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大局服从组织安排

1927年11月召开的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了以城市为中心的全国武装暴动计划，使“左”倾盲动错误在全党取得支配地位。根据中央、省委关于整顿党的组织“在各级指导机关都必须尽量充实工农分子”的指示精神，南京市委决定“自下而上全面改组党的组织”，并定11月28日至12月3日为市委以下各支部改组时间，12月4日为“改组市委日”。11月下旬，为加强党的战斗作用，中共南京市委第十一次常委会议决定，自下而上全面改组南京党的组织，并确定11月28日至12月4日为改组周。11月底，根据共青团江苏省委关于重新改造团的指示，团市委决定进行“改造组织周”的活动。

1927年12月4日，中共南京市委在浦镇鸽子山上秘密召开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出席代表25人，会前推定孙津川为临时主席。两浦党员杨明清、李鸿彦（李鸿宴）、杜秀山、陈风彩、丁发武当选为正式委员，杨明清为常委委员。会议讨论了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关于《中国现状与共产党任务决议案》。大会听取了党务报告，作出接受中央紧急会议决议的决议，确定把武装暴动作为目前工作的重点。

会前，贺瑞麟向吴雨铭提出了自己对中央确定的实行以城市为中心的全国武装暴动总策略的看法。他认为，自4月以来，由于蒋介石制造的血雨腥风，南京以至全国各地的党组织受到了巨大的损失。就南京来说，许多组织才刚刚恢复，尚不稳定，一些骨干力量还不敢公开活动，一些新发展的党团员还没有真正得到斗争的锻炼，主观力量太弱，立即暴动是做不到的。

但当时出于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愤怒，党内普遍存在着急躁拼命情绪，“左”倾盲动思想占了上风。对于贺瑞麟的异议，王崇典等人纷纷提出批评，说他被白色恐怖吓破了胆。贺瑞麟对一些人的观点予以反驳，他声称自己不是孬种。他最后还是表示服从大局，执行中央的决定，并说：“你们的意见我反对，但中央的决定，我赞成！”

会议选出13名市委执行委员和4名候补委员，他们是：史砚芬（化名严文、余晨华）、王澄（女，又名王诚，第四中山大学学生）、何正泉（原名滕炳炎，金陵兵工厂工人）、杜秀山（浦镇工人）、陈凤彩（浦口工人）、路大奎、杨明清、罗世藩、丁发武、苏爱吾（苏幼农）、王崇典、孙津川（孙竟川）、周长福（周福康）、孙长植、李鸿彦（李鸿宴）、宋震寰（宋日昌）、吴雨铭（吴敏）。其中吴雨铭为市委书记，罗世藩为组织委员，孙津川为职工委员，宋震寰为农运委员，苏爱吾为军事委员。会后，新的南京市委领导作出委员分工的调整决定：将贺瑞麟兼任的团市委书记调整由史砚芬接替，贺瑞麟被选为共青团南京市委组织委员。贺瑞麟原来担任的农运委员职务由宋震寰接任。

会后，根据市委分工，孙津川找贺瑞麟谈话。

贺瑞麟微微一笑：“孙老师放心，会上的意见归意见，组织叫干啥我干啥，只要是革命工作，我都做会做好。再说，做农民工作，我有信心，我愿为贫苦人民的翻身去拼！”

史砚芬也对贺瑞麟的意见表示有同感，对贺瑞麟说：“我很喜欢瑞麟老弟的直率，有话说在当面，还能服从大局。今后的工作还指望你多支持。”

贺瑞麟笑道：“砚芬兄请放心，我会多向你学习，你有农民暴动的经验，我有信心把工作做好，做个真英雄、真好汉！”

自此，贺瑞麟与史砚芬无话不谈，二人成为感情上的好兄弟，工作上的好助手。

贺瑞麟积极配合史砚芬的工作。利用自己熟悉的关系，在南京工人、学生中发展组织，开展工作，创办进步刊物，宣传革命理论，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丑恶行径。

史砚芬

贺瑞麟还与史砚芬先后多次去安徽滁县检查布置工作，参加团的会议，帮助组织店员工会。在史砚芬领导下，滁县有100多名会员的店员工会和20多人的箩行工会相继成立，工会利用合法身份同资方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迫使资方同意了工会提出的缩短工作时间、提高工资待遇的要求。

