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户孝允(1833—1877)，日本近代史上的开明政治活动家，明治维新的元勋，人们称他为“维新三杰”之一。

木户孝允号松菊、木圭等，1833年6月26日生于日本长州(今山口县)萩城。父亲和田昌景是藩医，俸禄20石。幼时曾为桂九郎兵卫养子，称桂小五郎。1865年改姓木户，后又名木户贯治、木户准一郎。

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国内灾荒连年，哀鸿遍野，农民起义和城市贫民暴动此起彼伏。1837年的大盐平八郎起义，沉重地打击了德川幕府的封建统治。与此同时，西方列强的叩关声一日紧似一日，200余年的闭关锁国体制行将崩溃。 日本的民族独立受到严重威胁。在此形势之下，尊王攘夷思想在一部分封建武士出身的知识分子中间逐渐兴起。1849年，他入当时颇具影响的民族主义思想家吉田松阴门下涉猎经史，接受其尊王攘夷、经世济民的教育。1852年至江户从斋藤弥九郎学习剑术，颇有造诣，因此曾担任私塾塾长。

木户孝允年轻时就具有明确的大义名分、尊王攘夷思想。他珍爱当代著名的水户藩学者藤田东湖的挥毫“忠义填骨髓”。他曾根据《论语》中“天下无道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的句子取号“竿铃”，以表达自己要鼓舞勤王士气、唤醒海内人士崛起的决心。他清醒地认识到，西方列强要同日本通商贸易，实际上是要逐渐变日本为附属国。贸易与战争虽然方法不同， 但目的相同。日本若不注意，必将和中国一样，陷入被西方列强掠夺、奴役的悲惨境地。所以，吉田松阴称赞木户见识弘深，志气高迈，是最有希望的学生，也是他的“无二知己”。

1859年木户孝允开始进入仕途。1862年4月受命参与藩政，赴京都辅佐藩主父子。在他的努力下，确定了尊王攘夷为长州藩的藩政方针。1863年8月18日，孝明天皇及其公卿依靠萨摩、会津二藩将长州的势力赶出京都。木户化名为新堀松辅潜伏京都，继续为推进尊王攘夷运动而努力。翌年6月，尊攘派志士在京都池田屋旅馆策划举事时被幕府势力捕杀，木户仅以身免。7月长州尊王攘夷势力出兵京都，图谋挽回局势，结果失败。幕府势力在京都大肆捕杀长州志士，木户化装成乞丐在三条桥下潜伏数日，经旧相识的艺妓几松(即后来的木户夫人松子)的多方庇护，终于潜出京都，摆脱险境。此时长州藩在幕府讨伐军的巨大压力下，支持幕府的势力掌握了藩政大权，木户的先辈或同僚大都被害。木户没有回长州而隐藏在出石的但马，又一次保住性命，因此得到一个“逃兵桂”的绰号。

此后，由于尊王攘夷志士高杉晋作举兵夺回藩政实权，长州形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1865年5月木户归至山口，得到藩主拔擢，实际上主持藩政。他行事稳健，讲究策略。在当时长州藩四面受敌、形势十分不利的情形下，他主张对外要表示“恭顺”，宛如寒夜肃然无声;对内应上下一致整顿政务，充实基础，等待再举的时机。他还认为，在西方列强入侵、国家面临安危存亡的关键时刻，只有首先打倒对外屈辱退让、对内反对变革的德川幕府，方能实现富国强兵，维护民族独立。这样的宏图大业，仅靠长州一藩的力量是办不到的，只有联合以萨摩藩为中心的其他强藩才有可能。这一策略是符合客观形势需要的。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木户排除了严重的干扰和阻力，亲自赴京都与萨摩藩代表西乡隆盛等人谈判，终于在1866年1月双方达成协议，“以诚心相联合”，“为着皇国的利益，并以早日发扬皇威、恢复皇权为目的， 诚心诚意地努力奋斗”。至此，安政年间以来互为反目的两大勤王强藩联合起来了，形成倒幕运动中的一支强大政治力量和军事力量。在这个联合力量的打击下，德川幕府很快垮台;在这联合势力的基础上，构成了此后的明治新政府和整个明治时代。这些都与木户孝允的远见卓识和豁达胸怀分不开的。木户对此立下的显赫功绩，使他成为公认的开国功臣之一。

