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时代

少年贺瑞麟喜欢读书，他经常利用星期休假日去敬安、黄集等处翻阅书摊上的旧书刊，有时也在沛县城里的旧书铺里购买少许旧书。民国初年以后，徐州不少书摊有固定的地点，诸如张勋祠堂南巷、大同街江西会馆过道等，还有一些流动在娱乐场所、庙会和乡村集市，出售石印通俗小说、鼓词唱本等，贺瑞麟便开始阅读《七侠五义》《杨家将》《说岳》等英雄侠义图书，英雄主义的思想渐渐扎根在他的脑海。

1919年，五四运动的消息传来，徐州府所属八县引起了强烈反响。徐州青年学生很快地响应并投入了这一伟大的运动，各校组织了学生会，并联合徐州八县成立了徐州学生联合会，有计划有组织地掀起了空前的爱国热潮。各校学生纷纷走上街头宣传，有的跑到几十里外的乡村进行演讲、散发传单，查禁并焚烧日货等。消息传到沛县，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反动军阀统治的沛县人民，特别是青年学生，无不深受鼓舞。

7月，沛县第一高等小学应徐州学生联合会的邀请，选派郝心翼、杨敬礼、张立昌、甄宜堂等为代表，赴徐州参加丰、沛、肖、砀、邳、睢、铜、宿（迁）八县学生代表会议。之后，由沛县第一高等小学、沛县女子高等小学和清墩寺、张洼、北孔庄、张柳庄小学的代表郝心翼、孟昭珮等，组成了沛县学生联合会，由郝心翼任会长。联合会决定立即在全县掀起以抵制日货为中心的宣传查封活动。

贺瑞麟义无反顾地加入到沛县的学生爱国运动和呼唤科学民主的历史洪流之中，贺瑞麟在学生联合会的组织下，参加了这次游行活动。贺瑞麟和同学们一起，排着长队，高举“同胞们，切勿买日货”的横幅，打着反帝、爱国标语的小旗，振臂高呼口号。

贺瑞麟人小胆大志气豪，他平时虽然不大爱说话，但这次却走在了游行队伍的前头。在队伍的前头，贺瑞麟跟在一个打着横幅的女生后面。她叫吕国英，是沛县县立高等女子小学的学生。

学生游行队伍潮水一般涌到县府门口和各商号门前，向群众演讲，揭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军阀政府卖国的罪行。他们要求商会教育各商号老板爱国，自动实报日货数量，登记入册，予以封存，接受检查，并且不再贩卖日货。

游行队伍来到“兴和成”商店，商店老板张荫德（外号“八斤半”）却唯利是图，与官府洋人勾结，不但不听教育，反而继续卖日货，出口辱骂前去检查日货的女学生，这下子可激起了爱国学生们的无比愤怒。吕国英上前与“八斤半”张荫德争执，张荫德依然嘴里不干不净地骂着。

贺瑞麟对“八斤半”张荫德对女生出言不逊的行为表示愤慨，他拿起一袋日货重重地摔在地上，并转身跑开去找学生会的其他人汇报情况。

在学生联合会和郝心翼、孟昭珮等同学的带领下，又齐集全县高小学生，向奸商问罪，吓得张荫德向县衙求救，恳求县知事于书云保护。

县政府百般阻挠学生的爱国行动，关上城门，阻止学生队伍进城。学生队伍日夜困城，决心不斗倒“八斤半”等奸商，誓不收兵。

学生们纷纷冲爬城墙，贺瑞麟和几个同学推着一辆大车（四轮木制太平车），数百名愤怒的学生轮番用大车撞击城门，冲爬城墙，日夜围困县城。奋战三昼夜后，游行队伍终于冲进城去，直捣张荫德的“兴和成”商店，将玻璃柜台砸得稀巴烂，店内日货被搜查一空。

