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五月斗争

1928年4月底，南京市委在浦镇附近山里召开党、团活动分子会议，孙津川主持会议，组织部长罗世藩作纪念“五一”意义的报告。会议要求各支部召集会议，由市委派员报告纪念红五月意义及行动大纲；各支部成立行动委员会，散传单，贴标语；工厂、铁路、车夫支部尽可能召集飞行集会及停车纪念；大力发展党的组织，每一个党员发展一人。

1928年5月1日，为纪念“五一”劳动节，中共南京市委，共青团南京市委印发《告民众书》和《告工友书》。

从1928年初开始，中共江苏省委就要求南京迅速暴动，却因力量薄弱，一直没能发动起来。为了声讨日军在济南惨案中犯下的罪行以及蒋介石不抵抗的行为，团省委巡视员史砚芬这时正在南京，他与贺瑞麟一起，迅速召开各团支部负责人会议，动员广大团员和青年学生积极行动起来，开展“红五月”活动。于是，南京各大、中学校学生为声讨济南惨案、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而举行罢课，发出了大量的抗议书、请愿书，并组织许多宣传队，深入到市民中进行宣传。

贺瑞麟十分关注时局的变化，他几天来一直在关注《申报》刊登的消息，特别是《申报》上的“时评”，每期必看。

惨案发生之后，《申报》立即发表时评，对日本出兵中国的目的做了清晰的分析，认为“中日兵不冲突则无以解于此次之出兵”，此次惨案“绝非寻常侵略或暴行事件”。贺瑞麟对日军在济南制造的惨案十分愤慨，他对团市委团员干部积极推荐《申报》的时评观点，揭露日军的恶毒用心，唤醒国民抗击外侮的斗争意识，积极声援贺耀祖部抵抗日军的行动。

贺瑞麟带领团市委团员骨干，动员南京各团体在金陵大学礼堂集会，抗议5月3日济南惨案，强烈要求政府对日抗议。

贺瑞麟安排团市委学委王汇伯深入南京各校，配合南京市委其他委员积极行动，在大中学生中组织宣传队，鼓动学生到街头向群众进行广泛宣传。接着，江苏大学召开了“反日出兵大会”，议决联合各界组织日货清理委员会，会后，1000多学生到国民政府请愿示威，一时间，“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国民政府对日妥协”的标语、传单撒遍了南京城。

南京卫戍司令部随即宣布戒严，通令严禁反日宣传和游行示威，严禁检查日货，将贴在街头的反日标语、传单全部撕掉。

在金陵大学礼堂集会抗议济南惨案活动中，分工贴标语的一个组在墙上写“打倒蒋介石”“打倒新军阀”标语，被军校反动学生龙俊发现并盯梢，并很快报告给反动当局。反动当局极为惶恐不安，于是抓紧实行搜捕行动。

市委委员王崇典的频繁活动，引起了反动当局的高度注意。

王崇典

王崇典，字彝文、逸文，安徽涡阳人，1903年6月18日出生于涡阳城内华祖庙街一个贫寒的市民家庭。10岁时才有机会进公立学堂接受教育。13岁在县立高等小学读书，小学毕业后，16岁随父母迁芜湖。因王崇典的父亲在芜湖市警界供职，1919年秋他被转入芜湖海关中学读书。1925年考入上海大厦大学。次年夏，考入南京东南大学法学系。1927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中共南京中央大学支部书记。四一二政变后，王崇典在宁沪一带秘密活动，发展组织，待机起义。他除担任中共南京中央大学党支部书记，还担任苏北特区党委书记兼阜阳、蒙城、涡阳、亳县、颍上、太和、霍邱七县学生会会长，又在中共南京市委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市委委员。这些特殊的身份，更便利他不断地参与苏北如皋、南通等地的革命工作。在宁沪一带积极组织党内部的秘密活动，他一边不断发展壮大党组织，一边寻找机会，待机起义。他时刻都处在危险之中，而他却泰然处之，巧妙周旋。为争取更多的人站到革命阵营里，为待机举行武装暴动创造条件，他废寝忘食地奔走在中央大学、北极阁、玄武湖、鸡鸣寺、灵谷寺等处，秘密召开党团员会议，在南京市郊区继续散发传单、暗贴标语，发展组织，宣传马列主义，即使在病中也没停止下来休息片刻。

5月5日，在南京市委领导下，南京各团体在金陵大学礼堂集会。会后，贺瑞麟带领1000多学生到国民政府请愿示威，强烈要求政府当局对日抗议。

5月5日上午，史砚芬参加中央大学团支部在鸡鸣寺城墙上召开的“红五月斗争”会议。散会时，被军官学校反动学生龙俊发现并盯梢。

5月5日晚，中央大学和安徽公学的两个学校团支部在台城开会，为执行中央、省委指示，研究“除草之法”（即反蒋之法），经反动军校学生龙俊告发，反动军警将筹划红五月斗争的史砚芬、黄一民（团市委组织部部长）、王汇伯（团市委学委）等扣留审讯，并当场逮捕了史砚芬、黄一民、王汇伯。

王汇伯，又名王明渠，宿县人，安徽公学学生，历任校团支书、团市委学委。王汇伯（王明渠）被捕后，经不起严刑拷打，只好招认，供出了“红五月斗争”的活动安排以及一批党团员名单。

