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 1225—1274)意大利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一世的外甥，中世纪经院哲学的代表，基督教神学体系经院哲学的完成者。

托马斯出生于意大利洛加塞卡城，父亲郎多尔是阿奎那的伯爵。阿奎那伯爵的城堡在那不勒斯王国蒙特·卡西诺附近。在教皇与皇室的斗争中，阿奎那伯爵效忠于皇室。托马斯在蒙特·卡西诺修道院受了九年初等教育，其父母希望他有朝一日成为修道院院长。1239年，托马斯十四岁时进入拿波里大学。这个大学里有许多由阿拉伯文和希腊文翻译过来的科学与哲学著作，提供了他学习的条件。1244年，他不顾父亲的反对，加入了多明我教团。这是天主教为了同各种“异端”作斗争而建立的组织。托马斯加入多明我教团是他一生中重要的转折，从此，他为维护反动的天主教、建立正统经院哲学卖尽了力气。1245年秋，托马斯去巴黎与科隆受教于亚里士多德主义者阿尔伯特·冯·博尔什帖特。他得到学士学位后，于1257年成为巴黎大学的神学教授。 这一时期，托马斯表现得沉默、温顺，人送绰号“哑牛”。但他的才华受到阿尔伯特的赏识，并断言“哑牛”之声必将闻名于世。1259—1268年，托马斯重居意大利，被罗马教廷任命为神学顾问与神学讲师。在这十年中，他专心致志从事教授和著述活动。1269—1272年再度侨居巴黎，在巴黎大学任教。1272年为了在拿波里建立多明我教团的学校又回到了意大利。1274年1月，被教皇格利哥里十世邀请参加里昂的宗教会议，途中染病逝世。

托马斯在巴黎大学时，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已由阿拉伯大量传入，并在教徒中引起极强烈的反响。因为传入的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已被阿拉伯哲学家阿威洛伊(1126—1198)进行过注释，其中增加了许多唯物主义思想。阿威洛伊的物质世界的永恒性和宇宙的无限性，个人灵魂随肉体死亡而死亡以及宗教教义与理性判断或叫信仰真理与理性真理并存的“双重真理”说，都是和天主教正统信仰不相容的。但是，他的学说一传入西欧，巴黎大学中就出现了阿威洛伊派。因此，教会深感其著作的危险性，在十三世纪上半叶曾多次决定禁止转录，阅读和保存。可是，这并不能阻止经阿威洛伊注释的亚里士多德著作影响的扩大。于是正统经院哲学家就转而歪曲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使之适应天主教神学的需要，以便同以亚里士多德哲学为依据的异端作斗争。从事这项工作的第一个代表是号称伟人的经院哲学家阿尔伯特，后来他又被其学生托马斯超过了。

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大量传入西欧之前，柏拉图的思想在基督教世界统治了1200年之久。托马斯既受过柏拉图和新柏拉图思想的影响，同时他也十分推崇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所以，当正统的天主教徒视亚里士多德为危险的敌人时，托马斯和阿尔伯特共同研究了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公开宣讲，展开讨论，并且说服教会，使之相信，作为基督教的哲学基础，亚里士多德的体系比柏拉图体系更为可取。托马斯成功地把基督教的神学思想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融合在一起，用被歪曲了的亚里士多德哲学为天主教神学作论证，建立起庞大的经院哲学体系。

以亚里士多德哲学为基础的正统经院哲学系统化的完成，不能只看成是托马斯的个人功绩，这是由当时社会历史条件和亚里士多德哲学的特点决定的。因为十三世纪的西欧，封建经济已经有了进一步发展，自然经济的独占地位已被破坏。城市兴起，手工艺匠、商人、高利贷者在政治舞台上日益得势，新兴市民十分重视各种实际知识，他们既要求发展科学技术，又反对轻视世俗社会的传统观念。因此，封建统治阶级出于维护自身利益，需要把各种新的材料和知识纳入天主教会的轨道。在和“异端”思想斗争中，也需要使教义更加“合理化”，更具有欺骗性。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是一个完备的思想体系，它包括人类知识的各个领域，它的二元论哲学体系有许多内容符合经院哲学的要求，所以才被经院哲学所利用。正如列宁说的那样，僧侣主义扼杀了亚里士多德学说中活生生的东西，而使其中僵化的东西万古不朽。托马斯就是阉割了亚里士多德学说中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东西，利用其中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体系来作天主教官方哲学的基础。由于托马斯是天主教神学的巧妙结构的完成者，又是正统经院哲学的系统化完成者，教会在他生前就给予他极大的支持和信誉，称之为最光荣的“天使博士”，1323年教皇追封他为“圣徒”。到了1879年，教皇还正式宣布他的学说是“天主教会至今唯一真实的哲学”。

