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里亚·格里戈里耶维奇·爱伦堡(Илъя ГригорьевичЭренбург， 1891—1967)，苏联著名新闻记者、作家和社会活动家。

爱伦堡1891年1月14日出生在乌克兰基辅一个犹太族小康家庭，父亲是工程师。他5岁随父母迁居莫斯科。在莫斯科第一中学读书时，受1905年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影响，曾看了不少民粹派的小册子和马克思主义著作，积极参加学生罢课和群众集会，并于1906年加入社会民主工党的布尔什维克派(即后来的布尔什维克党)。革命失败后，爱伦堡和第一中学另两位党员一起于1908年1月被沙皇政府的宪兵逮捕，并被关押在单身牢房候审。后经家庭周旋保释出狱，离开莫斯科到了乌克兰的波尔塔瓦，想继续从事地下活动，但因密探跟踪甚紧，没有成功。这年12月，他只身流亡到了法国巴黎。在这里，他曾参加过在国外的党组织的一些集会和活动。在那些集会和活动中见到了列宁，昕过列宁讲话，并应邀到列宁的寓所作过客。爱伦堡同革命运动的联系本来比较表面。在此后的两年里，他经常跑博物馆，出入于巴黎五花八门的文艺沙龙，同文艺界的现代派文人接触频繁，交往越来越密切，自己也开始学习写诗、做文章，鼓吹“为艺术而艺术”。渐渐地，他的革命意志淡薄了，不但疏远了原来的革命同志，而且完全脱离了同党组织的关系。后来，他也没有再加入布尔什维克党的队伍。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打破了爱伦堡沉醉的那个“纯艺术”的迷梦，使他重新睁开眼睛看现实。面对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加剧，他感到苦闷，陷入怀疑和悲观主义。1915—1917年间，爱伦堡受聘担任莫斯科《俄罗斯晨报》和彼得格勒《市场新闻》驻巴黎的战地采访员;这是他时断时续长期新闻记者生涯的开始。在这几年里，他继续作诗，于1916年出版诗集《前夜的歌》，同时经常到法、德前线进行实地采访，根据大量耳闻目睹的事实材料，写了许多有关西欧战争情况的通讯和报导文章(后来汇编成集于1920年出版，题名《战争的面目》)。这些诗歌和通讯报导，一方面客观地反映出帝国主义战争的残酷性和破坏性，同时也表现了当时爱伦堡充满怀疑、感伤和绝望的病态心理。他认为旧世界将要灭亡，预感到一场大的社会变动即将来临，但又看不到制止这场“人类互相残杀”的可怕战争和改变世界的社会力量。从社会、哲学和政治观点来说，爱伦堡这时是一个和平主义者。

1917年2月，俄国又一次资产阶级革命爆发，结束了沙皇专制统治。当年7月，爱伦堡随同一批政治流亡者绕道英国和斯堪的那维亚半岛回到了祖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爱伦堡产生“新的希望”，曾在苏维埃政府的社会保障部、学龄前儿童教育处和剧场管理局等部门任职。但他的思想仍较复杂和矛盾。面对苏维埃政权最初几年激烈尖锐的阶级斗争形势和极度的经济困难，爱伦堡开始时的希望和热情很快就为怀疑和犹豫动摇所代替。这几年他出版的几本诗集，如《为俄罗斯祈祷》(1918)、《火》(1919)、《前夜》和《随想》(1921)、《毁灭性的爱》(1922)等，一方面表示欢迎“另一个伟大世纪”的诞生，另一方面又说自己“对当前的现实既欣喜若狂又惶惑恐惧”，并把革命称作“血腥的旋风”、“毁灭性的爱”等等。正如爱伦堡所承认的那样，他当时“并不理解革命，继续处在动摇和迷茫之中”。

