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灰祭天

贺瑞麟只要一想到自己也将成为过去，只要一想到自己就要赴刑场了，就要离开组织，告别战友，心中就不禁难过起来。

他将狱中的黑暗生活详细记录下来，所记得人和事都成了“最近的过去”。尤其是记下狱中那一个个熟悉的身影在黑暗中走向刑场走向死亡的那一瞬间和一幕幕壮烈告别的情景时，他忍不住潸然泪下。

几次停笔，不想再写了，也不想再回忆最近发生的已经成为过去的事情。其中《最近的过去》（共24页）不慎在狱中公开，引起议论，同时，也是因为敌人注意了自己，他们不能从自己的嘴里得到什么，也休想从自己的笔端窥视到任何有用的东西。

1928年9月24日（农历八月十一日）下午。贺瑞麟在一直想着几天来，监狱里为什么会有人偷看他的日记？想从里面获得什么信息？不禁打了个冷战，原以为自己的日记是有隐私的，是不能随意让人看的，而作为他人也不能随便窥视别人的隐私的，然而，有人却是别有用心地在窥视自己的心思。那好吧，自己狠狠心，别人也就死了心。

于是，贺瑞麟把那些被人翻看的零零散散的九月日记收集起来，他知道自己会死的，他不能让死亡的思想留在这肮脏的监狱，他要让谨慎的心机启动，让满不在乎的惯性停止。

这个时候，他的思维如同在书写一首朦胧的诗歌，他知道，他不需要谁来读懂这朦胧诗句，因为这诗句只有他自己明白，只有心爱自己的人才能明白自己的思想。自己死了，心爱的会不留任何痕迹，他不需要丢下任何隐私给别人，因为他不愿意让心爱的东西沾上一点儿血腥。如果是因为自己胡乱地写些满含火药性的杂记带给别人以麻烦或者是危险，他宁愿毁掉这心爱的东西，让思想死亡，也决不能再让谁来胡乱从他心爱的日记里有任何意外的获得。不然，那会玷污了自己，也玷污了自己心爱的东西。于是，他要毁掉这些被人盯着而让自己烦恼的东西。他只能把这些东西烧成灰，去祭奠死亡的魂灵。贺瑞麟点着火，将那些别人看不懂的朦胧文字付之一炬。贺瑞麟要祭奠这灰飞烟灭，对天盟誓，向心爱的人默默宣读自己毁灭自己心爱的祭文《烧灰祭天》：

贺瑞麟狱中日记手稿《烧灰祭天》

“心爱的东西，往往毁于

心爱的人的自己的手里！”

为了政治的关系，被关在牢狱里，冷酷的风味，已经仅够欣赏了，乃后不察实际，本着固有的“满不在乎”的惯性，胡乱地写些满含火药性的杂记，除了自寻烦恼以外，还能有什么意外的获得呢？日记本来是含有绝大的私有性的东西，我初写的时候，也是根据这个原则来的，不幸中途泄漏了春光，给爱好文艺的朋友扯破了封条，开了万古千秋的禁例，到今天已经成为绝对公开的东西了！

被称赞的人，看过了我拙劣的赞词；被痛骂的人，大概也都领教了我的愤语。知我罪我，我一概都不管，笑骂讽刺，我也通通不问。昨天是这样，今天明天依然还是这样。

对于我的日记以至一切的东西，我都没有“保存起来”的企图和定见，在某种环境中，无论平素怎样珍贵的物品，我都可以毅然决然地捡成一堆，毫不留恋的撩起一枝火柴“烧灰大吉！”只要是可以燃起的东西。

我题名《最近的过去》的薄薄的二十几页残缺不整的日记，便首先遭了这个“烧灰祭天”的赏赐，当我亲手造成的几缕青烟飞过我的面前渐渐地化合在沉闷的空气中时，我只是呆呆地睁大了两只眼睛注视着将息的灰烬木然不动。

好！完了，完了，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的盛举。

它的内幕如何，我这里不愿意留下片纸只字，待作将来抚今思昔的回忆资料，在风雨之夕再牵起我无谓的烦恼。

别了！别了！永远地别了！我《最近的过去》！我满含着苦笑祝你一声平安！

1928，8，11，下午一时。

为了谨慎起见，那些尽管是对死亡回忆的日记，还是被贺瑞麟烧毁了，只留下《烧灰祭天》遗作。

1928年9月27日（农历八月十四日）凌晨。

国民党反动当局见无法从王崇典口中得到任何有关我党内部情况，无法使他改变立场为其所用，就以“中共南京市党部委员策动暴动案”的罪名为由，将他与齐国庆（中央大学中共地下党委书记）、史砚芬（共青团江苏省委巡视员）、李昌汾4人判处死刑，押赴雨花台处死。

