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1772—1823)，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古典学派最后的伟大代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的作者，英国国会下院议员。
李嘉图1772年4月19日出生于伦敦一个犹太人家庭。他父亲亚伯拉罕·李嘉图早年从荷兰的阿姆斯特丹迁入伦敦，笃信祖辈相传的犹太教，是一个生意兴隆的商人和经纪人，在伦敦犹太人中有显赫的社会地位。李嘉图从小就被安排继承父业，为此，他不但在英国受一些实用的普通教育，而且到阿姆斯特丹受了两年商业教育。回国后，他从14岁开始就在父亲的指导下经营商业。21岁时同一位教友派教徒结婚。他父亲非常恼怒，不同意他与异教徒结婚，竟把他赶出家庭。
李嘉图离开家庭，独立生活，在交易所从事投机活动，到26岁，成为英国金融界的富有人物。此后，他转向科学研究，对数、理、化、地质学都感兴趣。1806年他加入了地质学会，积极参加会务活动，1799年前后他开始阅读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认真自修政治经济学。1809年8月29日他在英国《晨报》匿名发表了处女作《黄金的价格》，参加货币问题的争论。他批评英格兰银行不实行纸币兑现政策，建议收缩纸币发行额，恢复纸币兑现制度。发表这篇文章，标志着李嘉图作为一个政治经济学家是从货币问题开始研究的。
1810—1820年是李嘉图最有成就的时期。这十年的头五年，他仍然研究货币问题，探讨纸币贬值的原因，并将他写的论文重新整理，出版了《黄金的高价》(1810)、《答波桑葵先生关于金块问题委员会报告的具体意见》(1811)等著作。1815年8、9月间，他还写了《关于一种既经济又稳定的通货的建议》。这就使他成了一个权威的货币理论家。国会金块委员会还请他参加工作。
这十年的后五年，他集中精力写作出版他的主要著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这是根据他的朋友、老师、政治经济学家、新闻记者詹姆士·穆勒的建议而写的。1815年2月，李嘉图发表了《论谷物低价格对资本利润的影响》。它驳斥了马尔萨斯维护地主阶级利益对谷物法进行辩护的种种论据，初步论述了地租、利润、工资问题，穆勒建议把这篇文章整个重写一次，使之成为一部著作。李嘉图担心不能胜任这一工作，穆勒却多次去信鼓励。在穆勒的帮助和支持下，《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简称《原理》)在1817年4月出版。由于李嘉图缺乏文学技巧，这本书结构混乱，难于读懂，开始不大受欢迎。后来，友人、政治经济学家麦克库洛赫发表书评，给予高度赞扬，它才获得畅销。在李嘉图生前，这本书修改出版三次，影响颇大。从此，他就成了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权威。李嘉图还有不少朋友、老师、学生都是政治经济学家，他经常同他们通信，有时他们还到他家中讨论经济问题。1820年，他们创立了政治经济学会，这样就逐渐形成了“李嘉图学派”。
1819年，李嘉图被选为国会议员，在他一生的最后四年，全力以赴参加下院活动。就他的社会政治观点来说，他是一个资产阶级激进分子，他要求实行选举改革，主张言论、结社和集会自由，反对宗教专制，反对1819年反民主法令(禁止言论、集会和出版自由的“禁口律”)，1823年9月12日，李嘉图因患耳炎突然病逝，终年51岁。
李嘉图的主要贡献是对价值学说和分配学说奠定了科学基础。现在仅就《原理》前六章的内容给予介绍，因为李嘉图的理论完全包括在他这部著作的前六章中。
他在《原理》第一章阐述了价值学说。他对前人斯密的学说采取批判继承的态度，继承了斯密对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区分。按照斯密的意见，效用即使用价值不是价值的尺度。他虽然同意上述正确看法，但是批判了斯密认为有些商品没有使用价值也有交换价值的错误，正确认为任何商品没有效用就不会有交换价值。
