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斗在腥风血雨中

1927年南京“四一○”反革命事件，标志着大革命时期南京人民革命运动被蒋介石镇压下去了。蒋介石连续几次把南京地下党领导人杀戮殆尽。实际上，是为上海“四一二”作预演。当时，北伐军胜利进占南京、上海，北洋军阀势力退据江北之际，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翼势力，害怕工农势力的高涨会影响到帝国主义和他们的利益，在江浙大资产阶级和地痞、流氓的支持下，在上海发动了“反共清党”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查封工会，欺骗或强行将工人纠察队缴械，并打死打伤数百名工人纠察队员，杀害汪寿华等工会领导和大批共产党员、革命群众，还有5000多人被捕失踪。

南京发生的四一反革命事件和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令贺瑞麟大为震惊，让贺瑞麟真正看清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真实面目。不久，李大钊被奉系军阀逮捕。受尽毒刑拷打气节凛然。这时，贺瑞麟配合姚佐唐联络铁道线上的党员，积极组织北方铁路工人，准备武装劫狱营救李大钊。李大钊得悉后，坚决反对，他在狱中托人捎来一信，说：“根据现时敌我力量对比看，劫狱只会使党组织遭受更惨重的损失，于实际无益。”李大钊不愿意同志们为他个人做无益的牺牲。

4月17日，蒋介石召开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七十三次会议，决议定都南京，并通过《奠都南京宣言》。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与武汉分庭抗礼。之后，西山会议派与蒋介石集团合流，但很快在政治斗争中被蒋介石打倒，于无形中趋于解散。4月28日，南京国民政府发布秘字第一号令，“通缉”共产党首要分子。令称，“共产党图谋倾覆本党，逆迹昭著”，经中央监察委员会举发，并致训令于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于最短期间予以“亟清”。“查此次逆谋，实以鲍罗廷、陈独秀、徐谦、邓演达、吴玉章、林祖涵等为罪魁，以及各地共产党首要、次要危险分子均应从严拿办，着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各军长官、各省政府通令所属一体严缉。”通缉令开列的共产党员及国民党左派人士共197人，其中国民党左派人士有徐谦、邓演达、彭泽民、柳亚子等，通缉的共产党人有鲍罗廷、陈独秀、谭平山、林祖涵、于树德、吴玉章、杨匏安、恽代英、彭湃、毛泽东、夏曦、董必武、周恩来、邓颖超、罗亦农、高语罕、邓中夏、林育南、林彪、李汉俊、罗章龙、张国焘、李立三、瞿秋白、汪寿华、张太雷、何孟雄等。是日，奉系军阀将李大钊等20余名中共北方区委和多所大学、国民党北京市党部的党组织负责人，在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内绞杀。引起举国震惊和谴责。随后，各地军警疯狂捕杀共产党人，许多党组织遭到破坏。

团江苏省委在配合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中，独立地在白区秘密开展团的工作。由于团江苏省委机关处在白色恐怖严重的上海，加之中共党内三次“左”倾错误的指导，机关屡遭国民党当局破坏。

姚佐唐领导的支部数十名党员，由于机构严密没有暴露。这是大革命失败后南京较完整保存下来的唯一的党组织。此时，贺瑞麟以铁道队工人的身份参加姚佐唐支部的生活，在1927年4月蒋介石掀起的腥风血雨中幸免于难。

这年6月，中共江苏省委成立后，派黄逸峰到南京恢复工作，姚佐唐很快与黄逸峰接上关系。他们想方设法多方营救其他被敌人追捕的同志，开展革命斗争。

1927年4月中旬，中共江浙区委派刘少猷任中共南京地委书记。在险恶的环境下，他努力恢复党的组织，开展反蒋斗争。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地委派中共南京地委委员买雨田率10名工人参加国民党革命军总司令部直属铁道队。

1927年5月初，刘少猷身份暴露，化装离开南京。后中共江浙区委派万益主持南京地委工作，因无法立足，不久即离开。

1927年6月初，中共江苏省委书记陈延年派黄国材到南京进行恢复组织的工作，重建中共南京地方委员会，黄国材任中共南京地委书记，地委委员为姚家让（组织委员）、韩连惠（工运委员）、贺瑞麟（农运委员）、刘竹贤（团地委书记）、谢德生等人，迅速恢复了党团组织，当年南京共有党员200人。

黄国材到达南京后，就和贺瑞麟住在一起，很快和姚佐唐接上了头。

姚佐唐向黄国材汇报了铁道队的四个党支部的情况，这四个党支部当时有70多名党员，团员数十人。在姚佐唐和贺瑞麟的陪同下，召开了铁道队党员大会。黄国材要求大家在白色恐怖面前不要退缩和消沉，应该坚决地与敌人展开斗争。