托马斯一生写了十八卷巨著，主要的著作有：《论正统信仰的真理、异教徒驳议大全》，书中通过和一个尚未皈依基督的假想读者的辩论来确立其基督教真理。据推测这个假想的读者是精通阿拉伯哲学的人，即阿威洛伊。《神学大全》，这是一本集基督教思想之大成的著作。托马斯自己说：此书是为了神学的初学者把学习顺序考虑进去而写成的教科书。全书分三部分，第一部是论证上帝及由上帝创造的万物;第二部是论证上帝的形象——人回到上帝去(伦理篇);第三部是论证这种回到上帝的“道”， 即基督。但全书并未完成，中途停笔。它的论证方法是一种典型的纯粹形式主义的方法，按照极肤浅的公式编成的。它分为几百个问题，这些问题又分为许多“支题”，这些“支题”构成了上百个篇章，运用空洞的三段论法，引用大量的“圣经”，把天主教的全部教条，从上帝、天使到魔鬼编纂成一个庞大的体系，所以被奉为基督教神学的经典。此外，还有《哲学大全》，《论存在和本质》，对亚里士多德著作以及彼得·伦巴德所著《箴言四书》的注释等。

托马斯的神学唯心主义体系极其庞大。他为了给神学唯心主义扫清道路，明确的提出哲学必须为神学服务。他针对当时哲学思想中理性主义影响的扩大及“双重真理”说兴起的情况，论证了信仰高于理性，神学高于哲学，哲学应充当神学的婢女，为神学服务。但托马斯并不否定理性，并且承认理性与信仰、哲学与神学是有区别的，前者的对象是“理性真理”，后者的对象是“天启真理”。可是，他坚决反对阿威洛伊的“双重真理说”，因为这个学说承认理性真理和信仰真理可以各自独立，这就动摇了天主教会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独霸地位。托马斯主张理性真理和信仰真理的最终实体和源泉都是上帝，因此二者不可能有原则上的矛盾，属于信仰的“天启真理”中的一部分，是可以为理性所理解和证明;而另一部分则是理性所不能证明的;理性对这一部分信条只能信仰，不能提出异议。哲学的任务就是证明那些能证明的天启真理，不去证明那些不能证明的天启真理但却一定要去反驳那些对不能证明的天启真理提出的异议。从这里可说明托马斯的全部理论都是为天主教信条服务的。

托马斯在为神学唯心主义扫清道路后，就为上帝存在这个神学最高信条作了哲学的论证。他反对意大利人、被称为中世纪第一名经院哲学家安瑟伦关于上帝存在的论证。安瑟伦从关于上帝的观念中推出上帝存在的证明。他认为应通过上帝的创造物来认识上帝的存在，并且利用了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提出了“宇宙论证明”。“宇宙论证明”的内容如下：(一)从运动方面证明：世界万物都是运动的，这种运动是一个事物推动另一个事物，而本身又被其他事物推动。因此，最终必然有一个不被推动，否则就会陷入无止境的追溯而达不到终点。这个不被推动而能运动的存在者就是上帝;(二)从因果关系证明：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必须以他物为原因，那么，最后一物必然是前面万物的原因。这就是“第一原因”，否则将在因果系列上陷入无穷的追溯。这个“第一原因”就是上帝;(三)从必然性方面证明：世界上每个个别事物的存在都是偶然的，可能的。那么，必须有一种绝对必然的存在，作为一切事物偶然存在的理由或根据，否则也会陷入无穷追溯的困难。这个绝对必然的存在物就是上帝;(四)从完善性方面证明：世界上每个个别事物都在追求自己的完善性，因而形成渐次上升的完善性的世界系列。那么，必然有一个绝对完善的存在，作为这个系列的源泉。否则这个世界系列就陷入空溯一场，这个绝对完善的存在就是上帝;(五)从目的性方面证明：世界上一切无生物都出于某种特定的目的而存在。因此，在世界上必然有一个目的的制定者存在，没有这样一个目的制定者的最高智慧存在，世界无生物合目的性的运动就不能完成，这个目的的制定者，就是上帝。以上就是托马斯利用亚里士多德哲学中的目的论的唯心主义思想推论出作出万物创造者的上帝的存在。

托马斯在上帝创造世界的问题上，主张世界是上帝从虚无中创造出来的。他歪曲亚里士多德关于形式和质料的学说，认为事物都是由形式和物质构成的，上帝既然是一切事物的第一原因，也就必然是形式和物质的原因，因而上帝从无中创造世界就包括创造物质。他反对阿威洛伊的关于世界是从原始以来就被上帝创造了的永恒的存在，从而断言世界的创造是有时间开端的。不过，他又认为由于上帝是永恒的，世界的创造是否有时间开端，理论上是无法证明的。只能相信“神圣启示”的昭示： 世界的创造有时间的开端。

