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瑞麟传记《第十七章·狱中斗争》

作者：主编时间：2022年12月07日阅读：232 评论：0

狱中斗争

贺瑞麟的被捕让史砚芬和孙津川都感到疑惑：看来，这次市委人员的被捕不在市委党组织本身，因为贺瑞麟现在的住所在市委成员里，只有史砚芬、孙津川和姚佐唐三人知道。

孙津川认为，贺瑞麟的住所是印刷和保管市委文件的地方，问题有可能出现在团组织内部。

对于贺瑞麟的情况，孙津川从多方面了解，掌握得非常熟悉，他一直在为党培养着这个年轻有为的青年。从历次活动中贺瑞麟的表现看，他是一个坚强的革命者，这些都从吴亚鲁、陈兴霖、姚佐唐等人的口中得到证实，所以他十分地信任贺瑞麟，贺瑞麟也绝对不会泄露党的机密。

如今贺瑞麟的被捕入狱就证实了孙津川的判断。

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

对于敌人究竟掌握了多少情况，谁也不清楚。

有些被捕的青年学生，看到敌人掌握的名单里有自己的履历，又看到党内执行左倾路线的领导者一被捕就变节，把同志出卖给敌人，因此对革命前途充斥着悲观失望的情绪。

只有宋月波在被关押的日子里，始终是乐观的。他总是用自己的满腔热情振作大家的精神，总是主动地先同难友们招呼、问候，关心着难友们。宋月波自幼闯荡江湖，胆大心细，南北奔走，应付自如。

贺瑞麟知道宋月波的身份。宋月波的父亲宋文山是一名运河船工，长年往来于山东、江苏，在浦口一带船工和苦力中小有名气。宋月波尚在幼年，宋文山即客死他乡。10岁那年，宋月波与兄长宋剑西从山东老家辗转来到南京，兄弟二人就在南京学手艺、度生活，兄习镶牙业，宋月波习照相业，一笔好字使他掌握了修版技术，25岁时，已是技术高超的照相师傅了。1920年，宋月波在太平路金陵照相馆作修底片的师傅。1924年，宋月波来到镇江，在南马路丽芳照相馆找到工作。当年，入赘吴家为婿。这期间，国共合作的大革命开始了。宋月波本爱读书，更喜读进步书刊。1927年，宋月波回到南京，仍在金陵照相馆工作，家住石鼓路。“四一○”反革命事件，使南京市的党组织遭受破坏，同年9月，中共江苏省委派罗世藩来南京恢复了党组织，10月重建南京市委。1928年初，宋月波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事党的地下工作，贺瑞麟曾在宋月波的照相馆领取过情报。这期间，宋月波常常奔走于南京和徐州之间。

贺瑞麟因为知道宋月波的地下党员身份，为了不牵连他人，只能装作不认识。

监狱里每天早上有放风的时间，“犯人”们在这片刻里洗脸、解手。有时收风了，还来不及返回，看守兵为此总要破口训斥。

大家都怀着沉重的心情，彼此既投去同情和怀疑的目光，有相互报以安慰、鼓励和自责与他责的语气。

贺瑞麟在放风的时候，上前安慰已经被折磨得不成样子的王崇典。

贺瑞麟看到了王崇典，看到了狱中非人待遇，足足两月之久卧地难起的王崇典本来是个“面目清秀”“身材修长”“温文儒雅”标致端庄的青年。此时的王崇典已经染病在身。他“平易待人，不拘言笑”，也正如《芜湖学生运动纪略》说他“性情沉静，不轻发言，但言必有中，遇有重大问题，辄即争论不休，必至达成正确决定而后止”。现在的王崇典已经失去了那说话的气力。

在中国共产党南京市委召开的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上，王崇典曾和贺瑞麟讨论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心脏——首都南京发动武装起义时，贺瑞麟等人对此提出异议，认为现在革命力量太薄弱，立即暴动难以实行。当时参加会议的王崇典激动地说：“国民党像一潭污泥浊水，怎么搞也不行。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我们要鼓足勇气，只有为劳苦大众夺取政权才有幸福可言。”会后，他仍然无私无惧，积极从事组织发动工作。可是，当贺瑞麟走进他，对他进行安慰时，他越发对贺瑞麟不屑一顾，因为在他最初的意识里，出卖他的人有可能就是怕死的畏惧武装暴动的人，贺瑞麟在他的眼里要算一个，于是，在狱中，他怀疑过贺瑞麟，他真想再和贺瑞麟这个敢于质疑中央决定的“小牛”对抗一下。但是，现在贺瑞麟也被捕了，也和他当初进来一样，受了同样的刑罚，浑身是血，可他贺瑞麟依然是那么沉稳，那么毫不在乎的样子。他觉得对贺瑞麟无话可说了。此时，他只能低声地吟诵杜甫的“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壮烈诗句，藉以抒发自己的革命情怀。

