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援和记洋行工人大罢工

中共南京党支部和团地委为了发动工人罢工，决定成立南京学界上海惨案后援会下关办事处，并抽调曹壮父、严绍彭、吴致民等一批党团员、国民党左派等去办事处工作，负责人为曹壮父。

“江南八区”之一——下关

下关是“江南八区”之一。如果说，江南八区的区名玄武、秦淮得名都源于六朝，建邺首次出现是晋太康二年，栖霞得名南朝。白下区，得名于南京古称白下。白下在唐朝时是一个县城的名字，唐灭隋后，于高祖武德元年设了金陵县，筑城于白石山下的白下村（在今南京金川门外）。武德九年，更金陵县为白下县。贞观七年，移白下县于青溪上的白下桥（今白下区大中桥）畔，因而南京也称白下。江南八区的区名中，数下关最年轻。明洪武元年在龙江置征税机构，称龙江关（今鲜鱼巷龙江桥附近）；后明宣德四年，又在上新河设立上新河关，专征船舶税。到了清代，因地处上下游的关系，人们俗称地处上游的上新河关为上关，地处下游的龙江关为下关，下关由此而得名。

南京和记洋行位于下关区宝塔桥（今下关区宝塔桥西街168号），全称“英商南京和记洋行”。所谓“洋行”，其实就是我们现在熟知的外贸公司雏形，旧指跟外国商人做买卖的商行，后多指外国资本家在中国开设的商行，是外向型经济的早期模式。和记洋行由英商于1860年在中国香港创办，以经营布匹、杂货和食品为主，20世纪初业务扩展到内地，并在上海、青岛、南京等地建有多个洋行，统称和记洋行，其中以南京的和记洋行规模最大。和记洋行的屠宰场腥臭闷热，制蛋厂阴暗潮湿、臭气熏人。在此恶劣的环境下工作，没有任何劳保待遇，劳动时间长达11个小时以上，男工每月工资十几串，女工、童工每天只得8个铜板。工资少得可怜，即便如此，还要被洋监工、大小工头层层盘剥。此外，厂方还规定了苛刻的管理制度，监工、大小工头对工人稍不满意，轻则随意辱骂，重则殴打。

6月4日这天一大早，贺瑞麟首先找到“合作社”的成员顾作霖，一起去找宛希俨，领受到下关去的活动任务。顾作霖，字冬荣，1908年1月29日出生于江苏省嘉定县徐行镇西北顾家泾角的一个殷实农户家。7岁读私塾，11岁考进嘉定县第一高等小学，受学校教师传播五四爱国反帝思想的熏陶，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他逐步接受进步思想并加入了宣传队伍，参加了抵制日货游行，演出抨击当局封建腐败的文明戏《糊涂官》。1922年夏，他以优异成绩考入南京东南大学附属中学，在国文教师穆济波处读到《新青年》《向导》等刊物，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1923年，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外围组织“合作社”，并积极为“合作社”办的《合作》月刊写文章抨击当局腐败的统治。接着，贺瑞麟与顾作霖串联“合作社”的其他成员，组织队伍一起走上街头。队伍越来越大，贺瑞麟随着东南大学和东南大学附中等校学生一万余人，在宛希俨、曹壮父等人的指挥和带领下到城北、下关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

与此同时，宛希俨、曹壮父与中共南京下关工区书记吴致民联系，以东南大学学生会名义，组织万余群众在东南大学集合，赴英、日领事署示威，去下关一带游行；向英商和记洋行工人演讲，号召罢工。

这天，南京的中共党员和团员全体出动，带领各校学生和各界青年与群众三万多人，到下关一带游行示威。

贺瑞麟带领东南大学的学生演讲队集中到和记洋行门口，向工人们讲述五卅惨案的真相，并高呼口号：

“工人团结起来！”

“罢工，向英帝国主义抗议！”

英商将洋行大门紧闭，不让工人出厂。

中共南京支部书记、共青团南京地委书记王觉新只好叫同学暂时解散，下午三时再来。

贺瑞麟按照王觉新等人的安排，带领东南大学附中的同学分组到附近休息，并张罗着给大家准备饮水和食物。

下午三点前，贺瑞麟带领大家提前到洋行门口，不断高呼口号：

“不要替仇人做工！”

“大家起来，为上海被杀的同胞报仇！”

“不要替英国人赚钱！”