托马斯利用亚里士多德的形式和质料的学说创造了一个等级制的宇宙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最低层是大地和由水土火气四种元素构成的一切物体，再往上是植物、动物和人，人是居于物质世界之中的。天体是处于地球之上的精神实体，在这之上就是整个世界所追求的最高目的——三位一体的上帝。在这个阶梯式的系统中，每一较低级的存在物都以质料对形式，手段对目的的关系从属于较高一级的存在物，上帝是宇宙等级结构的塔尖上的最高存在，也是万物追求的目的。这种等级制的宇宙体系是没有运动、发展和变化的。显然，这只是托马斯把封建社会的等级秩序神圣化为一种普遍的永恒的世界秩序而已。

托马斯从亚里士多德的形式和质料学说出发，探讨了一般和个别的关系及人类认识的问题。他主张共相①说。他认为一般有三种存在方式：(一)一般是形式，它作为上帝创造物的原型先于个别事物而存在于上帝的理性中;(二)事物是形式和质料的结合，一般作为事物的形式或本质存在于个别事物之中;(三)事物的形式或本质只能被理性认识，作为从个别事物中抽象而形成的概念，存在于人的理性中。从托马斯的共相说中可以看出，托马斯和早期的实在论②不同，他不承认一般是脱离个别而独立存在的实体。但是他又说有一个脱离任何质料的“纯粹形式”，它是产生一切个别质料的最高实体。因此，任何个别质料都“是从无物质的形式中产生的”，这种观点实质是说存在于个别事物中的一般，并不是个别的事物本身固有的，而是外来的，也不是和个别事物相结合着的，而是寄居或隐藏在个别事物中的某种特殊实体。正因为如此，才使个别事物作为这样的事物而存在。托马斯的这种观点显然是实在论的一个变种，只是比“极端实在论”稍许“温和”些而已。当托马斯解释物体之间具有不同特性的原因时，就提出是由于潜入物体中的“隐秘的质”所决定的，例如，铜之所以是铜，是因为它里面潜藏着“铜”这种“特殊实体”。而铜所以能压延，则是因为它们里面潜藏着“压延性”这种“隐秘的质”，按照这种观点，有多少种物体的特性，就有多少种“隐秘的质”，那就不必深入研究事物内部结构和相互关系了。这种学说在中世纪严重的妨碍了科学的发展。

托马斯在神学世界观的基础上，又制造了一整套反动的政治、伦理观点。在政治思想方面，托马斯是教会权力至高无上说的捍卫者。在他看来，教会高于世俗的国家，就象神高于人，灵魂高于肉体一样。教皇是地上的“基督的代理人”，应该掌握全世界的政权，国家必须服从教会，国王必须顺从教皇。除此之外，托马斯也极力维护封建君主的统治权力。他认为君主制是最好的政治形式，它能造成严格的统一，保障国家的和平。君权是神授的，它负责控制和指导人们的尘世生活，托马斯说：如果没有一个统治者控制和指导民众，社会就会解体。

托马斯还提出一种“自然法”学说，认为一切“人类法”都是以“自然法”为依据的。而“自然法”则是基于人的“自然理性的光辉”，是“神的光辉”在人们身上的“印记”。因而，“自然法”归根结底是来源于上帝的“天命”，并且按照“天命”支配着人类，进而决定着社会秩序，亦即封建的关系。正是因为从反动的“天命论”出发，托马斯把封建等级制度说成是上帝规定而不可改变的秩序。被压迫的民众企图提高自己的等级、地位是有罪的。

在伦理学上，托马斯从灵魂不死的观点出发，大力宣扬“来世幸福”。他说：尘世生活的幸福并不是最高幸福，最高幸福是对上帝的静观，从而使灵魂得救。这只有在来世，在彼岸世界才能做到。托马斯认为追求这种“最高幸福”是人的“自然欲望”和人生的最终目的。判断人的行为之善恶，即要视其是否有助于达到这个目的。他认为为争取现实生活的幸福而斗争，就是恶，就是犯罪。一切犯罪行为中最大的犯罪行为就是异端或异教行为。他主张对一切有异教行为的人，不仅革除教籍，而且要活活烧死，“将他们从世界上消灭掉”。可见托马斯的政治、伦理观点，无一不是为维护天主教会的至高无上权力，为维护封建剥削制度服务的。

托马斯的包罗万象的神学唯心主义体系，是西欧中世纪封建意识形态的典型表现。它产生后很快就上升为思想领域中占绝对统治地位的学说，被教会当成同一切异端进行斗争的最重要的武器。因此，在中世纪思想发展史上起了特别反动的作用。托马斯的思想，虽然早已被新兴的资产阶级的进步思想家批判和抛弃，但是到了帝国主义时代，一批为没落资产阶级服务的天主教哲学家却重新复活了托马斯学说，提出所谓“新托马斯主义”。他们极力歪曲现代科学成果，猖狂地向马克思主义进攻，成为当前资产阶级哲学中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急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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