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孙中山（1866—1925），幼名帝象，学名文，字德明，号日新，后改号逸仙，旅居日本时曾化名中山樵，“中山”因而得名。广东香山（中山）人，革命家，中国国民党缔造者之一。1892年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赴檀香山成立兴中会，誓推翻清朝。1905年在日本成立中国同盟会，被推为总理。1911年辛亥革命后被十七省代表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40年，国民政府通令全国，赞扬孙氏“倡导国民革命，首创中华民国，更新政体，永奠邦基，谋世界之大同，求国际之平等”，尊称其为“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被中国国民党尊为“永远的总理”，中国共产党则称他为“革命先行者”。在中国大陆也有人称他为“现代中国之父”，而民间普遍称他为“中国国父”。

孙中山与辛亥革命

一、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同盟会派系

同盟会的前身是湖南华兴会（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等）、广东兴中会（孙中山、胡汉民、汪精卫等）以及浙江光复会（陶成章、蔡元培、秋瑾等）、湖北科学补习所等多个组织。由于同盟会实际上是一个松懈的反满联盟，所以参加同盟会的组织和个人并不都完全同意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对“平均地权”更表现出较大分歧。它的成员没有在同盟会纲领的基础上真正地统一和结合起来，只是在各自保留其政治观点的前提下，以“反满革命”为纽带才联系在一起的，这就埋藏着必然分化的隐患。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同盟会纲领明确提出了当时中国革命所面临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革命任务。在民族革命问题上，有的人抱着传统的“反满兴汉”的陈旧观念参加同盟会，以为只要推翻了清朝，“就是中国人（指汉人）做皇帝，他们也是欢迎的”，或者认为“只要能够排满，民族主义能够达到目的，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便自然跟着做去，没有别样枝节”。章太炎就是这部分人的代表。章太炎并不那么欣赏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在他看来，所谓共和、总统之类，只能在革命动乱时起某种“调剂”作用，所以他说“共和之名不足多，专制之名不足讳，任他人与之称号耳”，否认“共和”与“专制”之间有严格的区别。这些人是同盟会中的“一民主义”者，他们对孙中山极力倡导的民权主义、民生主义表示冷漠。

在同盟会中，有更多的人是幻想在中国建立一个纯粹西方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而赞同“反满”和拥护民权革命的，但对于同盟会纲领中以“平均地权”为内容的民生革命思想不感兴趣。宋教仁、胡汉民便是如此。宋教仁对于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的社会革命学说从来不赞一词，只说“今而后吾乃益知民族的革命与政治的革命不可不行于中国”。胡汉民因为不同意“平均地权”思想而与孙中山进行过激烈的争论。他们是同盟会中的“二民主义”者。只有孙中山和他的少数追随者如廖仲恺、朱执信等人才是同盟会三民主义纲领的真正服膺者。他们主张推翻清朝统治，不单因为它是一个满族人做皇帝的政府，而首先因为它是一个严重阻碍着中国社会进步和资本主义发展的桎梏，所以“就算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不仅如此，由于孙中山等人目击过西方国家里贫富悬殊和“社会革命其将不远”的现实，又初步接触到早期社会主义的思想学说，于是幻想用所谓“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办法，使中国成为不但能够“媲迹欧美”，而且能够避免资本主义流弊的理想国家。他们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真正代表。

政治上、思想上的分歧最终导致了组织上的涣散和分裂。同盟会在1907年一度分裂。孙中山因未经众议收受日本政府资助离开日本，招致章炳麟等对其进行莫须有的人身攻击，光复会退出。1908年陶成章公然在南洋恢复光复会的名义，与同盟会相对立。孙中山与汪精卫、胡汉民等于南洋另组总部。章、陶等人的分裂活动激起了有正义感的革命党人的愤恨，他们支持孙中山的领袖地位，维护了革命团结。黄兴就是能紧密联合同盟会的关键人物。

