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勃罗·聂鲁达(Pablo Neruda，1904—1973)，智利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和诗人，诺贝尔文学奖金获得者。
1904年7月12日，聂鲁达出生在智利利纳雷斯省的小城帕拉尔一个铁路工人家庭里。他的父亲是铁路职工，母亲是教员。聂鲁达原名内夫塔利·里加尔多·雷耶斯，因崇拜十九世纪捷克著名诗人扬·聂鲁达①而取聂鲁达的笔名，并于1946年依据智利法律正式取名巴勃罗·聂鲁达。
聂鲁达少年时代就酷爱文学和诗歌。不满13岁时，已在报上发表文章，14岁时发表诗作。1920年，聂鲁达在特穆哥城赛诗会上获得头等奖，被选为该城学生文学协会主席。1921年，聂鲁达离开偏僻的故乡来到首都圣地亚哥，就读于圣地亚哥师范学院，学习法文。刚进校不久，聂鲁达就开始接触社会，加入首都工人和学生参加的“街垒社”，该组织否认工人阶级有组织的斗争作用，是一个带有无政府主义色彩的群众团体。聂鲁达积极为“街垒社”出版的集子《克拉里达德》写诗，参加诗歌比赛，编辑文学杂志，成为圣地亚哥学生界中的一个活跃人物。
聂鲁达在他的早期创作阶段(1919至1924年)中，主要作品有：《小诗》(1919年);《节日之歌》(1921年)，该诗曾获得智利学生联合会诗歌比赛一等奖;《黄昏》(1923年);《二十首诗和一支绝望的歌》(1924年)，这是诗人的成名之作。
聂鲁达的诗作颇具特色，它内容新颖，摒弃了袭用的“天鹅”、“侯爵”、“仙女”一类的陈旧题材，而是描写圣地亚哥的自然风光、河流和街道;诗作形式多样，与大自然融为一体，比喻生动，声调丰满，别具一格。他的诗作一经发表就引起智利文学家的注视。
聂鲁达在这一阶段的诗作受到鲁本·达里奥①及当时流行的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具有灰色的主观主义的情调，反映了他思想上的幼稚。例如，他的代表作《二十首诗和一支绝望的歌》，就是作者青年时期的一部伤感史。其主题是个人的爱情、女人、痛苦、忧伤和哀愁。1950年，聂鲁达在回顾自己的早期创作时，对上述一类作品予以彻底否定。他说，他在这些诗歌中看到的只是“旧时代痛苦的皱纹”。
大学毕业后，聂鲁达在圣地亚哥继续从事诗歌创作活动，因诗歌出众，颇有名望。他于1927年被智利政府任命为外交官员，先后派往印度、锡兰(今斯里兰卡)、缅甸任领事，还到过日本、新加坡、印度支那。1933年任驻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领事。1935年到达西班牙首都马德里。这时期，聂鲁达除从事外交活动外，还广泛结交当地一些著名的文化界人士，如西班牙诗人拉斐尔·阿尔倍蒂、吉普赛谣曲的作者加尔西亚·洛尔加等，并深入群众，了解当地下层人民的生活。
从1924至1935年间，聂鲁达在诗歌创作中最重要的成就是出版了《地球上的居所》(共三集》。比起早期的创作，这时他的视野更加开阔，诗中常常出现劳动群众，并产生了和现实生活有关的形象与联想。不过，作者依然局限于主观体验的狭小圈子里，悲观主义及哀伤的感情依然主宰着他的心灵。在现实生活中，诗人没有展望人类的光明前途，看到的只是痛苦和失败。在他的心且中，整个世界都处在沉沦之中，将不可避免地走向毁灭：
任何事物也没有勇敢、快活、骄傲的面容，
一切都好象由露骨的贫困所造成。
地球上的光芒出现了，
不象钟声，倒象泪痕。
到1936年，聂鲁达的政治思想和创作生活开始发生重大转变，这是同他在西班牙内战中的那段不平常的经历有关的。这年7月，西班牙内战爆发，德国和意大利对西班牙的武装干涉，使年轻的西班牙共和国处于危急之中。当时担任智利驻西班牙使馆领事的聂鲁达，被围困在马德里。在隆隆的炮声中，他亲眼看到西班牙共产党人及其英雄人民，进行可歌可泣的斗争和诗友加尔西亚的光荣牺牲;目睹佛朗哥叛军和德、意法西斯轰炸城市，屠杀妇孺。严峻的现实深刻地教育了聂鲁达，使他走上革命的道路。他曾这样写道：“我怎么能够静默地观察生活与世界，我必须走向街头去呐喊，直到最后一息。”
在西班牙内战的烽火中，聂鲁达仗义执言，以愤慨的心情，写下了著名的诗篇《西班牙在我心中》。他不仅怒斥叛军和德、意法西斯的凶恶行径，也意识到人民是不可战胜的力量，对正义事业充满胜利的信心：
已经一年多了， 自从叛徒们跑来冲撞
这条堤岸。
马德里的血潮使他们胆战心寒。
不管是火，是死，都不能把这座墙壁推翻!
