外国传教士却敢大胆拖延，并且提出诸多苛刻条件。为了既早日满足慈禧享乐的欲望，又不得罪洋人，只好对传教士们多方退让，步步迁就，最后从海军衙门经费中开支白银30余万两，将这块地方从传教士们手中 “买回” ，另外送给传教士们一个更宽敞的传教场所，并且给它们一个个加官进爵，仿佛这些传教士对中国做出了多大的贡献似的。
至于修建三海工程所费，更是惊人。即使是游廊修饰、应画点景，也都要用金银绘制。贵重的紫檀楠木及细软摆设等，都是派人专程从天津、上海、广州等地采办的，有些成套的硬木桌椅，都是不惜重金从香港或东南亚采办而来的。由于工程浩繁，期限紧迫，经过一番筹划，清廷指派醇亲王奕譞亲自负责，同时任命文亿、常恩等30多位要员为工程监督，任命宝岐、继桂等70多位官吏为工程监修，仅是工程所需木工就召雇了1万多人。慈禧对工程要求极为苛刻，指令各殿阁内外的油饰、糊饰，一律要 “见新” ，而且要完全按照她的意志设置，不许擅自更动。她一天两次派宠信太监李莲英去工地相看、督促，如同催命。如此大的工程，自然耗资巨大。据计共花掉白银2000余万两，其中除从海军经费中拿了30余万两以外，还强迫粤海关拿了100万两，至于其余的钱从哪里来的，就无从知道了。
三海工程结束后，慈禧便搬进去，开始了她所谓的 “归政怡养” 生活。慈禧归政后，一方面，恣意享乐、听戏、作画、玩赏珍品，甚至专门让人修了一条从中海仪鸾殿到北海镜清斋的小铁路，从法国进口了一辆豪华的小火车，供自己享用。她不愿意听到机车的声响，便摘掉机车，改由太监拉着走。另一方面，她始终牢牢地掌握着国家大事的裁定权，重要事情要亲自听取大臣奏议，重要奏章和咨文要亲自阅定，即使不在养心殿上，光绪皇帝的一举一动都在她的严密监视之下。光绪皇帝载湉从4岁入宫到成年亲政，整个成长过程都在慈禧的操纵之下。他称慈禧为 “亲爸爸” ，对慈禧唯唯诺诺，名义上是皇帝，实际上是傀儡。
六 十 大 寿
中国近代着名的政治家、思想家章太炎先生曾作一联：
今日到南苑，明日到北海，何日再到古长安?叹黎民膏血全枯，只为一人歌庆有。
五十割琉球，六十割台湾，而今又割东三省，痛赤县邦圻益蹙，每逢万寿祝疆无。这里，太炎先生真实生动而又痛快淋漓地揭露了慈禧只顾个人奢侈糜乐，不管人民死活的罪恶一生。其中慈禧的六十大寿庆典最能说明这一点。
光绪二十年(1894)十月初十日，是慈禧的六十大寿。慈禧作为一代女奸雄，在任何事情上都要高人一等。这次整寿庆典，她也要争取超过历代皇后、乃至历代皇帝，要极其隆重一番。
为了搞好这次庆典，早在两年以前就开始着手筹备。光绪十八年，皇帝发下谕旨，认为慈禧寿典，是举国盛事，所有应备仪式典礼，都必须专派大臣敬谨办理。并成立了庆典处，抽调众多亲王、大臣专门负责办理庆典事宜。为了举行庆典，备办了大量衣物、首饰; 宫廷内外进行修饰、陈设、点缀; 对街道铺面进行修茸、装潢、点置; 举行了一系列筵宴、演出，其奢华糜费已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据记载，为了这次庆典，备办衣物耗银23.2万余两; 备办玉册玉宝耗银38.6万余两; 备办金辇和轿舆耗银18.9万余两; 备办架乐和彩绸耗银86.6万余两; 备办彩殿和彩棚耗银46万余两; 铺垫和陈设耗银22.4万余两; 灯盏耗银6万余两; 匾额和对联耗银7万余两; 修缮旧建筑耗银70余万两;搭建龙棚、戏台等应景之物耗银240余万两; 筵宴耗银23万余两; 演乐耗银6.2万余两; 演戏耗银52万余两; 赏用物品19万余两; 等等。