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米尔·王德威尔得(Emile Vandervelde，1866-1938)，比利时政治活动家，比利时工人党的领导人，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王德威尔得1866年1月25日生于布鲁塞尔附近的伊克塞勒斯一个富裕的资产阶级家庭。他的父亲约瑟夫·王德威尔得是一个律师。1881—1885年他在布鲁塞尔大学法律系学习，起初受到蒲鲁东主义的严重影响，后来才读到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著作。1885年他作为伊克塞勒斯工人协会的成员集体加入了新成立的比利时工人党。同年，他在布鲁塞尔登记做律师。1887年又回到布鲁塞尔大学，在医学系学习生理学、胚胎学等自然科学方面的课程。1889年，他同德·布鲁凯尔一起建立了比利时社会主义大学生协会。由于他能言善辩，学识渊博，在九十年代初成为比利时工人党最有影响的领导人之一。

当时，工人党的注意力主要集中于争取实现普选制。1893年4月，比利时25万以上的工人为争取普选权举行了第一次全国性总罢工。王德威尔得作为工人党总委员会的成员参加了对总罢工的领导。这时，天主教党议员尼森斯准备在议会中提出一项提案，建议实行普遍的、但不是平等的选举制。王德威尔得和工人党其他领导人向天主教党发出呼吁，要求他们撤销这一提案、支持总罢工。但遭到天主教党的拒绝。于是，王德威尔得等人决定妥协，他们表示，如果众议院通过尼森斯的提案，就停止总罢工。1893年4月18日，比利时众议院通过了新的选举法。根据这一法律，凡年满25岁，居住期限满一年以上的男子都有选举权。这一法律还规定了多次投票制，对某些选民，根据其财产状况、教育程度和在国家机关供职的情况，可以多给几张选票。此后，工人党领导人宣布停止总罢工。

1894年10月，比利时根据新选举法举行了大选。选举的结果，工人党在议会中占了28个席位，王德威尔得也当选为沙勒罗瓦的议员。恩格斯曾就此写信给王德威尔得，祝贺比利时社会主义者取得的重大胜利①。 1900年以后，王德威尔得当选为布鲁塞尔的议员，并担任工人党议会党团的领导人。1902年3月，王德威尔得在议会中提出了修改宪法的提案，要求实行普遍的、平等的选举制。自由派同意支持这一提案，但是提出了一些条件，要求工人党放弃给予妇女选举权的主张， 并且不采用革命的斗争手段。王德威尔得和工人党其他领导人接受了这些条件，并同他们达成协议。在1902年3月举行的工人党代表大会上，王德威尔得代表党的总委员会提出了一项放弃妇女选举权要求的决议案，获得通过。国际妇女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杂志《平等》就此指出，这一决议是“为了讨好自由派而放弃原则性的革命策略”。政府千方百计阻挠选举制的改革，而工人们要求实行普选制的呼声越来越高，并积极行动起来。在这种情况下，王德威尔得和工人党总委员会不得不发表宣言，决定从4月14日开始举行第二次总罢工。参加罢工的工人约30—35万。资产阶级非常恐慌。自由派也反对总罢工，并向工人党领导人施加压力。王德威尔得等人同自由派进行了幕后交易，于4月20日宣布总罢工结束，这引起了广大工人的强烈不满。工人党领导人不得不在5月召开非常代表大会，王德威尔得在会上为工人党领导人执行的同资产阶级自由派联盟的政策作了辩护。他的这种立场在国际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遭到倍倍尔、卢森堡和梅林等人的尖锐批判，但受到伯恩施坦的赞扬。

1913年4月，比利时工人为争取普选权举行了第三次总罢工，0万以上工人投入了斗争。但是王德威尔得和工人党其他领导人又一次迎合资产阶级的要求，接受自由派提出的折衷方案，使罢工遭到了失败。

