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西米利安·德·罗伯斯比尔(Maximilien de Robes-pierre，1758—1794)，法国杰出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政权的领袖。
1758年5月6日，罗伯斯比尔生在阿尔图瓦郡阿腊斯城。祖父和父亲都是律师。母亲出生在一个小资产阶级家庭，外祖父是啤酒商人。当他6岁的时候，母亲便去世了。三年后，父亲抛弃了罗伯斯比尔兄妹四人，离开家庭，此后一直杳无音讯。父亲出走之后，罗伯斯比尔由外祖父抚养和教育。他起初在阿腊斯城上学，1769年转入在法国享有盛名的巴黎路易学校。罗伯斯比尔勤奋好学，成绩优异。1778年，他在路易学校毕业，同年，进入巴黎大学学习法律。
罗伯斯比尔政治观点形成的年代，正是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夕。启蒙运动对社会各阶层人民，特别是对第三等级影响很大。罗伯斯比尔对社会政治问题十分关注。应该采取何种方法推翻封建专制制度?如何夺取政权?这种种问题终日在他的头脑中盘旋。他孜孜不倦地阅读启蒙思想家的著作，力求从中寻找答案。在启蒙思想家当中，卢梭的著作对罗伯斯比尔影响最大。
卢梭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家，他的学说在启蒙运动中较为激进，他探讨了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以及克服不平等的办法。卢梭认为在自然状态时，人是平等的，私有制的产生使人们失去了天赋的自由平等。私有财产是人类一切痛苦的根源。但同时他又认为，私有财产是文明社会的真正基础，是公民事业的真正保证，私有权是一切公民权中最神圣的权利。他反对大私有财产，却维护小私有财产。他提出人民主权的思想，他的理想是建立资产阶级的共和制。
随着岁月的流逝，罗伯斯比尔对卢梭的崇敬与日俱增。1778年当罗伯斯比尔在巴黎大学学习时，曾到爱尔曼诺尔拜访卢梭。这次会见使罗伯斯比尔更加信仰卢梭的学说。在后来的革命过程中，罗伯斯比尔力图把卢梭的思想付诸实践。
1781年罗伯斯比尔在巴黎大学毕业后，返回家乡继承祖业，当一名律师。罗伯斯比尔既熟悉法律，又公正不阿，敢于抗拒流弊和恶俗，为一些被侮辱和欺凌的人们说话。他曾帮助一位农民对领主进行起诉;曾为一个受神甫凌辱的无辜少女进行辩护，并取得胜利。罗伯斯比尔在阿尔图瓦郡越来越有声望，受到群众的尊敬和爱戴。
1788年罗伯斯比尔撰写了一本小册子，名为《致阿尔图瓦郡人民的呼吁书》，要求改革郡的三级会议。他指出，郡的三级会议并不代表人民的意志，只是现存政权的一个俯首听命的附属物。他列举了第三等级所受的压迫，描述了农民的困难处境。罗伯斯比尔在这本小册子以及他起草的陈情书中提出了一些民主主张，受到第三等级的热烈拥护。阿尔图瓦的第三等级选他为代表，到巴黎去参加全国的三级会议。到巴黎后，罗伯斯比尔参加了雅各宾俱乐部。
1789年5月5日全国性的三级会议开幕。7月14日巴黎人民攻陷巴士底狱，揭开了法国大革命的帷幕。自1789年7月14日至1793年6月2日，代表大资产阶级的君主立宪派和代表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吉伦特派相继掌权。在这段时间里，激荡着法国，引起各阶级、各种政治派别之间激烈斗争的问题是1791年的宪法、对国王的处理和对外战争。罗伯斯比尔对这些问题的看法有一个转变和发展过程。
1791年9月通过的宪法，是法国人民反封建斗争的一个重大胜利。著名的《人权宣言》是这部宪法的序言。宪法主要反映大资产阶级的利益，规定了一些资产阶级的民主权利，但对封建王权采取妥协。其中最明显的有两点：一是把公民分为积极的和消极的两种，规定具有至少缴纳三个工作日价值的直接税，既不是奴仆也不受雇佣等条件的人才能称为“积极公民”，只有积极公民有选举权;二是规定“最高行政权专属于国王”，他对议会颁布的法令有暂时否决权。