明治新政府成立后，1868年1月木户孝允进京都参加太政官(相当于内阁)，任总裁局顾问，后改任参与(相当于阁员)。为使日本很快富强起来，木户提出应该首先确定建国基本方针，并以天皇名义颁布天下，使全体国民能够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努力奋斗。明治天皇同意后，木户和其他参与者一同起草了《五条誓约》。其中“破旧来之陋习，基天地之公道”一条就是木户提出的，由此也能看出他的破旧立新进行改革的决心。《五条誓约》成为此后维新改革的根本准则。这是木户对明治维新事业的又一贡献。为此， 4月12日他得以在大阪行宫谒见明治天皇，成为第一个得到这种荣誉的平民出身的人。

此后，木户孝允的注意力主要放在如何巩固中央集权的天皇制政权的问题上。他认为，各藩领主仍旧领有土地和人民，各以兵马实力割据一方，鞭长莫及、尾大不掉之弊在所难免。只有使300诸侯将土地人民归还给天皇(即奉还版籍)， 天下才有可能稳定，国家才有希望富强起来，并耀皇威于海外。否则，所谓维新不过是徒具虚名而已。木户首先劝说长州藩主，希望长州率先奉还版籍。但这一以国家统一利益为重的举动，却招致许多长州藩志士的猜忌，一时间舆论鼎沸，甚至有木户将被刺杀的传闻。但他不顾个人安危，继续与大久保利通、板垣退助等人共同努力，终于在1869年1月实现了长州、萨摩、土佐、肥前四藩联合奏请奉还版籍。这是削除地方割据势力，建立中央集权的天皇制政权，完成国家统一的重要一步。1870年6月木户第二次参与朝政后，进一步提出坚决废藩置县的主张。经过他的不懈努力，翌年7月实现了废藩置县，从而完全确立了中央集权政权，达到了统一国家的目的。

1871年10月至1873年7月，木户孝允作为副使随岩仓具视大臣巡访美欧诸国，深切体会到数百年之久的锁国体制是造成日本知识贫乏、落后于西方文明国家的主要原因。这次出访，他考察了各国的法律制度、政府组织形式和先进的文化科学，认为许多方面是日本应该努力汲取的。但是他对一些人盲目崇拜外国的卑下态度十分反感。对日本留学生们“轻慕美国之风俗， 不知己之自立而漫唱民主共和之说”，认为是“轻薄浮躁不堪闻”，若“不顾善害，只管漫然杂取”，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

明治政府刚成立时，为了与海外强国对峙，木户孝允提出了以国家岁入3/5用于扩充海陆军并募集国债制造船舰的计划。但此次出访使他的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他认为，当时的国家方针应以整顿改革的“内治”为主，不能轻率对外起事以贻后患。整顿改革不能单纯地模仿欧美，而应“取其所长”， “徐进文明之域”。政府的军费开支庞大，政令繁出，地税改革操之过急，这都促成了百姓生活困苦，局势动荡不安。他进而建议，政府的整顿措施首先应该裁减军费，立即撤退侵台之兵;通过减缓地税，增加人民收入，紧缩中央与地方的行政费用，特别要停止并非急需的各项建筑等。总之，政府的政策应当求实，国家的资金不能虚耗，应该多用于国民公益事业，以求减轻国民负担， 恢复国民实力，提高国民生活水平，从而奠定富国强兵的基础。