王崇典被捕入狱后，先被拘押在国民党南京市公安局，后转押到首都南京卫戍司令部。在狱中，无论敌人如何软硬兼施，严刑逼供，他宁死不屈，信念坚定。那时他和十三四位同志被关在一间阴暗的牢房里，时近中秋，牢房越加潮湿与阴冷。他拖着病弱身体，透过阴暗潮湿天窗折射来的微弱太阳光线，思绪遐想囚牢外湛蓝的天空，回眸灰暗阴冷的囚牢内身着单衣，被寒气侵袭冻得瑟瑟发抖的狱中难友，难以压抑的悲情，若波涛般起伏，他提笔用血泪凝成狱中页页悲凉，感人肺腑，包含革命激情的狱中手稿。

在那催人奋进的狱中手稿中，他这样写道：“我心在难过的时候，天上有两只乌鸦飞入囚房屋顶，呀呀悲鸣。我的思潮晃然为之打断，我心中只觉难过，当时的凄惨情景啊，让他去吧。我悲不能亦罢了。”“旁边都是躺着单军装的七八个为中秋节要求借军饷被押的兵士。不但没鞋子铺盖连一件厚的衣服都没有，到了半夜，他们经受不住冷气的逼迫了，他们频频地叹息。连天来我的身体本就不好，听到他们的叹息，我亦不能继续睡下，我看到他们那缩作一团的身影使我更难过。本想站起身来向这些不幸的朋友作简单的慰问，但是我终于没有起来，我完全被一种势力征服，我暗暗想：如果我起来不但不足以解除他们的凄凉，恰恰相反只会更使他们难过。因为他们所要求的已经不是甘美动听的言辞，而是事实上的援助，如同无产阶级目前困难处境，不是同情的泪水，而是勇敢的打碎旧社会彻底分配！”

当王崇典父亲得知儿子在狱中遭受严刑拷打而导致体弱病痛时，救子心切，舍弃老脸面想以安徽警界身份到南京求人说情。

王崇典对父亲讲：“哪里人都不要找了，回家备个棺材等着罢！”父亲四处奔走无望，只好痛哭流涕返回家中。胞弟王澍淇（原名王崇礼）得知，也怀着悲痛心情，前去狱中探监。他见到胞弟澍淇，丝毫没有悲伤之情，还安慰弟弟别难过，说：“人总要死的。只要革命能成功，我就是死了，还是有价值的。你何必悲伤，将来会有更多的青年从事革命斗争！”

几天内，中共南京市委的大部分同志先后被捕。

孙津川觉得问题只能出在“红五月计划”这个问题上，也就是出现在团组织内部。

史砚芬等人的被捕存在很多疑点：因为史砚芬在南京市委里的身份没有几个人知道，其身份的暴露也只能是宜兴暴动，而参加和组织暴动的人除了牺牲的外，其他人都遭到了通缉和追捕。看来问题只能出在“红五月斗争”会议本身，肯定是有人出卖了同志。

疑点只能在三个人身上：贺瑞麟、王崇典、王汇伯。

王崇典在监狱的表现以及狱中其他同志的反映，已经排除了他出卖同志的可能性。

几天来，孙津川对贺瑞麟的一举一动进行细致地观察后，他最后做出判断：贺瑞麟也没有任何疑问。孙津川根据自己对贺瑞麟的了解，贺瑞麟也绝对不会做出对不起同志的事情。

那会是谁？

王汇伯？对，为什么与史砚芬一起被捕的王汇伯自从当场被扣留询问后就一直没有投进监狱？

听新近被捕的市委委员说，前几天还见到王汇伯在外面躲着。不是被捕了吗，怎么外面还会见到他的身影？

于是，在放风时，孙津川悄悄地严肃询问贺瑞麟：“红五月计划组织成员的详情，王汇伯知道吗？”