有的有账可查，有的无账可查，合计起来，又岂止千万两。这笔钱相当于当时清政府全年财政总收入的17%。为了满足自己穷奢极欲的需求，慈禧公开向京内外的官吏们索取。王公大臣也都不放过这个讨好慈禧的机会，绞尽脑汁，多方搜劫，向她进贡各种珍品和钱财。其中，从边防经费中提取了100万两，从铁路经费中提取了200万两，这些称之为 “部库提款” ; 宗室王公、京内各衙门、各省督抚将军等报效298万余两，这些称为 “京外统筹” 。光绪皇帝的孝敬在众人之上，除白银30万两外，还有价值连城的奇珍异宝367件、高档服装171套，高档布匹288匹，银锞子1.5万个。这当然是慷国家之慨。
正值慈禧庆寿之年，日本军阀借口 “东学党事件” (朝鲜的一次农民起义)，出兵朝鲜，并袭击中国在朝鲜的军队，接着又挑起了对中国海军的 “黄海大东沟海战” ，并且渡过鸭绿江，侵入我国领土。就在这战火纷飞、国败民亡的危急关头，慈禧、李鸿章之流竟以庆典为重、国事为轻，对日本侵略者一再忍让，不仅不全面动员、准备迎敌，反而乞求美英等国从中“调停” 。结果日本侵略者得寸进尺，加快了进攻的速度。就在光绪二十年十月十日，慈禧 “六旬庆典”进入高潮时，日军攻占了大连，大肆烧杀抢掠。一方面是生灵涂炭、血流成河、国土沦丧，一方面是升殿受贺、大宴群臣、赏戏三天。这是多么鲜明的对照!正是因为慈禧把个人利益摆在国家利益之上，只顾“一人庆有” ，不管“国家疆无” ，才使得我们这样一个泱泱大国，竟败在一个弹丸岛国的手下，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控制，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列岛，赔偿日本军费白银2万万两等，从而把中国进一步推向半封建、半殖民的深渊，加重了中国的民族危机。在《马关条约》签订不久，北京城门口就出现了一副讽刺慈禧的对联： “万寿无疆，普天同庆; 三军败绩，割地求和” 。的确，六十庆典虽然搞得极尽豪华，但却恰恰成了慈禧一生中极不光彩的一页。
三 次 揽 权
中日甲午战争以后，随着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七八十年以来在少数先进知识分子中流传的改良主义思想，逐渐形成一股强劲的改良主义思潮。以康有为等人为代表，举起“变法” “维新”旗帜，向封建专制制度提出挑战。面对这种局势，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的态度截然不同。光绪皇帝希望通过变法维新来摆脱自己现在这种受制于慈禧的地位，摆脱当亡国之君的危险，并且想干上一番事业，实现被压抑多年的抱负，因此支持变法维新。而慈禧则完全代表顽固守旧势力，只顾既得利益和眼前利益，担心皇帝有实权会对自己不利，因此坚决反对变法维新。
从光绪二十四年(1898)初，光绪皇帝深为变法维新者们的学说和行为所感动，连续发了十几道关于变法改革的诏令，内容涉及经济、军事、文教以及政治各个方面，并且果断下令将阻挠新政维新的礼部尚书怀塔布等六人全部革职，将变法有功的谭嗣同、刘光第、扬锐、林旭四人任命为军机处章京。一时间，在全国掀起了变法热潮。
