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罗多德(Herodotus，约公元前484—425)，伟大的古希腊历史学家，史学名著《历史》一书的作者，西方史学的奠基人。从古罗马时代开始，希罗多德就被人们尊称为“历史之父”。从此，这个名称一直沿用至今。
在小亚细亚的西南海滨，有一座古老的哈利卡尔纳索斯城，那是古希腊人在海外开拓的年代里所建立的一座殖民城市。大约在公元前484年，希罗多德就诞生在这个地方。其家庭是当地的名门望族，父亲名为吕克瑟司，是个拥有豪富的奴隶主，在当地颇有威望。他的叔父帕息斯是本地一位著名诗人。他家的社会地位及优裕的生活条件使他从小就受到了系统的教育。从少年时代起，他就勤奋学习，酷爱史诗。
成年以后，希罗多德曾积极参与推翻本城邦僭主吕格达米斯的政治斗争。约公元前454年，他的叔父被吕格达米斯杀害，他本人也因受株连而遭放逐，被迫移居萨摩斯岛。国内僭主被推翻后，他一度重返故乡，不久，又再度被迫出走，从此再也没有回去过。
大约从30岁开始，希罗多德进行过长时间的漫游。他的足迹东至两河流域下游，南达埃及最南端，西迄意大利半岛及西西里，北临黑海沿岸。在漫长的游历活动中，他可能当过行商，以维持生计。他每到一个地方，总是广为了解乡土人情，细心考察文物古迹，多方采集各种民间传说，努力搜求各类历史故事。长期的游历不仅大大开阔了他的眼界，丰富了他的知识，而且对他后来著述《历史》有着直接的帮助。
公元前447年，希罗多德来到雅典。经历了希波战争的雅典，当时在政治和经济方面都获得了高度的发展，学术文化更是称雄于希腊世界。他躬逢盛世，并很快与政治家伯里克利、悲剧家索福克勒斯等人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他积极参加城邦的文化活动，在这里写诗作文，一度享有声誉。由于受到了伯里克利及友人们的支持与鼓励，希罗多德决心写一部完整叙述希波战争的历史著作以传之后世。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希罗多德及其《历史》的出现，固然与他个人刻苦勤奋有关，然而更重要的却是他所处的时代的产物。但他的写作计划并没有能在雅典完成。
公元前443年，希罗多德随同一些雅典人前往意大利南部殖民，在塔林敦海湾附近建立了一座新城——图里奥伊。他成了这个城邦的公民。他的晚年是在图里奥伊度过的。在那里，他潜心著述《历史》，直到逝世。死时，全书可能尚未最后完稿。相传在图里奥伊他的墓碑上刻着这样的铭文：
“这座坟墓里埋葬着吕克瑟司的儿子希罗多德的骸骨。他是用伊奥尼亚方言写作的历史学家中之最优秀者，他是在多里亚人的国度里长大的，可是为了逃避无法忍受的流言蜚语，他使图里奥伊变成了自己的故乡。”
这几句话，是对他一生的高度概括。
古希腊史学是由希罗多德奠基的。但是希罗多德的史学成就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为了追溯他的史学渊源，在这里，我们有必要简单回顾一下古希腊史学发展的历史。世界各国史学之演进，最早多是神话和传说掺杂，真假莫辨，接下去是史诗，虽包含有不少珍贵的史料，但仍夹杂着许多不可信的成份。嗣后，出现了散文记事体，历史记载的内容日益丰富，最后才出现了正规的历史著作。史学上的这种嬗变过程，各国大体类同，古希腊亦然。在邈远的古代，古希腊人中产生了许多神话与传说，其中包含有一些历史的影子，反映上古希腊历史的轮廓与片断。约至公元前九世纪，出现了著名的《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相传它是由一个盲诗人荷马，根据当时民间流传的神话传说整理汇编而成的。《荷马史诗》是用史诗形式记载古希腊史迹(特洛伊战争)最早的作品，这部脍炙人口的史诗，对希罗多德发生了深刻的影响。他在《历史》一书中表现气象万千，斗志昂扬的场景时，就仿照了《荷马史诗》的风格。有人称赞他的《历史》是用散文写成的史诗，可见他受《荷马史诗》的影响之深。公元前八至七世纪之交，出现了希西阿德的诗作。他写的教谕诗《田功农时》是古希腊第一部以现实生活为题材的长诗。令人叹服的是，在这部诗作里，已出现了关于历史发展的概念。公元前六世纪，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文化的繁荣，在小亚细亚西岸伊奥尼亚希腊诸城邦，出现了许多用散文写作的“史话家”。他们的作品，渊源于口头传说，多系转述他人之言。这些散文作品已与史诗不同，是一种半真实、半故事性的作品。他们表现出这样一种倾向，即力图用散文形式写成一种与历史真实情况相符合的作品。在这类作家中，米利都人赫卡塔伊阿斯是最杰出的代表。他对希罗多德发生过直接的影响。在《历史》中，希罗多德曾大量引用过赫卡塔伊阿斯作品中的材料。但是，这些“史话家”还没有把神话传说和现实生活区别开来，在传闻与信史之间也没有划出严格的界限。
