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期的航海有什么发展？

公元7～9世纪的隋唐时期,特别是唐朝盛世,对外交往的海陆两路空前繁荣。公元607年(隋大业三年),隋炀帝派屯田主事常骏、虞部主事王君政出使赤土国(在马来半岛),“赍物五千段,以赐赤土王”。“其年七月,骏等自南海郡乘舟”,沿海岸航行,“至于赤土之界。其王遣婆罗门鸠摩罗以舶三十艘来迎”,给予中国使者十分隆重的招待。

作为中国古代的颠峰时代，唐代的航海发展也进入一个鼎盛时代。初年，唐朝联合新罗征讨百济，大将刘仁轨率唐海军全歼来援的日本舰队，这让自大的倭人知道了和盛唐的差距，遂派“遣唐使”向中国学习，在东海上开通了中日航线。当时，中外商船频繁航行于中国、印度和阿拉伯之间。咸亨二年,中国高僧义净从广州启航前往印度,途中经停室利佛逝(今苏门答腊),咸亨四年，抵印度恒河口耽摩立底国。在印度求经学法10年,仍从海路东归,在室利佛逝久停,永昌元年回到广州。同年又从广州重往室利佛逝,直到证圣元年才最后归国,总共在海外25年。在取海道往返于中印之间的唐代僧人中,义净是最著名的一位,他的航程反映了唐代海外交通的繁荣。

唐贞元年间,宰相贾耽根据从中外使者商人那里搜集来的材料,记下了“广州通海夷道”,详细记载了从中国最大口岸广州,中经东南亚和印度锡兰,直至波斯湾和红海的航程,其中包括从波斯湾溯幼发拉底河而上至巴士拉,“又西北陆行千里至茂门王(大食王号)所都缚达城(即巴格达)”。将《新唐书·地理志》广州通海夷道和《汉书·地理志》汉使航程比较,我们可以明显看出,从汉至唐,中国海外交通线已从南亚向西亚伸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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