在沛城黉学广场，贺瑞麟又加入了三千多人参加的焚烧日货大会，“兴和成”商店的日货当场被焚烧，广大群众无不拍手叫好，斗争取得了胜利。后来，贺瑞麟曾记下当时流传的歌谣：

民国八年半，五四烽火耀沛县。

爱国号角吹动起，唤起人民成千万。

学生打先锋，人民做后援。

冲破封堡垒，进城似猛虎。

民众欢连天，不砸保怡和，先砸“八斤半”。

凯旋唱起胜利歌，庆祝五四亿万年。

贺瑞麟在这次斗争中经受了锻炼，并且第一次领略到了革命的真正意义。为了巩固斗争成果，在学生联合会的领导下，各校学生代表又建立了沛县抵制日货委员会，同时，沛县五乡二市的学生也都建立了组织。贺瑞麟积极响应，并带领青墩寺小学的学生到敬安集市上检查日货。

1920年夏，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派成员陈德荣、毕瑞生等人来徐州，找到江苏省立第七师范的进步学生陈家安、郭子化等，动员他们秘密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小组，主要成员有：陈亚峰、解慕唐、徐怀云、郭子化、苏鸿鉴、张继超、冷启英等十余人。以后，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陈德荣、毕瑞生等人经常联系和指导。1920年下半年，南陈（独秀）北李（大钊）相约建党。8月，陈独秀等在上海秘密成立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10月，以李大钊为首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骨干，秘密成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在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联络与促进下，陈亚峰把马克思学说研究小组的骨干成员秘密组成了全国非省会城市中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徐州共产主义小组。

1921年春，为了开展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活动，成立了公开组织——赤潮社。“赤潮”取赤色的潮流之意，喻指共产主义思想，主要成员有：陈亚峰、苏鸿鉴、刘传鼎、解慕唐、徐怀云、张继超、何维振、戴蔚霞、郭子化、周西林、苗汝春、梁以植、刘志锐、刘荣芹、石民宗等30多人。赤潮社创办了徐州第一个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进步刊物——石印刊物《赤潮旬刊》。主要负责人是陈亚峰、苏鸿鉴、解慕唐、徐怀云、张继超等数人。《赤潮》旬刊每期印数四五百份，发行到外地，徐州青年学生订阅得很多。

贺瑞麟也订阅了《赤潮旬刊》，并逐步接受了赤潮社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

清末，徐州知识分子多赴一衣带水的日本留学，此际的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是近代西方教育思想的炽热熔炉，公民教育、军国民教育、事业教育及科技教育等思想被他们带回徐州，为徐州传统教育的变革推波助澜。清末民初，新式教育的实质内容表现在新旧之学的变迁更易上，新式学堂的创立则被视为教育近代化的显性成果。光绪三十一年（1905），废科举，兴学堂。清末，青墩寺西孟楼村乡贤朱才全幼年好学，可科场屡屡失意，深富才情的朱才全将一生的抱负都倾注在办学上。朱才全，字培三，号周其，河口镇孟楼村人。自幼好学，但屡试不第，后以捐资得授清例贡生。他利用青墩寺闲置的庙舍办私塾，距沛县县城15公里，占地60余亩。光绪三十二年（1906）又自筹资金，扩大校基，增修校舍，创办高、初两等学堂。

辛亥革命后，青墩寺定为市立第一国民学校的青墩寺小学。后来学校规模渐大，广聘社会名流及饱学之士任教，名士汇集。在教育内容方面，兴办新式学堂的留学人士冲破了八股文、试贴诗等传统教育内容的束缚，注重传授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教育内容。每次徐州府统考，成绩均名列八县之首，吸引了苏鲁豫皖周边无数学子来此求学，学校声名列徐州八县之首，时有“江南燕子矶，江北青墩寺”之美誉。朱才全慎重公款，出入清晰，经理公务十余载，上下内外无异议。古校门楼上书“青墩寺小学”五个字遒劲有力，据说是由民国初年沛县县长苏民题写（前几年已改为“闻鸡起舞”四个字）。国民党元老胡汉民为学校礼堂题写了匾额。朱才全率直宽厚，亲邻俊秀子弟贫穷不能入学者，必解囊相助。

