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里斯托·鲍特夫(Христо Ботев，1848—1876)，保加利亚杰出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和著名的诗人。
1848年12月25日(旧历)，鲍特夫出生在巴尔干山下卡洛费尔小镇一位著名教师波丘·佩特科夫的家里。他自幼跟着父亲读书，15岁到俄国求学。1863年秋，鲍特夫来到敖得萨，进入第二中学，不过并没有毕业。鲍特夫在学习期间，由于受到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等人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并同俄国革命者以及当时被沙俄当局拘禁在这里的波兰1863年起义参加者建立了联系，因而于1865年被开除学籍。
1867年春，鲍特夫回到故乡卡洛费尔镇。他一面代替年迈多病的父亲教学，一面深入贫苦农民中间，了解情况，宣传革命道理。他富有激情的演说，在劳苦大众心中点燃了反抗土耳其奴役的烈火。1867年，在纪念斯拉夫文字创始人基里尔和麦托迪的群众大会上，鲍特夫发表了慷慨激昂的革命演讲，猛烈抨击土耳其统治者的保加利亚帮凶“乔尔巴吉亚”①，有力地批驳了保加利亚启蒙学者“教育救国”的幻想，号召人民起来反对土耳其的军事封建专制制度。由于这次演讲，遭到了土耳其当局的迫害，鲍特夫不得不于同年秋天离开祖国，前往当时保加利亚侨民革命活动的中心——布加勒斯特。
在罗马尼亚，鲍特夫饱尝了苦难生活的折磨。为了糊口度日，他一度进入一家印刷厂当学徒，还请求罗马尼亚文化大臣准许他为侨居罗马尼亚的保加利亚人开办学校。艰难的生活丝毫也没有动摇他的战斗意志，鲍特夫在给他朋友的信中坚定地表示：“我没有失掉勇气，也没有背叛自己的忠实诺言。”
这时，鲍特夫同其他侨居罗马尼亚的同胞一起积极展开了革命活动。他孜孜不倦地创办侨民的革命刊物。在当印刷工人时，他就协助出版《多瑙河曙光报》，并经常为《鼓报》撰稿。1869年，他同另一位保加利亚革命者卡拉维洛夫合作，先后主办了保加利亚侨民的革命组织中央委员会的机关刊物：《自由报》和《独立报》。1871年，他自己创办了《保加利亚侨民之声报》。1873年，他出版了讽刺性的报纸《闹钟》。在这些报纸上，鲍特夫写了许多政论性文章、报导和诗歌等，从理论上阐述和宣传保加利亚民族解放运动。1874年，《独立报》停刊后，保加利亚革命中央委员会已没有自己的机关报了，鲍特夫又主编了《旗帜报》，继续进行革命宣传。鲍特夫创办和参加编辑的所有报纸，都成了革命活动家的讲坛和动员人民群众战斗的舆论工具。
在鲍特夫主办的《旗帜报》周围迅速聚集了一批革命力量。1875年4月经国内外革命组织代表的选举，鲍特夫被正式选入新的中央委员会。鲍特夫成了保加利亚人民革命运动的领袖之一。
鲍特夫在一系列问题上，都充分表达了他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他首先激烈反对土耳其封建制度对保加利亚的奴役，指出对于保加利亚来说，摆脱土耳其封建统治和民族压迫的唯一出路，是“人民大众的革命，刻不容缓的革命和无所畏惧的革命”。
鲍特夫深信：保加利亚人民完全有力量来解放自己。他利用报刊和各种机会不断批评自由派的错误理论。这些自由派认为人民需要教育、学校和书籍，只有在他们的文化水平提高后才可考虑争取政治独立。他质问道，在存在着残酷的专制主义条件下，“科学、知识、教育、启蒙等等空洞的字眼给了我们和能够给我们什么好处呢?!”鲍特夫还坚决反对这些人在俄国政府的唆使下鼓吹的所谓“二元制”，即在土耳其帝国范围内实行保加利亚行政自治而保留苏丹对保加利亚人民的权力。
鲍特夫看到，巴尔干各被压迫民族与保加利亚人民具有同样的遭遇和命运。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敌人——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只有这些民族联合起来，结成联盟，才能使自己摆脱异族压迫和无权地位。因而，他赞同建立巴尔干联邦共和国的口号;同时认为，只有在巴尔干各国民主力量取得胜利后，各民族间才有可能建立牢固的联邦共和国。他写道：“只有人民之间明智的兄弟联盟才能消灭人类的痛苦、贫困和寄生虫，只有这个联盟才能产生人间真正的自由、博爱、平等和幸福”。
鲍特夫清醒地看到，沙皇俄国和西欧列强英、法、奥匈等国也是巴尔干各民族获得彻底解放的敌人。这些大国有的竭力想维持巴尔干地区的“均势”，保全土耳其帝国的和平与安宁，有的则阴谋策划瓜分土耳其帝国的“遗产”，“把拉雅①时而分给这个国家，时而分给那个国家”。鲍特夫愤怒抨击这些大国在巴尔干和近东推行的侵略扩张政策。
鲍特夫还向往社会主义，幻想在保加利亚建立这种社会制度。他提出了保加利亚可以超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思想。他把保加利亚人民的古老传统，他们的大家族及村社、手工业行会、文化团体都看成是保加利亚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最初萌芽。鲍特夫非常重视农民的作用。他甚至认为农民也是保加利亚条件下的工人阶级，是革命的主要力量。事实上，当时在保加利亚尚未形成工业无产阶级，人民面临的主要任务是摆脱土耳其奴役的民族革命。鲍特夫之所以不了解工人阶级肩负的历史使命，是由于当时保加利亚在经济上所处的落后状态决定的。这种历史的局限性使他不可能具有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最终导致空想社会主义。