1921年春，爱伦堡再度出国，先到比利时，后来又到巴黎和柏林。整个二十年代的大部分时间，他都作为苏联报刊记者，长期住在国外。在此期间，爱伦堡除写过一些关于西欧社会生活风貌的通讯报导外，主要从事文学活动，边研究文艺理论边搞创作。1921—1923年，他曾在《俄罗斯图书》和《新俄罗斯图书》两杂志发表评述当代俄国艺术的文章，1922年出版了《俄罗斯诗人肖像》和《毕竟仍在圈子里转》两本小册子。在这些评论文章和著作中，爱伦堡热衷于“结构主义”艺术，认为艺术家应该同社会生活保持一定距离，艺术创作的首要目的不在于反映生活而应该象建筑、桥梁和机器那样追求结构、线条、色彩的和谐、新奇和完美。爱伦堡在二十年代的文学创作，数量相当多，其中以长篇小说《胡里奥·胡列尼托及其门徒的奇遇》(1922)、《德·叶·托拉斯或欧洲毁灭的故事》(1923)和短篇小说《十三个烟斗》(1923)较为出名。据克鲁普斯卡娅的回忆，头一部长篇曾经得到列宁的肯定评价。这些小说都取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十月革命前后的欧洲和俄国现实，对资本主义世界的罪恶及资产阶级的道德文化，对苏维埃政权初期一部分人的市侩主义和某些干部的官僚主义等弊病作了揭露和讽刺;另一方面，革命队伍的严格纪律又被描绘成是对人及人的感情的生硬束缚，而所塑造的正面主人公，如胡里奥·胡列尼托竟是一个玩世不恭的怀疑主义者。他二十年代中后期发表的长篇小说《损公肥私者》(1925)和《在普罗多奇小巷里》(1927)曾力图反映新的苏联革命现实，但在肯定革命伟大过程的同时，又把新经济政策仅仅看作是对资本主义的消极让步。

总之，在十月革命前后和整个二十年代，爱伦堡的世界观是矛盾的，他对新的社会主义现实是犹豫、旁观的，对艺术和革命都带着明显的资产阶级偏见。

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随着苏联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前进，爱伦堡重新审查了自己的政治态度、社会哲学思想和文艺观点。 1930年他出版了《共同一致的战线》一书，对苏联政府决定解散带有强烈宗派主义色彩的文学团体“拉普”和筹备成立统一的全苏作家协会表示热烈支持。1931年，在周游西班牙、德国、法国和欧洲其它国家时，他敏锐地感觉到处于经济危机中的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法西斯主义的抬头，指出“法西斯开始起来了，一场暴风雨即刻来临”;于是，他决定自己“不再做”幻想家而“要成为一名战士站到战斗的队伍中去”。特别是1932年的一次回国，他曾到莫斯科——顿巴斯干线工程去访问，参观库兹涅茨克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其它建设工地，祖国一派朝气蓬勃、欣欣向荣的景象深深感动了他，大大加强了他对布尔什维克党的政策的认识，增强了他对苏维埃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心和热情。这样，通过对苏联和西欧两个完全不同世界的对比，爱伦堡的世界观发生了明显的转变;用他在自传中的话说，这个转变是“决定性的”。这几年里他创作的长篇小说《第二天》(1932)和中篇小说《一气干到底》(1935)一扫过去的犹豫旁观和资产阶级偏见，满腔热忱地歌颂了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新人新事新思想，被公认为属于三十年代优秀作品之列。

1936年西班牙发生内战。从这一年起，爱伦堡担任苏联政府机关刊物《消息报》记者，一边在战火纷飞的各地进行采访，一边给西班牙人民放映苏联革命影片《夏伯阳》和《我们来自喀琅施塔特》等鼓舞他们的斗志。当时他接连出版《我的口粮》、《我的巴黎》和《西班牙》等几本通讯特写集，及时揭露了欧洲各国反动势力的猖獗和西班牙事件的真相，为动员全世界人民奋起支援西班牙人民的正义事业起了一定的作用。

此外，从三十年代后半期起，爱伦堡还作为一名反法西斯社会活动家奔波在欧洲各国。1935年和1937年，他代表苏联作家和新闻工作者先后两次出席国际保卫文化大会。和毕加索、巴比塞及我国的肖三等世界上许多文化名人一起，愤怒谴责法西斯及其战争阴谋，号召保卫欧洲和人类进步文化。

1939年，爱伦堡在巴黎曾被法国宪兵怀疑同德国希特勒当局有联系而遭逮捕。不久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在法西斯侵略军占领法国的前夕，经苏联政府代表的交涉，他获释回到了莫斯科。