王德威尔得同伯恩施坦、万-科尔等机会主义者一样，积极鼓吹所谓“社会主义殖民政策”，支持比利时对刚果的殖民统治。他在1908年到刚果访问，并写了《比利时和刚果》等书，为比利时对刚果的殖民主义掠夺政策辩护。他公开申明，他在议会中不能投票反对比利时兼并刚果。

王德威尔得是第二国际历次代表大会的参加者。1889年7月，在巴黎同时举行了两个对垒的代表大会：一个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另一个是可能派的国际工人代表大会。比利时工人党派代表参加了两个代表大会。王德威尔得在他的自传《一个社会主义战士的回忆》中说，他当时在巴黎往返于这两个代表大会之间。事实上，王德威尔得作为比利时工人党伊克塞勒斯工人协会的代表参加了可能派的大会，他的名字列入了可能派大会的代表名册，而没有列入马克思主义者大会的代表名册。由此可见，在第二国际成立时期，他是站在可能派一边的。从1891年布鲁塞尔大会起，王德威尔得在第二国际历次代表大会上，是一系列重要议程的报告人。

从1900年起，他参加了设在布鲁塞尔的第二国际常设机构——社会党国际局，并担任主席，成为第二国际的正式代表人物。在第二国际内部的历次重大斗争中，他一贯采取机会主义立场。例如，在1900年巴黎代表大会上围绕米勒兰事件的斗争中，他积极为考茨基提出的“橡皮决议”辩护。他在关于这一问题的报告中说：“我们应该在原则问题上表示明确的态度，但是涉及到策略问题，我们应该给予各民族完全的自由。我们同法国工人党的区别就在于：我们认为，入阁问题是一个策略问题，而不是原则问题。”王德威尔得的这种论调实际上为米勒兰主义大开方便之门。在1904年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上，他反对盖得提出的谴责修正主义的德累斯顿决议案，并伙同阿德勒对此提出修正，要求删去其中谴责修正主义的内容，力图缓和、冲淡对伯恩施坦主义和米勒兰主义的批判。但是他们的修正案遭到了大会的否决，大会以多数票通过了德累斯顿决议。

1912年11月，王德威尔得出席了在巴塞尔举行的第二国际非常代表大会，并在谴责帝国主义准备战争的巴塞尔宣言上签了字。

1914年6月，为了“调解”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各派别之间的分歧，王德威尔得作为社会党国际局的主席到彼得堡分别会见了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代表。他表面上装作不偏不倚，实际上暗中袒护孟什维克。1917年7月16日，王德威尔得出席了在布鲁塞尔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会议。这次会议本来只应当交换意见，不能作出有约束力的决议。但是王德威尔得伙同考茨基等提出并强行通过了一个关于实行“统一”的决议，企图以此阻止布尔什维克对孟什维克取消派的批判。布尔什维克拒绝参加表决，抵制了王德威尔得等人的错误决议。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王德威尔得和第二国际的其他许多机会主义领袖一样，立即背叛了巴塞尔宣言的精神，在“保卫祖国”这个社会沙文主义的口号下，公开拥护帝国主义战争，堕落为露骨的社会帝国主义者。1914年8月4日，王德威尔得被比利时国王阿尔伯特一世任命为国务大臣，成为大战期间在欧洲国家中第一个进入资产阶级内阁的社会党人。入阁后他四处奔走，发表演讲和撰写文章，掩饰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号召工人阶级在战争中支持本国资产阶级政府。1915年2月，王德威尔得出席了在伦敦举行的协约国社会党代表会议。这是一次社会沙文主义者的集会。王德威尔得在会上为协约国的帝国主义政策辩护，呼吁“全世界社会主义者把自己的力量联合起来反对德国军国主义”。1916—1918年，他在政府中担任民用和军需供应大臣。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后，他率领代表团到俄国，竭力阻止俄国退出这场帝国主义战争。他在那里散发了《比利时工人致俄国同志们的呼吁书》，甚至到前线进行鼓动，号召把战争进行到底。他对列宁和布尔什维克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采取敌视态度。

