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1856—1924)，美国第28任总统，著名的资产阶级政治家和学者。他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有博士头衔的白宫主人，也是自南北战争以来第一个出生于南方和由南方推选出来的总统。他的任期几乎包括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全过程，在此期间，他提出了著名的“十四点”原则和建立国际联盟的计划。
威尔逊1856年12月28日生于美国南部弗吉尼亚州斯汤顿城一个英国移民的家庭里。祖籍爱尔兰，他的父亲是弗吉尼亚州一个长老会教堂的牧师。威尔逊的童年是在严肃的宗教气氛中度过的。
1872年威尔逊进入北卡罗来纳州的戴维森学院，1875年又进普林斯顿大学。在学期间，曾在《国际评论》杂志上发表过一篇分析美国国会中委员会制度的文章。毕业后又到弗吉尼亚大学学习法律。1882年在亚特兰大当过一年律师，接着又到巴尔的摩市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继续深造，1885年发表博士论文《国会政治》，第二年获博士学位。他先后受过12年高等教育。威尔逊在大学时代心目中崇拜的英雄是1868—1894年间曾三度担任过英国首相的威廉·格莱斯顿。
1886年，他开始了教学生涯，先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布林玛尔女子学院任教，1888年又在康涅狄克州任韦斯莱扬大学教授，直到1910年离开普林斯顿大学校长职位，一共从事教育工作25年。
威尔逊教育生涯的鼎盛时期，是他担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的8年(1902—1910)。这是由于担任普林斯顿董事的大资本家克利夫兰·道奇和赛鲁斯·麦考米克等人的推荐的结果。1902年10月25日威尔逊就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的典礼，被美国舆论称之为“美国大学历史上群贤毕至、冠盖云集的一次空前盛会”。参加典礼的人有著名作家马克·吐温、威廉斯·豪威尔斯、黑人领袖布克·华盛顿;但是更引人注目的是特别乘坐专车前来参加典礼的华尔街巨擘约翰·皮尔庞特·摩根(老摩根)。
威尔逊在普林斯顿大学校长任内，倡导和推行了一些有影响的改革。特别是他提倡的导师制，密切了师生关系，树立了启发性讨论的学风，获得社会好评，并为哈佛、耶鲁等著名大学所效法。在担任校长后期，由于某些改革计划受到阻碍，威尔逊在1910年离开普林斯顿。在民主党新泽西州党阀们的支持下，在竞选新泽西州州长职位中获胜。
威尔逊在两年州长任内，对全州教育体制、公职、选举程序、竞选费用筹措、公用事业经营、市政管理，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并对党阀干预州政进行了抵制，因此博得了“进步派政治家”的名声。
1912年是美国总统选举年。共和党内两巨头威廉·塔夫脱和西奥多·罗斯福，竞争党内提名，互不相让，最后宣告分裂，分别以共和党和进步党候选人身份参加竞选。民主党利用这一有利形势，决心从共和党手中夺回已经16年未能问津的总统职位。精神世界保守、但却有进步名声的威尔逊州长，被民主党全国机构及其后台——以摩根公司为首的纽约金融集团看中，在1912年7月巴尔的摩召开的民主党代表大会上被提名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威尔逊的竞选口号是“新自由”——反对垄断，恢复自由竞争，为中小企业创造竞争条件。威尔逊时代的美国，处在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全面控制国民经济生活过渡的最后阶段。垄断资本掌握了国民经济命脉，但还没有完全占领一切阵地，中产阶级还有活动余地。因此，“新自由”的口号受到中小资产阶级的欢迎。选举结果，威尔逊当选。
威尔逊上台后对内政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尽管这些改革，从根本意义上说来，是适应和促进美国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但是这些改革在美国历史上产生过影响，某些措施还起过积极作用。这些改革包括改变保护关税政策，以增加美国对外贸易和扩大美国海外投资的领域;制订联邦所得税法，确立累进税的原则(安德伍德关税法);进行币制改革，建立联邦储备体系，加强美国金融资本在海外的竞争能力(联邦储备银行法);制订反托拉斯立法，并规定罢工是合法的(克莱顿反托拉斯法)。1916年，国会应威尔逊要求制订了铁路工人8小时工作制的立法(亚当逊法)和限制使用童工的法律(基廷—欧文法)。
