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尔日-雅克·丹东(Georges-Jacgues Dan-ton，1759—1794)，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著名活动家，曾任律师，山岳派的重要领导人之一。
1759年10月26日，丹东出生在奥布郡的阿尔西城一个中等资产阶级家庭，父亲是个检察官。丹东在家乡小学读书时就有强烈的进取心。父母希望他好好念书，长大了当个牧师，丹东却胸怀大志，喜欢研究法律，想干一番大事业。
1773年，当丹东刚满14岁的时候，他离开家乡到省城特鲁瓦上中学。在那里，他除对法律特别爱好外，还阅读了启蒙思想家的大量著作。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和狄德罗等人的思想对他以后革命思想的形成有深刻的影响。丹东经常利用点滴时间学习外文。后来，他能阅读拉丁文、意大利文和英文书刊。
中学毕业后，丹东来到巴黎进入高等学校继续深造，专攻法律，以优异的成绩毕业。1781年，丹东通过考试获得律师资格，被一位检察官聘用。1785年起，丹东在巴黎高等法院任律师。他能说善辩，很快就出了名。
1787年，丹东同一位富裕的咖啡馆老板的女儿结婚，得到巨额嫁奁，用8万利弗尔巨款买了一个皇家枢密院律师的头衔。从此，每年可净得2万5千利弗尔的收入。丹东思想倾向进步。他预感到已处于风雨飘摇的腐朽社会末日的来临，曾对一位朋友说，现今的政府用点滴的改革已经无法挽救，“冰山正在崩塌下来”。两年后，法国爆发了震撼欧洲的资产阶级大革命，丹东立刻投身于革命洪流。
1789年7月14日攻占巴士底狱后，丹东应征在哥德利埃区参加了资产阶级卫队，表现积极，受群众拥戴。10月，他被选为该区区长。不久，丹东参加了雅各宾俱乐部，热情支持群众斗争。但此时的丹东，对国王仍然怀着崇敬之心，并不主张废黜路易十六。1790年初，丹东带头组织了哥德利埃俱乐部，被选为俱乐部主席。他和马拉、德穆兰等人一起，在俱乐部里发表演说，猛烈抨击君主派的反人民本质，宣传自由、平等的民主思想。9月，丹东公开宣布取消自己在皇家枢密院律师的头衔，放弃头衔津贴，表明他与封建王权决裂的决心。
1790年11月，丹东以刚毅果敢、尖刻洪亮的演说无情地揭露了大资产阶级统治的弊端，因而遭到迫害。12月，他被迫逃亡伦敦，避居六周之久。他在英国考察政治，接触激进派名流。这些活动促进了他思想的进步。1791年1月31日，丹东回到法国，更加积极地投入革命斗争。
1791年6月20日，路易十六乔装打扮妄图逃往外国，被人民押回巴黎。国王逃跑事件引起全国人民极大愤怒，他们要求废除君主制。丹东领导的哥德利埃俱乐部向政府提了请愿书，宣布“王权与自由不能并存”，以祖国名义恳求立刻宣布推翻君主，成立共和国。参加这一行动的群众却遭到当权的大资产阶级的镇压。丹东和马拉也只得藏匿起来。
1791年8月，普、奥反动派，深怕革命洪流冲决其统治堤防，联合发表宣言，准备组织联军干涉法国革命。国内王党也乘机活动，革命受到威胁。法国人民决心加强力量对付内外敌人。11月，丹东被选为巴黎市府①代理检察长，他在就职演说中表示，决心为民族的尊严，为自由、平等和宪法，战斗到最后，直到死去。1792年4月，法国对奥宣战。丹东和人民群众一起，奋力抗敌。他在群众中的威望不断提高，不久成为革命的重要人物之一。由于当权的大资产阶级暗中破坏，法国在战争中连连失利。7月初，奥普联军侵入法国境内，祖国存亡，危在旦夕。丹东挺身而出，迎接新的战斗。7月30日，丹东所在的法兰西剧院区通过决议，宣布在本区所有消极公民与积极公民一律享有同等权利;同时宣布废黜国王，决不容忍国王的专横。为了挽救革命，巴黎48个区在巴黎市府领导下，成立起义委员会，决心推翻大资产阶级的统治。丹东、马拉等成了起义委员会的主要领导人。他们具体部署了8月10日的起义。8月9日夜间，丹东以极大的毅力，奔走各区与兵营之间，组织和指挥起义队伍。成千上万的武装群众终于冲进王宫，推翻了君主立宪的大资产阶级统治。