青墩寺小学

1921年，12岁的贺瑞麟从育英初等小学堂转入靠近沛县县城的青墩寺小学高等学堂读书。他开始受到孟昭珮等进步学生的熏陶并从中接受了新思想的教育。孟昭珮，字纫璜，1902年生，沛县张寨曹庄人。他6岁时入符庙小学读书，7岁时父亲病逝后随母亲生活，11岁到青墩寺上高小。1920年，以沛县青墩寺小学高才生升入江苏省立第十中学。由于五四运动新思潮的影响，积极参加反对封建军阀的斗争和一些爱国活动。

在青墩寺小学，贺瑞麟也进一步了解了孙中山这个革命人物。1920年5月，青墩寺小学建“中山堂”，由沛县劝学所拨款500元在校园内建造了一座具有地方色彩、设计新颖、宏伟壮观的大礼堂，主要作为全校师生集会使用，该校青年教师张光中、孟繁钰、苗敬一为此各捐一个月的薪水，共56元。贺瑞麟对张光中、孟繁钰、苗敬一等人的举动十分敬佩。自此，贺瑞麟内心深处又萌生了无产阶级革命思想，他暗暗下决心，自己一定要为贫苦人民奋斗终生，并利用课余时间阅读进步书刊。青墩寺小学是沛县革命的摇篮，中共沛县第一个特别支部在这里诞生，微山湖畔的革命火种最先在这里燃起。从此，中国革命的圣火在古老的沛县大地上渐渐传播，豪迈的沛县儿女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演绎着一曲曲惊天地、泣鬼神的战歌。

1922年，青墩寺创办了沛南师范一所，两个班，一年后因经费无着，未再招生，原来的两个班在三年后毕业停办。1923年春，军阀褚玉璞部白俄士兵过境，到处吃喝、砸抢，行同野兽，贺瑞麟对外国人十分憎恨。是年夏，沛县教育局在歌风台书院原址北创办县立中学，县视学李昭轩兼任校长。各高等小学改称完全小学。

贺瑞麟的家离陈兴霖的家很近。陈兴霖是徐州铜山县黄集镇陈楼村人，1905年3月出生，比贺瑞麟大4岁。所以，贺瑞麟经常到陈兴霖那里借书看。陈兴霖与孟昭珮等人一起在沛县早年参加爱国学生运动，1920年夏，考入设在徐州的江苏省立第十中学。十中的校长张镜清是省议会议员，官僚气很重，在建校舍时花费很大，但质量不佳，据传他从中贪污，中饱私囊。1923年春，他又无理开除了5名学生，引起了许多师生的不满。于是，以陈兴霖和同班同学徐文雅为首发起了驱赶校长张镜清的运动。陈兴霖在学生运动中受到了最初的锻炼，思想上也更加倾向于进步和革命。当时吴亚鲁是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的国文教员。1923年的寒假，陈兴霖向吴亚鲁问及怎样作文的问题，吴亚鲁主张作文首先要有内容，不要无病呻吟，并主张改文言文为白话文。陈兴霖十分赞同吴亚鲁的见解，二人便逐渐增进来往，并渐渐谈到救国的政治问题。吴亚鲁便把陈兴霖列为重点培养对象，经过一段时间的了解与培养，介绍陈兴霖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春，孟昭珮与同班同学徐彬如、陈兴霖等人领导学生进行反对贪污校长张镜清的斗争，迫使教育当局撤销了张镜清的校长职务。

贺瑞麟接受了新思想教育的熏陶，上进心越来越强。眼看就要毕业，他需要读中学，考虑自己下一步的读书地点和进取方向。

1924年夏，陈兴霖同时考取了交通部唐山交通大学和南京东南大学。唐山交通大学是工科大学，他考取的是土木工程专业。他当时还有工业救国思想，希望学好工科，振兴中国的工业。于是舍近求远，北上唐山。