聂鲁达富有战斗激情的诗篇，曾由西班牙共和国东路军事委员会印刷出版，在战士们的手中广泛流传，成为鼓舞士气的巨大精神力量。
1937年，聂鲁达从马德里来到巴黎，继续作诗，鼓舞西班牙人民的卫国斗争。由于聂鲁达对西班牙反法西斯战争深表同情，智利政府免去了他的领事职务，令其回国。次年，智利共产党等政党联合建立的人民阵线在竞选中获胜。聂鲁达于1939年又抱病重返欧洲，出任智利驻西班牙流亡政府(设在巴黎)的使馆领事。在任职期间，他克服重重困难，帮助西班牙流亡政府从法国总理达拉第所设的集中营中，营救出几千名西班牙流亡者，送到智利。
1941至1944年，聂鲁达任智利驻墨西哥领事。当时，苏联人民已开始伟大的反法西斯卫国战争。聂鲁达以极其担忧的心情注视着苏联人民的斗争，关注着苏联和世界人民的命运。战争刚爆发，他就发起组织并领导“战时援苏委员会”，从事支持苏联卫国战争的宣传活动。他在无线电广播中，在各种集会和会议上发表演说，参加介绍苏联人民英勇斗争的展览会的组织工作。1942年夏天，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期间，聂鲁达夜不能寝，情不自禁地写下了著名的《致斯大林格勒的颂歌》：
夜间，劳动者睡了，醒过来，
把手臂挥到黑暗中去，询问那黎明：
黎明啊，朝阳啊，快要来临的光辉的白日光啊，
告诉我吧，是不是人民的圣洁的手依旧保卫着那光荣的堡垒?
黎明，告诉我吧!
那钢铁是不是依旧喷吐火焰到你的苍穹里?
是不是人们依旧在他们的岗位上，
雷鸣似的大炮依旧在轰响?