1792年8月10日起义胜利后，代表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吉伦特派掌了权。丹东作为唯一的雅各宾派首领，参加临时政府，他被任命为司法部长。当时国内形势仍然十分危急。8月24日，法国边境要塞龙维被普军攻陷。敌军长驱直入，30日，兵临凡尔登城下。该城一旦失守，通向巴黎的大门就被打开，消息传来，巴黎一片混乱。政府各部大臣立即举行紧急会议，商讨对策。许多官员主张迁都布鲁瓦，逃往外省。唯有丹东坚决反对。他说：“巴黎。是法国的化身，你们放弃巴黎，就是认输投降，就是举法国而降敌。”丹东提出具体对策，主张采用恐怖手段，狠狠打击国内敌人，进一步发动群众，坚决打退外国入侵者，夺取胜利。
面对危局丹东沉着镇静，充满信心，同马拉、罗伯斯比尔一起，把全部精力用来对付祖国的敌人。1792年9月2日，凡尔登失陷的消息传来，丹东在立法议会上发表了著名的演说，号召人民拿起武器，保卫祖国。他说：“大家将要听到的警钟，不是恐惧的信号，而是向祖国的敌人发起冲锋的号角。要想战胜敌人，我们必须勇敢、勇敢、再勇敢!这样，法国才能得救。”丹东的演说激起了法国人民极大的爱国热情。在巴黎市府和丹东等人的领导下，法国人民英勇奋起，逮捕可疑分子，狠狠打击保王势力，迎头痛击外国入侵者。9月20日，法军在瓦尔米大败普奥联军，赢得了反击外国武装干涉军的第一次胜利，大大增强了法国人民的必胜信念。
瓦尔米大捷的第二天，9月21日，新选出的国民公会在凯歌声中开幕。丹东被选为代表，参加了国民公会。国民公会宣布成立法兰西共和国。丹东十分高兴，他立即表示辞去司法部长职务，决心做一名名副其实的人民代表。他和马拉、罗伯斯比尔一起，组成了国民公会中的山岳派，成为该派的主要领导人。在国民公会中，山岳派对吉伦特派的妥协变节行为展开尖锐斗争。在9月25日的会议上，吉伦特派提出，各郡应该自治，巴黎的权力只能和83个郡一样，只占其中的一份。丹东严厉指出，有人主张割裂法国，我们必须用死刑对付他们，法兰西共和国只能是一个统一而不可分割的整体。丹东的讲话粉碎了吉伦特派反对革命、分裂祖国的阴谋。但是丹东在思想上仍然希望吉伦特派与山岳派之间团结合作，结果遭致两派的不满和反对。
1792年10月以后，广大群众纷纷要求审判国王。丹东因受国民公会的委派，多次去边境视察，赴邻国进行外交活动，因此未能对国王的处置明确表态。不过，他当时并不主张审判国王，甚至还在暗中为挽救君主的生命而操心。他想用放逐的办法来处置国王一家。随着国王叛国通敌罪行的大量揭露，他开始改变自己的态度。1793年1月14日，他从比利时回到巴黎，参加国民公会对路易十六的审判。在记名表决中，丹东同罗伯斯比尔、圣茹斯特等人一样，坚决主张处死国王。他说，我们“和暴君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只有砍掉国王的脑袋，才能真正打击国王。……我投票赞成处死暴君。”丹东的这一立场，表明了他的思想迈进了一大步，成为坚定的资产阶级共和派。
1793年1月22日，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革命人民拍手称快，而国内外的保王势力却痛心疾首，进行绝望的挣扎，重新煽起叛乱之火。这一年的春天，国内王党纷纷武装叛乱。英国纠集普奥等国，再次入侵法国领土。在这内忧外患之春，掌权的吉伦特派却犹豫、动摇以至叛卖人民。他们把主要精力放在对付坚持革命的山岳派，在国民公会里组织了一个“12人委员会”，搜集材料，迫害革命民主派，打击异己，分裂革命队伍。丹东怒不可遏，他在山岳派其他领导人的支持下，提出为对付国内外敌人，必须加强权力，建议成立救国委员会。他说：“依我看，共和国在驱除独裁者和执政官的同时，必须创立一个强有力的机构”。4月7日，一个由9人组成的救国委员会正式成立，丹东成为实际上的领导人。此后，救国委员会成了全国政治、军事强有力的领导机关，在打击内外敌人的斗争中起了领导作用。
