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嘉靖年间，漷县(今北京通州东南漷县镇)人李伟家中生下一个女婴，她就是明万历朝赫赫有名的李太后。

李伟后来携带全家迁居到北京城里，他的女儿很快就出落得妩媚动人，又天生非常懂事。为了帮助父母分忧解难，她自愿到裕王府作侍女。父亲在她的一再要求下，只好答应。她进入裕邸后，侍候裕王朱载垕。裕王是个特别好色的人，见有这么个美人儿每日侍候，怎能不动心?刚好裕王继妃陈氏不能生育，李氏又是个特别机灵的人，她对陈后毕恭毕敬，得其欢心，所以穆宗对侍女的一举一动，陈后也就睁一眼闭一眼，听其自然了。嘉靖四十一年(1562)，李氏生下一子，巧的是，裕王的前两个儿子都夭折了，这位王子却健康活泼，聪敏异常。裕王在宫中骑马驰骋，他就谏曰： “殿下是天下之主，一个人骑马驰骋，难说没有马翻的危险啊。”穆宗见他小小年纪说出这等话来，十分欣喜，就下马夸奖了他几句。隆庆元年(1567)三月，裕王继位为帝，李氏亦封为贵妃。第二年，她的儿子翊钧被立为皇太子，也就是以后的神宗皇帝。

隆庆六年(1572)五月，穆宗驾崩，六月神宗继位，以明年为万历元年。以前的制度是，天子立后，尊皇后为皇太后，若有生母称太后的，则加徽号以示区别。当时，太监冯保想取媚李贵妃，暗示大学士张居正让廷臣商定并尊，于是尊皇后为仁圣皇太后，贵妃为慈圣皇太后。仁圣皇太后住在慈庆宫，慈圣皇太后住在慈宁宫。这一行动使张居正得到了李太后的信任，为此后她大力支持张居正改革埋下了伏笔。张居正请李太后照看小皇帝的起居，于是李太后又徙居乾清官。这就造成了这样一种形势： 神宗在其母李太后的控制之下，李太后又完全信任张居正，所以万历初年的大权实际上掌握在张居正手中。

李太后对神宗要求非常严格。神宗有时不读书，她就罚他长跪。每次为神宗讲课的老师来后，她便命令神宗讲一下老师上次所讲内容，而且总是亲自听讲。遇到上朝的日子，五更她就到神宗的卧室，叫 “皇帝该起床了” 。命令左右扶神宗坐起，取水为他漱口洗脸，带着他登上车便走。神宗侍奉李太后非常谨慎，这也造成了一种不好的现象：奉了太后旨意的诸内臣，往往对神宗挟持过分。实质上，外戚专权与此同出一辙。万历六年(1578)，神宗大婚，李太后将结束临朝，重返慈宁宫，她对张居正说： “我不能早晚看着皇帝了，恐怕他不像以前那样自学、勤政，辜负了先帝的付托，你受先帝托付，应该早晚进谏，尽到先帝顾托的责任。”

李太后虽回慈宁宫，并未忘记管教督促神宗。万历八年十一月，神宗在西城歌宴，喝酒过多，命内侍唱新歌，内侍推说不会，他竟拿剑击之。左右大惊，慌忙劝解，他才戏割了这内侍的头发，说 “即以发代首吧。” 第二天，李太后听说了此事，先传话张居正准备切谏疏，命令给神宗起草罪己诏，又召见神宗，令其长跪，数说他的过错。直说得神宗涕泣请改，事情才算了结。李太后自己放手任用张居正，在管教年幼的神宗时，也说： “假若张先生知道了，怎么办?” 从而给神宗造成了很怕张居正的印象，使得张居正有充分的权力，大刀阔斧地发展嘉靖、隆庆以来的改革活动。例如万历六年三月，张居正乞归葬父，明神宗戒次辅吕调阳等： “有大事不能专断，派快马送到江陵，听张先生处分。” 张居正所进行的改革，像整顿吏治、整饬边防、整顿学校，量入为出节缩开支、丈量土地、推广一条鞭法等，执行得都比较彻底，因而真正达到了“国富兵强” 的目的。而所有这一切，正如史书所说： 万历初年的政治，委任张居正，综核名实，几乎达到富强，李太后的功劳居多。

李太后性格严谨，对朝中和家中都要求很严。给事中姜应麟上疏请求册立太子，受到神宗的谪遣，李太后听到这件事后不太高兴。一天，神宗到慈宁宫请安，太后问不册立太子的原因，神宗说： “因为他(朱常洛)是都人的儿子。” 太后大怒说： “你也是都人的儿子! ” 神宗知道失言，诚惶诚恐，伏在地上，不敢起身。因为内廷叫宫人为 “都人” ，太后也是由侍女得幸升迁的，所以发怒。因为太后的这次发怒指责，朱常洛才被册立为太子。一次群臣请求福王到封国去，诏令已下了很多天了，郑贵妃想留儿子多住几天，待明年再让他走，说是为祝贺太后诞辰。太后说： “我的儿子潞王也可以来上寿吗?”这样郑贵妃便不敢再留福王了。太后的父亲李伟被封武清侯，家人曾经犯法，太后命令中使到家中责备父亲，并坚持让父亲的家人服法。李伟曾经有过错，太后召他进宫，狠狠责备了父亲一顿，她不因为是父亲就枉祖宗之法。