同一天晚上，王崇典等40多名党团员在南京成贤街的中央大学第二宿舍，也不幸被捕入狱。

5月6日，江苏大学（2月29日，第四中山大学改称江苏大学）学生召开反日出兵大会，议决组织游行，联合各界组织日货清理委员会，后有1000多名学生到国民政府门前示威。该校全体教职员也组织了反日救国会。从5月7日起，金陵大学学生也为济南惨案举行罢课。

5月7日晚，江苏大学齐国庆、王澄、曹庸芳、无隐、陈雕月等8名党员被捕。在南京安徽公学读书的章师培被捕。

随后，由于王汇伯的出卖，党组织在浦口的接头地点浦口某小学也遭破坏，先后有37名共产党员被捕，104人受到通缉，许多秘密文件落入敌手，南京地下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江苏大学、安徽公学和浦口等处党、团组织的活动都陷于停顿。

5月9日，国民党中央党部通告：“各校学生不得继续罢课、结队游行及检查商货。”国民党反动当局竟出动军警，大肆逮捕了爱国学生。

5月，中共北京农业大学支部组织委员黄人祥来南京，任中共南京市委宣传委员。

5月中旬的一个晚上，中共南京市委在浦口江边芦苇滩秘密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南京市委第二次代表大会，到会代表12人。会上研究了南京党组织如何在困难的条件下继续进行革命斗争等问题，并宣布了对内奸吴剑华进行秘密处决的情况。会议选举了13人组成的新市委，市委委员有罗世藩等。孙津川仍任市委书记，罗世藩、叶守信为职工运动委员，贺瑞麟为市委委员兼共青团市委书记。

会议快结束时发现可疑人员，贺瑞麟带领孙津川等人跳入长江，游至下关上岸。

南京市地下党、团组织连续遭受破坏，红五月的斗争形势转入被动，贺瑞麟不由心中有种悲凉的感觉。因为悲剧不仅仅在南京城内上演，南京外围的党团组织也接二连三遭到毁灭性的打击——

市委委员杨明清（杨北祥）被捕。

让贺瑞麟更为震惊的是南京“清凉山小组”活动也暴露了。“清凉山小组”的骨干成员、南京市委委员宋震寰等人受到通缉。……

一天，宋绮云看见了逮捕南京市委委员宋日昌（宋震寰）的通缉令，当即冒大雨赶去通知宋震寰转移。

某日晚，下关警察分局水上巡查队在中山码头查扣了一位教书先生打扮的男子，在检查其行李箱时，发现两只可疑的信封。巡警当即将这共产党嫌疑分子移交市警察局审查。那天正巧是宋绮云代替预审科的苏姓科长值班。他去拘押室提审，吃了一惊。原来那人竟是他认识的任行健（即任白戈，解放后曾任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和西南局书记处书记）。

宋绮云考虑再三，决心冒险利用职权放了任行健。事后，宋绮云引起了市警察局局长温建刚的怀疑，暗中对宋进行调查。

中共南京市委军事委员曹冷泉，也是另一名“清凉山小组”的主要成员。曹冷泉，原名曹赞卿，字襄忱，曾用名曹一民，别名向辰、冷翁、公羽等，是颍上县城郊区花园乡红建村小朱庄人，年龄比宋绮云和宋日昌大。1923年考入南京国立东南大学（1927年改中央大学）学习。1925年10月，经罗世瑶、杨祥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党小组长、代理东南大学党总支部书记。利用寒暑假返颍上秘密组织“会文社”发展党组织。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曹冷泉组织东大学生与全市其他大专院校学生请愿示威，遭到国民党军、警、特的伏击负伤。之后，他参加了罗世瑶领导的中共南京市委临时领导小组。曹冷泉潜回南京后，与康靖人、宋绮云、乔锦清等秘密成立了四一二大屠杀后南京第一个党小组——清凉山小组，由宋绮云担任党组长。这个小组制定了严格的纪律。每十天在清凉山上碰头开会，讨论工作。1928年开春，根据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精神，曹冷泉赴阜阳参加中共皖北特委魏野畴、蒋听松领导的“皖北四九暴动”。4月5日，皖北特委召开扩大会议，布置了皖北起义前的准备工作。4月7日晚，皖北军事委员会成立。4月8日，当起义的各项工作正在加紧进行时，特委突然获悉情况有变，于是，特委当即决定提前起义。李端甫等策动20多名士兵哗变，缴枪19支，占领了行流集。当晚，又将全县的武装农协会员3000多人编成5个赤卫大队。4月9日上午，中共皖北特委书记魏野畴在这里组织领导了声势浩大的武装起义。起义失败后，曹冷泉与郭乐山（中共徐海农运委员会主任、时任杨虎城部政治处主任）一同冲出重围，返回南京，担任中共南京市委军事委员。

曹冷泉摆脱敌人围捕后，他不顾自身安危，按组织意见，为营救王崇典和齐国庆，只身深入虎穴，三次险被敌人抓获。

宋绮云已觉察到危险正逼近，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党组织动员一批党员去地方开展地下斗争，回到原籍，发动群众，建立党组织。1928年5月，在南京开展工作的宋绮云也因身份暴露，组织决定他转移回老家继续革命。不久他辞职，返回家乡。回邳县后，宋绮云在同学李超时、徐丽芳（徐林侠）的帮助下，当上了公安大队二中队长。不久，宋绮云、李超时等人建立中共邳县特支，后扩大为中共邳县县委，宋绮云任县委书记。在宋绮云的领导下，邳县县委大力发展党员，组织农民开展打土豪的农民运动。自此，贺瑞麟与宋绮云等人失去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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