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米洛·本索·加富尔(Camillo Benso Cavour，1810—1861)，意大利统一时期民族解放运动中资产阶级温和自由派的领袖，撒丁王国首相，统一后意大利王国的第一任首相。
1810年8月10日，加富尔出生在都灵的一个贵族家庭。其父是撒丁王国的侯爵，一个顽固的保守派，当过12年都灵市警察局长。其母出身在日内瓦的一个贵族家庭。加富尔从小和日内瓦的母系亲属有密切的联系。他的两个姨父都是法国贵族，一个是伯爵，另一个是公爵。年轻的加富尔虽然同他们交往密切，但经常嘲笑这些典型的王朝正统主义贵族的反动世界观。
从青年时代起，加富尔对自己周围的人越来越反感，却继承了他们力图保持统治地位的倾向。他是侯爵的次子，按照贵族传统，必须习武从戎，被送进都灵陆军大学学习。1827年，他成了工兵少尉。他不习惯军队纪律，加上他对1830年法国的7月革命表现出明显的热情，结果受到调职处分。
1831年11月，加富尔辞去军职，周游法、英、瑞士和比利时。他怀着极大的兴趣研究着西方世界的政治、社会和经济问题，以及皮埃蒙特(撒丁王国的大陆部分)的农业和商业问题。
1835年，父亲要加富尔管理一部分家产。他不满自己的次子地位(无继承权)，力图尽快实现经济独立，所以他发愤经营农业、商业和银行业，甚至在交易所进行投机和参加冒险的赌博。不过，他最重视的是经营莱里大庄园，把它变成了现代式的农庄。加富尔还从事铁路建筑业，帮助建立了许多公司，开办了蜡烛工厂。他是“都灵银行”的创始人之一。1836年，他应邀参加最高统计委员会。1842年，他又成了“农业协会”的创始人之一。
作为一个企业家、实干家和经济问题研究者，加富尔促进了皮埃蒙特和意大利的经济发展。1848年前夕，他在皮埃蒙特的商业界、农业界和银行界中已经起着最重要的作用。作为经济问题的研究者，也赢得了一定的声誉。
1830年以后，在马志尼派的密谋尝试和政府的镇压面前，加富尔采取“中庸”立场，成了一个温和的自由主义者。他愿意为意大利的社会进步和民族解放效劳，但拒绝革命方法和激进的民主主义要求。他不想保留封建贵族的特权和君主专制制度，主张在资产阶级私有制和君主立宪制度的基础上来实现社会进步，希望资产阶级和贵族联盟，成为意大利新秩序的支柱，并在政治生活中起领导作用。他拥护并积极参加了自由贸易运动，认为社会进步必须在工业、农业和交通运输业中积累资金，促进技术进步， 修筑铁路、港口、运河和发展生产、贸易需要的其它设施。1848年以前他抱着这种政治、经济观点，参加了要求实行改革的运动。
1848年，加富尔在6月底的补选中当选为撒丁王国第一届众议院议员。他在第二届众院选举中落选，在第三届重新当选，而在第四届众议院中已占据了主导地位，坚持要求实行改革。1850年秋天，他被任命为农业、商业和海上运输大臣， 1851年4月兼任临时代理财政大臣，1852年2月正式出任财政大臣。
这时，加富尔实际上成了撒丁王国财政、经济政策的决策者。他的政策主要是：与各大国签订贸易和航运协定，逐步推行自由贸易政策;发行公债消灭予算赤字;借外债修筑铁路;加强和扩大“国家银行”的业务;根据宪法改组财政和国家核算部门的中央管理机构。为了对付国家开支的不断增加，他改革了税收制度，增设房产税、团体所得税、营业执照税、个人动产税、继承财产税等等一系列税收;提高直接税，降低间接税，废除过分沉重的税收。从1851年7月起实行新的关税率：对来自殖民地的商品、工业品和谷物等降低关税;各种原料，如铁、铜矿石、羊毛、棉花和肥料等完全免征关税。
所有这一切措施，大大改善了撒丁王国的财政状况，促进了经济发展，特别是农业和一些与农业有联系的加工工业发展更加显著。向西欧和中欧出口的产品生产提高了，农业和商业资产阶级以及资产阶级化了的贵族手中，积累了相当可观的资本;同时逐步增加了工业品的进口，提高了资产阶级的生活水平。
1851年12月2日，路易·波拿巴在法国发动政变，建立独裁政权。全欧洲的反动势力气焰顿时嚣张起来，他们希望彻底消灭民主主义、自由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加富尔的改革也遭到了极右派的猛烈攻击。为了击退这股逆流，保卫撒丁王国的自由主义政策，1852年作为议会中派右翼的领袖，加富尔与拉塔齐·乌尔巴诺领导的中派左翼签订了联合行动协定，从而得到议会多数的支持，使他的自由主义改革政策能够继续实行。
这个协定，实际上是逐步资产阶级化的那部分贵族与农业和商业资产阶级的联盟。它不但挫败了极右派，而且也削弱了所谓的“极左派”，是被他视为新秩序支柱的贵族和资产阶级联盟的雏形。
但是中派左、右翼的结盟引起了加富尔同首相的分歧，国王的不满，奥地利的敌视和法国的怀疑。结果，他被迫辞职。
1852年11月4日，加富尔出任首相。除了继续在财政方面实行改革外，他还大力扩大公共工程，特别是大力修筑铁路;着手逐步更新政府机关的负责人;强迫外交人员严格执行政府的指示;颁布了一些关于经济活动的法律，特别是1853年的期票和支票法，1855年的工业垄断法，对皮埃蒙特的经济具有很大的意义。不过，在立法方面的改革，总的来说是不多的。