贺瑞麟也很快转入了恢复浦镇机厂（今南京浦镇车辆厂）等单位党组织的正常工作。

浦镇机厂

早在1921年12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负责人罗章龙就到了浦镇了解工人运动情况，结识浦镇机厂工人及浦厂中华工会会长王荷波，并介绍王荷波加入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2年夏，王荷波在北京经罗章龙、王仲一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浦口铁路车务段行车司机王国珍亦在北方区入党。同年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派王仲一到浦镇，协助王荷波筹建津浦铁路总工会，开展党的工作。王荷波等先后发展张振诚、王恩荣等人入党，随即在浦镇浴堂街34号成立南京地区第一个中国共产党小组——浦口党小组，王荷波为组长，隶属中共北方区领导。是年底，党小组又发展浦口港务处工人周洪泉、浦厂工人买雨田、杜昆、沈锡圭、许立双等人入党。1923年2月，王荷波组织两浦铁路工人声援京汉铁路工人二七大罢工之后，两浦白色恐怖十分严重，王荷波和王仲一被迫离开浦镇去上海工作，由张振诚继任党小组长。7月，中共上海地方委兼区执行委员会决定浦镇机厂工人王恩荣接替张振诚党小组长职务，浦口党小组归属中共上海地方委兼区执行委员会领导。10月11日，将浦口党小组编为第7小组，组长王恩荣。11月8日，经中共上海地方委兼区执行委员会批准，于12月正式成立中共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负责人谢远定，辖南京、浦口两个党小组。1924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取消上海区的建制，中共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直属中共中央领导。1925年1月，根据党的四大修改的党章，南京党组织分为浦口、南京两个党支部，同属中共上海地委领导，浦口支部由浦厂工人丁发武负责。5月，上海爆发五卅反帝爱国运动。浦镇机厂工人在党支部领导下举行大罢工，两次过江参加南京各界人民反帝示威游行。9月25日，经中共上海区委批准，浦口、南京两个支部统一组成中共浦口地方执行委员会，由留苏回国的党员吴芳任书记，两浦工人丁发武、韩连惠、买雨田、张春山、吴长松为正式或候补委员。浦口地委下设浦镇第一支部、浦镇第二支部、浦口支部、南京支部。1926年4月，浦口地委改称为中共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浦口浦镇下设3个支部，即浦镇机厂支部（书记刘少猷）、浦镇工务段支部（书记郑宝顺）、浦口支部（书记赵文秀）。

很快，贺瑞麟联系到了浦镇工厂党小组的共产党员买雨田。

买雨田生于1892年，回族，南京浦镇人。少年时代在津浦铁路浦镇工厂当学徒。1910年浦镇工厂工人举行第一次罢工时，他是骨干之一。1923年2月，为声援京汉铁路工人的斗争，浦镇工厂党组织联合两浦所有铁路部门举行了一次声势浩大的罢工，他在罢工中担任纠察队大队长。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担任浦厂党和工会的领导工作。同年10月，中共浦口地方委员会成立，他当选为候补委员。1926年5月，出席在广州召开的全国第三次劳动大会。1927年3月，为配合北伐军光复南京，他组织党员和共青团员贴标语撒传单，破坏铁路，阻止敌人军事运输和向北撤退。买雨田联络党员蒋玉莲等，组织20多名工人参加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直属铁道队车队，秘密进行革命工作。大革命失败后，买雨田被派往北伐军铁道队担任一分队三排排长，后任铁道队分队长。

贺瑞麟积极配合黄国材，通过一段时间组织恢复的工作，迅速恢复了浦镇机厂、金陵机器制造局、和记工厂、造币厂、徐州铁道队、各大中学校等单位的党团组织，共有党员近200人。

6月6日，中共南京地委决定举行南京武装起义，拟武装工人、破坏铁路、夺取兵工厂、炸毁火药库等，配合武汉东征军东征。贺瑞麟又带领黄国材去了铁道队队部所在地徐州，与姚佐唐商量在南京举行武装起义的步骤。贺瑞麟参与制订了武装起义的计划（但后来这个计划未能实现）。

6月17日，蒋介石由南京抵达徐州。19日，冯玉祥由开封抵达徐州。20日，蒋冯在徐州举行会议。会后，蒋冯联衔发表通电。称：“中正、玉祥与数十万将士为三民主义信徒，谨偕全国革命军誓为三民主义而奋斗，凡百诱惑在所不顾，凡百艰险在所不避，凡百牺牲在所不惮，必期尽扫帝国主义之工具，以完成国民革命之使命而后已。”21日，冯玉祥又致电汪精卫、谭延，要求驱逐共产党，实行宁汉合作。这是一次破坏国共合作的会议，为纠集一切反革命力量，实行清党反共铺平了道路。