在价值量的决定上，他还批判了斯密摇摆不定的两种价值决定：既说价值决定于耗费劳动，又说价值决定于购买劳动。斯密认为这两种说法是相等的。李嘉图却正确认为两者并不相等，因为工人生产商品的耗费劳动，商品产量往往大于他的购买劳动、劳动价值或工资。所以，李嘉图认为不能由购买劳动决定价值，只能由耗费劳动决定价值。他的功绩就在于始终坚持由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时间决定价值，并且看到了价值量是与商品包含的劳动量成正比的。他的错误在于没有考察劳动的社会性质，忽视了商品包含的个人劳动，必须表现为同一的社会劳动即货币。
他还批判了斯密的价值由工资、利润、地租决定的错误观点，正确指出斯密忽视了价值还包含制造工具所耗费的劳动。他说，即使在亚当·斯密所说的那种早期状态中，没有资本(武器)就不能捕猎海狸和野鹿。所以野物的价值不仅由捕猎所需劳动时间决定，而且也要由制造捕猎的资本(武器)所需劳动时间决定。其实，他已知道，商品价值既决定于生产商品所需的活劳动量，又决定于生产商品所需的物化劳动量。这是李嘉图价值学说的一个新贡献。缺点在于他所说的物化劳动只包括器具、工具、建筑物，却漏掉了原料。而且他犯了时代错误，以致把原始社会的捕猎武器看成“资本”。
他还认为价值量不是生产某种商品所实际耗费的劳动量决定的，而是由最坏的(不是中等的)条件下的必要劳动决定的。这对农产品来说是正确的，他的地租理论就建立在这个基础上，但对工业品来说是错误的，因为工业品的价值是由中等条件下的必要劳动决定的。
总之，李嘉图在批判亚当·斯密的错误当中，进一步发展了价值学说，但也有一些缺点错误。他的根本缺点，是他不理解价值形态，没有区分价值和交换价值。这是因为他只考察了价值量，没有考察价值的实质，所以不能区分价值与交换价值;还因为他有资产阶级视野的局限性，必然忽视价值形态的历史发展过程。
他由于没有历史观点，把简单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混同了。研究简单商品生产的商品价值时，预先假定了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利润率，就必然不了解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的问题。再者，由于他混同了劳动和劳动力，就无法解释资本和劳动之间按照价值规律交换的问题。这两大难题最终导致了古典学派的解体。
他在《原理》第二、三章阐述了地租学说。从此开始研究分配问题，他认为这是政治经济学的主要问题。他的分配学说包括地租、工资、利润学说，其中最负盛名的是地租学说。他的贡献是把价值学说和地租学说联系起来，论述了级差地租的起源及其两种形式。在政治上，他的地租学说，还是废除谷物法和反对地主阶级的锐利武器。
李嘉图首先从斯密的殖民地学说出发，论述了地租的起源。他说，初到一个地方殖民，那里有着大量富饶而肥沃的土地，没有被人占有。人们使用土地象使用空气和水一样不付代价，因此，没有地租。地租之所以产生，只是由于土地有限，质量不同，随着人口增加，需要粮食增多，被迫耕种质量较坏、位置不利的劣等地，耗费劳动较大，农产品价值又由劣等地的耗费劳动决定，于是农产品价格上涨。这使优等地和中等地产生了超额利润。其实也就是级差地租Ⅰ。
他还考察了级差地租Ⅱ。他说，资本连续使用在旧有土地上，而且会同样产生地租，因为每次投资于同一土地，肥力递减，产量会逐渐下降，它们的差额就是级差地租Ⅱ。
他的地租学说的主要错误是，不但没有摆脱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和土地肥力递减规律的影响，而且没有绝对地租学说。因为他既否认了土地私有，又混同了价值和生产价格。他认为谷物的价值就是它的生产价格，因此，不可能说明还有绝对地租。
他在《原理》第四、五章阐述工资学说。他区分了实际工资和货币工资，并阐述了所谓工资规律。
他仍然从价值学说出发，不但认为工资来源于商品价值，而且认为“劳动”(应说劳动力——引者)是商品，“具有自然价格和市场价格”。
劳动的自然价格是工人及其家属所需生活资料的价格，这实际上是劳动(力)的价值，即实际工资。劳动的市场价格实际上是由工人的供求情况决定的劳动(力)的价格，即货币工资。两者虽有偶然的偏离，但劳动的市场价格“具有符合自然价格的倾向”。因为劳动的市场价格超过自然的价格，货币工资高了，工人生活改善，会增加人口，引起工人供过于求，工资又会降到与自然价格符合。反之，劳动的市场价格低于自然价格，实际工资降低，工人生活恶化，人口减少，引起工人供不应求，工资又会提高到与自然价格符合。这里，他不但假定了实际工资是不变动的，而且认为它是货币工资变动的中心。这种以人口的多少，劳动(力)的供求来调节工资水平的所谓工资规律是根本不存在的。因为决定工资的一般变动的，不是工人人口绝对数量的变动，而是产业后备军的大小。