贺瑞麟点头说：“他知道。几处会议的召集人是老团亲自安排的，我当时因在浦口，没能赶过来参加。等我从江北回来，就已经出事了，这些你是知道的啊。”

孙津川说：“我不是怀疑你，我是说这个王……”

贺瑞麟起初不敢相信王汇伯会叛变：“王汇伯？不会吧？”

孙津川问：“那他在哪里？”

贺瑞麟这才恍然大悟：“是啊，他不是和砚芬兄一起被捕的吗？”

史砚芬这时过来揭开了谜：“就是他说我参加过宜兴暴动。什么都别说了，我认了。反正就是暴动，其他都不用考虑，他们该怎么定罪就怎么定罪。五月会议的组织者我也认了，就不要涉及其他人了。”

贺瑞麟这才突然想到，那是史砚芬接任团市委书记时，王汇伯替贺瑞麟打抱不平时偶尔说出了一句话：“他一个暴动的副指挥，暴动失败了，还能升职？真让人不理解。”

贺瑞麟当时告诫过王汇伯，关于史砚芬参加宜兴暴动的事不要胡乱讲，并说史砚芬有着丰富的基层团的工作经验，党组织没有看错人。

这么一来，就可以弄清楚了，王汇伯是知道史砚芬的来历的。

姚佐唐做出了判断：“应该是他了！”

王崇典肯定地说：“不是他能是谁？这个叛徒！”

孙津川这才理清了头绪，此后，狱中便开始议论起王汇伯来。

这时，狡诈的敌人仿佛看出了孙津川等人对王汇伯的怀疑，于是，便假意将王汇伯逮捕起来关进了监狱，妄图利用这个叛徒在狱中监视、侦察和诱降被捕的同志。

跟着，又有几名党员被捕了。

贺瑞麟突然想起，去年9月，南京团市委派南京安徽公学团支部书记王汇伯（王明渠）到滁县帮助指导建立共青团组织，后经章师培与葛天民、吕学楷、裴海萍等人在一起酝酿，在滁县小西门外丰山顶上，由王明渠以南京团市委的名义召开会议，并宣布正式成立共青团滁县支部。葛天民为书记，章师培为组织委员，裴海萍为农工委员，属共青团南京市委领导。11月，时任共青团南京市委书记的史砚芬曾去滁县检查工作，还建立了滁县店员工会和骡行工会。可是现在滁县的组织也被破坏了，共青团滁县支部组织委员章师培在学校被捕，共青团滁县支部书记葛天民在滁县被捕，共青团员李中模被通缉，逃往上海……有人说，有的党团员被捕时也是王汇伯指点的。

贺瑞麟内心十分痛苦：“这个老团！唉——”

经过被捕入狱的同志互相查证，大家才知道是王汇伯叛变后告密的。

孙津川识破了敌人的诡计，让贺瑞麟等人警觉起来，同时揭穿了王汇伯的叛徒嘴脸，敌人的阴谋落了空。

敌人见王汇伯已经失去了利用价值，便又将王汇伯提出了监狱，并且放了。自此，王汇伯变成了中统人员。

狱中，大家纷纷骂王汇伯无耻；狱外，人们见了王汇伯就躲起来。

贺瑞麟、孙津川、姚佐唐等人的身份已经完全明朗化。

在敌人的几次审讯中，贺瑞麟、孙津川、姚佐唐等人义正词严，痛斥敌人。敌人对他们严刑拷打，遍施酷刑。贺瑞麟、孙津川、姚佐唐等人仍然坚强不屈，表现了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铮铮铁骨和英雄气概。

敌人见硬的不行，又变换了花样。

首先把孙津川的母亲带去，妄图用母子之情软化孙津川投降。可是孙津川的母亲是一个非常通达的老人，她不仅没上敌人的当，反而劝勉自己的儿子为革命要坚定不移。临走时她分了半个梨给儿子吃，暗示母子将要分离。孙津川也斩钉截铁地说：“妈，您尽管放心，我是孙津川，不是王汇伯；我既投了红旗，决不投白旗！”