南京地委新的机关设在了高家酒馆6号，团地委机关驻鼓楼兴皋旅社。团地委机关由于保密纪律、工作制度不严，过往人员十分繁杂，引起了军警的注意。

6月29日，南京市公安局派大批“黑衣”去搜查，从搜出的文件中发现了中共南京地委机关在高家酒馆6号办公的地址，团地委书记刘竹贤等30余人逮捕。团地委机关遭到破坏后，党地委机关却未转移。

7月5日，南京地委成员黄国材、姚家让、谢德生以及地委交通员车道明等5人当场被捕。随后又有10余名党员被捕。这是中共南京党组织遭到的第二次重大破坏。

在这紧急关头，贺瑞麟和姚佐唐果断采取措施，利用铁道队扩充人员的机会，掩护和援救那些正被敌人追捕的同志。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省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这就是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着重大转折意义的八七会议。会议正式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并把领导农民进行秋收起义作为当前党的最主要任务，从而使全党没有在白色恐怖面前惊慌失措，指明了今后革命斗争的正确方向。毛泽东出席会议，在会上提出“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即“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会上，毛泽东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会后到湖南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8月中旬，中共中央派邓中夏到上海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邓中夏、王若飞、刘伯坚、郑覆他、华岗5人组成常委会。袁达时为组织部长，刘伯坚为宣传部长，王若飞为农运部长，郑覆他为职工运动委员会主任，何叔衡为秘书长，项英为秘书。

八七会议后，邓中夏任书记的中共江苏省委派罗世藩、贺瑞麟（化名何瑞林）来南京恢复党、团组织。

9月，成立共青团南京特别委员会。中共徐州地委与中共江苏省委取得联系，省委决定建立中共徐州（铜山）县委，负责领导徐属各县党的组织，贯彻中共八七会议精神，推动徐州地区土地革命运动。省委先后派遣巡视员吴雨铭、陈亚峰、罗世藩、贺瑞麟等到徐州各县指导工作，改选和整顿党、团的组织，把工作的重点由城市转向农村，在斗争中积极吸收工农分子入党入团。

9月中旬，团江苏省委书记祝群调团中央工作。因祝群熟悉上海工人运动，不能离开上海；加之组织委员会主任李铁良到上海后，人地生疏，语言不通，开展工作有困难。9月16日，团江苏省委召开全体委员及上海市各区委负责人联席会议，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紧急决议案，并改组了团江苏省委，由祝群任组织委员会主任，工作机构设置未变。改组后的团江苏省委有正式委员11名、候补委员8名，并调整了工作机构，增设农村青年工作委员会，撤销妇女运动委员会。团浙江省委书记华少峰（华岗）调任团江苏省委书记。

1927年10月，中共江苏省委书记邓中夏派孙津川来南京开展工人运动，重建党组织。

孙津川，又名方淦，曾用名孙竞川、孙继生。1895年出生于安徽省寿县一个工人家庭，小时候随父母住中华门外南城岗（今雨花路）叫南宝塔根的巷子。孙津川在11岁时在附近的金陵洋炮局当童工。满师后，来上海进大中华纱厂、兴发机器厂做工。后因替一工伤工人打抱不平而被兴发机器厂开除。民国12年春进上海铁路吴淞机厂当钳工。这年，孙父因积劳成疾而早逝，上海的穷亲戚认为上海的钱好赚一点，便劝孙家搬到上海打工。1924年秋，孙津川在上海与安徽老乡、中共党员彭干臣相识，并在其影响下走上革命道路。从此孙津川一家帮地下党油印和发放传单、开办工人夜校、送情报、做掩护。1925年8月，孙津川经彭干臣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当选为沪宁铁路工人协进会委员，年底便担任吴淞机厂党支部书记。1926年10月，孙津川按照党的要求，带领吴淞机器厂工人武装切断沪宁铁路，破坏北洋军阀的后勤军需补给线，为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创造条件。不久，中共吴淞机器厂特别支部成立，孙津川被选为特支书记。为配合北伐军进攻上海，中共中央决定在上海举行工人武装起义。1927年3月，孙津川领导吴淞机器厂工人举行大罢工，揭开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序幕。3月28日，孙津川被选为沪宁、沪杭甬两铁路总工会委员长。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孙津川往返奔走于武汉、九江、上海等地，代表全国铁路总工会接待和安置苏、浙、皖、赣等省的流亡同志，秘密整顿和恢复各地铁路工会和党组织。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孙津川出席了在汉口召开的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孙津川又去苏联开会学习。回国后，孙津川在极其严重的白色恐怖中，他立即着手整顿党的组织，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发动和组织群众，坚持地下斗争。

孙津川

孙津川来到南京，第一个要找的人就是姚佐唐。姚佐唐住在南京下关黄泥滩。他的家也便成了南京市委的一个重要地下联络点和开会场所。

从此，孙津川经常与其他中共领导在姚佐唐家里碰头，商讨工作，组织暴动。

贺瑞麟作为铁路工人，因与姚佐唐经常联系，便开始积极配合孙津川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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