年底，贺瑞麟配合孙津川创办浦口工人夜校和浦镇工人俱乐部，经常到浦口工人夜校和浦镇工人俱乐部进行宣讲革命理论。

12月5日，中共江苏省委发出《江苏农民运动之第三次计划》，对江苏农村秋收暴动作了总结。认为宜兴、无锡等地的暴动提高了工农的革命情绪，使一般群众认识了直接革命的形势，使党内的暴动意识更加明确，使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受到打击；党的指导工作中的缺点是对于直接革命形势的估量有不正确的地方，没有长期斗争的思想准备，只注意军事行动，占领城市，没有彻底摧毁旧统治的勇气，以及过分估计敌人的武装力量等。《计划》声称：首先须承认目前革命的形势仍是“直接革命的形势”，工农革命潮流仍在继续高涨，过去武装暴动政策绝对正确，要在发动群众不断革命斗争中创造总暴动的局面。

12月11日，团江苏省委在上海召开共青团江苏省第三次代表大会，传达贯彻团中央11月扩大会议精神，会议通过了《对于江苏省目前任务决议案》。会议要求全省团组织加强对工农运动的领导，努力开展经济斗争，积极发展团组织及少年先锋队，动员广大团员到群众中去发动暴动。并决定抽调团江苏省委机关的半数人员赴外埠指导工作。次日，中共江苏省委根据团中央11月扩大会议精神，发出《关于党团关系的通告》，批评大革命失败后在中共和团的关系问题上出现的“取消主义”和“先锋主义”两种错误倾向，并提出：党团各级会议互派代表参加，以加强互相的了解；党内重要的问题与政策应提交团内讨论，注意团的意见与提议；各级党部应经常听取团的工作报告；团应当输送优秀的同志到党内工作；团应在党的正确路线与政策上进行反对党内、团内机会主义的斗争；团对党机关的不当政策和行为应站在党的立场上，向上级党部机关陈述意见；党要注意帮助团组织的发展等8条意见。

12月14日，中共江苏省委、团江苏省委发出告全省工、农、兵士、贫民书，提出无锡、宜兴、江阴等地的农民相继暴动，开展土地革命的要求，号召中共党组织和团组织重振旗鼓，准备继续作英勇的斗争。

1928年初，贺瑞麟协助在金陵兵工厂工作的何玉泉工作，在金陵兵工厂成立了秘密的“赤色工会”。民国以来，金陵机器制造局名义上属中央陆军军械司管辖，实则为江苏各届都督所控制。1928年，金陵制造局改辖上海兵工厂，改名为“金陵兵工厂”，主要生产7.92毫米马克沁重机枪，82毫米迫击炮及炮弹，7.92毫米尖、圆头机步枪及枪弹等18个品种。每月生产30架马克沁重机枪，80万发子弹，无烟火药300磅及黄色炸药20余磅。在“赤色工会”成立大会上，孙津川到会讲了话，鼓励工人团结起来进行斗争。

同一时期，为了团结教育工人，贺瑞麟与孙津川一起领导工人开展了反对黄色工会强收会费的斗争。还将吴淞机器厂转来的7名党员编为沪宁铁路小组，并且成立了沪宁、沪杭甬两路工会分会，领导沪宁路工人开展要饭钱和要皮鞋钱的斗争。又在伤兵中发展了党员，组织伤兵善后委员会，要求发清欠饷，抚恤残废士兵，鼓励士兵不上前线。

3月19日，团江苏省委发出指示，要求无锡、南通、南京、苏州、徐州、镇江、常州等地建立团的中心支部，巩固健全各级团部，从政治、组织、教育等方面加强对青工、青农、兵士运动的领导，以做好中国共产党的助手。

在共青团南京市委领导下，安徽公学团支部领导学生清查学校的伙食账目，掀起了反对校方克扣伙食的斗争。此时，南京已恢复和建立了津浦路、兵工厂、和记、浦镇、农民、码头、中大、店员等支部和沪宁小组，总计党员100多人。

1928年3月，吴雨铭调离南京。孙津川就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他在市党代会上号召全体党员勇敢地承担工作任务，并将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结合起来，采取在日常的经济斗争中争取、教育群众的方法，使一度沉寂的群众斗争又活跃起来。

同月，团省委调史砚芬任团省委巡视员，中共南京市委改派贺瑞麟担任南京团市委书记，黄一民（黄觉庵）任组织部长，秦了君任宣传部长（后由李智清接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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