同盟会的分歧，除了实际的操作分歧，最根本的还是思想分歧。1907年4月（光绪三十三年三月），幸德秋水在《平民新闻》上发表文章，号召东洋各国的社会党联合起来，成立亚洲和亲会。章炳麟起笔旨为“反抗帝国主义，期使亚洲已失主权之民族各得独立”。中国方面参加者有章炳麟、张继、刘师培、何震、陈独秀、苏曼殊等，朝鲜方面参加者有赵素昂等，越南方面参加者有潘佩珠等，此外，还有菲律宾和印度的在日革命者。但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不革帝国主义的命，而且对帝国主义饱含希望。

1907年8月31日（农历七月二十三日），张继与刘师培发起组织“社会主义讲习会”，指责当时革命者“仅辨民族之异同，不复计民生之休戚”，表示要另辟道路，实行无政府革命。他们在其机关刊物《天义》上发文，主张建立“无中心”、“无畛域”、没有任何“在上之人”的社会。其理论核心是“均力主义”。刘师培设计了一个按年龄不同在各种行业中轮转的方案，这样人人就达到“完全平等”的境界了。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该刊持全盘否定态度，认为共和政体“不共不和”，“平均地权”和王莽改制一样愚蠢。1908年2月（光绪三十四年正月），刘师培夫妇回到东京，创办《衡报》，该报主张在中国建立“劳民协会”，以“运动农工为本位”，建立革命基础。该报特别强调“农民革命”，但坚决反对武装斗争，而以农民抗税和工人罢工作为主要斗争手段。

章炳麟、陶成章一度积极参加社会主义讲习会的活动。章炳麟在演说中宣称“无论君主立宪、民主立宪，均一无可采”，“国家之事业，是最鄙贱者”。他强烈批判资本主义文明，认为“愈文明之人愈恶”，“愈野蛮，其恶愈减”。他将无政府主义和佛教虚无主义结合起来，认为最高理想是“五无”，即无政府、无聚落、无人类、无众生、无世界。但在初级阶段，不妨设立共和政府。为了减轻政府祸害，必须：①均配土田，使耕者不为佃奴；②官立工场，使佣人得分赢利；③限制遗产继承，使富厚不传子孙；④解散议员，使政党不敢纳贿。章炳麟表示，如果没有这四项，君主立宪、民主立宪都不如实行专制。他有时甚至说：“立宪无益，盛唐专制之政，非不可以致礼。”

陶成章一向认为光复会早于同盟会成立，甚至对外宣传“光复会即为同盟会之原”。1910年2月（宣统二年正月），光复会在东京重建，以章炳麟为会长，陶成章为副会长。陶成章不满意同盟会所举行的历次武装起义，讥为“东放一把火，西撒一把沙”，既劳民伤财，又易于引起外人干涉，企图走渐进的“教育救国”道路。同月29日，章炳麟、陶成章等在东京创办《教育今语杂志》，作为光复会的机关通讯。该刊大部分文章用白话，即所谓“今语”写成。其宗旨为：“保存国故，振兴学艺，提倡平民普及教育。”

同盟会的分歧固然有孙中山个人的做事风格、经济等多种因素，最主要的是这群年轻人对中国发展道路的认识分歧。革命党人邹容、陈天华以死祷国的精神值得尊敬，同盟会革命党人曾经坚决驳斥保皇派“所谓革命必将造成内乱，招来瓜分”的谬论，热烈地讴歌革命，但是他们在国内没有思想根基，没有固定的经济支持，对外国抱有幻想。可以说，他们的信心只是建立在幻想之上。

二、“民主共和”与袁世凯称帝

1．对袁世凯的态度

以宋教仁、黄兴为代表的大多数同盟会革命党人希望利用袁世凯和他拥有的北洋武力来迫使清帝退位，以便结束革命。他们对袁世凯既抱有幻想又感到不安，天真地认为：“彼既是汉人，如有一线天良，决不能为满奴出力。若能夺得荫昌兵柄，与民军一致，我辈亦可利用。”害怕袁世凯像曾国藩打败太平天国那样搞垮革命，那时“如不能战胜他，我们不仅得不到整个中国，连现在光复的土地还会失去也未可知”。还有人被袁世凯吓昏了头，说“项城赞成共和则中国存，项城保持君主则中国亡，存亡中国之权悉系于项城之手”。早在孙中山回国前，南北议和订立五条草约，就有“先推翻清政府者为大总统”一条，孙、黄等人也在不同场合说过“袁能令中国为完全民国，决举为大统领”。三个月后，孙要让位于袁。

