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1871—1919)，德国和波兰工人运动卓越的女革命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波兰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左派的著名领袖。
卢森堡1871年3月5日生于波兰卢布林省萨莫希城一个犹太商人家庭。两岁时随父母移居首都华沙，后入第二女子学校就读。她勤奋好学，成绩优异，中学毕业后便献身波兰革命运动，走上一个职业革命家的征途。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波兰，处在沙俄残暴的殖民统治之下。身受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双重苦难的劳苦大众，奋起反抗。游行示威，罢工罢课，直至华沙街头的流血冲突，接连不断。严酷的现实，火热的斗争，吸引了卢森堡的注意力，使她愈来愈关心社会问题，把自己的命运同民族独立和阶级解放联系在一起。当她还是一个少女时，就加入了波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党”(1882年成立)。后来，沙皇政府血腥镇压了风起云涌的波兰革命，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大批革命者惨遭杀害，或被判处监禁、苦役。卢森堡也被列入警宪追捕名单。1889年， 她被迫远离故土，侨居瑞士，开始了终生颠沛流离的政治流亡生涯。
在瑞士生活的7年，是卢森堡为未来的战斗磨砺“武器”的时期，也是她在国际工人运动的舞台上初露锋芒的年代。1890年，卢森堡到苏黎世大学深造，最初攻读自然科学，后转向社会科学，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还掌握了六、七种语言文字。她十分关注祖国的命运，悉心考察德、俄等国以及国际工人运动的发展，结识了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普列汉诺夫和波兰工人运动领袖马尔赫列夫斯基、约吉赫斯等人，经常出席国际社会主义者的集会。在国际讲坛和工人政党的报刊上，这位年轻的女革命家以其动人的演说，犀利的笔锋，引起人们的注意。
1892年，一些波兰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在巴黎成立波兰社会党。他们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在波兰工人中进行民族主义、分离主义的宣传，反对同俄国工人联合一致进行斗争。卢森堡同波兰社会党领袖的错误进行了斗争，揭露他们用民族主义的言辞蛊惑人心，提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口号。她认为，波兰工人阶级的任务在于联合各国无产阶级，特别是俄国无产阶级进行反对专制制度和资本主义的斗争，民族独立问题只具有从属的意义。
卢森堡及其战友于1893年创建了波兰无产阶级的政党——波兰社会民主党，又称“波兰与立陶宛王国社会民主党”。她和马尔赫列夫斯基等主编的《工人事业》杂志成为党的机关刊物，在波兰工人中广为流传。波兰社会民主党在异常困难的条件下，宣传和组织群众，造就了一批优秀的工人运动活动家。列宁充分肯定卢森堡等人这一历史功绩，指出他们“第一次在波兰这个完全浸透了民族主义要求和狂热的国家里，建立了真正马克思主义的真正无产阶级的政党。”①
但是，卢森堡在反对病态的民族主义的时候，却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她不理解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与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之间的关系，认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不应该在自己的纲领中承认民族自决权，否则就会助长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气焰，甚至说应当拒绝给波兰自由分离的权利。以后，她这种错误观点又继续发展，以致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上，同列宁存在着原则的分歧，进行过长期的争论。列宁在许多著作中，都曾给予严肃的批评。
1897年，从苏黎世大学毕业并获得法学博士学位的卢森堡，离开瑞士，迁居德国。从此，她积极参加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活动，先是参加德累斯顿和莱比锡党的机关报工作，几年后长住柏林。这时，德国社会民主党正处在一个严重的历史转折关头。恩格斯逝世后，各国党内早就存在的右倾机会主义势力，发展成公开的系统的修正主义。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提出全面的“修正”。
伯恩施坦的挑战，首先引起德国党内革命者的抗议，其中最先挺身出来反击伯恩施坦的就是卢森堡。她在《萨克森工人报》和《莱比锡人民报》上，同伯恩施坦展开了尖锐的论战。继而在1898年德国党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和1899年汉诺威代表大会上，和李卜克内西、倍倍尔、蔡特金、梅林等人一起同修正主义者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她采取最坚决的态度，严厉批驳伯恩施坦分子的阶级合作和社会改良主义的谬论，痛斥“最终目的是算不了什么的，运动就是一切”这个修正主义的口号。