木户孝允在出访中十分留意各国教育制度，参观了各类学校设施，深切感到人才和物产是国家赖以存在的两个基础。国家的当务之急在振兴教育，培养人才，提高国民文化水平。“国家之百年大计在于人才，欲使人才千载无尽唯在于真正之教育”。对于如何发展教育事业，他提出了自己的主张。“教育非自千万人中寻一二杰才，重点在推进千万人之知识水平。故普及小学乃当务之急，”对首都附近和边远偏辟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应给予同等重视。为节约开支，取得好的效果，留学生不能滥派，应在国内学习预科的基础上，通过逐级考核选拔出成绩确实优秀者出国深造。1874年1月木户同意兼任教育大臣，大力赞助新岛襄创办同志社大学等事，足见他对发展教育事业的重视。

木户孝允出访的另一个重大收获， 就是认识到只有加强法制，制定国家的根本大法才能实现富国强兵。他惊叹欧美各国法律制度的进步。通过波兰亡国的实例，他认为法制是否完备是一个国家兴废存亡的重要因素。但是，国家、法律和人民的关系不可倒置。国家因人民而立，政府为人民所设。罗马古语曰：有民则有法。可见政规典则是不可缺少的。但人民并不是供政府使役的对象，政府施事应以人民为归宿，而不能不问民情，仅靠法律来约束人民。人民重于法律，法律贵在适于人民。再完美的法律，如果不适合于人民就毫无价值。日本的当务之急就是通过建章立法，逐步给人民以参政权。虽然木户所谓的“人民”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仍然可以看出他的思想是比较开明进步的。所以在1874年1月板垣退助等提出建立民选议院建议书时， 木户就表示赞同。1875年1月，他与伊藤博文、板垣退助、大久保利通等约定为逐步推行君主立宪体制而共同努力。3月木户第三次参加内阁，并任地方官会议议长。后来因为在立宪政治、国家财政等方面与政府其他阁员发生分歧，1876年3月又辞去了政府职务，改任顾问。

1877年1月，木户孝允侍从天皇赴京都后宿疾复发。2月，听到西乡隆盛率兵作乱的消息，木户“悲叹痛惜之极”， 感到“与其病死于窗下，不如捐躯于征途”，想要不顾病体亲赴九州劝说西乡以休兵革，使人民免于涂炭之苦，终因病势日渐沉重，未能成行。 5月26日，木户孝允去世，终年44岁。

木户孝允忠于天皇，是地主、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者。他比较能够体察民情，是明治维新运动中有重大贡献的开明政治活动家。明治天皇在木户去世前夕亲自褒奖他“有始有终”，是“国之柱石”。

木户孝允和伊藤博文等人一样，完全继承了吉田松阴的民族扩张主义思想。他认为“皇统连绵与天壤无穷”，世界各国“实无比我神州(指日本)者”。为了提高天皇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1868年4月，他曾建议表彰古代丰臣秀吉统一天下出征朝鲜的“勋劳伟烈”，复兴丰国(指丰臣秀吉)神社的祀典，其意在于“思得如秀吉其人”以耀皇威于海外。早在1863年他就参与过幕府重臣胜海舟的侵朝计划。1868年12月，为了转移封建士族对明治新政府的不满情绪，他和大村益次郎商定了侵朝计划，实际上是明治初年“征韩论”的倡导者之一。木户出访归国后改变主意，强调搞好内治，坚决反对侵略朝鲜、台湾，并因此不惜辞职。这是因为他感到当时国内“治效未尝文明，国步未尝富强，有独立之名而无独立之实”，愿首先“励我治务，厚我国力，正其名而徐图二国，数年后亦不迟也”。他曾表白自己的真实心情说： “耀国威于海外，辟版图于异域，于国人之情岂不喜哉! 臣虽懦弱， 若取快于一时，亦欲勇跃于鼙鼓之下，奋迅于炮石之间。”而在1875年江华岛事件①时他就积极支持侵略朝鲜了。很明显，在他的思想中日本理应“出万邦之右”。“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是他一切活动的根本出发点。

木户孝允一生著述颇多，均收集在《木户孝允文书》和《木户孝允遗文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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