罗伯斯比尔对上述两点持否定态度。制宪议会中自由主义的代表们认为，行政管理和立法与财产有关，没有财产的人不会关心行政管理和立法，不会积极参与国家政治生活，他们是“消极公民”。罗伯斯比尔本着卢棱所主张的反对大私有、保护小私有的观点，提出了民主主义的见解。1791年8月11日，他发表演说，有力地抨击选举中的财产资格限制。他认为，富人的产业需要法律加以保护;小私有者的穷家破舍和他们的自由、生命和安全也是自然赋予的，也应受到法律的保护。不允许他们参加立法、参与行政管理是违反天赋人权的。罗伯斯比尔正确地指出，依据财产资格限制建立的政治制度，乃是富人的贵族政体，是“以财产特权阶级的政权来代替门第特权阶级的政权”。因此他提出了普选权的主张。
1791年宪法允许国王享有暂时否决权。罗伯斯比尔认为，暂时否决权同否决权无本质区别。法律是公共意志的表现，如果授予国王以否决权或暂时否决权，这就使国王的意志高于全体人民的意志。
1791年6月20日深夜，国王路易十六经过一番乔装之后，偷偷逃出了巴黎。他妄想逃到国外，依靠奥、普、俄等国封建君主的帮助，组织逃亡国外的贵族，打回法国，扼杀革命。当他逃至瓦棱时，被群众认出押回巴黎。如何处理国王，这个问题在全国各阶级、各政治派别中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右翼保守派为了保护国王，散布谎言说“国王逃跑不是出于自己的意志，而是被人拐骗走的”，并根据1791年宪法中“国王的人身神圣不可侵犯”的条文，坚决反对惩处国王。罗伯斯比尔反驳道： “国王是不可侵犯的! 但是人民不也是不可侵犯的吗?国王不可侵犯是建立在虚构之上;人民不可侵犯则是建立在大自然不可违反的权利之上。而你们用不可侵犯的盾牌来掩护国王，怎能不将人民的不可侵犯性作为国王不可侵犯性的牲牺品呢?”自革命开始至1792年底审判国王这段时间里，罗伯斯比尔的思想向前发展了。在1789—1791年间，罗伯斯比尔曾经主张废除死刑。他认为，死刑是极端不公正的，它不是最有镇压性的刑法，与其说它能防止犯罪，不如说它能促使犯罪事件增加。关于审判国王，起初他认为这只是路易十六的个人问题，他只要求废黜路易十六，不要求推翻君主政体。他认为君主并不可怕，有君主存在，国民也可能是自由的。但后来他毅然决然地赞成处死国王。他从革命的利益出发，赞成共和制，认为路易十六与共和国不能并存，只要路易十六存在，共和国就有灭亡的危险。
当时欧洲各主要国家把法国革命看成是洪水猛兽，联合起来对法国进行武装干涉。法国人民奋起保卫祖国，保卫革命。罗伯斯比尔起初反对战争。他认为当时革命的主要危险来自内部敌人。如果爆发了战争，国内的敌人将乘机进行反革命活动。但当战争终于爆发时，罗伯斯比尔则坚决主张必须赢得战争的胜利，只有胜利才能保卫革命成果。
随着革命逐步深入发展，罗伯斯比尔积极的革命活动和激进的政治主张，赢得了群众广泛的信任，他成了雅各宾派的领袖。
吉伦特派掌权的后期，国内投机倒把盛行，民不聊生。在前线作战的将军腐败无能，投降敌军，甚至倒戈指向革命。战场上节节败退，局势万分危急。为了拯救祖国，挽救革命，罗伯斯比尔等山岳派勇敢地领导巴黎人民于1793年5月31日—6月2日举行武装起义，推翻吉伦特派政权，建立了雅各宾专政。
罗伯斯比尔是雅各宾专政的灵魂。7月27日，罗伯斯比尔加入救国委员会，并成为该委员会的实际领导人。此时，救国委员会是一个强有力的机构，拥有无限权力。它对内镇压王党叛乱，对外抗御入侵之敌。雅各宾专政时期将逃亡贵族的土地收归国有，分成小块出卖，十年内分期付款。农村中的公有土地，除森林、广场、公路、两乡共用的牧场等以外，皆按人口平均分配，较彻底地解决了土地问题。1793年制定的新宪法规定法国为统一的不可分的共和国，凡年满21岁的全体男子皆为公民，废除了财产限制。这是近代史上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宪法之一，但它并未付诸实行。雅各宾政权还对41种日常生活用品规定了最高限价，与此同时，也规定了工资的最高额，后者对劳动人民尤其是工人没有益处。