在德国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所写的反对伯恩施坦主义的著作中，卢森堡的著作是最富于战斗性和最具有理论价值的。特别是《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一书，对伯恩施坦进行了系统的批判。她指出同伯恩施坦的根本分歧，不是斗争的方式和策略的不同，而是要不要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问题。伯恩施坦的理论，“是劝大家放弃社会民主党的最终目的即社会主义革命，反过来把社会改良从阶级斗争的一个手段变成阶级斗争的目的。”
接着，围绕法国米勒兰参加资产阶级内阁的事件，又发生了一场争论。在1900年第二国际巴黎代表大会上，卢森堡支持盖得派，坚决主张对米勒兰的叛变予以制裁。她猛烈抨击把参加现政府视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开端的喧嚣，认为这只能使党的队伍混乱和腐化，只能巩固资本主义制度，决不能改变资产阶级国家的性质;社会民主党只有在资产阶级国家的废墟上才能执政。
捍卫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进行勇敢的斗争，是卢森堡一生中的光辉篇章。但是，由于对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本质和根源认识不足，也由于在思想上、理论上还不够成熟，特别是患有第二国际在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这种流行病，不懂得党必须是工人阶级有组织的先进部队，必须用严格的组织性、纪律性来保证政治上、思想上的统一，否则就不可能领导无产阶级走向胜利。因此，卢森堡长期没有从组织上同修正主义划清界线，甚至追求无原则的“妥协”和“统一”，犯有调和主义的错误。她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派在党的组织原则上的对立，也采取了错误的立场。曾经应孟什维克的邀请，发表文章指责列宁的建党思想是“极端集中主义”，提倡“奴隶般的顺从”等等。
卢森堡是一位热情洋溢，斗志旺盛，以无产阶级解放事业为己任，充满献身精神的英勇战士。在二十世纪最初几年，她的足迹遍及德国许多地区，经常深入工人群众，出席过数以百计的群众集会，到处发表激动人心的演说，深受广大工人的爱戴。1904年6月，德国政府以所谓“亵渎”德皇威廉二世的罪名，下令逮捕卢森堡，判处三个月的监禁。
1905年俄国革命爆发后，出狱不久的卢森堡立即投入斗争的激流，公开发表向俄国革命致敬的祝辞，在群众大会和德国党代表大会上，号召德国工人效法俄国的榜样，采取直接革命行动。同年年底，她潜回华沙，亲身参加和领导祖国人民反抗沙皇专制制度的浴血搏斗。1906年春，沙皇政府用刺刀又一次把波兰起义淹没于血泊之中。3月卢森堡再次被捕。为了抗议沙皇的虐待，她进行过绝食斗争。后来当局慑于群众的压力，被迫允许健康遭到严重摧残的卢森堡保释出狱就医。不久，她来到彼得堡，在布尔什维克的帮助下，于9月返回柏林。
经过1905年革命的洗礼，在怎样对待群众的革命暴力行动问题上，卢森堡很快认识到孟什维克的机会主义面目，转向拥护和支持布尔什维克。难能可贵的是，卢森堡对俄国革命经验所持的态度，同第二国际绝大多数党的正式代表完全不同。她在这个时期发表的《布朗基主义和社会民主党》、《总罢工和德国社会民主党》、《俄国革命》等著作，阐述了俄国革命的基本经验对德国和西欧的普遍意义，申明“伟大的俄国革命将成为在以后几十年中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师表”;斥责了普列汉诺夫和孟什维克害怕人民群众的直接革命行动，把希望寄托在沙皇的杜马骗局上的机会主义策略;反驳了诬蔑政治总罢工和群众武装起义是“野蛮的”斗争方式的德国党内的机会主义庸人。
卢森堡在这一时期的著述和言论，虽然仍不免包含一些错误的成分。譬如，崇拜自发运动，否认党的领导作用;反对列宁关于建立工农联盟和工农民主专政的思想，提出过半孟什维主义的所谓“不断革命”方案。但是，她在捍卫1905年革命的正确路线，击破机会主义对布尔什维克的围攻方面，是有重大功绩的。所以列宁称道她不愧为“革命无产阶级的真正马克思主义的杰出代表”。①
在帝国主义列强疯狂扩军备战，加紧策划世界大战的年代里，卢森堡为反对战争，坚持革命，进行了忘我的斗争。在1907年第二国际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她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会前，由右派和中派把持的德国党代表团企图把卢森堡排斥于大会之外，但是，她终于以波兰党代表的资格出席了大会。在会上，她和列宁、蔡特金协力合作，反对各种机会主义的决议草案，并在倍倍尔草案的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列宁、卢森堡修正案，正确地分析了军国主义的实质，明确规定了无产阶级在帝国主义战争中的路线，使原决议草案的面目一新，并为大会所通过。