“工人自己团结起来！”

五时以后，工人渐渐出来，三十五十，聚集听讲，同学劝工人与上海各工厂采取一致行动，实行罢工。工人虽很激愤，但仍旧迟疑，未能表示一致行动。同学们见没有确实把握，当晚就留宿下关。贺瑞麟有着十分独特的演讲口才，他给工人代表耐心地作演讲动员，并连夜具体做好组织工人罢工的各项发动工作。他一夜没有合眼，一直坚持到5日凌晨。接着，贺瑞麟与顾作霖等东南大学附中“合作社”的成员们一起，深入工人中去，细致地调查了和记洋行工人的情况。

1925年6月6日上海《申报》：学生万余人在下关游行

6月5日，南京市正式成立工会，领导全市30万工人大罢工。在共产党员宛希俨、曹壮父等人领导下，和记洋行成立了罢工委员会和各界救济罢工委员会。罢工委员会在和记洋行厂门口贴出布告，宣布全厂总罢工。和记厂工人由于深受压迫，具有朴素的阶级觉悟，很快被发动起来。为声援上海人民斗争，并维护自身权益，6月5日起，从全公司工人开始罢工。每个厂推选两个工人代表，组成临时罢工委员会领导罢工。临时罢工委员会向厂方提出了复工条件，包括抚恤五卅惨案伤亡者、惩办凶手以及增加工资、限制工作时间等七项要求，并决定6月6日举行罢工示威游行。随后，成立了南京学界上海惨案后援会，宛希俨为主席。后援会决定各校学生一律不吃荤食，不吃早点，节约伙食费，援助罢工工人。为了支援上海工人及和记洋行工人的斗争，曹壮父带领严希纯、吴致民等党团骨干和积极分子在下关成立了五卅惨案后援会下关办事处。当天，共青团南京地委即向中共中央作了汇报和请示。南京学界组织了500多个演讲团，有的学校还在全市组织了义演募捐。许多师生不吃荤食、不吃早点，将节省下来的钱款捐助给罢工同胞。有的学校还在全市组织了义演募捐。

《申报》：下关和记同人声援沪案

6月6日清晨，和记洋行罢工工人臂缠黑纱，手执小旗，从四面八方涌向煤炭港草地集合。工人按厂编组列队，100人为一中队，500人为一大队，全厂5000多工人编成十个大队，此外还组织了工人纠察队。在学生的宣传发动下，和记洋行工人开始罢工，并在门口贴出“全体罢工”的布告。工人听完演讲后，都不进厂上工。在南京学界沪案后援委员会组织的学生自行车队的引导和护卫下，工人们先在下关全埠游行，然后入仪凤门，愤怒的工人队伍首先来到萨家湾英、日领事署抗议，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收回领事裁判权”“为死难同胞报仇”等口号。

南京广大市民也纷纷从大街小巷涌出来，汇集在马路两旁，对工人的行动给以有力声援。

当工人队伍到达鼓楼的时候，贺瑞麟组织东南大学附中的学生在校门口欢迎，并把游行队伍引导到东南大学体育馆休息。

贺瑞麟指挥着同学们给工人送上水和食物，然后又加入南京学界沪案后援委员会组织的学生自行车队，引导游行队伍继续前行。约一小时后，游行队伍向城南前进，路经北门桥、大行宫、花牌楼、三山街、夫子庙，行程10余公里，沿途许多学校学生夹道支持。当工人经过时，学生高呼口号：

“劳工神圣！”

“劳工万岁！”

“工学联合万岁！”

工人们则回应：“学生万岁！”

许多商店准备了茶水和面包，供工人饮食。

下午，游行队伍到达城南夫子庙。在举行的大会上，和记洋行女工吴兰英和老工人江有荣代表和记工友，对残暴的英商老板及所雇封建把头进行了血泪控诉。

贺瑞麟作为学生代表，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现场群情激愤，口号声、鞭炮声、锣鼓声响成一片。此时，洋行大班马嘉德、二班伯克对工人运动进行百般破坏，用洋钱收买工人，组织工头捣乱。

宛希俨为鼓动工人与洋行大班二班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他跨上讲台演说：“大家看到我们工会的力量了吧？一个工人参加工会之前，好像一滴水很容易被烈日晒干；参加了工会，组织起来，就像无数的水珠汇成了大河，永远不会干涸。什么走狗流氓，什么封建军阀，什么帝国主义，都挡不住我们工人运动的滚滚洪流……”