威尔逊就任总统后，除了在内政方面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之外，不得不把主要精力放在外交事务上。他在两届任期中，遇上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外交事务纷繁复杂，可是他又恰恰缺乏处理外交事务的经验。在对外政策方面，威尔逊的注意力首先放在拉丁美洲。他在就职后仅一周就专门发表了对拉丁美洲的政策声明，宣称他的政府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培植中南美姊妹国家的友谊和信任”。但是在他担任总统期间，美国对西半球国家(墨西哥、中美和加勒比国家)的干涉大大超过他的前任。例如，1915年9月，他通过一项条约，把海地沦为保护国;在墨西哥1910—1917年革命中，他又派军队干涉。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夸克写道：“有讽刺意味的是，理想主义的威尔逊使用武装干涉的大棒比任何其他美国总统都更习以为常。”
对华政策也是威尔逊关注的领域。他在上任后不到半个月(1913年3月18日)发表的一个对华政策声明中，宣布撤销在塔夫脱任内作出的一项决定：为美国银行家参加对华贷款的国际银行团提供政府保证。威尔逊在阐明他拒绝提此项保证时说，“借款的条件近乎损害中国本身的行政独立”，而“我们的利益是门户开放——友谊和互利的门户——的利益。这是我们愿意进入的唯一门户”。结果，美国财团退出了国际银行团。威尔逊的这一行动，在当时曾得到广泛的吹捧。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比尔德夫妇认为是“同情中国的一个实际表示”。实际上，威尔逊是为获得单独行动的自由，而不愿在国际银行团中充当一名配角。 5年以后，1918年，欧洲列强为大战所削弱，而美国则发了战争财，威尔逊又积极带头组织以美国为首的新国际银行团，但是这个新银行团受到日本的掣肘与阻挠，没有起到作用。
面对着日本在中国所采取的咄咄逼人的态势，威尔逊积极扶植袁世凯充当美国的政治代理人。由于袁世凯的失败，威尔逊的对华政策由主动进攻的态势，转变为对日本消极退让，1917年11月签定的兰辛—石井协定就是这一变化的集中反映。美国通过这个协定正式承认日本在中国享有“特殊利益”。
威尔逊在太平洋采取守势与他把注意力集中在大西洋有关。1914年欧战的爆发，给了威尔逊跨过大西洋的大好机会。在1917年4月美国直接参战以前的两年多中，美国利用“中立”地位从战争双方谋取了巨利。1916年11月4日，威尔逊在争取连任总统的一次演说中，宣布美国已从债务国变成世界债权国。民主党在竞选中利用这一转变，投合选民心理，使得威尔逊在1916年获得连任。
威尔逊在他第二个任期一开始，就积极插手欧洲局势。经过精心策划，动员舆论，选择时机等步骤，利用德国采取的“无限制潜艇战”所激起的美国舆论的愤激情绪，在1917年4月2日要求国会向德国宣战， 4月6日威尔逊签署了宣战书。
1918年1月8日，威尔逊在国会提出被他称为“世界和平纲领”的“十四点”。其内容是：公开外交、公海自由、国际贸易机会均等、缩减军备、“公正”解决殖民地问题、促使俄国加入“自由国家之社会”、使比利时复国、恢复法国原状、调整意大利边界、奥匈帝国人民自治、国际保证巴尔干诸国独立、分割土耳其帝国、建立独立的波兰国家、建立普遍性国际联合机构(国际联盟)。在这些冠冕堂皇的原则背后，隐藏着威尔逊所设计的战后国际“新秩序”蓝图的两个基本要素：“商业自由和国际门户开放”。它的核心是第14点：建立国际联盟。
威尔逊心中的国际联盟到底是什么性质的机构呢?他自己有明确的说明：“国际联盟要为其余的世界做门罗主义为西方世界(指西半球)所做的事情”，是“门罗主义施用于全世界的逻辑的延伸”。当代的两位美国历史学家戴维·卡略和杰明·罗兰评论说：“欧洲人从威尔逊那里看到了正在到来的美国霸权的时代”。列宁指出，威尔逊的国际联盟“和民族平等的实际建立、民族和平相处的实际可能彻头彻尾没有一点相似之处”①。
威尔逊提出这“十四点”，要求交战双方以此作为议和的基础。英法表示反对。因为这十四点没有明确规定战胜国的权利，如索赔、割地等等。法国总理克列孟梭讥讽地说：“上帝满足于十诫，威尔逊这位仁兄却给了我们十四点。”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挖苦说：“这位充满理想主义的总统，真把自己看作是一个传教士，他的任务是拯救欧洲困苦的异教徒。”但是在威尔逊的压力下，通过豪斯上校的努力与斡旋，交战双方最后还是同意以“十四点”作为停战谈判的基础。1918年11月11日，停战协定签字。