1912年9月13日，黄兴在给谭延闿的电文中说，自己与袁世凯晤谈两次，“均情意欣洽”。其实，不独黄兴，孙中山也是差不多。曾采访过孙中山的黄远生从1912年9月5日到10日一连发表四篇《记者眼中之孙中山》，其中他与孙中山有这样一番问答：

问：究竟先生对于袁总统之批评何如？

答：他是很有肩膀的、很喜欢办事的、民国现在很难得的这么一个人。

问：他的新知识、新思想，恐怕不够吧？

答：他是很清楚的，像他向来没有到过外国的人，能够这么清楚总算难得的。

问：他有野心没有？

答：那是没有的，他不承认共和则已，既已承认共和，若是一朝反悔，就将失信于天下，外国人也有不能答应的。除非他的兵不特能够打胜全国，并且能抵抗外国，才能办到。这是怎么能够的事情。况且现在已经号令不行于地方，他若改变宗旨，于他有什么利益呢？

直到1913年初，在“宋案”发生前道路传闻国民党要推黄兴为副总统或总统候选人，孙中山在日本还为袁“游说”。他表示自己已坚决辞去总统候选人，国民党人必推黄兴，但黄兴终必力辞，“此事终不能不烦袁世凯君”。

时人严复认为，袁世凯“忒多情，而不能以理法自胜耳”，“值此袁氏孤危戒惧之时，正可与之为约，公选稳健之人，修约法，损其政权，以为立宪之基础”，并且警告政界“项城此时一去，则天下必乱，而必至于覆亡”；袁世凯“固为一时之杰，然不过旧日帝制时，一才督抚耳，欲与列强君相抗衡，则太乏科哲知识，太无世界眼光，又其转移风俗，奠固邦基，呜呼！非其选尔”。

2．难以“共和”的民国

辛亥革命解决了民主问题，但是没有解决共和问题，即地方与中央的关系，从孙中山到袁世凯都显露无遗。孙、袁协商，终于有了成果，即那几条《协定内政大纲》。大纲里面关于国家政权的构建有很多问题没有触及；民权、宪法、军队、政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等问题没有深入涉及；中央财政、地方自治权力、经济私有与国有之间的问题都没有详细的目标和规划；清末地方自治的许多成果在《协定内政大纲》里面找不到。地方自治与中央宪法的关系，民国初期没有涉及。孙中山总统没有实际权力，各地封建势力不听从安排。与美国不同，美国是各地经济发展联系增强，需要统一，而中国是封建经济主导，没有统一的经济动力，靠各省交款给中央，而民国初年各省解款中断。黄兴进京，对袁世凯表示希望建立强有力的政府。袁世凯主政后，不断修改约法希望加强对地方的权力，但收效极小。

张謇认为，欲使各国承认临时政府，必先使临时政府有巩固的权力，政府权力巩固的象征有二，一是统一的军队，二是充裕的财政，而军队能否统一，全在财力的强弱。按他的预算，临时政府一年的军费需要5000万两，中央行政及外交经费至少需要3000万两，加上其他支出，一年的财政支出需2亿两；而岁入甚少，海关税仅3000万两，两淮盐税仅1000万两，除此无其他进项，外省除江苏、浙江、广东稍有盈余补贴中央财政外，其他各省尚且不能自足，中央财政每年赤字最少8000万两。

张謇提出了两条建议：“一、各省代表均集南京，请将以上约集项目，及每年所短八千万两，宣告各代表，询问自明年起，每省能担任若干万两，务必确实答复，……二、孙中山先生久在外洋，信誉素著，……能否于新政府成立后，担任募集外债一万万两或至少五千万两以上。”张謇的建议虽好，但没有一个省的代表肯作此承诺。各省不承担中央政府的财政，中央政府入不敷出，只能举债度日。至于他提出的让孙中山最少募集外债5000万两的请求，孙根本做不到。