李太后又是一位很慈善的母亲。御史曹学程因为建言被判死刑，李太后知道他有老母，需他照料，就向神宗讲情道：“忠臣出于孝门，他能孝其母，必忠其君，虽言语有错，念其初衷不恶，家母无人照料，就免其一死吧。”于是神宗就把他释放了。

李太后又是一位很喜欢佛教的人。据朱彝尊 《日下旧闻》卷16说： “北京城从辽金到元朝，没有一年不建佛寺的。成化年间，京城内外敕赐的寺观，已达六百三十九所。王宫保廷相诗说，西山三百七十寺，是正德年中内臣修作的，那么城中所建寺的数量可以推知。到万历时，孝定皇太后营造得更多，而且一经修建，寺额往往更换，如悯忠、静宁两寺相去很近，同改叫崇福，后人实在很难考证。” 可见李太后所置的梵刹，比成化、正德时期要多得多，其工程所费也就可想而知了。仅在张居正文集中就有敕建承恩寺、重修海会寺、敕修东岳庙、敕建慈寿寺、敕建万寿寺、敕建五台山大宝塔寺等碑文。碑文中常说，“出帑储千金” 、“出内帑银若干” 、“出帑储若干缗” 、“捐膏沐资若干缗” 、“出宫中供奉金若干两” 等，而且神宗也助施了无法计算的金银。虽然统治者说： “力出于民，财出于府，费虽孔殷，民不与苦。” 实际上，其财其力，都是出之于民!张居正在世时，为此曾劝说过李太后，“敦节俭要自上以身作则，尊崇梵佛，徒糜钱财” 。但李太后没有采纳他的建议。

李太后出身于一个靠苦力养家的家庭，她本人就是为帮助父母减轻负担，才到裕邸作侍女的，所以她特别知道钱财的可贵。艰苦的环境所造成的她的性格，不能不影响神宗，从而出现了明朝最爱钱财的一个皇帝。张居正刚一去世，神宗所宠幸的中官张诚便在他耳边说： “张居正的宝藏超过天府。” 神宗有点心动。冯保家财籍没，金银珠宝巨以万计，神宗越发怀疑张居正也有很多积蓄，心中羡慕。只要皇帝对谁家财富起了贪心， 哪可是没有贪不成的。 张居正曾断过辽庶人朱宪的狱，庶人的妃子趁机上疏辩冤，并说： “庶人金宝万计，都被张居正据为己有。”这更使神宗心痒难熬，于是下令司礼张诚及侍郎丘橓带领锦衣指挥、给事中籍没张居正的家财。张诚是此案的祸首，哪有不卖力的道理!全部搜刮完张居正诸子兄弟所藏，也只有黄金万两，白银10余万两。这哪里符合张诚的原告?只好严刑逼供。张居正的长子礼部主事张敬修忍不住痛苦，诬服寄黄金30万两在曾省吾、王篆及傅作舟等家，接着便上吊自杀了。逼出了人命，朝臣们也看不下去了，合疏论争，神宗才下诏留空宅一所、田10顷，赠送他的母亲。这件事李太后不会不知道，能制止神宗如此做的也只有她一人，但悲剧还是发生了，难道她能没有责任吗?对张居正及其制定的各项措施的否定，是明神宗政治的转折点，此后的神宗一意聚敛财富、骄奢淫逸。万历二十四年(1596)，仁圣皇太后去世，刚刚埋掉其尸骨，神宗便命中官开始在通州收榷税，以后很快遍及全国，群臣屡谏不听。这一敛财措施在仁圣皇太后去世后才实行，说明神宗母子不愿让她看到此举。万历二十九年(1601)，神宗给她母亲加上慈圣皇太后尊号，万历三十四年(1606)，又加上皇太后徽号。这时的李太后大概一心崇佛，不问世事，一切随儿子的便了。也许她是眼看国家破败，无能为力。在她去世的前两年，即万历四十年(1612)，南京各道御史上言： “台省空虚，诸务废堕，上深居宫中二十余年，未尝接见大臣一次，天下将有陆沉的忧虑了!” 神宗仍然置之不理。这种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的态度，激怒了各部大臣，户部尚书、吏部尚书、兵部尚书、礼部右侍郎纷纷拜疏自去。如果李太后还能对神宗起作用，当不至袖手旁观。万历四十二年(1614)二月，李太后去世，神宗上尊谥曰“孝定贞纯钦仁端肃弼天祚圣皇太后” ，和穆宗合葬昭陵，别祀崇先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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