1914年王德威尔得写成了《社会主义反对国家》一书，由于战争爆发，此书到1918年才正式出版。在当时阶级斗争日趋尖锐，群众革命情绪十分高涨，在许多国家中无产阶级革命已经提上日程的情况下，他不是号召群众起来革命，夺取政权，而是歪曲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用“从狭义国家向广义国家过渡”这样的说法来抹杀革命和改良的区别，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列宁在写完批判考茨基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这一著作后，专门写了一个附录，批判王德威尔得在《社会主义反对国家》这本书中散布的谬论。列宁指出：“市侩折衷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诡辩术反对辩证法，庸俗改良主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这就是王德威尔得的书应该用的标题。”①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王德威尔得于1918—1921年在政府中任司法大臣。1919—1920年他率领比利时代表团出席了帝国主义分赃的巴黎和会，并代表比利时政府签署了凡尔赛和约。1924年担任布鲁塞尔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1925年4月，比利时工人党在大选中获得了将近40%的选票，王德威尔得奉命组阁。组阁失败后，成立了天主教党和工人党的联合政府，由天主教党的普雷任总理，王德威尔得任副总理兼外交大臣。1925年12月1日，他代表比利时同法国的白里安、英国的张伯伦、意大利的墨索里尼以及德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的代表签订了洛迦诺公约。1926—1927年他在亚斯佩尔政府中继续担任外交大臣。在这期间，因中国政府在1926年11月宣布废除1865年签订的中比不平等条约，他代表比利时向海牙国际法庭提出控诉，但在舆论的压力下，后来不得不放弃比利时在天津的租界，同意签订新的中比条约。1935年王德威尔得再次出任外交大臣，1936—1937年任公共卫生大臣。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他致力于恢复遭到破产的第二国际。1919年2月，他出席了在伯尔尼举行的战后第一次国际社会党代表会议。这次会议在形式上恢复了第二国际(通称“伯尔尼国际”)。在1920年7月于日内瓦举行的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第二国际执行委员会成员。1921年他应格鲁吉亚孟什维克政府的邀请访问了格鲁吉亚。1922年4月他作为第二国际的代表参加了在柏林举行的三个国际(第二国际、第二半国际和共产国际)代表会议，并在会上发了言。他攻击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和共产国际，挑衅性地提出达成协议的“先决条件”，要求共产国际停止成立支部;允许格鲁吉亚、阿尔明尼亚和乌克兰组成单独的代表团参加拟议中的国际工人代表大会;释放因进行恐怖活动而被捕的俄国社会革命党人等等。柏林代表会议结束后，他到莫斯科出庭为受审的社会革命党人辩护，没有等到审判结束就回到比利时。1923年5月，他参加了在汉堡举行的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合并代表大会，当选为新成立的社会主义工人国际书记处书记和常设局委员。此后他还参加了1925年8月在马赛举行的代表大会和1931年7月的维也纳代表大会。

1930年8—10月间，王德威尔得曾取道苏联来到中国。9月上旬，他先后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清华大学发表题为《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世界和平之组织及保障》和《世界变局及欧洲社会问题》的演讲，兜售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货色，对第三国际进行无理攻击，并为当时欧洲一些国家中社会党政府执行的政策辩解，声称“在社会党由少数政府变为多数政府时，必能达到一切国家一切社会平等之目的”。1930年10月10日他在南京还受到蒋介石的接见。

王德威尔得同考茨基一样，惯于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来掩饰自己对无产阶级事业的背叛。列宁曾经指出，王德威尔得“是在罗曼语国家——在相当程度内可以说是在西欧一带(就是说：德国以西一带)——占统治地位的机会主义的典型人物，这种机会主义比较圆滑，不那么粗笨，伪造马克思主义也伪造得更精巧，所用的基本手法则与前者(指考茨基)相同。”①

1938年12月27日王德威尔得死于布鲁塞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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