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不规范、财政不统一，导致在经费的困窘中民主共和的体制优势发挥不出来。1912年1月3日，章炳麟正式脱离同盟会。他创办《大共和立报》，在发刊词中说：“专制非无良规，共和非无秕政。”1916年各地军阀对峙，各省的解款顽抗不交。1917年派款16个省，1919年到1921年只能控制三个省。派额最高为1915年，12个省上解54%的派款额。1918—1921年此项停止，并且摊派的指标逐减。1913年摊派32419元，到1921年摊派3660元。军费支出达37%～44%。1912年到1927年间更换33个财政总长，任职时间有的仅10天，有的为23天，梁启超较长，是4个月。

3．党权与国权之间

关于政权制度的构建问题也就是总统制和内阁制的选择问题，革命党人没有达成共识。宋教仁力主法国的内阁制，目标是内阁总理。孙中山力主美国总统制，孙中山的大总统制，17个省投票，16个省通过，直辖10部部长。南京临时政府是根据1911年12月3日各省代表会议制定的《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成立的，采用孙中山的总统制。孙中山认为内阁制“断非此非常时代所宜”。宋教仁主张内阁制，“内阁不善而可以更迭之，总统不善则无术更易之，如必欲更易之，必致摇动国本。此吾人不取总统制而取内阁制也”。孙中山让位之前，宋终于说服孙。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由议会选举中胜选的多数党组阁，总理及阁员还要交议会投票通过。黄兴、孙中山主张内阁政党。为了速成“国民党内阁”，他们去拉政府内阁成员入党。国民党成立时，唐绍仪提议请袁世凯入党，孙中山愿做介绍人，黄兴等也都表示赞同。黄兴进京与袁氏见面，再三表示要组织强有力的政府，需要有强有力的政党为后盾，他提出邀请全体国务人员都加入国民党。当黄兴劝袁世凯入党时，赵秉钧、梁士诒、范源濂、熊希龄等都表示赞成，反对者则认为袁氏不如自组一党。结果袁世凯未入党，但赵秉钧内阁的大部分国务人员加入了国民党。黄兴对此深感兴奋，以为大有助于民国前途。黄兴劝教育总长范源濂入党，谓：“此次鄙人北来，专为调和意见而来。尤以国务员一律加入国民党，为调和之先声，且符政党内阁之主张。”孙中山也在上海国民党欢迎会中赞扬此举说：“余出京时，邀国务员加入国民党之议始起。今阅报，国务员已加入本党。今日内阁已为国民党内阁，国民党与政府之调和可谓跻于成功，嗣后国民党同志当以全力赞助政府及袁总统。”党与国的关系不但没有界定清楚，反而以党、国合一为目标。

袁世凯誓死不做虚君，宋教仁拼命要做首相。袁氏挖宋教仁去做他的国务总理，宋不肯，他不想做总统制下的总理，而想做内阁制总理。可孙、黄都同意宋出任，宋一出任总理，“国民党内阁”就名至实归了。宋教仁真心组织政党，当时有100多个，有的说是300多个小党。宋教仁是当时国民党的实际领袖，是资产阶级议会制度和政党内阁的狂热鼓吹者。他精力旺盛，讲起话来听众掌声如潮，政敌听了很不舒服。他的国民党内阁和党派被袁世凯视为最露骨、最危险的政敌。袁送给宋50万两，宋不要，又给宋空头支票，宋退了回来。袁说：“不重用就杀之。”

在“国体”的摇摆下，袁世凯养敌、逼宫、摊牌。宋的被杀显然是袁世凯准备进一步向“共和”制度开刀和用武力消灭南方势力的信号。而宋教仁这个西方制度的盲目追求者直到临死还在默祷。宋教仁临死时交给袁大总统的遗愿：