加富尔的改革引起了奥地利的仇视。这个欧洲封建专制制度的顽固堡垒把皮埃蒙特视为自己的大敌，不断进行挑衅。1853年2月13日，奥地利决定没收来自伦巴底-威尼斯王国的政治流亡者的全部动产和不动产。对此，加富尔作出了强烈的反应。他召回了驻维也纳的大使;照会各国政府，指控奥地利是和平的破坏者;鼓励报刊的抗议运动，并且拨款40万里拉去帮助受害的意侨。这些行动得到了意大利各国爱国力量和一部分左派的支持。
克里米亚战争结束后，1856年2月14日加富尔去巴黎参加国际和会。他坚持反奥立场，力图削弱奥地利在意大利的地位。为此，他在会场内外进行了大量的外交活动，并和拿破仑三世建立了直接的联系。虽然他的努力没有取得任何结果，但在意大利各国仍然博得了高度的赞扬。
由于加富尔实行一系列重要的改革和大胆进步的经济政策，以及勇敢地坚持反对奥地利的立场，皮埃蒙特在意大利的威信大大提高了。到1856年，它在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中实际上已居于领导地位。1856—1857年出现了“在皮埃蒙特君主制的保护下来实现意大利的独立、统一”运动。领导这个运动的“民族协会”受加富尔控制。马志尼的追随者中间有许多人也加入了上述运动，另有许多人对加富尔的政策抱着善意的观望态度。从意大利各国来到皮埃蒙特的爱国者多达2—3万人，都灵和热那亚成了民族解放运动的中心。
加富尔认为，要把奥地利从意大利赶出去，单靠皮埃蒙特的力量是不够的，必须与法国结盟。而拿破仑三世早已想取代奥地利在意大利的统治地位。由此产生了1858年的法皮秘密反奥军事同盟。法皇答应对奥开战，胜利后建立由萨伏依王朝统治的北意大利王国。作为酬谢，撒丁王国把尼斯和萨伏依两地割让给法国。
1859年4月29日晚，奥军的先头部队共10个步兵师，一个后备师和一个骑兵师，渡过蒂奇河开始军事行动。与它对峙的是6万名皮埃蒙特军队。拿破仑三世共派出15个步兵师， 3个骑兵师和3个骑兵旅，但大部分还未赶到。因此，战争之初，奥军骄横不可一世，迳直向都灵挺进。这时，加里波第奉命深入伦巴底发动起义。5月23日，他率领部队北渡蒂奇河，接连取胜，所向无敌。拿破仑三世乘机下令法皮联军发起大规模进攻。奥军节节败退。6月8日盟军攻占米兰。
前线的胜利激起了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热潮。托斯卡纳和教皇使节管辖区爆发了起义，反对专制统治，要求与撒丁王国合并。显然，意大利中部并入撒丁王国，由此产生一个强大的意大利国家，这不是法皇的目的。因此，正当战争胜利发展的时候，拿破仑三世突然决定停战，并于7月11日签订了维拉弗朗科停战协定。根据协定，奥地利把伦巴底经法皇之手交给撒丁国王，而威尼斯地区仍留在奥地利的统治之下。
法皇的背信弃义使加富尔大为愤怒。他力谏国王不要在停战协定上签字;但没有成功，他辞职不干了。意大利中部各国因法皇的背叛行为爆发了革命。在加富尔控制的“民族协会“领导下，托斯卡纳、帕尔马、莫德纳和教皇国的罗马涅地区都成立了临时政府和制宪会议。加富尔辞职后积极参加了这些地区的政治运动，在他的宣传和鼓励下，上述四个地区都并入了撒丁王国。这样，除威尼斯外，意大利的北部和中部按照温和自由派的路线实现了统一。
1860年西西里爆发起义，加里波第决定率领远征军去援助起义者。但加富尔竭力破坏。他甚至还想逮捕加里波第及其志愿军。他所以没有这样做，因为在加里波第得到广泛支持的情况下，顾忌这种行动会引起政府危机。于是他采用别的破坏手段，派人劝加里波第放弃远征的打算，在武装志愿军方面设置重重障碍。
加里波第远征的辉煌胜利，使加富尔和拿破仑三世感到不安。他们认为，加里波第威信的提高是十分危险的，有必要扑灭意大利南部的革命策源地。两人“……签订了密约，并断然决定一块一块地兼并可能由加里波第的宝剑夺取过来或由人民起义使其摆脱长期附属地位的意大利领土。”①加富尔随即改变了策略。一方面以兵员和武器“帮助”加里波第，第一次秘密送去了60名志愿军，1000支步枪和10万发子弹，以后又陆续送去几批。这样，既摆脱了舆论界的压力，又为插手远征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他派代理人去宣传和策划南部与撒丁王国合并。他在拿破仑三世的同意下，派兵远征教皇国的马尔凯和翁布里亚，打开了通往南部的道路。撒丁王国军队就是沿这条道路南下进入被加里波第解放的地区。
由于加里波第对撒丁国王过于忠诚，他不但高呼“意大利国王万岁!”的口号迎接王国军队进驻解放区，而且同意通过公民投票来决定南部是否与撒丁王国合并。根据公民投票的结果，南部并入了撒丁王国，意大利王国成立了。
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揭露了加富尔阴谋的实质：“……在适当的指导下，人民的投票是世界上可以把专制制度建立在巩固的、名正言顺的基础上的最好的一种手段……以便造成一种印象，似乎这些省份的君权是由人民的意志恢复起来的。”②
除威尼斯和罗马两地外，整个意大利按照温和自由派的路线实现了统一。在国王的劝说下，加里波第放弃了进军罗马的计划。加富尔立即把解放罗马的事业纳入了温和自由派路线的轨道，着手同教皇举行谈判。但是，他来不及解决罗马问题，就在1861年6月6日突然病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