凌晨3点多，夜深沉，天昏暗，汽车的马达声由远而近地搅扰着酣睡的人们。牢房里的囚徒被惊醒后，心中充满不祥的预感。不多时，看守所门上的大锁发出了被钥匙碰击转动的金属磨擦声。黎明前的寂静，更显得阴森，凄冷。看守兵呼叫着犯人的姓名，凶狠地催促他们走出号房。许多人被惊醒，站在铁窗前，望着这幕惨剧。

一群刽子手持枪举刀，闯进牢房，呼喊着：“余晨华！”

“余晨华”是史砚芬狱中的名字。史砚芬自知为革命事业殉难的时刻到了，他身穿青绿色夹衫，白单裤，脚穿白帆布胶底鞋，梳好头发，从容不迫走出牢房。

刽子手要绑住史砚芬，史砚芬摆手笑着说：“有什么好绑的！”他昂首挺胸，向难友们挥手告别。他走到贺瑞麟牢房的门栏前，抓紧贺瑞麟的手，将自己的一件衣服包着的几本自己写的书稿递给贺瑞麟，说了句：“兄弟，我知道你喜欢看我写的东西，就留给你看吧。我们先到雨花台去了，你保重！”

贺瑞麟望着一个个战友就要赴死，他心如刀绞。

王崇典、齐国庆和李昌汾都预感到敌人要下毒手了！

凌晨6时，国民党宪兵司令部以提讯为由将王崇典、齐国庆、余晨华、李昌汾4人带出牢房。

天拂晓前点名执刑，王崇典态度从容，挺身而出，毫无惧色。当被押出中华门时，他曾对齐国庆说：“老齐呀，我们的事业没有成功，难道就这样分手了吗？”说着，他暗示齐国庆，齐声高唱《国际歌》，并且高呼：“共产主义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打倒国民党！”

“打倒蒋介石！”

“苏维埃政府万岁！”

在嘹亮歌声和呼喊口号的掩护下，王崇典、史砚芬、齐国庆等一起用手铐勒死两名狱警，彰显出作为共产党人誓死革命到底的决心和大无畏的壮举。

当被后面其他狱警发现时，狱警们恼羞成怒。其中一个狱警使出吃奶的力气，狠狠地把正在呼喊中的王崇典猛然踢倒在地。另外几名狱警抽出枪支，直射王崇典被踢倒摔伤的身躯。

王崇典前仆石上，门牙磕掉，中弹后，眼球迸出，腿部腹部血肉模糊，死状至为惨烈，时年25岁。之后，遗体有同乡好友集资棺殓运回家乡，葬于城西界沟畔祖茔。

齐国庆在狱中大义凛然，坚贞不屈。牺牲时，年仅25岁。牺牲后，有个在南京做生意的亲戚偷偷地把齐国庆的尸体带回了太和。运回来后也不敢埋在祖坟边，而是埋到了太和县西关外，碑也不敢立。

李昌汾，原籍湖南，生于南京，1927年8月至1928年1月在常州逸仙中学任教，是武进县委委员，后逸仙中学关门回到南京，担任南京市委委员。被捕后由王汇伯指供出真实身份。在狱中，李昌汾经受严刑拷打，坚韧不屈。

就在史砚芬等人就义的当天下午，同案中被判刑的女同志王澄、陈雕月就被送往江苏第一监狱女监服刑，被判刑的窦昌熙、章师培、刘德超、曹庸芳等人被送往陆军监狱服刑。

1928年9月28日，国民党首都卫戍司令部公告云：“呈诸司令核实照准在案……王崇典意图颠覆党国预谋暴动执行重要事务之所为处死刑，并剥夺公权全部终身。”南京《民生报》、上海《新闻报》等都同时登载了王崇典等殉难的消息。

南京《民生报》刊登了“首都卫戍司令部昨（27日）枪决余晨华、齐国庆、王崇典、李昌汾等四名”的消息。9月29日《申报》第九版刊登首都卫戍司令部“枪决共犯四名”的通告：