其次，他虽然曾经假定工资不变，但是实际上他却认为工资并不是绝对固定不变的。他指出了实际工资下降、工人生活恶化的三种原因：首先，工人供过于求时，实际工资会下降;其次，货币工资的增长落后于生活资料价格的上涨，这时实际工资下降，工人生活恶化;第三，机器的普遍运用，引起人口过剩。他说：以往我一直认为应用机器不排挤工人，但是，我现在深信，运用机器对工人极为有害，会“使人口过剩，从而使劳动者生活状况恶化”。这种认识，正是他的伟大功绩之一。他之所以能够“断然收回”机器不排挤工人的错误看法，这是因为他有科学的公正态度和热爱真理。
他在《原理》第六章阐述了利润学说，研究了利润率下降的趋势，考察了利润与工资的对立关系。
这是他首先从价值学说出发，假定决定商品价值的劳动时间不变，商品价值只分成两部分：利润和工资。它们有反比关系，工资提高，不引起价格上涨，只引起利润下降。这个重要结论推翻了斯密的错误看法：提高工资不是使利润下降，而是使商品价格上涨。
其次，他还强调指出：“利润的自然趋势是下降的”。因为随着社会的发展，生产谷物要耗费越来越多的劳动，谷价上涨，货币工资上升，利润就按比例下降。
这里，他不仅通过利润下降，工资上升，说明了资本家和工人存在矛盾，而且通过工资，还说明了地主与资本家存在矛盾，因为利润减少，是由于谷价上涨、工资上升造成的。他还认为地主与工人也有矛盾，因为谷价上涨，“地主的生活状况总会提高”，而工人的生活却要恶化。可见，他的分配学说的功绩，就是揭示并说明了阶级之间的经济对立根源。所以美国庸俗经济学家凯里曾经愤怒地“给李嘉图加上了共产主义之父的罪名”。
不过，他在分析利润下降时，只考察了工资和利润对立的数量关系，并没有考察剩余价值的起源，不可能认识剩余价值的本质，必然把剩余价值与利润混同，而且他根本不知道，利润率下降的真正原因，不是谷价上涨，工资上升。利润下降，而是生产力的发展，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他更不知道，利润率下降表明了生产力的发展受到了限制。“这种特有的限制证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局限性和它的仅仅历史的、过渡的性质”。①
李嘉图的一生主要从事商业活动，研究经济问题，以古典学派的伟大代表而闻名于世。他在政治经济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不但进一步发展了斯密的学说，而且为马克思创立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奠定了基础。
李嘉图作为政治经济学家，从他发表处女作到逝世为止，只有14年，时间虽短，贡献却大。这有种种原因：首先，他生活在资本主义初期，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地主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英国已开始产业革命，兴办工厂，工人增多，谷物需要增加。可是地主反对自由贸易，主张实行谷物法，禁止谷物输入，引起谷价上涨。兼之银行又滥发纸币，以及拿破仑战争的影响引起价格波动。当时社会提出了是否废除谷物法、实行自由贸易、物价上涨的原因及其后果等问题，李嘉图适应时代的需要，在这些争论问题上，为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进行辩护。
其次，他对政治经济学能够作出贡献，还有种种有利条件。他有富裕的生活，为他的研究工作提供了物质条件;他有经营金融事业的经验，能联系实际阐述现实问题;他有很多朋友、老师、学生都是政治经济学家，并成立学会，经常讨论，切磋琢磨，互相促进;他还有科学态度，热爱真理，能及时纠正错误。正是这些主客观原因，使李嘉图成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杰出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