希罗多德的《历史》一书以希波战争为中心，所以它亦名为《希腊波斯战争史》。全书分成9卷，是后来亚历山大里亚的注释家们想出来的，并非作者的原意。在每卷上，还根据当时的惯例，分别冠以缪司女神①的名字，所以他的书有时又被称作为《缪司书》。我们大体可以把这部书分成两大部分;从开篇至第五卷第28节为第一部分，作者叙述了吕底亚、米底、巴比伦、埃及、波斯、斯基泰等地区的情况，凡当时他所知道的“异邦人”之世界，记述殆遍，并述及希波战争爆发的原因;从第五卷第29节至第九卷止为第二部分，作者集中记述了希波战争的经过，从小亚细亚伊奥尼亚城邦起义、战端初启起，始有马拉松之战，继有萨拉米斯之战，普拉特亚之战、米卡列之战，一直写到公元前478年希腊人占领位于色雷斯的塞斯托斯城为止。
《历史》内容丰富，非常生动地记叙了西亚、北非以及希腊等地区的地理环境、民族分布、经济生活、政治制度、历史往事、风土人情、宗教信仰、名胜古迹等，为我们展示了古代世界近20个国家和地区的民族的生动图景，俨如一部小型的“百科全书”。作者在写作此书时，除了从史诗、档案文献、石刻碑铭、宗教记录以及前辈作家的多种著作中，获得不少文献资料外，更多的是利用了亲身采访和实地调查中获得的大量资料。
希罗多德作为西方史学上的第一座丰碑，为西方历史编纂学“开辟了一个新时代”，对后世，主要对西方，发生了至为深刻的影响。他在史学上的卓越贡献与杰出才干，可概括如次：
第一，希罗多德在西方史学上，首先采用了历史叙述的形式，创立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的历史编纂方法。古代的史书，大体有三种：即以年代为中心的历史编年体，以人物为中心的历史传记体，以事件为中心的历史叙述体。在古希腊，编年体出现较早，其次是叙述体，较晚的是传记体。所谓历史叙述体，大致与我国古代史书中的纪事本末体相仿。它的特点是：以历史事件为中心，纪事系统连贯，叙事生动有趣，具有较大的灵活性等。希罗多德搜集了大量的史料，并使之纳入一个基本上完整的体例之中，构成了一部把历史真实性与艺术性相结合的历史巨著，为后世的历史叙述体奠定了基础。他所创立的这种编史体裁，经修昔的底斯撰《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得到完善与发展。从这以后，历史叙述体久演不衰，至今仍被西方奉为正宗，成为编纂历史的通用体裁。
第二，希罗多德目光远大，胸襟开阔，表现了对历史的远见卓识。首先，希罗多德能把眼光投射到希腊以外的世界。他所写的《历史》，虽然主题是希波战争，但实际上写的却是他那个时代希腊人所知的世界范围的历史。他十分重视东方诸国的文化，表现了不少明智的见解。他虽也有一般希腊人那样的民族感情，以希腊的奴隶主民主政治优于东方的“专制主义”而自矜，但是，他决不以民族差异来解释这一区别，也不抱有某种先入为主的成见。他从相对主义的观点出发，认为习惯成自然，各民族都把各自的习惯视为最佳的，彼此应该尊重。他甚至认为，东方是一切文化和智慧的摇篮，在哲学思想、宗教信仰甚至包括日常的生活习惯等方面，他总是对东方的“舶来品”感到神往。希罗多德还非常重视东方文明对希腊的影响。他指出：埃及的太阳历要比希腊的历法准确，希腊人使用的日晷最早是由巴比伦人发明的，希腊字母是从腓尼基人那里学来的，希腊人从埃及人那里学会了“量地法”等等。由于他对“蛮族”文化比较重视，他曾被一些人诬为“亲蛮派”。由此一端，也确说明他比一般希腊人具有更高的睿智。
第三，希罗多德能注意考证史料，辨别真伪，在西方史学上最先使用了历史批判方法。在人类史学发展史上，古希腊人并不是最早记载历史事件的。早在公元前三千年代左右，埃及和两河流域等东方一些古老文明的国家，就已经产生了一些简单的历史记载。然而，这是史学的童年。古希腊的历史学家们，却在东方历史学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在编纂历史著作时，开始注意考订史料之真伪，比较各家记载之异同，从中剔除不可信的成份，首先采用历史批判方法，从而为历史学的发展开拓了新生面。运用这种初步的历史批判方法，也是始于希罗多德。他对史料的批判大致是：或开门见山，直陈己见，采取尖锐的批判与嘲弄的态度，或对一条史料的真伪不能断定时，采取不盲从、也不武断的态度，承认有所不知，让其存疑;或对史料采取“客观主义”的态度，声称“我的职责是把我所听到的一切记录下来，虽然我并没有任何义务来相信每一件事情”。非常可贵的是，他在解释一些历史问题时，已能摆脱神秘主义的观点，作出某种合理的解释。如对希波战争的分析，他认为，希腊人之所以胜利，在于优良的装备、严明的纪律、敏捷的行动、领导的有方等原因。波斯人之所以失败，在于它的军队成份太复杂，又加外线作战的困难等原因。当然，他的历史批判方法还是初步的，作者易失之轻信，书中也夹有不少虚构的内容甚至是无稽之谈。但从他那个时代来说，希罗多德的批判还是富于进取精神的。从希罗多德开始，运用历史批判方法，在编纂历史著作中力图“求真”的精神，经修昔的底斯的继承与发展，终于成为古希腊史学的一个优良传统，它为古罗马史学家所仿效，也为日后严肃的西方史学家所遵循。