北京袁大总统鉴：仁本夜乘沪宁车赴京，敬谒钧座。十时四十五分在车站突被奸人自背后施枪弹，由腰上部入腹下部，势必至死。穷思仁自受教以来，即束身自爱，虽寡过之未获，从未结怨于私人。清政不良，起任改革，亦重人道，守公理，不敢有毫权之见存。今国基未固，民福不增，遽尔撒手，死有余恨。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临死哀言，尚祈见纳。

宋教仁遭刺杀，二次革命风声鹤唳，袁世凯绝不打第一枪，最后李烈钧打了第一枪。袁氏修改共和政体，加强中央集权，外交上出现了西藏问题、蒙古问题。孙中山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袁世凯为取得胜利，签订了《二十一条》。两面的袁世凯自咎曰：“亡国之痛，即在目前。我负国民付托之重，决不为亡国之民。但国之兴，诸君与有责，国之亡，诸君亦与有责也。”

三、暗杀与革命

清朝末年，为了拯救民众于水火，革命党人十分重视暗杀手段，把政治暗杀作为武装斗争的一部分。他们认为，革命的方法主要有三种：一是宣传，二是起义，三是暗杀。革命与暗杀二者相辅并行。尤其是革命党人发动的武装起义屡遭挫败之后，他们更想孤注一掷，用暗杀手段直捣清政府的老巢，推动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

暗杀作为暴力革命的一种表达方式，在辛亥革命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据初步统计，清末总共发生了50多起暗杀事件，其中比较重大者达19次之多。如1900年史坚如谋刺两广总督德寿、1905年吴樾刺杀出洋的五大臣、1907年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1910年汪精卫谋刺摄政王载沣及彭家珍炸死宗社党魁良弼等。

清末革命党人暗杀活动一览表（1900—1911）①

（续上表）

辛亥时期慷慨赴死的革命义士，不是草莽武夫而是官宦少年和富家子弟，或是受教育程度比较高的热血青年。他们不是赳赳武士，而是羸弱文士，是接受了近代民主共和观念的知识分子，甚至很多是接受过海外教育的留洋学生。清末参与暗杀的革命党人，是20世纪初中国的风云人物。孙中山、黄兴、蔡元培、章太炎、陶成章、吴樾、陈独秀、汪精卫、徐锡麟、秋瑾、赵声、仇鳌、陈其美、陈炯明、刘师复、俞培伦、温生才、李沛基、张先培、黄之萌、杨禹昌、彭家珍等都曾经参与到清末暗杀风潮中。这些革命党人组建了许多专职暗杀的团体，策划了一系列震惊中外的刺杀事件。

1．刺杀的文化来源

侠士与尚武精神。游侠通常是在“强弱判而无力者危，贫富县而无赀者殆，贵贱分而无执者困，愚智辨而无知者伤”的时代诞生的特殊群体。古代的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信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驱，赴士之扼困，既已存亡死生矣”。到了近代，游侠精神已成为暗杀文化的宣传品。矢志于暗杀的人多标榜游侠精神，吴樾将名字改为孟侠，秋瑾也自号“鉴湖女侠”。在有关刺客的传记里也多记叙他们的共同品质是“好任侠”。他们呼唤的正是“誓捐一死，以少尽力于我同类，而剪除一仇敌”。革命党人将其与反对专制联系起来，“儒为专制所深资，侠则专制之劲敌”，“侠之不作，皆儒之为梗”。游侠精神作为暗杀理论基础之一在清末复兴。

晚清时期，军队风气废弛。中国士兵“不战而溃。枪声一交，则呼曰败矣，遂相率而大奔”。时人呼唤着尚武精神，他们主张，“士不武非善士，农不武非勤农，工不武非良工，商不武非豪商”，“父不以不武之子为其子，兄不以不武之弟为其弟，夫不以不武之妇为其妇，师不以不武之徒为其徒，友不以不武之友为其友，入而家庭，出而社会，始于个人，终于国家”。这种状况使革命派中许多人宁愿铤而走险，以暴力来唤醒国人，尤其是海外的留学生。他们认识到外人“恶侮辱，宁斗死”，而国人却“恶斗死，宁忍辱”。