聂鲁达这首诗在当时墨西哥人民中影响很大。他在工人集会上朗诵这首诗的当天晚上，墨西哥人民把它“象印战事公报那样印成了大幅招贴”，在墨西哥城的大街上张贴了两万张。
《西班牙在我心中》和《斯大林格勒的颂歌》是聂鲁达的代表作，也是他政治思想和创作上臻于成熟的重要标志。
1944年，聂鲁达回到智利。次年被选为参议员，获全国文学奖金。7月8日，他加入智利共产党。
1946年，代表地主资产阶级利益的魏地拉政府上台，聂鲁达开始从事反对魏地拉政府的活动。他给委内瑞拉《国民日报》寄发了致美洲各族人民的公开信，题为《智利民主的危机—新大陆民主的警号》。他在信中指出：“魏地拉的最亲近的帮手是纳粹走狗和军事保皇党的代表，他忠诚地为美国垄断者效劳。”1948年1月6日，聂鲁达最后一次在国会讲坛上作公开演说，对魏地拉政府指责他犯有“叛国罪”进行申辩。他指出：“不，变节的不是人民，人民仍旧忠于他们的民主的、反帝的传统。变节的是总统。”“我被总统控告，正是因为我捍卫我们祖国的独立和自主。”他还写了《伐木者，醒来吧!》等长诗，赞美受压迫民族和人民的反抗精神，声讨美帝国主义奴役、压迫黑人的罪行。聂鲁达坚持反对魏地拉政府的立场，1948年2月被解除参议员职务。次年2月，他为躲避政府通缉，逃离智利，到达墨西哥。
1949年4月，聂鲁达出席在巴黎召开的第一届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会后，他访问了苏联、波兰、匈牙利等国。同年9月，聂鲁达参加在墨西哥召开的美洲大陆保卫和平大会，作了题为《作家的天职》的报告，指出各国进步作家的任务是：“必须给人民指出道路，并和他们一起循着这条道路前进”。聂鲁达的报告受到了与会者的赞赏。不久，聂鲁达被选进世界和平理事会，被聘为斯大林和平奖金委员会的委员。
聂鲁达在进行政治活动的同时，仍然孜孜不倦地从事诗歌创作。1950年，他发表了美洲史诗《美洲之歌》，由墨西哥两个出版社同时出版。在这部内容浩瀚的史诗中，聂鲁达以激越的感情讴歌美洲大陆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美洲人民的英雄历史，颂扬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谴责欧洲殖民主义者对美洲的蹂躏。
全诗共分15章，每章都是由数首独立成章并以其内在的共同性联系在一起的诗篇组成，其中以《玛丘-比丘的顶巅》、《无边的海洋》和《我的足迹》三章为中心篇章。全诗围绕着这三章形成一个完美的整体。在《我的足迹》一章里，聂鲁达谈到自己的生活与创作道路(从童年直到参加革命行列)，以充满深挚的感情歌唱共产党：
你使我和我所不认识的人们团结友爱，
你给我浑身的每个细胞增加了力量，
你把祖国归还给我，宛如我重新诞生，
你给了我在孤独中失去的自由。
《美洲之歌》既是叙事诗，也是抒情诗，这两种不同风格的诗体在形式上的统一，是聂鲁达通过《美洲之歌》对拉丁美洲诗歌创作作出的重大贡献。聂鲁达的《美洲之歌》是拉丁美洲国家进步的现实主义诗作的高峰之一。
1951年，聂鲁达到中国访问，代表斯大林和平奖金委员会把奖金授予宋庆龄。会后，他访问了我国许多地方，并写了长诗《向中国致敬》等。诗人以一个贫苦妇女的形象来比喻旧中国，而以一个魁梧的战士来歌颂新中国的诞生：
你的形象再也不是古庙旁的一个贫苦的妇女，
而是一个强壮的为人民所热爱的战士，
一只手握着胜利的武器，
一只手怀抱着一束新月形的谷穗，
许多民族的命运，
寄托在你的肩膀。
1952年8月，智利政府解除了对聂鲁达的通缉令后，聂鲁达又回到了祖国。从这时起直至1969年，他先后担任智利作家协会主席、智利共产党中央委员等职务。作为国际上著名的诗人，他还参加各种国际会议，足迹遍及欧、亚、美洲许多国家。
1970年，由智利共产党和社会党等政党组成的人民联盟在大选中获胜，阿连德当选智利总统，聂鲁达被任命智利驻法国大使。
1971年10月，聂鲁达因长期从事进步的社会活动，和他的诗作“复苏了一个大陆命运和梦想”，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成为获得该奖的第六个西班牙语作家和第三个拉丁美洲人。
1972年，聂鲁达辞去驻法大使的职务，11月回国。智利政府和人民在圣地亚哥国家体育场为他举行盛大的欢迎会。1973年9月23日，聂鲁达在圣地亚哥因病与世长辞，享年69岁。
除上述提及的诗歌外，聂鲁达的其它作品还有：《愤怒与怨哀》(1939)、《挚爱》(1953)、《葡萄和风》(1954)、《荒诞集》(1958)、《航行与归来》(1959)、《英雄之歌》(1960)、《世界末日》(1969)、《火红的剑》(1970)、《天生我才》(1974)，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