宛希俨的讲演，鼓舞了到会人员斗争，却刺痛了敌人的心。敌人暗中使用流氓行刺，宛希俨几遭不测。贺瑞麟带领一部分同学围攻几个流氓并将其驱赶。

游行结束后，江宁铁路局备专车15节，由中正街车站送罢工工人回下关。和记洋行工人大游行，展示了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给南京人民以巨大的鼓舞。

工人罢工后，由于丧失经济来源，以致生活困难，南京各界采取多种形式的募捐活动，支援工人的罢工。团组织和进步学生还积极筹划组建了和记洋行工会，为工人具体拟定了向厂方提出惩办五卅惨案凶手、承认和记工会、改善工人生活待遇等13项复工条件，把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结合起来。

6月7日，为声援五卅运动，津浦路浦口工人千余人渡江至下关及城内游行，各学校学生沿途任纠察。贺瑞麟再次走上街头，为游行队伍呐喊助威。

6月10日，和记洋行的罢工委员会召开工人代表会议，会上提出并议决关于组织工会、废除包工制、合理发放工资、职工劳保福利保障等13条要求，作为向厂主谈判复工的条件，并派出谈判代表。英商不但不接受工人的谈判条件，还用武力相威胁，英国军舰开到和记洋行蛋厂码头，让停泊在和记洋行码头的英军舰上的水兵进驻厂部，以此威吓工人，胁迫工人上班。在和记蛋厂门口，英国士兵用刺刀刺向赤手空拳的学生。

贺瑞麟气不过，招呼同学们勇夺英国士兵的刺刀，一些学生的手都被刺刀划破了。

贺瑞麟和几个同学趁机捉住了一个英国水兵，悄悄带到学校，绑在东南大学一间小洋房的柱子上。后来，交涉署来到东南大学，把这个英国士兵要走了。

但工人们并没有被吓到，仍然继续坚持罢工，并声明，如英商不接受谈判条件，就绝不复工。

每天，贺瑞麟带头和一些同学一起，不吃荤食，不吃早点，将节省下来的钱款捐助给罢工同胞。贺瑞麟和各校学生一道，不仅每天到下关演讲，还到各地募捐作为罢工工人的救济费，从道义上和物质上给工人以大力的支持。

1925年6月，华岗（华少峰）任共青团南京地委书记，吴亚鲁因事到南京。

一天，当贺瑞麟从下关回到学校时，从他的入党介绍人刘贵真处得知吴亚鲁来到了东南大学。他迫不及待地来到了东南大学梅庵，与他的革命引路人吴亚鲁晤面，二人进行了一次深夜长谈。

吴亚鲁对于贺瑞麟在东南大学附中的表现十分满意。贺瑞麟说：“为了无产阶级，为了贫苦人民的希望，为了实现党的目标，为了大家，我要舍弃小家。我是豁出去了！”

吴亚鲁一面鼓励贺瑞麟再接再厉，一面叮嘱贺瑞麟要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学会自我保护。

接着，吴亚鲁还向贺瑞麟介绍了徐州的党团组织发展情况。

吴亚鲁告诉贺瑞麟，以后回徐州可以与朱务平联系，同时，在南京，可与陈兴霖同学多交流。

贺瑞麟点点头：“会的。”

吴亚鲁说：“你现在参与的工人斗争，是难得的锻炼机会，我们就是要通过工人和农民运动，唤醒国魂！”

贺瑞麟说：“你让人带给我的传单我认真看了好几遍，那首《唤醒国魂》的歌，我们班上的好多同学都会唱了。”

吴亚鲁微笑着，听着贺瑞麟如何向下关工人演讲的内容。

这天，贺瑞麟和吴亚鲁谈了很晚，直到贺瑞麟告诉吴亚鲁说明天一早要到城北去演讲时，二人才依依不舍地分手告别。

6月21日，南京学生联合会开会议决：自23日起，全城各校学生全体出动查禁英、日货；推举姚尔觉、任露清为代表，出席全国学生总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6月25日，南京各界为沪、汉惨案举行大游行。游行开始前，陆志伟主席报告游行宗旨，推代表周泽青等向省、市两署请愿。由南京学生联合会发起的全城市民大游行在省立公共体育场举行。参加游行的有全市200多个团体约30万人，下关和记工厂罢工工人数千人也进城参加游行。这是南京前所未有的壮举。东南大学学生、学界上海惨案后援会委员长葛天民为游行总指挥，游行队伍由公共体育场出发，由花牌楼至中正街、府东街、三山街、驴子市、花市大街、夫子庙，折入黑庙街、坊口大街，再转北门桥，至大行宫，全程十多公里。