近代外来变革思想的传入，对革命党人的影响很大。俄国“无政府主义”思潮是清末革命党人暗杀活动的重要思想背景。清末随着社会对外开放程度的日益扩大，国外的留学生身居异乡所感受到的中国“老大落后”面貌使其迫不及待，而将国外思潮作为拯救国家的救世良方。来自俄国的无政府主义为施行暗杀提供了巨大的理论支持和思想武器。革命党人对无政府主义提倡暗杀的热衷由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可见一斑。在《民报》所有57幅图画中，涉及无政府主义与暗杀的有20幅，占到35%之多。可见革命派受无政府主义影响而热心于暗杀的程度。《民报》二号图画载“虚无党女杰苏菲亚肖像”；三号图画刊有“无政府党首创者巴枯宁”、“炸清五大臣者吴樾”；四号图画中载有“露国拔苦总督拉加希芝被炸之真景”；六号图画有刺客“史坚如”像等。他们把曾国藩画作“蛇”，把左宗棠画作“羊”，将李鸿章画作“鱼”，而另一幅“现在汉奸之真像”中将三人画像的头颅分别砍下或劈开，象征着将其杀掉。前图与后图比较，反映了清末暗杀思潮之盛。革命派特别强调无政府主义的暗杀手段，“破坏的无政府党之运动有三：曰鼓吹，曰密交，曰暗杀”，“暴君污吏民不堪命，于是爆弹短铳为博浪之狙击，此第三法也”。

革命党人所有的暗杀行动，并没有说杀清恶吏，而只要杀尽满人，推倒清政权。《申报》当时登载了徐锡麟的供词：“满人妄想立宪便不能革命。我理想立宪是万万做不到的，革命是人人做得到的。……我只是拿定革命的宗旨，一旦乘机而起，杀尽满人，自然汉人强盛，再图立宪。”另外刊载了徐起事前书就的告示，附《杀例》：遇满人皆杀；遇汉奸皆杀；不听命者皆杀；私自逃逸者皆杀；扰害平民者杀。吴樾以造就暗杀时代为职志，选择对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大臣出手，要用暴力行动阻止清政府的立宪尝试，其隐秘心理从他自己的一段话中已透露无遗：“但愿满人多桀纣，不愿见尧舜。满洲果有圣人，革命难矣。”实行宪政将会大大加固政治和社会秩序的稳定性，这对想要夺取政权的革命党来说，当然不是福音。

2．刺杀对民国初期的影响

清末革命党人的暗杀风潮直到民国初年仍然影响时局发展。袁世凯刺杀宋教仁看似失范，但是革命后的暗杀并非自袁世凯始。如陶成章被刺案，以及后来的陈其美被刺案、廖仲恺被刺案等。上海陈其美等人遇刺是因为不能遵从民主选举的结果，对陶成章的暗杀则是革命党人内部互相残杀的开始。民国民主和法制的努力已经遭到了破坏。宋教仁案件交给法律解决的方案不可能有效，最终只能付诸武力。各地的秘密会党首领在革命后很多被用非法律手段处死。如广州陈炯明将三合会敢死队的领袖石锦泉从虎门诱捕回广州处决；进攻惠军王和顺部，使部队解散，打死数千人，并悬赏5000元捉拿王和顺；以绥靖为名，杀死潮州起义的领导者许雪秋、陈涌波等人；大浦三合会的首领阿拱被陈派兵逮捕杀害。孙中山于1912年3月19日任南京临时大总统时致电陈炯明称“贵都督坚强不挠，办理尤合机宜，民害之除，社会之兴”，并发表《通告粤中父老兄弟书》称王和顺辈包藏祸心，图谋不轨，同时支持李烈钧和云南唐继尧的铁血政策。孙中山的纵容使后来的廖仲恺等人相继遭到自己同志的刺杀。