雅各宾派掌权之初，国内反革命势力嚣张一时，革命的敌人刺杀了著名的革命民主派马拉、沙利埃等人。在波尔多、里昂、尼姆、马赛发生了反革命暴动。一些商人囤积居奇，投机倒把，造成了严重的粮食危机。面对这种紧急局势，雅各宾政权公布“严禁囤积垄断法令”，宣布囤积垄断为重大罪行; 不久又公布关于嫌疑犯的法令。1793年9月17日通过的法令又扩大了嫌疑犯的范围。对待嫌疑犯或监禁流放，或处以死刑。雅各宾专政通过这些措施实行恐怖政策。罗伯斯比尔认为，由于革命政府是在动荡情况下，尤其是在严重的危险有增无已的紧急关头行使职权，因此，它的活动应该比一般政府更主动、更自由。罗伯斯比尔认为，战事不终止，恐怖政策即须继续。雅各宾政府实行的恐怖包括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恐怖的矛头不仅指向贵族和反革命神甫，而且还指向大资产阶级。当时实行恐怖政策是必要的，这关系到共和国的生死存亡。但是后来恐怖范围愈益扩大，被处死的人逐日增多。罗伯斯比尔反对无限制的实行恐怖，认为一些官员的残暴行为“将会玷污大革命、毁灭大革命”，并尽其所能从断头台上挽救过不少人的性命。但是，他曾同意通过牧月法令(1794年6月10日)，此法令取消了辩护人和预审制，允许陪审员可根据“物证、文件、精神与口头的证据”判罪。可见罗伯斯比尔在扩大恐怖上是有责任的。
罗伯斯比尔在整个革命期间廉洁奉公，获得了“不可腐蚀的人”的美名。许多革命初期的著名人士乘革命之机，大发横财，而罗伯斯比尔则居住在巴黎的一个细木工师傅家中，过着小资产阶级的俭朴生活。罗伯斯比尔把一生都献给了资产阶级革命，很少顾及私人生活。他曾先后两次恋爱，但都因重任在身，无暇他顾，至死也未顾得上结婚。
雅各宾专政时期，罗伯斯比尔的威望与日俱增。1794年6月4日，国民公会举行会议，全体代表一致推举罗伯斯比尔为主席。四天之后，即6月8 日，罗伯斯比尔主持了庆祝新信仰的最高主宰的仪式。是日上午八时，杜伊勒里园中礼炮齐鸣，罗伯斯比尔率领代表来到园中，他穿着闪闪发光的服装，手捧花束和麦穗，容光焕发、精神抖擞地走在代表们的前面，与其余代表们相距约15步远，当他发表了长篇演说之后，群众高唱赞美诗。随后，举行游行。约有50万人参加了这次庆祝仪式。大家都热烈地向罗伯斯比尔祝贺，有人把他比作为希腊神话中的音乐之神，给人民指示了文化与道德的原则。但与此同时，有些代表却对他怀着怨恨和不满，正在伺机进行报复。
随着革命的深入发展，代表劳动人民利益的忿激派和埃贝尔派提出了更为激进的要求，同雅各宾政权作斗争。罗伯斯比尔为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镇压了忿激派和埃贝尔派。此后，雅各宾政权的群众基础便大大地削弱了。与此同时，大资产者，尤其是在革命过程中大发横财的“新富人”对雅各宾政权的种种限制极为不满。他们中的一些人物进行活动，准备推翻罗伯斯比尔为首的雅各宾政权。
7月26日(热月8日)，罗伯斯比尔已觉察到有人谋划推翻他。他在国民公会演讲时说：“我来是为了消除严重的误解，我来是为了熄灭这一可怕的不和的火焰。有人想要用这个火焰烧毁这一自由殿堂和整个共和国”。
7月27日(热月9日)，反对罗伯斯比尔的人们组织进攻，在国民公会中阻止罗伯斯比尔发言，并通过了逮捕罗伯斯比尔及其拥护者的决议。罗伯斯比尔当即被捕。当天，罗伯斯比尔又被巴黎市府和国民自卫军从狱中营救出来，但此时罗伯斯比尔已大不如前那样坚决果敢了。当他正在起草号召人民起义的宣言时，政变力量控制的军队攻入巴黎市府大厅。罗伯斯比尔开枪自杀受伤。次日，即热月10日，罗伯斯比尔被送上了断头台，时年36岁。
罗伯斯比尔是一位杰出的资产阶级革命家，代表中小资产阶级的利益。他的思想、他代表的阶级利益和他所处的历史条件使他不能和贫苦劳动群众一起实行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封建桎梏被摧毁后，资本主义要求自由地、不受限制地、充分地发展。以罗伯斯比尔为代表的雅各宾专政实行的一些限制资产阶级自由竞争、自由发展的措施，必然会引起大资产阶级反对。这部分人当时是相当强大而有力量的。罗伯斯比尔的结局并不是偶然原因造成的，这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