受英商指使的买办罗步洲为了破坏罢工，以给和记洋行工人增加工资为诱饵，诱使工人复工。

6月26日，东南大学教授会分电段执政暨该校驻京代表赵叔愚，要求把本年该校预算金法郎148万余元全数作为救济沪失业工人之用；并转请各校将所得金法郎款一律捐充救济沪工之用。经教授会议决，东南大学发出了“将全国12所大学共享金法郎款项下的150万巨款全部移充救济罢工工人之用”的倡议。至7月，东大已将应得的14.8万元金法郎悉数分批汇沪。东大师生的声援活动，有力地支持了沪、宁两地的罢工活动。

6月下旬，南京浦镇车辆工厂抵制英、日货小组，得悉江浦县商会会长、奸商吴三炮用船给停在长江中的日本兵舰运送大米。工人们将吴三炮及浦镇南门商会董事、奸商刘寿臣抓起来游街示众，并将查获的100吨大米没收，送交南京抵制英、日货委员会处理。

工人们的罢工斗争，使和记洋行损失了1000多万大洋。洋行买办走投无路，只得同工人进行谈判。最后，工人提出的复工条件，洋行当局都被迫接受。

7月1日，和记蛋厂买办罗步洲诱骗工人上工，南京学生和各团体代表往罗步洲家质问，未得圆满答复。根据中共党组织和团组织的指示，团地委农工部委员、东南大学学生吴致民、贺瑞麟带领数百名学生和工人到下关同罗步洲展开斗争。

贺瑞麟一心想革命，不晓得什么叫怕死。因罗步洲百般抵赖，为了打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反动气焰，贺瑞麟带领几名学生和工人弄了辆马车，将罗步洲拉上马车，关在车里。贺瑞麟和同学们从下关推着车走，一直把罗步洲推到城里。

到了东南大学门口，警察厅长王桂林率武装警士已经在学校里等候。王桂林站到一张桌子上面讲话，讲得慷慨激昂，那个样子好像很支持学生们反对帝国主义似的，实际上，他是拖延时间调兵。不久，数百名武装警士跑步来到学校，就把罗买办抢走了。

贺瑞麟等人一心要想着把罗买办抢过来，不想，武装警士警棍乱舞，打伤了贺瑞麟等10余学生。学生们十分气愤，就紧追抢走罗步洲的武装警士不放。这时已是深夜，学生们追到花牌楼一带闹市，沿门唤醒市民，高喊：“王桂林卖国，打死学生！”

这一事件引起全市人民的公愤。

当晚，南京各校学生千余人包围警察厅请愿，直到天亮，贺瑞麟等人的嗓子都喊哑了。

7月2日凌晨，1000余名学生赴警察厅请愿。提出三个条件：一、警厅未得学界议决办法以前，不得私放罗步洲；二、保护参加爱国运动之工人、学生；三、切实保证救济罢工委员会的安全。王桂林对学生提出的条件满口应允。

罗步洲收买的少数工人和流氓包围警察厅，同去的还有五六名英国人。警察厅让英人与罗步洲同乘汽车出城，却造谣说工人捣毁警察厅，劫去罗步洲。

7月17日，在南京警备总司令部、南京商会、下关商会的调停下，洋行买办罗步洲和马嘉德只得被迫接受了绝大部分复工要求，并由和记洋行正式签章发文，送交下关商埠会保存。

和记洋行资本家接受复工条件只是缓兵之计，暗地里又在策划新的阴谋。开工半月后，厂主就谎称原料缺乏宣告停工，想借此开除工人。工人闻讯之后，即推举代表同买办罗步洲交涉，要求履行原订条约，发全月薪金。罗步洲秉承厂主之意，只答应发给半月工资。在所订条约墨迹未干之计，英商将早就准备好的英舰海军陆战队的兵士开进工厂，并向工人开枪射击，打死、打伤工人数十名，当场逮捕工人百余名，制造了著名的“下关惨案”。英帝国主义的血腥镇压，激起了南京各界人民和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南京各界人民举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并成立了“下关惨案后援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共青团中央委员会联合发表了《告工人学生和士兵书》，谴责英帝国主义的罪行，号召人民坚持斗争到底。