对于光绪皇帝的这些举动和变法维新者的一系列活动，守旧大臣们纷纷向慈禧反映，希望她尽快出面阻止。善于搞阴谋诡计而又阴险毒辣的慈禧，表面上不动声色，装出一副“既归政，则不再干政” 的淡漠态度，故意麻痹光绪皇帝。等光绪皇帝推行新政到了最热烈的时候，施展政治抱负的胃口也被吊起来了，慈禧便突然打出自己的 “三张牌” ： 一是迫使光绪皇帝下令免去他的老师翁同和的协办大学士和户部尚书等职务，并逐回原籍，理由是他教唆皇帝忘记祖宗; 二是下令今后凡授任新职的二品以上大臣，都必须到她面前谢恩，从而控制了用人权; 三是任命她的亲信荣禄为直隶总督，并且加文渊阁大学士，统率董福祥、聂士成、袁世凯三军，从而掌握了军事权。但这些做法慈禧仍觉得不解恨，于是她又设下一个更狠毒的圈套： 让光绪皇帝陪着她到天津去阅兵，乘阅兵的机会，由荣禄举行兵变，迫使光绪皇帝退位，另立一个新皇帝。
光绪皇帝对慈禧的阴谋有所觉察，非常惊慌，就想依靠在天津小站练兵的袁世凯，杀掉荣禄，包围慈禧住的颐和园，挽救自己。维新变法的重要策动者谭嗣同密访袁世凯，把光绪皇帝的打算告诉了他，并且说： “如果你不同意，请你到颐和园去告密，杀掉我的脑袋，你可以得到高官厚禄。” 袁世凯立即信誓旦旦地说： “你把我姓袁的当成啥人了!皇上是我们共同效忠的圣主，你和我都受过他特别的好处，救护皇上，你我都有责任。” 而且表示： “杀掉荣禄，如同杀掉一条狗一样容易。” 但是，很快袁世凯便赶到天津向荣禄告了密。荣禄慌忙进京，密报了慈禧。慈禧闻后火冒三丈，连夜率人从颐和园回到紫禁城，直接闯入光绪皇帝寝宫。她先让人搜查一遍，把文件、奏章都搬走，然后大骂光绪： “我抚养你20多年，你却听从小人的话，想谋害我。混帐王八蛋，今天没有我，明天还能有你吗?” 然后，慈禧把亲信大臣召集来，把打人的刑具放到光绪皇帝面前，训斥道： “天下是祖宗的天下，你怎么敢胡作非为?康有为的新法，能胜过祖宗立的法?你真是糊涂到顶点了!” 接着，慈禧下令把光绪皇帝囚禁在瀛台(中南海里的一个小岛)，并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发布上谕，说他身体不好，再三恳请慈禧太后 “训政” 。于是乎，慈禧又完全把持了朝廷大权，开始了她一生中第三次 “垂帘听政” 。
与此同时，慈禧命令搜捕和屠杀参与变法维新的人。除杀害了谭嗣同、扬锐等变法维新的骨干外，其他凡是参与变法维新或有此倾向的人，或罢官或放逐或下狱。接着，慈禧又取消了已经采取的各项变法措施，亲手葬送了这次使中国走向富强的机会。
携 帝 西 逃
镇压了变法维新运动以后，慈禧与帝国主义列强的矛盾日益激化。矛盾的焦点主要在以下三个问题上： 一是，镇压了变法运动后，慈禧囚禁了光绪皇帝，并且对外界散布说，光绪皇帝有病，而且病得很重。各国公使不相信，要求派法国医生去给光绪皇帝看病。开始慈禧坚决不允许，后来在各国公使的极力强求下，才答应把法国医生召进宫来，去给光绪皇帝看病。没想到，这位医生看完病以后对人们说： “皇帝血脉正常，根本没有什么病。” 对此，慈禧很是恼火，觉得外国人很不够意思。二是，镇压了变法运动以后，慈禧要对参加变法维新的骨干分子斩尽杀绝，但是一些重要的维新人物却都在外国侵略者的掩护下逃之夭夭。其中最主要的人物康有为，慈禧曾悬赏10万两白银捉拿，但他却在英国人的掩护下逃到了香港。另一个重要人物梁启超也在日本人的掩护下逃往了日本。这对于唯我独尊、为所欲为的慈禧来说，实在是不能容忍。三是，慈禧对光绪皇帝支持变法运动、甚至想脱离她控制的做法一直耿耿于怀，因此她总想废掉光绪皇帝，另立一个听话的皇帝。不久， 她选中了端郡王载漪的儿子溥㑺， 立为大阿哥(即皇储)，准备培养一段时间后继承皇位。没想到，她这种做法竟遭到了许多人的反对。中国人反对她不说，洋人也不支持。慈禧派人去说服各国驻京公使，让他们前来祝贺。但各国公使都不来捧这个场，使得慈禧非常下不来台。这当然不是帝国主义主持正义，而是他们希望在中国捞到更多更大的利益。