首都卫戍司令部二十七日，枪决共犯余晨华等四名，宣布罪状如次：

案查南京市公安局于本月期间，先后拿获共党犯余晨华、黄彝铭、王汇伯、史汉清、陈令远、逯石甫、齐国庆、孙启家、曹席方、傅宝山、刘德超、龙隐、陈鹏月、王崇典、蒋玉珍、钱懋猷、章师培、王澄、豆昌熙、李昌汾、吴相贵等二十一名，并查出共党少年通信区支部训练大纲，一并解送江苏省特种刑事地方临时法庭讯办。本部奉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命令，提取该犯余晨华等二十一名，到部研讯，分别判决，呈请总司令核示照准在案，除黄彝铭、陈令远、孙启家、曹庸方、刘德超、陈？月、蒋玉珍、钱懋猷、窦昌熙、吴相贵等十名判处徒刑，史汉清（史砚芬的堂兄）、逯石甫、傅宝山、王澄等四名宣告无罪，龙隐、章师培、王汇伯等三名另案办理外，查余晨华即史久馨，又名严文，自认加入共产党，担任京沪常宜等处共党重要工作，据其同党王崇典供伊为CP江苏省委，王汇伯供伊为沪宁一带共党指导员，何瑞林供伊参加宜兴暴动。该犯余晨华，实属触犯暂行反革命治罪法第二条第二款之罪，处死刑。齐国庆自认加入共产党，担任中央大学CP支部书记，（共党各部书记即齐该部完全负责者），两礼拜开会一次，讨论暴动策略，散布反动标语，承受赤色杀令，该犯齐国庆实属触犯暂行反革命治罪法第二条第二款之罪，处死刑。王崇典自认加入共产党，曾任中央大学CP支部书记，据其同案孙竟川供伊为CP南京市委，并言谈市委部曾发布大杀令，后阅共产支部训练大纲内载除阴谋暴动各条亦系市委部颁发，该犯王崇典实属触犯暂行反革命治罪法第二条第二款之罪，处死刑。李昌汾自认加入共党，在上海、常州担任重要工作，参与伤兵运动，据其同党吴相贵供伊曾任共党书记，王汇伯供伊系高级党部派来南京担任重要工作，该犯李昌汾实属触犯暂行反革命治罪法第二条第二款之罪，处死刑。业经分别判决宣示在案，合亟签提该犯余晨华、齐国庆、王崇典、李昌汾四名，验明正身，绑赴刑场枪决，以昭炯戒，特此布告，俾众周知。此布。

很显然，这个布告发出以后，王崇典、贺瑞麟都背上了出卖史砚芬的嫌疑，而孙津川则背上了出卖王崇典的嫌疑。至于王汇伯的招供，狱中的难友都十分清楚，只有他才是出卖和陷害党组织和战友的罪魁祸首。

很多人都为史砚芬等人的死感到悲愤，但也有个别不明真相的人对王崇典、贺瑞麟的直供史砚芬参加暴动的事情和孙津川供认王崇典的行为提出质疑。只有王崇典、贺瑞麟和孙津川他们三人心里清楚，他们没有也不会出卖同志。也只有史砚芬和王崇典自己明白，他们愿意以自己的死换取战友一丝生存的希望，因为有叛徒王汇伯的出卖，他的身份早被敌人知晓，所以他们愿意把所有的罪责自己来承担。然而，这希望是根本不存在的。

“这是陷害！”孙津川怒不可遏。

“砚芬兄啊！你在雨花台等我！”贺瑞麟仰天大笑。

史砚芬等4位同志被判处死刑并在雨花台执行枪决去了。

贺瑞麟明白，敌人决不会放过自己。他不停地思索在失去自由、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候，还能为党做点什么？

他要对党说的心里话，在《最近的过去》里都写了，但那些真心话，变成了敌人的恐慌，变成了同志间的误解，于是他把它焚烧祭天了。如今，他即将死去的灵魂又蒙上了一层阴影，他并不想为自己辩白，他只想有一天党能理解他和他死去的战友在狱中的真实情感。

贺瑞麟没有选择，他不能放弃死前对党对同志倾诉的权利，他必须坚持写他的死前日记，要将狱中的黑暗生活和被捕人员的表现详细记录下来，向党组织作最后的思想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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