尽管如此，鲍特夫为保加利亚的社会解放和民族解放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在鲍特夫生活的最后几年里，他在布加勒斯特参加了马克思《资本论》学习小组的活动。这对他的思想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精辟分析，及其阶级斗争理论，极大地鼓舞了这位民族解放运动的首领。他在一篇文章中积极支持马克思所创立的第一国际，热烈祝贺巴黎公社所取得的辉煌胜利。他满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写道：“我主张团结一致的光辉灿烂的共产主义，主张对社会的种种弊端进行矫正。我期待着各民族的奋起，期待着全世界共产主义的未来。”
鲍特夫不仅是保加利亚民族解放运动的杰出代表，而且是保加利亚当时最卓越的诗人。他的诗歌留下的虽然只有20首，但在保加利亚文学和十九世纪的东欧文学史上均占有重要的地位。
鲍特夫认识到诗歌、艺术和科学必须为人民的利益服务，为人民的斗争服务，使它们成为人民手中强大的思想武器。他写道：“……科学、文学、诗歌、新闻工作，总之，一切精神工作必须具有政治宣传的性质，也就是说必须适应人民的生活、愿望和需要，不应当为科学而科学，为艺术而艺术，……。”
鲍特夫从事诗歌创作的年代，正是保加利亚人民反对土耳其奴役、争取祖国独立的年代。诗人对祖国的热爱和对敌人的憎恨，通过对家庭、父母和亲人纯朴的感情以及对他们的遭遇的同情表露出来。
为了鼓舞人民的斗志，解放祖国大地，鲍特夫特别以巨大的热情歌颂为革命献身的英雄。他告诉革命者，为自由而倒下的人是永生的。诗人写道：
“在争取自由的战斗里倒下的人，
永生不死：大地、天空、猛兽、自然，
都要为他哀悼，
歌手们也要唱歌颂赞他……”诗人是这样写的。也是这样做的。鲍特夫以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亲身参加了反对土耳其的战斗。
1875年夏，黑塞哥维那和波斯尼亚爆发了反土耳其起义，为保加利亚革命运动创造了有利的形势。鲍特夫立即投入了国内全民起义的准备工作。他前往敖得萨，向那里的保加利亚侨民募捐款项，收集武器，并劝说在俄国军队中服役的保加利亚军官辞职回国，在起义中担任指挥官。
但是，这次大起义计划未能实现。全国各地只有旧扎果腊一地发生了为时不久的小规模群众暴动，很快被土耳其当局镇压下去了。起义的失利，使设在布加勒斯特的保加利亚中央委员会中发生了激烈的争论。鲍特夫主张依靠国内革命组织和广大人民群众，毫不妥协地反对温和派活动家把保加利亚起义纳入大国或邻国资产阶级政府民族主义政策的轨道。由于意见分歧，鲍特夫毅然于1875年9月30日辞去了中央委员会的工作。
鲍特夫的辞职并不意味着他放弃革命活动，断绝同革命运动的关系。相反，他时刻都在关注革命形势的发展，准备为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自己的一切。
1875年年底，鲍特夫的战友、激进派革命者在罗马尼亚的朱尔朱城集会，建立了新的中央委员会。会议制订了新的起义计划，并将此事通知了鲍特夫。鲍特夫得知起义计划后，精神振奋，决心参加人民的解放斗争。他在当时的一封信中说：“我愿把自己的双手作铁锤，把自己的皮肤作战鼓，把自己的脑袋作炸弹，同斯帕希①战斗到底。”
1876年，保加利亚爆发了反土耳其的四月武装起义。鲍特夫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创办了《新保加利亚报》，并于1876年5月1日发表了《致保加利亚人民书》，号召他们团结起来同土耳其统治者展开最后的斗争。
这时，鲍特夫在罗马尼亚组织和训练的武装支队人数已达200人。鲍特夫决定亲自率领支队迅速投入战斗。他仿效意大利和波兰的革命者，利用外国船只沿多瑙河南下。按照事先拟订的计划，鲍特夫和支队部分战士用木箱包装了武器和军服，伪装成保加利亚出国的“蔬菜种植工”，于1876年5月16日从朱尔朱港乘坐奥地利轮船“拉杰茨基”号出发;其余支队成员则分批从沿途各港口登船汇合。航途中，鲍特夫一声令下，“种植工”们个个身着军服，手持武器，一举夺取了该船，迫使船长在保加利亚的科兹卢杜伊村附近靠了岸。次日，鲍特夫率领支队从这里踏上了祖国的土地，向弗拉查地区进发。
由于弗拉查区没有宣布起义，土耳其当局得以集中兵力对付这个孤军作战的支队。鲍特夫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战斗中显示出自己的军事才能。他亲自指挥部队，多次击退了土耳其人的袭击，占领了卡马腊、库彭、奥科耳奇察等高地。
鲍特夫支队的胜利，有力地鼓舞了国内其他地区起义人民的斗争，使土耳其当局非常惊恐。6月2日，土耳其增派了大批援兵。严重的战斗时刻来到了。鲍特夫带领部分支队战士同土耳其地方武装和正规军直接交锋，由于寡不敌众，战斗一开始，鲍特夫即饮弹牺牲，实现了他以身殉国的夙愿。
鲍特夫短暂而英勇的一生，为保加利亚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史谱写了光辉的一页。保加利亚人民的伟大领袖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对鲍特夫战斗的一生作了高度的评价，称他“是上世纪保加利亚民族解放运动中最有才华和最有远见的领袖”，是“为人民解放和民族独立而斗争的天才诗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