1924年暑假，孟昭珮回到了沛县，贺瑞麟找到了孟昭珮，向孟昭珮请教下一步学习的方向。孟昭珮告诉贺瑞麟：“我已经报考了北大交通大学，暑假后就要走了。你最好能到沛县中学读书。徐州也可以，毕竟在家门口。中学毕业后再考虑到外地报考大学。”

贺瑞麟对孟昭珮有些恋恋不舍，并提出加入组织的想法。

孟昭珮说：“我已经把你当成组织的人了，你以后多与徐州城里的老师取得联系，特别是吴亚鲁老师，听陈兴霖说，他们的路子宽些。”接着，孟昭珮将吴亚鲁等人的情况向贺瑞麟做了简单介绍。

告别了孟昭珮，贺瑞麟找到了敬安镇的一个同伴，同伴的爷爷是有名的乡绅，贺瑞麟和同伴商议，打算让这位乡绅出面，介绍自己和同伴一起到沛县县立中学读书。

同伴将事情跟自己的爷爷说了，那位身为绅士的爷爷只是摇头，说：“这贺家的二小子不是个省油的灯，看他平时低头走路不吭声，骨子里怪着呢，他曾参与过砸人家的商店，听说他暗地里对政府还不满，与徐州一些学校的学生勾连着，早晚要出事。你还是不要和他一起读书的好。”

于是，同伴只好说与贺瑞麟一起到县立中学读书的事情告吹。

贺瑞麟感觉自己受到了莫大的侮辱，他不怪那同伴，但对那位同伴的绅士爷爷势利的举动十分反感。

这件事对贺瑞麟来说，是一种刺激，一种刻骨铭心的打击，由此他第一次觉察到了什么叫势利的眼光。直到他在生命即将结束时写给父母的信中仍然耿耿于怀——

记得有一次，我为了到沛县去读书，到另外一个村里找一位同伴，居然在这位同伴的文质彬彬的年逾六十的祖父亲面前，受了一次极大的污辱。他青紫色的狰狞面孔上显明的刻画着绅士先生对于草芥□□□□的句文，如像有些玷污他的孙儿的身份样的表示不愿意绅士的孙儿与这样一个孩子同伍。我坦白的心灵受了极大的刺激，对绅士先生首先种下恶劣的感觉的分子，永远不能消释或稍减。然而我当时在学校中的成绩的超越一般同学，终于引起了多少古老先生的惊奇，他们在几个人聚谈的时候，居然也时常会提你们的孩子——我的名字。这种现象，当时曾经引起你们对我的巨大的奢望，我更艰苦的学生生活，也就在此种形势下宣布开始。

贺长年对于儿子上学的事也一直犯愁。由于徐州城里的几次学生运动，他不希望儿子卷入其中，但对儿子要求到沛县县城读书也并不支持，这里有个原因：军阀混战时期，徐州已经成为兵家必争之地，沛城处于徐州的北大门，是各路军阀进出徐州的必经之地，也是歇兵、屯兵良好之处。当时的张作霖、孙传芳、张宗昌的军队都对沛城进行骚扰过，那时整个沛县政权瘫痪、农业荒芜，工商凋敝、苍夷满目。沛县城门紧闭是常事，在战局紧张的1922年，沛城原有的东、南、西三个城门几乎一天不开一次。有时城门刚开，发现城外大路上尘土飞扬，人们便知是骑兵到来。城里死了人不便埋葬，多采取寄埋的办法，寺庙、城墙根、空地处的柩子只多不少。

但贺瑞麟却暗暗发誓：要读比那同伴更好的学校。此时，孟昭珮已经离开了沛县，去了北京交通大学。于是，贺瑞麟想到了孟昭珮和陈兴霖对他讲起的吴亚鲁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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