7月下旬，南京下关外交后援会决定，自28日至30日借下关大舞台演剧，票款除开支外，悉数汇沪救济工人。7月30日，中共上海区委决定中共南京地委书记吴致民调离，由谢文锦接任。同时，将共青团南京地委书记华少峰调离南京，由文化震任团地委书记。

7月31日，和记洋行复工之后，英国资本家借口缺乏原料，宣布工厂暑期停产，而且不发工资给工人。贺瑞麟与陈兴霖、顾作霖等人一起深入工人中调查了解情况，在他们的组织下，和记工厂1000多名工人气愤地包围了厂办公楼，向资本家提出抗议。

8月1日，团中央代表和全国学联代表分别抵达南京，调查惨案真相，指导南京学生运动，慰问受伤工人。南京的中共党组织和团组织召开会议，号召全市中共党员、团员立即投入反对英帝国主义无辜杀害和记洋行工人的斗争。同日，共青团南京地委以《宁隶书关于英国水兵枪杀和记洋行工人给钟兄的信》向中共中央详细地报告了惨案的经过。8月2日，东南大学校党支部还派女学生前往协和、鼓楼、博爱等医院慰问和记工厂受伤工人。

贺瑞麟带领东南大学暑期留校学生纷纷外出演讲，抗议英帝国主义殴打和记工厂工人的暴行。

全国学生总会致电江苏省长郑廉，要求立即向英领事严重交涉，惩办凶手克拉尔，保护工人安全。8月6日，南京各界和记惨案后援会成立。南京学联委派宛希俨带领贺瑞麟等几名学生深入和记洋行调查事件的真相，并撰写了《南京和记案调查报告》在上海《民国日报》上发表，向社会各界澄清事实真相，揭露和控诉英帝国主义的暴行。

一段时间里，贺瑞麟频繁活动在下关，时而来到工人聚居地点，时而上街为罢工工人募捐钱款，引起了南京反动当局的注意。

8月12日，南京反动当局以查办东南大学为名，派武装警士和便衣打手多名，夜间闯入学校，毁坏公物，殴伤贺瑞麟等积极参与游行活动的学生，并以带头到下关的英商和记洋行蛋厂闹事的理由将贺瑞麟等人逮捕。为此，东南大学教职员致电北京政府，要求惩办肇事者。

此时，东南大学附中的校长是廖世承。廖世承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心理学家和教育家。1909年入南洋公学，1912年考入清华学校高等科，1915年毕业于北京清华学校后留学美国，1919年获勃朗大学哲学博士和教育心理学博士，回国后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教育科教授，是当时著名的中等教育专家。南高师附中1917年筹备，1919年建成一院，1921年建成二院，属教育科领导，至东南大学附中时投入巨资，由廖世承任主任。在此期间，廖世承积极参与以改革学制和课程为主要内容的教育改革运动，力主在全国实行中小学“六三三制”。民国11年，廖世承起草这项新学制，由政府批准施行。从此，中小学“七四”制改为“六三三”制，一直沿用至今。

东南大学附中学生参与反帝游行示威，让反动当局十分恼火，责成廖世承配合处理“极端分子”。廖世承被迫无奈，只好将已经被捕的被东南大学附中学生会公认的负责人贺瑞麟开除离校，并同时开除了学生中参与游行示威的其他骨干分子。

贺瑞麟被捕后，只承认参加了游行示威活动，对于其他闭口不谈。反动当局对他无奈，只好暂时关起来再说。

袁立超得知了贺瑞麟的情况后，找到正在东南大学读书的袁孟超，了解贺瑞麟被捕的真实情况。

袁孟超，原名袁家镛，四川资阳人，1905年生，1920年于成都第一师范毕业后来南京东南大学读书，1925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因为贺瑞麟与袁立超的关系，袁孟超与贺瑞麟比较熟悉。袁孟超配合东南大学党组织开始活动，另外通过南京地下组织联系湘军将领贺耀祖出面，疏通南京市公安局，述说贺瑞麟年龄小，不懂事，是随大流参加游行示威的。与此同时，南京地下组织也正在安排“清凉山小组”成员，准备随时实施营救贺瑞麟等人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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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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