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苏特·劳约什(Kossuth Lajos,或路德维希·科苏特Ludwig Kossuth 1802—1894),匈牙利1848—1849年革命最著名的活动家和卓越的领导人,匈牙利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他为消灭封建农奴制度和推翻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争取匈牙利民族独立贡献了毕生的精力,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恩格斯曾给予这次革命和它的领导人以崇高的评价,指出:“长期以来,我们第一次见到了真正的革命性质,第一次看见了一个敢于代表本民族人民接受敌人的挑战而进行殊死斗争的人——路德维希·科苏特;对于本民族来说,他体现了丹东和卡诺的形象。”①科苏特作为匈牙利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的象征,在人民中享有崇高的荣誉,他的名字和业绩久传不衰,人们亲切地称他为“科苏特老爹”。现在,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以及外省许多城市都建有科苏特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193页。若尔日·雅克·丹东: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的卓越活动家之一。尼古拉·拉查尔·卡诺:法国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倾向雅各宾党人。的塑像和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广场、街道等。国家设有科苏特奖金,每年3月15日向各条战线的优秀代表颁发,以资鼓励,并表达人民对这位民族英雄的怀念和敬意。
科苏特1802年生在匈牙利东北部莫诺克市的一个小贵族家庭里。早年就学于萨罗什保陶克大学,1823年取得律师资格。他青年时代深受法国大革命思想的熏陶,1824—1832年在自己的家乡泽姆普莱州担任地方官职。1832年底,他当选为波若尼(当时匈牙利的首府)等级议会代表,从此涉足政界。他主持创办了《议会通报》(1832—1836年),作为议会反对派的喉舌,极力宣传保卫民族利益和进行社会改革。议会休会期间,他继续创办《市政通报(1832—1837年),招致反动当局的嫉恨,刊物被查封。科苏特也于1837年被捕,并被判处4年徒刑,直到1840年获释。他虽身陷囹圄,仍自学英文,攻读政治经济学,为迎接新的战斗做好一切准备。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匈牙利仍是处在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一个封建的殖民地国家。这时期匈牙利全国人口约800万,其中有4/5的人口从事农业,赤贫如洗的农奴就有300万左右。工业领域是工场手工业和家庭手工业占优势,大都是农产品加工,这些少得可怜的工业还得依附维也纳,其产品的87%要运往奥地利。随着国际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奥地利资本主义势力向匈牙利的渗透,到了四十年代中期,匈牙利的资本主义也逐渐发展起来了。手工业工人数目从1815年的8万8千人,到1846年达到23万3千人,增长了3倍。对外贸易额增加两倍。1846年修建了第一条铁路,建成了拥有1,000名工人的老布达造船厂和一批农机加工厂。这时,反对封建制度,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的变革的情绪与日俱增。匈牙利社会内部矛盾更加激化。由于城市资产者还未形成为阶级,具有中、小地产的自由贵族便被推上了革命前台,其中心人物就是科苏特。
科苏特于1841年1月创办《佩斯报》。他以编辑的身份撰写了大量文章,阐明实行资本主义的改革。他要求民族自治,主张通过赎买方式使农民分到土地,以求达到解放农奴的目的;要求废除贵族豁免捐税的特权,课征地方税和捐税以及进行民主选举等。他认为,只靠贵族(指资产阶级化了的自由贵族)不能达到这一目的,他们必须和人民联合在一起以增强自己的力量,强调贵族和人民大众“利益的一致性”。他的这些主张赢得了广大读者的支持。《佩斯报》创刊半年后,销数就由600份增加到4,000份,并且应广大读者的要求重印前半年的期数,在匈牙利新闻史上还从未有过这样的事情。但这份报纸却在1844年中期被反动当局查封。
