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田松阴(1830—1859)，日本近代史上一位有深远影响的民族主义思想家和教育家。

吉田松阴名矩方，字子义、义卿，通称寅次郎、虎之助，号二十一回猛士、蓬头子，1830年8月4日①生于长州(今山口县)萩城松下村，是长州藩士杉百合之助次子，家禄26石。6岁过继给叔父吉田大助(食禄57石)。吉田松阴受他父亲和叔父的影响，“少小尊攘志早决”，幼时就用土块摆成宫阙模样，说要模仿战国时的织田信长修复荒废了的皇宫。9岁时，他作为日本的山鹿流派兵法的见习教师出现在藩校明伦馆。

山鹿流派兵法祖师山鹿素行在十七世纪批判崇拜中国的思想，鼓吹世界日本中心主义，日本皇室中心主义。吉田松阴年方弱冠，不仅在兵法方面颇有造诣，而且领悟和继承了山鹿素行的尊王思想。15岁时曾给藩主讲解《孙子·虚实篇》，很得藩主赏识。他爱读四书五经、《李氏焚书》、王阳明的《传习录》等汉学著作和《靖献遗言》、《日本外史》、《新论》等日本德川时期水户学派鼓吹尊王思想的著述，十分崇拜中国古代的伟大爱国主义者屈原和日本历史上的著名尊王家楠木正成等历史人物。

1849年，吉田松阴开始了他的游历生涯。这一年，他曾奉藩主之命巡视大津、丰浦、赤马关海岸，对如何加强长州藩的防守提出了自己的见解。翌年出游九州，所到之处遍访文武名士，访问中国和荷兰商馆，参观荷兰商船，增加了许多有关海外的新知识。1851年，他首次到达江户(今东京)，拜见了对他一生有重大影响的、主张“东洋道德、西洋艺术(指科学技术)”的著名学者佐久间象山，结下师生之谊。年底他未获藩政府许可就和逆友宫部鼎藏去日本东北地方旅游，结果以擅离藩邸之罪被削去士籍，褫夺食禄。1853年1月，藩主同意他去日本各地游学10年。他随即整装出发，途经四国、大阪、畿内、伊势等地，5月24日再至江户。

6月3日，美国海军少将培理率舰开进浦贺湾逼迫日本开国。吉田松阴闻讯立即赶至浦贺，目睹培理一行的骄横无理和幕府官吏的卑躬屈膝，感到无限愤慨，相继写了《将及私言》、《急务条议》、《海战策》、《急务策》等文，向幕府和藩府提出自己的防备之策。翌年1月，培理率舰队再至时，吉田松阴在佐久间象山的影响下，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审夷情，何以制夷”。他认为，闭关自守无益于维护民族独立，只有通过取长补短使国家很快富强起来，才能抵抗外来的侵略。为了“探知其实情”，“通宇内形势”，他以“富岳虽崩、刀水虽竭”而矢志不移的决心克服重重困难，于3月27日夜间偷偷登上美舰，希望搭乘美舰去海外游学。但培理不予应允，将他送回岸上。因为违犯了德川幕府的出海禁令，11月吉田松阴被关进长州野山监狱。他的出海之举虽然失败，但这是一声震动日本200余年锁国体制的惊雷，在幕末志士中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影响。

1855年12月，吉田松阴出狱，被软禁在家。翌年7月，得藩主允许，在松下村塾讲授“家学”。他主办的松下村塾与专门招收武家子弟的明伦馆有很大的不同，他的学生中，既有中上级武家子弟，也有下级武士乃至商人农民的子弟。他把全部精力倾注于教育事业。他的教学目的很明确，就是“上明君臣之义与华夷之辨，下又不失孝悌忠信”。他制定的教育纲领《士规七则》中第一条就说“人有五伦，而君臣、父子为最大，故人之所以为人，忠孝为本”。为此他曾给学生规定“不可违背二亲之命”，要“晨起盥梳，拜祖先”，“东拜天朝，虽病卧不可忌”。义勇质朴、读书尚友等也是他施教的重要内容。所以，他名义上讲授“家学”，实际上并不是单讲书本上的学问，而是和当时的国内外形势结合起来，力图把他的尊王攘夷①思想灌输给自己的门生。他在讲课时，每讲至忠臣孝子杀身殉节一类的事情就热泪盈眶，甚至滴落书上，讲至逆臣窘君则怒不可遏。他用自己的心血培育出一大批成就明治维新大业的社会栋梁。如久坂玄瑞、高杉晋作、木户孝允、伊藤博文、山县有朋、品川弥二郎、山田显义等人。他们或是尊王攘夷运动的中坚分子，或是建立明治政权、进行资产阶级改革并向外扩张的骨干力量，在明治维新的历史舞台上扮演了一些举足轻重的角色。有许多人虽未直接受教于吉田松阴，也受到他尊王攘夷思想和行动的深刻影响。吉田松阴因此在日本近代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吉田松阴最初并不反对德川幕府。他认为，“兄弟阋墙，外御其侮，大敌在外，岂国内相责之时哉”。他希望“幕府真能一日感悟，奉皇敕，率诸侯，安兆民，驭群夷”，无愧于“征夷大将军”的称号。但是，1858年德川幕府违背天皇旨意与美国缔结《通商条约》，使得吉田松阴对幕府所抱的希望破灭了。他制定了袭击幕府老中(相当于阁员)间部诠胜的计划，欲以博浪铁椎的决心，纠集同志在京都“获间部之首”，以表“勤王之忠”，“发天下士民之公愤”。这一计划未能实行。吉田松阴因“过激罪”再度入狱。1859年7月被解至江户。10月27日，他高声吟诵着辞世之诗，泰然自若地走赴刑场：