希罗多德不仅是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而且还是一位思想敏锐的进步思想家。概言之，他的政治思想是：推崇希腊，称颂雅典，向往奴隶主民主政治。在希波战争问题上，他站在希腊的立场上，斥责波斯大王薛西斯的西侵行动，指出这是企图用铁蹄蹂躏他国领土的不义之举。在希腊各邦中，他所尽力讴歌的对象是雅典。他对雅典的奴隶主民主政治，更是心向往之，不胜称羡，热忱歌颂它的民主自由与权利平等。在他看来，雅典人作战勇敢，在战斗中屡屡打败敌国，那是因为雅典公民享有广泛的民主自由，每个人“尽心竭力”为自由而战的缘故。他说过：“权利的平等，不是在一个例子，而是在许多例子上证明是一件绝好的事情。”
他在《历史》中首次提到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问题。据《历史》所载，约公元前522年，波斯国内大流士等七人同盟在镇压了国内的高墨达暴动以后，集议选择政治形式时，分成三派，分别主张采用民主政治、贵族政治和君主政治。三种意见，各执一词，互不相让。在激烈争论时，一个名叫欧塔涅斯的波斯人说：“人民的统治的优点首先就在于它的最美好的名声，那就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个记载比后来的古希腊史家修昔的底斯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书中，由伯里克利在一次演说中提到它还要早。从他对雅典奴隶主民主政治之热忱向往，我们有理由认为，实现这个口号，也正是该书作者所孜孜以求的一个政治目标。
不过，希罗多德并没有民族“沙文主义”的倾向，他推崇希腊，称颂雅典，向往奴隶主民主政治，并不意味着他对波斯一概否定。其实，作者写作该书时，希波双方早已偃旗息鼓，他对波斯并无恶意和仇视的态度。他所要反对的只不过是波斯人入侵希腊的不义之举，反对它的君主专制，因此，有时他甚至把波斯人描绘成英雄，并对它的文化作了赞扬和歌颂。
作为一个生活在公元前五世纪的奴隶主阶级的史学家，希罗多德也有他不可避免的缺点：他笃信“英雄史观”，把少数剥削阶级的英雄人物描绘成历史的主宰。他有浓厚的宗教迷信与天命论思想。他一再声称“当城邦或是民族将要遇到巨大灾祸的时候，上天总是会垂示某种朕兆的”。因此，他对神示、梦兆、预言、占卜等记载是津津乐道的，书中仅涉及朕兆应验之类便有35处之多。他还认为世事变幻莫测，个人的幸福与国家的繁荣富强，都是不可捉摸的，一切都得听从命运和神的摆布。在他的叙述中，因其亲雅典人的政治立场，常常造成他偏袒一方，有时难免就要违背史实。而作者过份热衷于遗闻軼事，又容易造成枝节蔓生，岔笔过多。一些抱有成见的古典作家，对他作出了过于苛刻的评论，甚至称他为“谎言之父”，这显然是极不公正的。近代考古学、人类学和历史学的发展，不仅证实了希罗多德的学识渊博，而且证实了他所提供的资料，具有相当的可靠性。
此外，在西方，希罗多德不仅以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的身份扬名后世，同时也是一位卓越的文学家。他的《历史》常常被认为是西方第一部著名的散文作品。《历史》颇具文学价值，因为作者采用了一种在东方文学中常见的结构形式，即在大故事中套小故事，彼此生衍，变化无穷，所以它具有迷人的魅力。作者善于刻划人物，书中出现的国王、大臣、政治家、祭司、学者、士兵、行商、译员等人物，形形色色，众态纷呈，且大多性格鲜明，形象栩栩如生。如书中第一卷29节至33节，描绘了希腊政治家梭伦和吕底亚王克洛索斯相见及对话的情形，鼠目寸光的吕底亚王和聪颖贤达的梭伦形成鲜明的对照，人物的性格特征表现得维妙维肖，入木三分。全书的语言生动，词汇丰富，文章流畅可诵而有韵致，显示了他作为一位语言艺术大师的高超才能，为后代的历史文学作出了范例。因此，他的书既为学术研究工作者所重视，为他们一再征引，成为重要的参考文献;也为一般读者所喜爱。如今，他的《历史》已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国普遍流传，它的价值是永久的，时间愈远，光采愈益夺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