1845年起,科苏特给《工业协会周刊》撰写文章。他指出,“没有经济上的独立,政治独立只能是一句空话!”提出要发展民族工业,要把匈牙利变成一个独立的关税区。他首倡建立一个工业协会。1842年他领导组织了匈牙利第一次工业展览。在1843—1844年的议会里,科苏特和反对派一起迫使议会通过了实行保护性关税的议案,却遭到奥皇费迪南五世的否决。科苏特遂于1844年创办“匈牙利交通协会”、“建厂协会”以及后来抵制奥货的“保护协会”,亲任后一协会的主席,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一个抵制奥货的运动。这个运动的结果带来某些民族工业(如纺织和轻工)的繁荣,并促使人民群众进一步反对维也纳宫廷的政策。于是一个纯粹经济性质的运动酝酿成为影响深远的政治运动。
1847年秋天,科苏特被选为佩斯州的代表参加1847—1848年的议会——匈牙利封建时代召开的最后一届等级议会。科苏特亲自起草了作为反对派正式纲领的《反对派宣言》。这时,他已作为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领袖登上了政治舞台。
1848年的欧洲,资产阶级革命风起云涌。2月23日,首先在巴黎爆发了革命。3月3日,科苏特在议会上提交了一份全面的政治纲领草案,要求制定一个全哈布斯堡王朝的宪法,成立匈牙利责任内阁,废除劳役制,解放农奴,实行普遍课税、普选权和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一系列根本性的资产阶级改革措施。这些要求后来成了裴多菲十人小组起草的《十二条》纲领的基础。
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于3月13日也爆发了革命,奥皇被迫免去梅特涅的首相职务,答应制定宪法。消息传到匈牙利引起极大的反响。以诗人裴多菲为首的十人小组发动并领导了3月15日的革命。示威群众包围了市政厅,迫使市长同意接受《十二条》。胜利消息象闪电般传遍外省城乡,人民纷纷起来游行示威,表示支持。在议会中以科苏特为首的反对派也相呼应,他在议会表决保卫革命成果和迫使维也纳支持革命这方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3月15日,由他亲率高级代表团去维也纳谈判。沉浸在革命胜利欢乐中的维也纳人民非常热烈地欢迎这位来自邻邦的革命领袖,因为正是他,在3月3日提出同样给奥地利人民以宪法的正义要求。科苏特后来回忆到:1848年3月15日这一天,皇城里不是不可一世的哈布斯堡家族,而是他本人成了事件的主宰人。
科苏特一行最后迫使奥皇同意成立匈牙利责任内阁。3月17日,奥皇授权主张和哈布斯堡妥协的温和派波江尼·劳约什组阁。科苏特被任命为财政部长。尽管这个政府采取阻止革命继续发展的立场,但是科苏特在政府中代表激进派的声音。在他的影响和领导下,3月18日通过了在军事上和财政上独立自主,取消劳役制,实行普遍课税,和特兰西瓦尼亚联合,出版自由,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及其他总共35条法令。这些法令被称为48年法令。它宣告几百万农奴的解放,废除了几世纪以来的劳役和什一税。因此,它在实质上消灭了封建制度,并为匈牙利向资本主义发展开辟了道路。
维也纳宫廷绝不甘心匈牙利革命所取得的胜利。随着欧洲革命力量的消退,他们决心用武力来讨伐匈牙利,暗地里把克罗地亚总督叶拉契奇武装起来,撺掇他向匈牙利进攻。面临战争的威胁,7月11日科苏特在议会上呼吁“拯救祖国”,要求招募20万新兵和拨款4,200万福林。全体议会代表报以热烈的掌声,予以通过。科苏特热泪盈眶地说:“我要为我们伟大的民族鞠躬尽瘁!”他满怀信心地宣告:“即使匈牙利处在地狱的门口,也决不会被征服!”
1848年9月11日,以叶拉契奇为首的4万奥军大举进攻匈牙利。一开始,大部份出身贵族的指挥官就拒绝抵抗,一味退却。形势处于危急关头,匈牙利政府被迫辞职了。经科苏特倡议,国会选出了国防委员会代行职权,科苏特出任主席。他以非凡的能力组织反抗,亲赴大平原招募新兵。在他的感召下,仅仅10天功夫就有5万农民参加自卫军。在奥军中服役的匈牙利士兵也纷纷撕下黑黄绶带,而换上红色的标志,决心当国防军,为祖国而战。制造枪炮的工厂都在开足马力进行生产。国家发行面值5福林的纸币,赢得信誉。全国人民充满了民族自豪感,决心为争取自由而斗争。
