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斗在九洑洲畔

贺瑞麟自从再次步入共青团南京市委书记的岗位，更加努力工作。他迅速发展团组织，建立了安徽公学团支部、江苏大学（1928年5月16日改为国立中央大学）团支部、两浦团支部、陆军军官学校团支部四个支部，发展共青团员34名。同时，还建立了“五一文学社”、剧社等外围组织，积极领导学生、教师向反动当局开展斗争。

在白色恐怖十分严重的情况下，贺瑞麟将南京市共青团的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

孙津川对贺瑞麟的工作非常满意。

贺瑞麟还协助孙津川进行基层党组织的整顿，使多数支部恢复了和上级的联系。

孙津川到南京后，他的一家就住在北祖师庵49号一间小房子里，房间里仅有一张小桌子，两把椅子和一个旧箱子，生活相当艰苦。孙津川是党的领导人，他知道党的经费来之不易，常常一天就吃两顿稀饭，他在外工作的时间较多，有时赶不回来吃饭，又舍不得花钱，饿肚子是家常便饭。

贺瑞麟经常到孙津川的家里去。孙津川的家当时是中共南京市委的一个秘密活动地点，南京市委领导常常在这里研究工作，每当这时，孙津川的妻子就守在门外望风，确保同志们的安全。

一次，市委在孙津川的家里开会，研究贯彻中央会议精神，孙津川的妻子又照例出去望风，将孩子放在床上，盖上棉被。不料，因为孩子太小，长久无人照顾，不经意中将棉被捂到了脸上，又没被及时发现，竟被活活捂死。孙津川夫妇很伤心，但孙津川强压悲伤，毫无怨言地又投入到工作中。

对于孙津川忘我的革命精神，贺瑞麟十分敬佩。

孙津川十分重视农民运动，于是便找到贺瑞麟了解南京浦口区的农民运动的基本情况。

贺瑞麟把前一段时间深入浦口区九洑洲一带做农民工作的情况向孙津川做了详细的汇报，同时还详细地介绍了江北地区团组织的发展趋势。孙津川从贺瑞麟的言谈中感受到了这位青年工作者与他的实际年龄相差较远，贺瑞麟显得十分成熟，尽管眼前的革命形势有些低落，环境十分险恶，但在贺瑞麟的身上却显示出了一种积极向上的乐观主义情绪。

孙津川感到贺瑞麟工作的积极性极强，又十分有主见，并且做好了为党的事业、为了贫苦人民的翻身解放随时献身的思想准备。他对贺瑞麟的工作十分满意，便约贺瑞麟一起到浦口区九洑洲一带走走，看看那里的形势，进一步发动农民中的党团组织。

于是，贺瑞麟带着孙津川过江先去了九洑洲。过了江，他们走在通往村落的一条埂堤上。

孙津川告诉贺瑞麟，他们脚下走的是防洪的埂，建于光绪年间，因为方言当中“光绪”音类似“广西”，所以慢慢地就被大家说成“广西埂”；另一条名叫九洑洲的路东起定向河、西至河东路，其得名是因为原来浦口靠长江边有一块沙洲，名叫九洑洲；南起滨江大道、北至沿山大道的石佛大街，顾名思义源自这一带的“石佛寺”；东起兴浦路、西至西江路的横江大道，跟滨江大道平行，这“横江”其实是过去对南京段长江的一种叫法。

贺瑞麟感叹地对孙津川说：“孙书记，这里就是浦口区顶山镇大新村广西埂，当地人称它为天国要塞。周围三里多，地势高耸，是南北往来水陆要道。1853年太平天国建都天京后，在此设立要塞，深沟高垒，置炮添船，保障天京，难怪在太平天国时被称为天京水路锁钥！”

孙津川突然问贺瑞麟：“你知道这九袱洲的来历吗？”

贺瑞麟知道孙津川是老南京，他是在有意考自己，便回答说：“知道些，也都是不同的说法。有人传说，在清朝中期，有九个人逃荒到这里，丢掉了包袱，后来就有人叫这个地方为九袱洲了。这个袱就是包袱的袱。”

孙津川说：“九袱洲也叫九洑洲。这个包袱的袱换成了三点水加个埋伏的伏。”

贺瑞麟说：“看人写过，写成三点水的也有道理。据说当时这里全是芦苇滩，烧火都用芦柴，因为经常发大水，村民只有靠挖野菜卖钱，以捕鱼摸虾为生，生活十分艰苦。现在还流传着当时传下来的民谣：九洑洲，九洑洲，十年九不收；二月三月芦蒿、马兰头，五月六月打出水，十冬腊月下柴洲；柴刀磨得像银子，衣服穿得像裙子。呵呵……”贺瑞麟说着不由地笑起来。

孙津川问：“现在的情况呢？”

贺瑞麟马上停住了笑，叹了口气，一下子变得深沉起来：“唉，现在村民的日子也不好过啊！”

孙津川也叹道：“是啊，看来他们好不到哪去。”

接着，贺瑞麟停了下来，步量起埂的宽度。

孙津川说：“不用量，这里的防洪埂都是一样宽的。”

贺瑞麟笑着说：“是九步，我一直叫这里是九步洲。”

孙津川问：“九步？哪个字？”

贺瑞麟把脚抬起来让孙津川看了看，不以为然地答道：“就是我的脚步的步啊！”

孙津川觉得贺瑞麟很有意思：“哦，九步洲？又一个新的名字！”

贺瑞麟不好意思地说：“那包袱的袱换了三点水，也不好写不好记，不如九步洲好。有人说，读步也对，可能这里过去是个埠头。那埠头也不好写，所以我给人说都是九步洲。”

孙津川被贺瑞麟的天真搞笑了：“你倒会简便，这里地处要冲，水路可断长江东西交通，陆路可拒长江以北，因此，它成了太平天国首都的咽喉。说不定过去这里就是叫九埠头呢。”

到了联络地点，贺瑞麟按照孙津川的要求迅速进入工作。

孙津川深入到工人夜校给工人上课。对工人们说：“一个‘工’加一个‘人’就是个‘天’，工人团结起来，力量比天大，什么困难也不要怕。”有时，他和贺瑞麟一起走访贫雇农户，向农民宣传革命道理，用算账对比等方法，启发穷苦人起来闹革命，打土豪、分田地。

离开九洑洲，贺瑞麟又随孙津川到了南京江心洲，在这里，孙津川发展了王定宇等两名地下党员。

为了便于在下关、浦口的工人间和九洑洲的农民中开展工作，孙津川选择了北祖师庵45号一处十分简朴的四合院作为居住地。

贺瑞麟也和市委其他同志一起租房住下来，在附近的金陵洋炮局（晨光机器厂）做工。

在贺瑞麟等人的密切配合下，孙津川在工人运动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表现出来卓越领导才能。在南京市委领导下，中共地下组织不断壮大，先后在全市恢复和建立了19个党支部和38个党小组。1928年6月，党在莫斯科召开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虽然他未能出席大会，但被选举为中央审查委员会委员，排名是：孙津川、刘少奇、阮啸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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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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