正当慈禧与帝国主义国家矛盾不断激化的时候，中国大地上闹起了反帝灭洋的义和团运动。“义和团，起山东，不到三月遍地红” 。就连天津、北京也处处设 “拳场” ，处处是团民，反映了人民群众对帝国主义的极端愤恨。帝国主义列强一方面要求慈禧对义和团予以镇压，一方面以保护使馆为名直接出兵。慈禧此时对义和团无力镇压，对列强又十分不满，于是便产生了利用义和团来打帝国主义国家的念头。恰巧在这时候，有一个谣言传入慈禧的耳朵，那就是洋人发出最后通谍，要求她把政权交给光绪皇帝。在这样的情况下，慈禧决定向美、英、法等八个国家宣战。光绪二十六年(1900)六月慈禧召开亲王、大臣会议，宣布： “我为了国家江山，不得已而向各国宣战。” 同时讲道： “福祸难料，如果打败了，不能把罪归在我身上。”这不仅暴露了她宣战时迫不得已的心情，也为她日后投降打下了埋伏。
实际上，慈禧宣战只不过是想在与洋人的矛盾中显示一下自己的实力，希望洋人不要抛弃她而已，并不是想和洋人真正较量一番。宣战才四天，慈禧就派荣禄前往各国使馆慰问，表示愿意马上停战议和。荣禄亲自领兵来到北御河桥，在一块木牌上写着“钦差大臣荣禄，奉慈禧太后的命令，前来尽力保护使馆” 。在战争进行得最激烈的时候，慈禧派奕匡去慰问各国公使，送去瓜果、蔬菜、米面，放到使馆聚居的东交民巷街口，听从洋人自行拿用。慈禧自称： “这是我关怀笼络外国人的一点意思。”而且战争中，慈禧根本不管前线战事，照旧游山玩水，乘坐特制的龙舟，在西苑听戏赏荷。在这种情况下，尽管义和团英勇战斗，不怕牺牲，也难以扭转不利局势; 再加上清兵不是去打洋人，而是在义和团背后放黑枪，义和团腹背受敌，伤亡很大。八国联军很快逼近了北京城。
光绪二十六年七月，慈禧扮成农妇模样，携带光绪皇帝和大阿哥，在部分大臣和太监的簇拥下，如丧家犬、漏网鱼一般，出西直门，狼狈西逃。临行前，她召集宫中嫔妃们宣布：“今天我和皇上西巡，除隆裕皇后和瑾妃外，其余的都暂时留下不走。” 这时，平日和光绪皇帝感情比较好的珍妃出面请求皇上不必西去，应该留下来处理和各国讲和的事情。慈禧平日最不喜欢珍妃，认为是她迷惑了光绪皇帝。此时怒气冲天，竟命令太监将珍妃推入井中淹死了，这是慈禧第二次害死自己的儿媳。前一次是在同治皇帝载淳死后不到百天，慈禧逼其皇后阿鲁特氏殉死。慈禧之毒辣可见一斑。
在西逃过程中，慈禧这个不可一世的女人，吃尽了苦头。一路上连日饱三餐、夜安一宿亦不可得，只好向乡民乞食玉米充饥，嚼食秫秸杆解渴，夜里或贴背共坐，达旦不眠，或卧于土炕，冷冻难耐。就像慈禧后来讲的那样： “整天奔跑，得不到一口吃的，又冷又饿，真不是人受的罪。”但是，景况稍有好转，她便又威风起来。逃到西安以后，慈禧把巡抚衙门作为行宫，从各地调来大量银粮(先后运来五百多万两银和七十多万石粮食)，又过起了纸醉金迷的生活。单是每顿饭选菜谱就有一百多种，鸡鸭鱼肉、燕窝海参，应有尽有，每天都要用200多两银子。按慈禧的说法，这也比在北京节约多了。为了供应慈禧喝牛奶，专门养了6头奶牛，派一名五品官员负责，月花费白银600多两。当时中国北方各省旱情严重，农民没有饭吃，只能卖儿卖女，女孩子好的也只能卖几百文钱，慈禧一天的饭费，可以买数百个女孩子。这种对照何其鲜明!