在科苏特为首的国防委员会领导下,9月29日,匈军在韦伦茨湖附近一举击溃了叶拉契奇的军队,歼敌近万名。匈军乘胜追击,直到把敌人全部赶出国境,赢得了独立战争第一个回合的辉煌胜利。这年12月,不甘心失败的维也纳宫廷又改派文迪什格雷茨元帅率领5万经过训练、装备良好的奥军向多瑙河以南发起进攻。来势迅猛,使得革命形势急转直下。1849年1月5日首都布达佩斯暂时失守。以科苏特为首的国防委员会被迫退到德布勒森。这时,贵族中的许多人有的叛变,有的引退,只有科苏特永远和人民在一起。他说:“越是困难的时候,越需要我们为民族的利益而工作。”他迎着革命逆境,英勇战斗。当时,奥地利王国向欧洲各国发出逮捕科苏特的通缉令,普鲁士首先响应,发出相应命令,要捉拿科苏特引渡给奥皇邀功。对此,恩格斯曾撰文给予痛斥:“科苏特还在德布勒森执掌政权,他受到全体匈牙利人民的热烈拥戴,科苏特的勇敢骑兵还驰骋在匈牙利的普什塔草原上,文迪什格雷茨还无可奈何地在泥泞的蒂萨河岸上踯躅。因此你们的逮捕令与其说引起恐惧,倒不如说会引起嘲笑。”①
1849年春季,匈牙利军队经整顿和补充后又开始大规模的反攻,重挫文迪什格雷茨的反革命军队。这时奥皇弗兰西斯·约瑟夫3月4日批准了所谓“奥尔木茨宪法”。“宪法”规定取消匈牙利的自治权,变它为哈布斯堡君主国的一个行省。奥皇的这种倒行逆施,激起了匈牙利人民的坚决反对。匈牙利议会也采取相应的步骤,庄严宣布废除这个新“宪法”。4月14日,在德布勒森大教堂召开的议会上,科苏特宣读了《独立宣言》。他宣告匈牙利是“欧洲自由、自主和独立的国家”,并以民族的名义宣布:鉴于哈布斯堡家族在“灾难不断的三个世纪中所犯下的罪行”,“立即废除其王位,驱逐出匈牙利并加以流放”。科苏特被选为新的国家元首。在他的领导下,国民自卫军接连打了几个大胜仗,击溃了奥军的主力部队。5月21日光复了首都。
哈布斯堡王朝对单独镇压匈牙利革命已颇感力不从心。5月间,奥皇与沙皇尼古拉一世在华沙会晤,共同商讨镇压匈牙利革命。1849年6月,尼古拉一世以20万大军向匈牙利猛扑过来,“随着俄国人的实际干涉而变成欧洲战争”②。总数达37万的俄奥联军,装备优良;与之相对垒的匈牙利自卫军仅仅只有16万人,而且缺乏训练和装备。由于力量对比过于悬殊,再加上未能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和团结非匈牙利民族,以及反动军官的叛变,科苏特被迫于8月11日辞去职务。他在辞职声明中说:“只要我的死能对祖国有所裨益,那我将欣然献出我的生命。”然后他把政府的最高军政权力交给戈尔盖。8月13日戈尔盖投降了敌人。匈牙利革命终于在国际反动力量联合进攻下被镇压了。
自由斗争失败以后,科苏特和1,000多名战友越过南方国境线逃到被土耳其占领的保加利亚,在那里度过了两年的拘禁生活。1851年他辗转到了英国、美国。1852年全家迁居伦敦。与此同时,匈牙利的反动政府实行恐怖统治,大批为自由而斗争的领导人被处以极刑,科苏特等也被缺席判处死刑,把他们的名字挂在绞刑架上。
科苏特流亡国外,继续从事争取祖国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斗争活动。他在英国曾和法、意、俄、德以及波兰的流亡小组取得联系。他还结识了意大利的革命者马志尼,五十年代曾倡议征集匈牙利军团支持加里波第解放北意大利的战争,并两次发动起义,但均未成功。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批评了他们的这一尝试,因为从当时整个欧洲来讲已不存在革命形势了。1862年5月,科苏特倡议建立一个多瑙河联邦。这一设想虽然具有一定的进步性,但在当时形势下却是一个无法实现的乌托邦。1867年春天,科苏特坚决反对奥匈两国统治者达成的一项妥协性的“奥匈协定”。他毫不动摇地坚持1848年独立纲领,宣称:“同维也纳搞秘密交易的帷幕慢慢揭开了……我从这一事实中看到民族将要灭亡。”但是协议签订后,国内外阶级矛盾得到暂时的缓和,匈牙利资本主义有了较快的发展。关于这次协定,现在仍是匈牙利史学界一个争议问题,惟科苏特对此所持的民族气节无疑是得到肯定的。
科苏特1861年迁居意大利,在那里出版了题为《一八四九年》的小册子,曾秘密运回祖国;撰写了3卷集的回忆录《流亡记事》。他晚年住在都灵,过着幽居的生活,但始终向往他所热爱并为之奋斗终生的祖国。他写道:“……在我胸中始终燃烧着对祖国责任感的青春活力,并将一直燃烧到我生命的终结。”根据1889年匈牙利当局公布的一个法令,科苏特失去了本国国籍。城乡人民为此表现了极大的义愤,纷纷选举科苏特为名誉公民。
科苏特1894年3月20日逝世于都灵。他的遗体被运回匈牙利。人们排除当局的干扰,举行了隆重的安葬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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