丹东领导救国委员会后，一方面继续加强军事武装，曾要求建立一支由国家支付薪饷的人民卫队，用来对付共和国的敌人。另一方面，主张加强外交攻势，改变斗争策略，打击主要敌人。在4月13日的国民公会上，他同意罗伯斯比尔的提议：对任何主张与敌人进行和谈实行投降者，不管是谁，一律处以死刑。丹东作了补充，提出对尊重法国人民主权、承认法兰西共和国的欧洲邻国，法国可以与之谈判。为此，救国委员会派出使者去邻国。丹东自己也亲自出马，到比、荷等国游说，不惜用重金收买、争取中立国，分化瓦解反法同盟国，孤立并打击欧陆上的主要敌人普鲁士和奥地利。这种有胆识的外交策略，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丹东认为要打退入侵者，必须清除国民公会中的反对派。针对吉伦特派的“12人委员会”迫害革命者的行为，丹东大声喊道：“我要正告你，只要有人对我们进行无耻的压迫，我们就要反抗。”吉伦特派不肯让步，于是，丹东和罗伯斯比尔等人秘密商议，用武装起义来推翻其统治，以挽救共和国。在罗伯斯比尔、丹东和马拉等人领导下，5月31日至6月2日，巴黎再次举行起义，推翻了吉伦特派的统治，建立了雅各宾专政。
丹东是雅各宾专政的领导人之一。他领导的救国委员会权力异常集中。他认为民主政治已经确立，因此，积极主张颁布法令，实行法治，提倡宽大和人道。他虽然也主张继续动员群众，打退入侵者，但更看重和谈，力主与英国议和。他渐渐变成了温和派，终于遭受到罗伯斯比尔、圣茹斯特等人的不满和反对。1793年7月10日，救国委员会实行改组，他被谴责为“反复无常，迁就妥协”的人物，被免职。从此，救国委员会被罗伯斯比尔、圣茹斯特、库通等人掌握，继续实行并扩大恐怖。丹东失去权力后，于同年10月，回到故乡自己的庄园。
1793年11月，巴黎埃贝尔派反对罗伯斯比尔的活动十分活跃。丹东应朋友之请，重返巴黎，积极支持德穆兰创办的《老哥德利埃报》。两人公开反对恐怖统治，提出“要爱惜人类的血”。他还两次找罗伯斯比尔交谈，劝罗伯斯比尔对恐怖要有节制，“不能单凭一些简单的报告并未弄清事实就通过法令”。希望罗伯斯比尔“摆脱诡计，与爱国者团结一致”。罗伯斯比尔未敢同意，两人不欢而散。
与此同时，救国委员会正在密谋策划逮捕丹东。有人把情报告诉丹东，劝他立刻逃出国境。丹东答道：“走!把自己的祖国也放在鞋底下带走吗?”表示至死不忘祖国。3月30日，丹东被捕。4月5日，丹东以叛国通敌，危害共和国罪名被判处死刑。他和德穆兰等共14人被送上断头台。这时，丹东年仅35岁。
丹东作为资产阶级政治家，曾为拯救法兰西共和国的安全和独立，舍身忘死，作了杰出的贡献。恩格斯称丹东是“一位最伟大的革命策略家”，“一个敢于代表本民族人民接受敌人的挑战而进行殊死斗争的人。”列宁也赞扬丹东为“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策略家”，要求大家记取和运用丹东的“遗训”。当然，作为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丹东有严重的局限性，他贪财爱色，讲究享乐，挥金如土;他在后期，过分强调议和，多次想方设法与普奥的支持者英俄谈判，不惜与敌人妥协，乞求和平。
在法国史学界，对丹东的评价，长期以来形成尖锐对立的两派：著名史学家奥拉尔，一生为丹东辩护，称他为革命和爱国主义的真正化身，唯一的革命巨人。而他的学生马迪厄，则截然相反，一味贬低丹东，说丹东不过是个腐化堕落叛国通敌的投机分子。我们认为，两种说法过于偏激。在丹东后期有过错误，但不能因此一笔抹煞他的功绩。丹东称得上是资产阶级革命中的“英雄人物”，但决不能说他是唯一的革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