慈禧在西安呆了一年的时间。光绪二十七年(1901)八月，西安城张灯结彩，锣鼓喧天，慈禧一行3000多辆马车，满载着金银、古董，浩浩荡荡起驾回京。此番东归，绝非当初西逃时可比，一路上大兴土木，大搞庆祝，大肆搜刮，大肆挥霍，穷奢极欲。
就在从西安起驾回京之前，慈禧已经再次完全投降了帝国主义。早在西逃的路上，她就派李鸿章充当全权大臣，与八国联军谈判求和。起初，她最担心洋人不会放过她，会把她当成罪魁祸首赶下台去，整天如坐针毡。但是，当她接到洋人提出的和谈条件一看——尽管这些条件几乎把中国所有的主权和利益都拿走了，但是却没把慈禧列为罪魁祸首——她竟然感动得痛哭流涕。她认为洋人对她毕竟很开恩，因此立即完全答应了洋人提出的各项条件。于是便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最不平等的一个条约—— 《辛丑条约》 ，规定赔款十亿两银子(包括利息和教堂赔款); 允许帝国主义在北京使馆区、北京到山海关铁路沿线，派驻军队，拆毁大沽口到北京的炮台; 永远禁止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等。在签订条约的同时，慈禧又采取了几项卖国措施： 一是宣布，凡杀过洋人的城镇，一律停止科举考试五年; 凡从事过反帝斗争的人，一律处死; 凡不及时镇压反帝运动的官员，一律革职。二是惩办促使这次与洋人宣战的 “罪魁祸首” 。慈禧宣布：“这次与友邦开战，实在不是朝廷本意，都是因为一些亲王、大臣支持庇护 ‘拳匪’ 招来祸害。所以要根据他们的罪行轻重，给予惩处。” 在八国联军的威逼利诱下，慈禧权衡得失，采取了 “既保住了老帅，卒子尽可以丢” 的政策，发布命令： 责令亲王载勋自杀; 亲王载漪、载澜处死，缓期执行; 大臣毓贤、赵舒翘、英年处死，立即执行。三是撤掉“候补皇帝” 。因为当初慈禧和洋人的矛盾之一，就是立大阿哥问题。慈禧为了显示投降的诚意，在从西安回京走到开封时， 宣布撤掉溥㑺大阿哥的名号， 立即出宫。
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慈禧一行回到北京，西逃生活结束。
最 后 岁 月
慈禧西逃回到北京后，仍然将光绪皇帝囚禁在瀛台，自己大权独揽。这时的慈禧，一方面继续推行她的 “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的投降主义方针，一方面也表示参照 “西法” ，整顿一切政事。实质上，就是更加顺从帝国主义的驱使和控制，使清朝政府进一步买办化。就像慈禧所表白的那样：“我们现在全力实行整顿政事，就是为了以后给各国提供更大的实惠。” 因此，采取的一些 “新政” ，只不过是 “掩人耳目” 和 “取媚外人” ，对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利益都是有损而无益。此时，帝国主义为了在国际斗争中击败对手，更加紧了对中国的经济掠夺，中国的民族危机进一步加重。在这种情况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也进入了一个新层次，即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开始兴起。为了抵制日益发展的革命运动，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光绪三十二年(1905)，慈禧开始玩弄 “预备立宪” 的骗局，实行了一些不伦不类、欺世盗名的改良政策。但是，此时，一场大的革命运动已如 “山雨欲来” 。慈禧把中国带到了最黑暗的时期，也把自己带到了灭亡的时刻。在政治局势和极度动荡之中，慈禧走完了她一生中最后的岁月。
慈禧这个荒淫无度的女人，哪怕在她生命将近终结之时，也没有忘记利用权力及时行乐。光绪二十八年(1902)端午节，她邀请各国公使夫人在颐和园举行游园会。这一天，她让李莲英架着她，显得非常高兴。她领着外国公使夫人到处游逛，让她们欣赏奇珍异宝。公使夫人们羡慕得不得了，她却大方地说： “这些都送给你们了，你们随便拿吧。” 然后又大摆宴席，招待她们，耗资以数万计。光绪二十九年，慈禧心血来潮，提出乘火车出京去谒祭东西祖陵，但当时并没有从北京城通往东西陵的铁路，为了满足慈禧的要求，只得立即抢修，结果单是铁路铺修到东陵，就花了153万多两白银，加上盛宣怀、袁世凯进贡的珍宝和慈禧一行的挥霍，共计200多万两。同时，慈禧不顾国事严峻，请美国女画家来为她画像，煞有介事。并且经常和太监、皇妃们一道扮成观音、罗汉模样，拍照演戏，自我欣赏。