革命党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民治的国家，民治的保障是法制。铁血政策使民国法律的价值丧失，给袁世凯提供了机会，张宗昌被40万元收买，刺杀革命党骨干陈其美，1916年5月18日陈又被暗杀。王和顺出于对陈炯明的愤恨，加入袁世凯的队伍，瓦解广东陆军。支持秋瑾起义的王金发于1914年被袁世凯收买，以逮捕讨袁的蒋介石。1915年6月王金发被处决。民国法律是政治技巧也是点缀，给蒋介石政府的刺杀留下了参照。

四、从“梁济之死”看辛亥革命

梁济，1858年生，字巨川，是梁漱溟的父亲。27岁中举，40岁时才踏上仕途，清末民初先后做过教谕、内阁中书、民政部主事等官职。1902年，为了开启民智，梁济创办了北京的第一份白话报纸《京话日报》。他是一个以自杀谴责民国道德沦丧的儒者。

1．梁济之死

辛亥革命之后，围绕专权与复辟，中国经历了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1918年5月20日孙中山离开广州去上海，宣告了护法运动的失败。6月15日，南北两军终于坐在一起并宣布罢战休兵。政坛上依然烟云不断，1918年9月4日安福国会选举徐世昌为大总统。外交上，中国依然败北，除了更多借款之外，9月24日日本完全取代了德国在山东的权利。同时，中国社会兴起了另一种力量，1915年陈独秀创办了《新青年》杂志，标志着新文化运动兴起，宣扬科学与民主，反对孔学和旧道德。1918年5月鲁迅发表了《狂人日记》，1918年7月李大钊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一文。同年的11月10日清晨，一个叫梁济的儒者，留下一篇《敬告世人书》，在积水潭投湖自尽。此时，距离他的六十大寿只剩下四天。他说，他对这个民国失望到了极致。梁济的死，是近代中国最意味深长的转型事件。

（1）“此身之死，系为清朝而死”

梁济说：“中国每个朝代灭亡都有人或许多人为之殉，清亡无一人殉，这在历史上是可耻的，既然如此，我来做这件事。”他绝非反对共和，而且极赞成共和，因民国辜负清廷逊让之心，不实行共和爱民之政，故愤慨而死。在梁济心目中，“中华改为民主共和，系由清廷禅授而来，此寰球各国所共闻，千百年历史上不能磨灭者也”。因为“当时清廷兵力非不能战，只以不忍民生涂炭，故不惜牺牲大位，以统治权移转于民国，原谓此为最良政体，俾国人民共得乂安也。观辛亥冬与南方磋商数十次，皆不忍九夏沸腾、人民痛苦之语，历次诏书具在，即辛亥十二月廿五日最末之诏书亦谆谆属望大小臣工共以民生为重，齐心努力佐成民国之太平”。

梁济作为清朝遗民，有责任看看禅让后的国家，所以没有在1911年去死。“壬子癸丑年，余有殉清之心，而念我旧君既以成立最良之民国为心，凡我大小臣工皆当共体此心。”梁济选择在1918年去死，“辛亥壬子之间余固欲死矣，然彼时若死，则纯然为清朝亡国，目的太小；且旧君以政权移转民国，深望民国能善治。余尚未观察明白民国是何景象，余心所欲告世人之言亦未说明，万不容糊糊涂涂牺牲此身。现在都清楚了，今日死之题目曰：辜负清廷禅让之心，不实行共和爱民之政”。民国辜负了清廷禅让的美意，没有实行“共和爱民之政”，清廷的禅让失去了它的历史价值。

梁济的死是为了清朝，其实也是为了共和。他不是帝制的拥趸，自始至终他都对袁世凯表示出极大的蔑视，尤其反对他称帝的阴谋；1917年张勋入京复辟，梁济写了好几封长信劝说张勋放弃复辟的计划。然而共和进行到第七个年头时，遍地狼烟，政局混乱，满眼皆是道德的沦丧，梁济对共和彻底丧失了期望。

（2）“国性不存，我生何用”