卢森堡的反战宣传引起德国反动当局的惊恐不安。他们在1914年两次拘捕卢森堡，并开庭审判她。然而，敌人的法庭却变成了革命者的讲台，她的辩护词被人们争相传诵，成了声讨战争狂人的檄文。
在战前，卢森堡利用担任德国党中央党校讲师的7年时间，潜心撰写了一些理论著述，有的曾经引起强烈的反响和广泛的争议。如1908—1909年写的长篇论文《民族问题和自治》，详细地阐述了反对民族自决权的观点。因此，一再为俄国和国际上的机会主义分子所利用，成了他们反对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的正确纲领的主要理论武器。又如1913年，她发表了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的主要理论著作《资本积累论。从经济上说明帝国主义》。其中关于资本主义再生产和帝国主义的论点，人们的褒贬毁誉很不相同，列宁对它是持否定态度的。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卢森堡是最早揭露第二国际的破产，坚决反对社会沙文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在社会民主党绝大多数领袖纷纷倒向本国政府的怀抱，变成帝国主义的帮凶和同谋的情况下，卢森堡勇敢地担负起组织革命左派的重任，和梅林一起创办了《国际》杂志，提出“不要国内和平，要进行国内战争!”的口号和“重新建立国际”的任务。1915年，卢森堡再度被反动派以“严重叛国罪”投入监狱。她的那本脍炙人口的《社会民主党的危机》(又名《尤尼乌斯的小册子》)，就是在这次狱中的奋臂之作。在当时，除了列宁的著作以外，这是揭露战争性质，批判社会沙文主义的一部最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著作。美中不足的是，她没有提到社会沙文主义同机会主义的联系，所以既不能真正了解“社会民主党的危机”，也不能克服它;小册子还否认在帝国主义时代有发生民族自卫战争的可能性，一概反对任何性质的保卫祖国;还认为对德国人民来说，这次战争无论胜利或失败同样都是有害的。
1916年2月，刚刚刑满出狱的卢森堡，由于参加五一节在柏林举行的反政府示威游行，于7月又一次身陷囹圄，长达两年多之久。这是她一生中最艰苦的日子。但是，卢森堡一如既往，以政论和通信坚持战斗，为后人留下了一位坚贞的共产主义者和渊博学者的光辉记录——《狱中书简》。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爆发后，卢森堡虽然身囚狱中，却十分关注事态的发展。她满怀激情地写了《论俄国革命》的小册子，驳斥第二国际叛徒对十月革命的诽谤，赞扬布尔什维克在重大历史关头表现出来的革命首创精神，同时，她又指责布尔什维克解散立宪会议，剥夺资产阶级的民主权利，反对苏维埃政权运用革命的恐怖政策，以及把土地分给农民，使大地产和大庄园解体等等。不过，卢森堡对十月革命的大部分错误意见，后来很快就纠正了;而且，她所提出的无产阶级国家必须从制度上保障人民民主和实行法治，以防止官僚主义滋长的远见卓识是值得重视的。
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使卢森堡获得解放。她随即参与创办了堪称德国革命号角的《红旗报》，改组成立了左派组织“斯巴达克联盟”。11月18日，她在《红旗报》上发表文章，提出“废除资本统治，实现社会主义制度”，“全部权力要掌握在劳动群众手中”。残酷的斗争和迟迟不愿同旧的社会民主党决裂的痛苦教训，使“斯巴达克同盟”领导人终于认识到建立一个独立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党的迫切性。12月30日，德国共产党在柏林召开成立大会，决定以主要由卢森堡执笔的《“斯巴达克同盟”要求些什么?》一文，作为党纲的基础，并由她在会上作了《我们的纲领和政治情况的报告》。这个纲领和报告存在着一些严重的缺陷。首先是对党的领导责任认识不足，认为党只应该担负宣传鼓动的职能。在组织上否认民主集中制，实行各级地方组织的自治，这就削弱了党的作用和战斗力。其次，片面强调城市工人运动，低估农民的作用，把中农看作反革命力量，宣布征收一切大中地产，成立农业公社。结果，失去了广大农民的支持和拥护。
资产阶级和艾伯特之流对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卢森堡等恨之入骨，给他们加上了“暴徒”、“强盗”一类恶毒的罪名，以10万马克的高价悬赏换取她和卡尔·李卜克内西的首级。卢森堡临危不惧，始终忠于职守。她在生前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中，仍然怀着坚定的信念向敌人宣告：“你们的‘秩序’只是建筑在浮冰上的宫殿”，“革命是永存的!”1月15日，由于叛徒告密，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不幸被捕，接着惨遭杀害，时年48岁。
卢森堡的一生，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一生。她的不朽功勋将彪炳千古，与日月同辉。诚然，她在认识上和实践中犯过许多错误，但是瑕不掩瑜，错误并没有掩盖其夺目的光彩。在卢森堡的身上有两个最鲜明的特色：一是为实现共产主义事业，义无反顾，奋斗终身，直至献出自己的宝贵生命;二是襟怀坦白，光明磊落，勇于改正错误，能够随着革命的潮流不断前进。所以，列宁把她比做一只搏击长空的鹰，说“鹰有时比鸡还飞得低，但鸡永远不能飞得象鹰那样高。”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