贺瑞麟等人同时受到了百般摧残和折磨，但依然坚韧不屈。他明白了王汇伯的叛变过程，深感自责，怪自己过于相信王汇伯了，他唯一能够抱有幻想的就是默默地对王汇伯说：“老团，没想到你会怕死！你咬了我们，我们认了，就此为止吧，可别再乱咬了！”

敌人对贺瑞麟实行了非人的折磨，贺瑞麟坚强地忍着刺骨透心的疼痛，几次昏迷过去，醒来依然对敌人不屑一顾，轻蔑地说：“有种再来！”

再问，始终还是那句话：“就是杀了我的头，也不干你们孬种事！”

敌人见来硬的不行，就利用金钱美女企图软化他，又许以高官厚禄，贺瑞麟连理也不理。敌人无计可施，只能对贺瑞麟说：“你还年轻，好好想想吧。别跟共产党瞎折腾了，跟着我们，你会当更大的官。”

贺瑞麟等20多人挤在一间阴暗潮湿的囚室里。大家只能轮流坐、轮流站、轮流睡，由于无事可干，贺瑞麟与史砚芬等爱好文学之人便选择写小说、记日记作为消磨时日的方式。

贺瑞麟自己设计的《九月日记》封面

1928年8月30日，农历七月十六日，星期四。贺瑞麟开始写《九月日记》。1928年9月3日，放风时，贺瑞麟从竹格中看到了一枝桐叶，回到牢房，便画了一幅图，作为他的《九月日记》封面。

9月10日，中共江苏省委机关刊物《多数》创刊，创刊号登载的省委《追悼和纪念我们死难的同志》一文指出：“江苏的革命大潮始终在血腥中向前发展。”“去年以前牺牲了陈延年、赵世炎、王炎夏、汪寿华（何亮）、郭伯和、张佐臣、陶静轩、奚佐尧、何大同、杨培生、谢文锦、张叔平、钟汝梅、侯绍裘、糜文浩、王再生、刘华、顾正红、陆龙飞、吴志喜、陆铁强、夏霖、万谥、顾有来等。今年又死了罗亦农、陈乔年、许白昊、郑覆他、张宝泉等很多同志。”文章号召：“我们未死者，只有踏着死难同志的血迹前进，完成他们未竟之志。”

9月11日，农历七月二十八日，星期二。贺瑞麟见到一个熟悉的身影向自己摆摆手，这是一个被拉出去要枪毙的北伐军士兵。贺瑞麟认识，是国民革命军一个由广东打到徐州而被编遗了的广东士兵，因为饥饿，一天晚上在南京街上吃五香豆腐干不给钱，被小贩拉住争打，他急了就给小贩一小刀而被捕。现在要被枪毙了。他罪状上的名字是李贵。贺瑞麟知道这名字是假的，他的真名一时记不起了。

为了这个熟悉的即将逝去的魂灵，贺瑞麟觉得要写点什么。一个曾经为了北伐战争从死亡深处跑出来，带着饥饿而走进监狱，又走向死亡，这生命是多么的没有价值！但生命是宝贵的。他要祭奠这个亡灵，祭奠让这个亡灵消失的监狱，他要让死者的家人知道，李贵是怎么死的。于是，他写下《狱祭》：

你的末日到了！不幸的朋友哟，我们彼此将永别，祝你英勇的灵魂早遂凄凉的秋风，回到破落的故乡。苍颜白发的老母，形容憔悴的弱妹，正在倚门盼望，怀念着久离故土的英雄、几经百战的你的佳音。只要你疏疏数语，报一声“儿在外平安无事”！便满足了她们的欲望，惨苦的面容立即显出和蔼的微笑，遥遥的回你一声“家中如常，儿勿挂念！”的复语！

秋风起了，黄叶儿不住的飘舞，落发萧萧，又是父母念儿的时候了！朋友，未审多情的归雁肯否给不幸者传一声悲哀的口口，给远处的南海之滨的望子肠断的母亲，聊慰她胸中□□□的积愁！人生如朝露，到处黄土青山。赤条条的光蛋对于死有什么留恋和惋惜？死是人生的归宿！朋友，有什么值得伤感？然而朋友你不死在连天的炮火声中，却为了这样一件事情而送命，已经有些不值得，何况片纸只字都没有遗给三十里外盼子方殷的白发老母，这是如何令人痛心的凄惨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