威尔逊是一位体弱多病的人，但为了实现他的和平纲领，竟拒绝他的亲密顾问和同僚的劝告，坚持亲自率美国代表团去巴黎参加和会。威尔逊抵达巴黎时，受到饱经战祸的法国人民的热烈欢迎。他们接受了威尔逊娓娓动听的理想主义说教。可是一到和会上，威尔逊在克列孟梭、劳合·乔治这些老牌帝国主义代表人物面前，显得进退失据，章法大乱。威尔逊本来是要通过“十四点”，特别是“国际联盟”，不仅积极插手欧洲事务，而且要把世界事务纳入国际联盟体系，使美国担任起世界“新秩序”的领导角色。因此威尔逊没有在割地、赔款上打算盘，而一心一意要创造一个国际联盟。克列孟梭等就利用这一点，要挟威尔逊，压榨战败国，攫取殖民地，把威尔逊“当作傀儡来戏弄”，使他“成了一个十足的傻瓜”①。什么“公开外交”、“民族自决”、“公正的和平”，都变成了笑柄。克列孟梭、劳合·乔治之流迫使威尔逊当众自打耳光，硬让他自己剥去一件又一件漂亮的“民主”、“自由”外衣。巴黎和会变成为战胜国的分赃会议。德国不仅要偿付巨额赔款，而且丧失了1/8的领土和1/12的人口;海外殖民地被英、法、日、比全部瓜分。
威尔逊在巴黎和会上对中国的态度，是他伪善面目的一次大暴露。中国是个“战胜国”，派遣了17万5千名劳工到欧洲为协约国担任战地勤务，并死了两千人。在巴黎和会上，中国这个“战胜国”竟变成被宰割的对象。日本无理要求继承德国在我国山东的一切权益，否则，它就不在和约上签字，不参加国际联盟。威尔逊对日本的荒谬要求不但不加以拒绝，反而压中国接受日本的要求。威尔逊在山东问题上的立场，终于成了他的一个难以摆脱的梦魔。
在威尔逊向英、法、日等国作了一系列让步后，由21条条文构成的国际联盟盟约，于1919年4月28日通过，并被作为在1919年6月28日正式签字的凡尔赛和约的一部分。但这并没有给威尔逊带来喜悦。1919年7月他从巴黎带着以巨大政治代价换来的国际联盟盟约回到美国时，他发现他和他的国际联盟理想，被淹没在谴责、嘲讽的反对声浪中。以亨利·洛奇为首的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已经作好抵制和扼杀国际联盟计划的一切准备。不仅如此，在参议院中，还形成了一个反威尔逊的联盟。孤立派，不愿意承担盟约中规定的为他人火中取栗的义务;扩张主义者，则害怕国际联盟捆住手脚，妨碍美国的行动。他们相互之间矛盾重重，于是在反国际联盟问题上，站在一起。洛奇对国际联盟计划进行了体无完肤的攻击，并提出了15点保留条款。
面对参议院的敌对气氛，威尔逊决定不顾多病之躯，亲自到全国各地去发表演说，争取人民的支持。1919年9月3日，开始了他的巡回旅行。这时的威尔逊神情沮丧，形销骨立，他的医生和家人都力劝他放弃此行，但是威尔逊决心孤注一掷。他的夫人后来回忆说，威尔逊乘坐的专车“象一个出殡的行列”。从9月3日离开华盛顿，到9月25日为止，22天中行程达8，000英里，途经29个城市，发表了40次演说。威尔逊力竭声嘶地对听众宣传美国“必须参加国际联盟，接受向美国提供的世界领导”，国际联盟盟约是“人类历史上最杰出的文件”。可是每到一地，听众都向他提出山东问题。 9月26日凌晨，威尔逊已经精疲力尽，气若游丝。他的私人医生决定专车急速返回华盛顿。11月2日，威尔逊中风倒在浴室里，半身瘫痪。此后的两个多月，出现了美国历史上罕见的时期：总统不死不活，谁在履行总统职权不清不楚。除了总统夫人和私人医生，谁也见不着总统。威尔逊的反对派攻击说，这一段时期是“第一夫人”代行总统职权。
威尔逊重病时期，正是参议院将就和约批准问题进行摊牌的重要时刻。威尔逊的支持者们希望能取得一项妥协方案，使和约得到批准。但是一切这类企图都遭到威尔逊拒绝。在1919年11月19日参议院进行表决前夕，威尔逊传出他的誓言：“宁肯战败千次，也决不为不光荣的妥协而朝三暮四”。表决结果，39票赞成，55票反对，和约被否决。1920年3月19日，参议院再就附有洛奇保留条款的决议案进行第二次表决。结果49票赞成，35票反对;由于赞成票不到2/3，决议案又遭否决。威尔逊的计划遭到失败。威尔逊对他的内阁说：“条约死亡了，就躺在那里，我将每天清晨去把鲜花放在它的坟墓上”。
威尔逊曾经把希望寄托在1920年的总统选举上。他号召选民在大选中投民主党候选人詹姆斯·考克斯的票，以“全民复决”的形式来挽救他的国际联盟计划。但是美国选民摒弃了威尔逊的民主党，选举了共和党的华伦·哈定。威尔逊在极度沮丧中得到的唯一安慰，就是在1920年12月接受了1919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金。
1921年3月4日，威尔逊离开白宫。从此他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1924年2月3日在抑郁的精神状态中去世。
作为一个学者，威尔逊一生留下许多著作。其中1902年出版的5卷本《人民美国史》是他的代表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