“吾今为国死，死不负君亲。

悠悠天地事，鉴照在明神。”

为了挽救民族危亡、推进尊王攘夷运动，吉田松阴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时年29岁。德川幕府妄图用血腥的镇压和屠杀扑灭尊王攘夷运动，维持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但是，吉田松阴和其他志士的鲜血没有白流，它使得更多的尊王攘夷志士觉醒，奋起，开始以实际行动推翻德川幕府的腐朽统治。著名日本历史学家德富苏峰评价吉田松阴“恰似难产之母，自身虽死，其儿却得发育成长”，“他乃维新改革最好之急先锋”。

吉田松阴一生著述极多，均收集在1936年山口县教育会编辑出版的《吉田松阴全集》中。其主要著作有《未忍焚稿》、《未焚稿》、《幽囚录》、《野山杂著》、《讲孟余话》、《野山狱文稿》、《丙辰幽室文稿》、《丁巳幽室文稿》、《戊午幽室文稿》、《己未文稿》及《留魂录》等，深刻地反映了吉田松阴的以尊王攘夷为核心的民族主义思想。

吉田松阴在遇难前写下了著名的《留魂录》。文首有一句和歌是：“身虽朽于武藏原野，大和魂却永不泯灭。”他所谓的“大和魂”，就是指的崇敬天皇的精神。他认为日本乃是天皇“万叶一统”的皇国，自天照大神以来“列圣相承，宝祚隆永”，非他国可比，日本亦因此“尊于宇内”。“天下非一人之天下”的说法，只适合于中国，而不适于日本的“国体”。因此，他主张挽救民族危机的方法，只能是明确日本独有的“国体”，即通过鼓吹尊王思想以振奋国民精神。“美夷与欧同至我有备何所惧，此备非舰非炮乃吾列岛之大和魂”。在他看来，日本的一切皆在天皇主权之下，天皇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德川幕府对皇室不恭“是天地反覆、阴阳倒置，而纲常灭绝也。凡在神州(指日本)者，岂旁观坐视之时哉!”正因为他有如此根深蒂固的尊王思想，他才能提出影响颇大的“草莽崛起论”，在“幕府、诸侯早如醉人，扶之无术”的时候，不惜肝脑涂地，要“以草莽崛起之力，近以维持本藩，远则辅佐天朝中兴”。

吉田松阴通晓历史，达观形势，十分清楚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在东方的侵略事实，所以能识破西方列强在花言巧语掩盖下的侵略扩张本性，指出了开国后日本面临的严重的半殖民地危机。他以美国并吞墨西哥的事实，揭穿美国驻日领事哈理斯标榜的无领土野心的谎言，“唯以其尚无力反假借仁义之言”，一旦力足，无疑将对日本侵略扩张。西方列强概莫能外。他认为德川幕府在培理的威逼下接受美国的国书，就同中国清王朝在鸦片战争中的屈辱议和没有什么两样，“若甘从无策、无能、无智的幕府指挥，无异于从瞽者行路必陷歧途”。对付西方列强的入侵，“善战而后可和，善攻而后可守。今不能战而言和，不能攻而言守，章程虽严，约束虽谨，其必与赵宋、满清归一辙而后已”。他的这一见解是十分深刻的。

吉田松阴的尊王攘夷思想固然有其阶级的历史的局限性，但它符合当时日本民族的利益，是民族独立与爱国主义精神的表现，在历史上有进步意义。当然，吉田松阴还不是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家，而是民族主义思想家和教育家。他坚决反对德川幕府的腐朽统治，为此献出生命，却还没有彻底反对封建制度的觉悟。这是由他所处的封建武士阶级的地位决定了的。

同时，吉田松阴还具有强烈的民族扩张主义思想。“神州临万国，乃是大道根”。吉田松阴从尊王的根本点出发，认为大和民族在世界各国的竞争中不应居于第二流，而应该君临万国。日本不仅不应该制于外，而且应反过来制外。他理想中的日本帝国的边界北起堪察加，南至我国领土台湾和菲律宾，甚至要扩展至南洋、澳洲，西则把朝鲜及我国东北囊括进日本的版图。用他自己的话说还要“并吞五大洲”。他并且提出，日本在与西方列强交往中遭受的损失应从朝鲜和我国东北得到补偿。“仆窃为国家思今之策，既与俄美和，决不可自我生事，宜严章程，谨约束，不令其至骄悍。我应乘隙夺取满州而逼俄，霸占朝鲜而窥清，控制南洋而袭印度。三者先择其易为者为之，是天下万世可继之业也。”很明显，吉田松阴的理想就是建立一个以日本为霸主的东方大帝国联盟。

吉田松阴的这一民族扩张主义思想对他的门生及整个一代人影响巨大，成为从明治维新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日本发展资本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指导思想。尽管如此，吉田松阴仍不失为在日本近代史上起过进步历史作用的民族主义思想家，是明治维新的先驱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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