光绪三十四年(1908)十月二十二日，慈禧死于中海仪鸾殿，终年74岁。
年逾70的慈禧，为了投降卖国和镇压革命，绞尽脑汁，最后病死寝宫，本是正常现象。但是，由于她的死与当朝傀儡皇帝光绪之死只一天之隔，而且帝后矛盾已是公开的秘密，因此，两人之死的关系，便成为历史上一大公案。一段时期以来，认为慈禧毒死了光绪皇帝的说法颇为流行，演义小说也多敷衍此说。但从实际情况看，这种说法不过是猜测而已，没有什么真凭实据。因为： 其一，在慈禧死以前，光绪皇帝的病已经很重，必死无疑。据记载，光绪皇帝早在死前五、六天里就卧床不起，进入了弥留状态。因此，慈禧没有必要再采取什么措施。其二，慈禧的病是慢性的，在死前很长一段时间里，只是腹泻和胃燥，并无必死之兆，因此，她也不担心会死在光绪皇帝之前。这些问题，从当时御医的诊断用药记录上可以看得很清楚。
慈禧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也没有放弃权力。光绪皇帝死后，她立即立了醇亲王载丰的儿子溥仪为皇帝，定年号为 “宣统” 。当时溥仪年仅3岁，自然是什么事也不懂，因此慈禧又一次发布懿旨： “小皇帝年纪还小，应当专心学习，所有军国政事，都按我的训令施行。”显然，她的权欲之心仍然很强，还想再次听政，直到永远。但是，这只能是她临死前的最后一个好梦了。慈禧死后，由徽号加谥号通称： “孝钦慈禧端佑康颐照豫庄诚寿恭钦南崇熙配天兴圣显皇后” 。
东 陵 厚 葬
慈禧一生，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痛苦。慈禧死后，慑于她的余威，清政府对她实行厚葬，又浪费了国家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慈禧出殡前，烧了数不清的纸人、纸马、“楼房器皿” 、“松亭松轿” 、“衣帽鞋履” 、“衾枕被褥” ，其中单是在东门外烧掉的一只用绫罗绸缎扎成的 “大法船” ，价值就达十几万两银子。
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十六日，慈禧入殓。慈禧的棺材，木料取自云南深山老林，光是运费就耗银数十万两。棺材成型后，用100匹高丽布缠裹衬垫，然后油漆达49次之多，抬棺的杠夫分十几班，每班128人。出殡那天，整个皇家倾巢出动，加上兵弁和服务人员，整个送葬队伍达十几华里，所过之处，凡有碍的建筑物，无论大小，一律拆除。从北京城到东陵，走了7天，途中设了众多的临时住所，也是极尽豪华。从慈禧断气，到把她埋入地宫，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耗白银达120多万两。
慈禧的坟墓座落在北京东北遵化县清东陵的昌瑞山之阳。从同治十二年(1873)就开始动工兴建，直到光绪五年(1879)才竣工，历时6年，耗银227万两。这一次兴建是与慈安的陵墓一起进行的，结果慈禧的陵墓不如慈安的豪华。事事都要拔尖的慈禧当然不甘心，慈安死后，慈禧大权独揽，便打算重修自己的陵墓，不仅要超过慈安，而且要超过历代皇后。到光绪二十一年，慈禧不顾国家大量割地赔款，灾民流离失所的危难现实，居然下令把已经修好的一些陵寝建筑拆除重建，并且扩大规模。这样，工程又重新开始，而且持续了14年，直到慈禧死后才完全建成。此次重建，工料极为贵重，工艺极为高超，装修的华丽奢侈居历代皇后陵墓的首位。至于说这一次又耗资多少，已无从计算了。
慈禧厚葬的真正体现之处，还在于她的随葬品之多、之精、之珍、之异。关于这一点，电影小说中经常进行描绘，但任何描绘都难以再现当时的情景。慈禧的随葬品丰富和珍贵，是世界上任何帝王都难以比拟的。
但是，聪明绝顶的慈禧却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自己生前为所欲为，死后却尸首难全。民国十六年(1928)，国民党革命军第十二军(孙殿英部)借搞军事演习和清剿土匪之名，把队伍拉进东陵，炸开慈禧藏宝的地宫，盗走了珍宝，毁坏了慈禧的尸体，把整个坟墓搞了个一塌糊涂。
纵观慈禧一生，她是一个政治上专断、思想上守旧、性格阴险、生活糜费之人。她投降帝国主义，镇压进步势力，玩弄权术，追求享乐，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很大痛苦。近代中国的灾难，与她有直接关系。她一生中做过好事，但总的说，她的一生是应该予以否定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