梁济说：“殉清，其实非以清朝为本位，而以幼年所学为本位，吾国数千年先圣之诗礼纲常，吾家先祖父先父母之遗传与教训，幼年所闻对于世道有责任为主义，此主义深印于吾脑中，即以此主义为本位，故不容不殉。”又说：“国性不存，我生何用？国性存否，虽非我一人之责，然我既见到国性不存，国将不国，必自我一人先殉之，而后唤起国人共知国性为立国之必要。”梁济当然也承认，风俗的败坏并不是从民国开始的，早在清末就已然如此。但梁济对一个崭新的民国，是抱有强烈的期待的，“若民国有人提倡正义，注重民生，渐渐向好处做去，则世道有人补救维持，不至于黑暗灭绝”，但现实无情地粉碎了他的期望，“奈民国以来，专尚诡谋，不由正义，自上下下，全国风行，将使天理民彝丧失净尽，至全国人不知信义为何物”。如此，梁济觉得自己只好去死，希望通过自己的死，“唤新国之人尚正义而贱诡谋，然后旧国性保存一二”；故而，梁济又如此重新定义自己的死：“虽可以谓之殉清，亦可以谓之殉中国。”

虽然梁济在遗书中不断谴责民国的政治败坏和道德沦丧，但总体看来，梁济自己也没能找到国人道德沦丧的根源。《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早在1913年就已经看到了梁济在1918年所看到的一切，杜氏说：“今日吾国之社会中，亟亟焉为生存欲所迫，皇皇焉为竞争心所趋，几有不可终日之势。物欲昌炽、理性梏亡，中华民国之国家，行将变成动物之薮泽矣。”杜氏认为：把中国从礼仪之邦变成“动物之薮泽”的，就是这种“社会达尔文唯物主义”。杜氏在1913年悲观地预测道：“物质竞争之社会中，而欲构成真正之共和国家，发生真正之立宪政治，吾知其决无是理也。”

2．辛亥革命的“硬伤”与百年乱象

辛亥革命的早产，使革命遗留问题复杂化。从同盟会的组织、构建、纲领和领导力来看，同盟会本身还不够成熟。最基本的是他们对政权的构建问题还没有考虑清楚，革命就爆发了。辛亥革命是革命党、新军和保路运动联合作用的结果。革命党是新的知识分子领导的，新军是清政府新政培育出来的，保路运动是清政府收归国有的失策造成的。辛亥革命是历史的选择，不是孙中山等不安分的新知识分子的单独选择。孙中山的功绩在于选择革命道路，加速清朝灭亡。辛亥革命成功时孙中山还在美国打工。武昌起义后的第二天，孙中山才在美国获得喜讯。孙中山当时的兴奋和喜悦是可以理解的，他认为“近日中国之事，真是泱泱大国之风，从此列强必当刮目相见”，“今后之策，只有各省同德同心，协力于建设，则吾党所持民权民生之目的，指日可达矣”。帝国主义与“共和”两个问题没有解决，民生问题就很难通过改革解决。这两点是辛亥革命的硬伤，影响了近代中国百年政局。

由于体制方面总统制与内阁制的冲突，地方分权与中央集权的矛盾，会党目标与革命目标的冲突，立宪派与同盟会的利益冲突，再加上辛亥革命没有进行利益的再分配，造成革命后更加混乱。会党领袖不能转变为政党领袖，也不能变为官员，会党的成员没有解决生计问题。遣散30万军队，需要军费300万元，军费不足造成兵变不断，补充的军队良莠不分，囚犯入伍，兵饷困难。1911年12月2日革命党攻下南京，1912年4月南京发生兵变，士兵经常抢劫，商民损失20余万元，1911年苏州一家典当行损失22万元。光复会与同盟会的冲突又一次显现出来，光复会的陶成章被同盟会的陈其美刺杀而死。革命党政权不可能顺利进入建设时期。

百年乱象与辛亥革命有关，孙中山不可能承担全部责任。知识分子在革命的道路上继续走向了过激，对传统文化全部抛弃，而孙中山并不主张抛弃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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