反法西斯卫国战争及战后初年，是爱伦堡政治热情高涨的时期。正是在这前前后后大约十多年的时间里，他在新闻工作、文学创作和社会活动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重大的成绩，赢得了世界性的广泛声誉。

首先是作为一名新闻记者，爱伦堡从1941年6月22日德军入侵苏联的那一天起，始终和苏联红军一起战斗在反侵略斗争的最前线。随着战争的进程，他的足迹遍及苏联的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列宁格勒和莫斯科各地，最后还到了德国，亲眼看到法西斯的巢穴——柏林被攻克的情形。他冒着生命的危险，进行采访，编写新闻。整个战争期间，《真理报》、《消息报》、《红星报》等苏联许多大小报纸及广播电台，几乎每天都发表和广播爱伦堡写的充满战斗精神的政论文章或通讯特写，这些文章后来汇集成书，题名《战争》。

在战争及战后初年，爱伦堡利用紧张激烈的战斗间隙，积极从事自己心爱的文学创作。在此期间发表的《巴黎的陷落》(1941)、《暴风雨》(1947)和《九级浪》(1954)等三部著名长篇小说，前两部曾分别获得1942年和1948年的斯大林奖金。《巴黎的陷落》取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初阶段，揭示了1939年资产阶级的法国被德国希特勒侵略者战败的政治、历史和社会道德原因。《暴风雨》展现了法国、苏联和德国人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经过艰苦斗争共同埋葬法西斯侵略者的历程。《九级浪》写的是战后世界的政治风云。其缺点是未能充分反映各国人民的觉醒。

爱伦堡自三十年代以来，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多方面卓有成效的活动，受到当时苏联党和政府的重视，得到国际上进步人士的承认。在国内，他当选为第三、四届最高苏维埃代表;在国际上，他被推举为世界和平理事会副主席。战后初期，他经常出国访问，除欧洲外还到过美国、加拿大、智利、阿根廷、日本、印度和中国。

爱伦堡年事渐高后大部分时间住在莫斯科从事著述。随着苏联党和政府领导人的更迭，政治路线和一些具体政策的明显变化，他的思想又变得比较复杂。在《谈作家的工作》(1953)、《艺术的规律》(1959)和《重读契诃夫……》(1960)等一系列论文中，他正确地批评过去苏联文艺领导工作中行政干预过多，强调尊重艺术规律的重要性，同时却忽视世界观和先进思想在艺术家创作中的作用。在《法兰西札记》(1960)等著作中，他把印象主义等一些欧洲当代新的艺术流派第一次具体介绍到苏联，开了读者的眼界，同时又对某些现代派艺术不加分析地加以吹捧。在中篇小说《解冻》(1954——1956)里，他较早集中揭示了苏联社会多方面严重存在的官僚主义等弊病，同时流露出感伤的情调，这部小说被西方评论界称为苏联文学中以暴露为主的“解冻”时期的开端。

爱伦堡晚年最重要的著作，是总共六卷的“回忆录”《人·岁月·生活》(1960——1965)。全书二百多万字，夹叙夹议，内容十分广泛庞杂。作者不仅写了自己个人，而且写了俄国1905年革命、1917年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写了第一、第二两次世界大战;不但写了苏联社会的复杂变迁，而且写了法国、西班牙、美国、印度和日本的某些方面;不但写了同他有着多年交往或深厚友谊的作家、艺术家、和平运动著名人士，而且写了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艾森豪威尔以及希特勒、墨索里尼等极不相同的政治人物。书中不乏生动的情节和有价值的材料，但对许多重要社会事件、生活现象和历史人物的评价往往流于片面，有时甚至十分错误和荒谬。例如对于斯大林，在正确指出他一些个人迷信的重要事实的同时，还攻击他是“历史的罪人”，实际上全盘否定了这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写到1953年他代表世界和平理事会来华给宋庆龄授国际和平奖金时，作者流露出对我国人民的浅薄的轻蔑态度。《人·岁月·生活》中许多错误的描写，曾经受到苏联国内外一些人的批评，后来爱伦堡不得不承认：“此书当然是极其主观的，我根本没有打算写一部时代的历史。它与其说是一部编年史，倒不如说是一部自白书更恰当些”。

1967年8月31日，爱伦堡在莫斯科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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